由于我曾对非洲进行过考察，人们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大部分人在谈到非洲时，讲述了太多的混乱与落后，那些说法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们对于非洲的投资和帮助是有意义的吗？

我的回答却出乎他们的意料：那些说法大都是真的，但它们只代表了非洲刚刚过去的一个阶段，而如今非洲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的大门口。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国际上世界对于一个国家的认知总是滞后十几年的时间。最早面对这个问题的国家是日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已经变得富裕，但世界以为它还停留在二战的水平;到了八十年代末，世界终于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强国，但此刻的它其实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同样地，十年前人们以为中国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水平，谈起中国还认为它是一个基础设施落后、大多数人都很贫穷的国家，但十年后的现在，一些人可能又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实力。

对于非洲，世界（包括我们）的认知也是落后的。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世界首先表现出欢欣鼓舞，甚至幻想它们一夜之间就会走向繁荣。然而事实却是冷冰冰的，非洲的许多国家不仅没有立刻取得发展，反而进入了衰退和混乱。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对于非洲的失望已经到了极点，特别是卢旺达大屠杀和刚果内战之后，许多人充满了悲观的情绪。但事实上，非洲的整体情况却开始出现好转，社会的稳定度也提高了。许多国家已经成功克服了最初的混乱，进入了发展时期，只是这时的世界還没有反应过来罢了。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那些关于非洲混乱的说法是真的，即便现在许多地区还不时发生冲突，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却已经显现出有生机的一面。

客观地说，因为整个大陆都是从殖民地转化而来，殖民地时期遗留的各种不均衡必然导致新独立的国家困难重重，这些困难大多需要数十年时间去克服。非洲人的问题更多是殖民体制造成的，这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至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帮助，当一些人还在探讨意义时，事实上，那些已经嗅到了机会的商人却早已做出了选择。我在非洲碰到了大量的中国商人，他们虽然有不少来自国企，但更加灵活的私企也早已在非洲布局。他们出现在非洲的各个行业，除采矿、建筑等传统工业之外，甚至连农业领域都活跃着中国人的身影。比如，我就碰到过到赞比亚去租地的中国人，由于土地便宜，完全可以利用非洲的土地来缓解国内土地的缺乏状况。非洲的面积是中国的三倍，但人口却比中国还少，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土地和资源都还没有达到最大产能，聪明的商人早已先于我这样笨拙的研究者做出了选择。

殖民体制结束：熬过尝试期

非洲为什么会经历几十年的混乱？答案要追溯到非洲独立之初。

在世界范围内，如同中国这样自古以来就有统一传统和统一意识的国家只是少数，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是分裂时间远长于统一时间。这一点，在非洲反映得尤其明显。

在非洲地区，除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和突尼斯这四个国家一直以来有着统一的传统之外，其余国家的疆界都是在最近一百多年才形成的。

以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为例，在古代它实际上存在着数百个部落和民族，以及许多种宗教，北方是穆斯林区域，南方是原始信仰区域。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尼日利亚的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文化区域，它们之间虽然有着贸易关系，却从来没有在一个国家框架之下生活过。

直到欧洲人来后，他们才在漫长的殖民过程中，将尼日利亚诸多不同信仰、不同习俗的部落整合起来。但在整合还没有完成，政治机构还不稳定时，尼日利亚就在国际大势下匆忙地完成了独立。在这种情况之下，诸多的民族如何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如何保证？国家与民族、民族与个人的关系如何协调？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最终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摩擦时期。这种摩擦大多表现为在宪法框架之下的争斗，但有时也会演化成更加激烈的战争形式。只有在摩擦中，人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虽然这看上去残酷，却是非洲许多国家真实的命运。

可以说，非洲人最初几十年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而是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被决定了。而在我们看来，那混乱的年代只是他们学着自己掌握命运的过程。

由于在殖民地期间，非洲存在不同的宗主国，每一个国家整合的难易程度也就有所不同。其中英国人将每一个殖民地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允许它们拥有独立的议会机构和经济形态。这样，独立之后的这些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就可能遭受较少的颠簸。而法国人将每一个殖民地看成只是法兰西帝国的一个“器官”，它们没有权利独立生长，只能在帝国框架之内被指定发展某些门类，有的只种花生，有的只种可可。这些“器官”被设计成要依附于帝国，因此当它们争取到政治独立之后，要想真正达到经济独立，付出的代价就要更加巨大。至于比利时人所留下的烂摊子更是无解，日后，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大屠杀、刚果的内战，都要追溯到比利时人的统治。

