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世华

在老舍的众多戏剧当中，发表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茶馆》是最为有名的一部，堪称其戏剧代表作。《茶馆》三幕戏涉及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尽管前后有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但剧作并没有以一个矛盾集中统一的中心故事来穿针引线，而完全靠剧中数十位不同行当、身份的小人物的言、行、性、貌的“展览”来作为剧情推动器。正如老舍所说的那样：

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

（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老舍的构思的确精巧，他以老字号裕泰茶馆作为切口，由往来于这茶馆中的70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的言与行，侧面透露出旧时代北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有意味的信息来。他写作《茶馆》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作很成功地实现了这个宗旨，观众从中看到了过往时代的荒谬、腐朽与没落，也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希望和美好。比如，第三幕中康顺子对在西山当了八路的养子康大力的评价满是欣慰与欣赏：“看他那两只大手，那两只大脚，简直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如此赞美已不仅只于对单单一个人，更是对其所代表着的鲜活新生的政治力量的认可；茶客们的常言“想要活命得上西山”就得到了王利发家人的认同，王利发自杀前便安排家小跟随康顺子一起投奔北京西山八路军。剧作终结之时，茶馆中说数来宝的艺人傻杨那段劝慰小丁宝的数来宝更让人看到了人心所向和光明所在：

小姑娘，别这样，黑到头儿天会亮。小姑娘，别发愁，西山的泉水向东流。苦水去，甜水来，谁也不再做奴才。

剧作对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积极肯定和揄扬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从《茶馆》奏响的旧时代葬歌中感受新社会的美好，这不会是剧作问世至今60余年时间里众多观众产生浓厚热情和兴趣的唯一动因。“形象大于思想”的艺术定理对于《茶馆》同样适用，因为《茶馆》实际蕴涵的丰富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老舍的创作初衷。

《茶馆》三幕戏中，一般认为气韵最为生动的一幕就是第一幕，这一幕正值裕泰茶馆的鼎盛时期，也最能体现旧时茶馆的社会功能、最能传递出老中国特别是老北京的各种社会文化信息来。《茶馆》第一幕如是介绍茶馆当日的社会功能：

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饭菜。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这一幕中，我们就品鉴到了出入茶馆的众生相：有享受着“铁杆儿庄稼”的旗人常四爷和松二爷提着鸟笼子来茶馆消歇；有令官府和黑道人物都要畏惧三分的吃洋教饭的马五爷在这里独自品茗；有无事的茶客在此下棋闲谈；还有一班有头有脸的打手前来茶馆调停张宅李府因为一只鸽子而引发的拿刀动杖的纷争；更有说媒拉纤的刘麻子不失时机地兜售洋货和贩卖人口……作为晚清封建社会里中国人重要的社交活动场地，茶馆集结着的是比较精致、悠闲、懒散与暧昧难明的传统文化、社交文化、市民文化与享乐文化。老舍在后来就茶馆的文化载体功能有更进一步的解说：

茶馆里有着高度集中的文化。中国人是聪明的，在封建社会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只好钻研品茶、玩鸟、放风筝……在茶馆里可以听到各种新闻，学到各种知识，其中每一项都可以写出本书来。

（李晋荣《郑榕：“〈茶馆〉伴我一起成长”》，《光明日报》2019年6月4日9版）

对老北京诸种文化景观都至为熟悉的老舍，得益于老北京的文化滋润，而能以自己的如椽巨笔生动传神地描画出过往年代里北京有特色的人文景观来。

在人物安排上，老舍令主要人物贯穿始终，让次要人物父子相承，对无关紧要的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是70余个人物的登场有条不紊、主次分明。《茶馆》中的几个贯穿始终的人物都有故事有色彩，且随着剧情推进、时间变迁而发生着符合自身性格逻辑的变化。以裕泰茶馆掌柜王利发来说，作为生意人他精明能干、八面玲珑、巧于算计，但又并非一成不变，在第一幕中还一味逢人请安说好话，到第二幕时已经开始为成天打仗影响生计而骂起娘来了，到第三幕更是滿腔愤慨与委屈：“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茶馆房东秦仲义早年一心一意实业救国，那时摩拳擦掌豪情冲天，但在后来处处碰壁，暮年之时不免感慨“有钱哪，就应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做好事”。旗人茶客常四爷性格刚强、心直口快，因为一句“大清国要完”而遭缧绁之祸，但也因此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卑不亢。裕泰茶馆的帮手康顺子在第一幕中是被出卖给庞太监的命运不能自主的农家女孩，到第二幕在摆脱了庞太监的魔爪之后变得自立自强，在第三幕反抗三皇道淫威的斗争中更是凛然不可侵犯。尽管这四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在性格、想法、为人处世、命运走向上截然不同，但他们都有理想、有追求、有风骨、有底线，他们都不甘于命运和外部势力的捉弄与摆布，拼尽力气要活出自己的尊严来。就像王利发，在苦苦撑持茶馆而难以为继时也绝不肯向吞噬他的黑暗势力低头：“这是我的茶馆，我活在这儿，死在这儿！”其自觉自愿的殉道精神令人感佩。在对这几个主要人物赋予深深同情和赞赏的同时，老舍亦毫不留情面地塑造了一群跳梁小丑，如第一幕和第二幕戏中的特务宋恩子、吴祥子，人贩子刘麻子，打手二德子和算命先生唐铁嘴以及第三幕戏中作为他们