当我们看到非洲的混乱时，不能不想到这种混乱背后的真实原因。从这个角度看，非洲只是一个受害者，它不得不忍受数十年的颠簸。

在我写的书里，我并没有回避非洲的混乱，但又要不时地提醒读者，几十年后的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稳定性已经得到了加强，进入了建设时期。这可以避免读者犯本文开头的错误，而能将非洲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地区。

非洲的混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领导人的雄心勃勃所带来的问题。当一个新国家建立后，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首先应该有的不是雄心壮志，而是尽量少骚扰民间，让民间经济得以自由发展。但独立之后的领导人往往采取大包大揽的经济政策，插手过多，希望通过政府的控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于是建立了一系列低效的政府企业，从而造成了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

第二种是领导人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过分地使用了武力，从而超出了社会能够承受的程度，最终出现了脆断的情况。

第三种是各地区或者各民族之间，因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引起了社会的分崩离析。

本书将这些状况都做了梳理，另外也仔细分析了混乱的原因，希望通过我的实际观察能让读者明白，长期以来非洲的命运并不是由其自身掌控的，而是受外界驱动的。

另外，人们感觉非洲冲突频发的另一个原因是非洲国家众多。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实在每一个时期，发生战乱的国家都是少数，大部分国家都处于较为平静的状态。但由于国家数量太多，而外界又不去区分具体的国家，只是将它们笼统当作非洲这个整体，于是，不管哪一个国家发生了问题，人们都以为是非洲整体发生了问题。长此以往，就好像非洲天天在打仗。事实上，在任何时段，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平静的。

即便到现在，非洲的冲突还是时有发生，但事实上，不管是它的频度还是烈度，都已经呈下降趋势。从这个角度看，非洲已经逐渐熬过了独立之后的余震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发展期。发展这个词，已经代替了混乱，成了非洲的关键词。

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意味着非洲最混乱时期的结束。卢旺达种族屠杀曾经被认为是非洲混乱的顶峰，但是屠杀发生的二十年后，卢旺达已经成了整个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经过了种族屠杀的卢旺达人摆脱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种族梦魇，新总统卡加梅也意识到，种族冲突虽然是个社会问题，但根子上还是个经济问题。只有经济大发展，才能让人民摆脱对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和愤怒，抛弃掉为了生存而引发的焦虑，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

卡加梅是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提倡者，他带领的卢旺达也走出了一条相似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卢旺达首都中心地区已经高楼林立，进入了建设时期。当初的流亡者已在国外生根发芽，积累了资金和技术，现在大都回到了国内参与建设。于是，这个曾经不稳定的火药桶，现在成了地区的稳定剂之一。

和卡加梅类似的新型领导人在非洲也形成了规模，世界也给了他们新的名号：新一代。

事实上，他们已经是第三代领导人。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由于知识结构缺陷，虽然可以带领人民闹革命，但却不懂得搞建设，导致非洲社会生活出现了衰退。第二代领导人大都是武力起家，受到的教育更少，导致了进一步的混乱。第三代领导人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于非洲问题也就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正是在这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非洲艰难地度过了独立初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

这一代领导人也是最务实的，他們知道自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试图什么都做，他们大都将目光投在了发展问题上。他们得出结论，要想让非洲迅速同时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阶段，精力更多要放在经济上。只有经济好了，人们才会对国家产生足够的向心力，不再分崩离析，只有到那时，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民主、自由，才有建立的基础。

这一代领导人大多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但又暂时软性冻结了这个制度。他们大都曾经力挽狂澜将国家从混乱中救出，但国家稳定的基础还不牢固，如果离开了他们的领导，国家可能再次陷入一定程度的争夺和混乱。正因为这样，延长他们的任期有很强的群众基础。

但这也蕴藏着新的风险，即他们死亡之后如何结束这种软性冻结。也许国家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的答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度过，但有的国家或许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混乱程度在降低，恶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比以前小多了。

我去观察非洲时，发现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虽然腐败、抢劫、盗窃、暴力时有发生，但大部分人已经有了安全的感觉，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稳定了。

在这种稳定之下，社会开始发展，人们开始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土耳其、摩洛哥、印度和中东的一些国家，甚至中国，都有着大批的非洲人存在，他们大都是去做生意的商人。在广州，在一位朋友的安排下，我曾经遇到了几个进货的非洲人，他们穿着从中国购买的服装，对我倾诉着他们对于中国的感激之情。中国的手机、电器等工业品都已经占据了非洲市场，它们价格低廉，质量也在逐渐提高。

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家，已经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加工业，而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则以商业立国。卢旺达这样的国家甚至想在高科技上做文章，抢占非洲的信息高地。

如果要从世界经济的梯度转移来考虑，非洲仍然处于最底层。二战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在逐渐转移的，在那些后进国家和地区中，首先得到发展的是日本。当日本发展已经定局，世界经济的梯度随即转向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作为下一个梯度接力了最近二十多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接下来，印度也进入了这一梯度，与东南亚一起开始接纳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产能。非洲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还无法与印度竞争，其发展虽已启动，但也许要等到二十年后，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才会更加显现。

之所以仍然处于发展的最底层，重要的原因除需要时间来彻底稳定政治之外，还有人才和知识积累、产业积聚等，而更重要的却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已经成了非洲绕不过去的缺陷。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第二大国，由于经历了太多的不幸，那儿的人们一直渴望着经济发展。最近由于政府发展低端制造业，大量的人有了工作。埃塞俄比亚周边是拥有石油资源的苏丹和南苏丹，以及更加富裕的肯尼亚，它们都可以大量吸纳埃塞俄比亚制造的产品，但条件是埃塞俄比亚的交通设施必须进行更新。

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对于交通的依赖的问题同样突出，但仅仅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依然无法解决。依靠西方的援助，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由于资金下拨得缓慢，也不能完全解决。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资金的进入的确可以帮助非洲发展。

但是，中国的援助是不是意味着非洲受益、中国损失呢？答案并非如此：在非洲受益的同时，中国也在双方贸易中获得了足够的利益。

当中美贸易战起，中国企业华为成了美国人相中的目标之一，但华为与当年的日本企业、法国企业，以及2018年的中兴，表现得都不一样。其余的企业大都低头认输，而华为却显得胸有成竹，不肯屈服。华为的底气何在？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对第三世界国家市场的占有率。

在十几年前，华为作为后来者，在国际电信市场上受到的歧视并不比现在少，当时的欧美市场大都采取了闭关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企业华为与中兴。中国企业突破欧美歧视的关键，在于首先在发展中国家开花。利用价格优势，华为和中兴（特别是华为）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锋，不管是在印度、南美、东南亚，还是在非洲，几乎总是能找到华为的身影。

在占领了發展中国家的市场，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后，华为才最终挤进了欧美市场，成了世界的主流产品之一。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华为必须在更早时就与西方企业竞争，其难度可能要大得多。

当贸易战发生后，也正是有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支撑，华为才有底气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不担心美国的封杀会断绝它的所有市场。如果不是这样，华为可能早已不得不妥协了。

更重要的是，华为因为其国际化路线成了中国企业向外走的黄埔军校。由于华为要求国内的管理层必须在某个时间段去驻外，这使得华为的员工大都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这一点，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具备的。

我在非洲考察时，也数次接触了华为和中兴的员工，了解到他们艰辛的同时，也增强了信心：中国对非洲的帮助和投资绝没有浪费，而是对于双方都有利。

在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对抗时，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产品的缓冲市场，有了它们，不仅是华为，中国的其他企业所受到的冲击也会小很多，出口压力也会削减。国内的媒体总是在讨论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却没有意识到，欧美之外的其他市场给中国提供了足够大的“气囊”，使中国能够在冲突中避免硬碰撞，不轻易屈服于发达国家的逼迫。

不可否认，投资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浪费，但这种浪费与跑到欧美花大量资金购买房产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

在考察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于非洲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西方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化时期，人们的关注点已经过渡到了环保、生活质量等议题;而另一方面，非洲还处于解决温饱时期，西方的援助将大量的后现代议题带入非洲，这显得过于超前。在某些地区，人还吃不饱饭时，西方的青年人却在号召人们保护动物，甚至为了动物，鼓励人们保持原始生活，不要修路，不要建设城市。

虽然动物需要保护，我却知道，一条柏油路对于一个急需融入世界的社会是多么珍贵！中国带给非洲的恰是其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中国制造的大量商品涌入非洲，对于当地的物价也是救命性的。在非洲的许多地方，中国、土耳其和印度制造的商品进入之前，非洲不得不将大量的农产品出口到欧洲，再进口昂贵的工业品，其中价格差别之大令人惊讶。中国产品的进入，导致工业品的价格在非洲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也让人们享受了更多的物质文明。

与此同时，印度廉价医药的进入，也让非洲人的寿命大幅度提高。在印度之前，西方虽然援助了不少药品给非洲，但非洲药品的价格仍然居高不下，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印度的廉价药品以市场的方式进入，才将药价彻底降了下来，普通人也可以买得起药了，这相当于完成了一次非洲版的医药革命。

我们了解非洲吗？

非洲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市场，中国是非洲发展的重要投资方。这种互利的关系是否能促进双方的了解呢？

不幸的是，虽然非洲对中国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以中国为榜样发展经济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但中国人对于非洲的了解却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这又应了我在本文开头的观点：人们对于外国的认识总是滞后的。

至今，大部分中国人对于非洲的印象无非以下几种。

有的人认为整个非洲是一片黑暗的大陆，充满了无序、混乱和战争。这个印象是错误的，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和平的，而混乱更多是在二三十年前，现在已经进入了相对的平静期和发展期。

有的人将非洲渲染成一片充满了原始趣味的猎奇地。事实上，非洲人虽然仍很贫穷，但他们也在追求现代化，他们希望人们帮助他们脱离原始，走入现代。

有的人将非洲的动物看得比人还重要，这大都是受到了西方环保主义者的影响。人们不应该为了动物而牺牲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是应该在尽量保护动物的同时，更注重人的发展。

有的人完全以歧视的眼光看待非洲，用脏乱差概括那儿的一切。但事实上，非洲普通人的善良和乐观，却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非洲的精英阶层也已经形成，他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所掌握的知识也并不比中国的普通人差。

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我的考察，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非洲。那儿的一些国家曾经发生过数十年的战乱，有的甚至至今没有找到出路，但是更多的国家就像几十年前的中国那样，虽然还带着贫穷的痕迹，但人们已经度过了最初的混乱期，开始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本书希望向读者讲述当年发生的悲剧，同时还要将现在已经隐约可见的光明告诉读者，将他们对非洲的认知提到现在。

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追溯了非洲过往的历史。读者会发现，非洲在地理大发现之时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大洲，它的许多地区其实都已经走向了文明，特别是北非和非洲之角的基督教区域更是在罗马时期就有了很成熟的文明。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整个非洲北部和东部又在伊斯兰教的照耀下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并被纳入了全球贸易体系之中。

第三章简要地回顾了欧洲人进入非洲以及对非洲的瓜分。这是现代非洲开始的起点，一系列的问题也在这个时期出现，并一直影响到了现在。

第四章回顾了非洲各国的独立过程。人们常说，非洲的独立可能太早了，以至于社会和政治都还没有准备好。但事实上，即便更晚独立，非洲还是不可能准备好，因为在殖民体系下，许多地区是没有机会去做准备的。本章介绍了非洲第一位为了独立事业而牺牲的殉道者卢蒙巴，从他的遭遇或许可以看到非洲国家与宗主国复杂的关系，以及非洲人的无奈。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九章分别聚焦于非洲国家的三代领导人。第五章中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任务就是领导大家走向独立，但这一代人由于知识的缺陷往往对经济建设认识不足，加上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这些矛盾都来自殖民地时期的积累——使得非洲国家纷纷进入了颠簸状态。但这些领导人又各个不同，有的人将国家带入了混乱，有的人痛定思痛，主动放弃了权力，让国家在稳定中步入了发展的轨道。

非洲的第二代领导人是最复杂的，由于他们在殖民地时期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又是靠武力上台，他们给非洲带来了更大的混乱。但也正是他们的存在，让人们意识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从而强化了对于社会稳定的要求。非洲社会也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混乱的顶点，接下来就要走入秩序和发展了。本书并没有回避这个时期非洲的问题，只是要提醒读者，这只是非洲历史的一部分，对非洲的认知必须跨越这个时期，而不是永远停留在那儿。

非洲的第三代领导人大都已经具有了国际视野，这一代领导人务实的态度，让国家有了新的进步。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混乱之后，非洲国家也大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本书的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分别谈论了非洲的几个主题。第七章谈论非洲特色的理想主义问题，这种理想主义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灾难，但在另外的层面，又成了非洲理想的源泉。

第八章讲非洲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最复杂问题：种族冲突。非洲国家的边界都是由欧洲人确定的，在边界内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种族问题，有的国家比较缓和，有的却很激化，非洲最大的几场灾难大都与此有关。

第十章讨论了津巴布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人们常常谈论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却很少知道，他曾经是一个独立英雄，并为了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许多尝试，虽然最终国内复杂的黑白问题让他的尝试没有成功，但这些经验教训却可以用在南非，避免它重走弯路。

第十一章描写了最近几年发生的北非的阿拉伯革命，及其带来的许多后果。作为革命策源地的突尼斯侥幸逃脱了革命的负面后果，但许多其他国家仍然在颠簸之中。到底如何保持一个国家的稳定，是非洲国家仍须时时警惕的问题。

本书的第十二章，总结了非洲数十年的发展情况。希望读者能够看到，那些作为非洲发展核心的国家已经产生，它们代表了非洲的希望，也能在未来与整个非洲一起步入发展之门。

（郭建龙：《穿越非洲两百年》，天地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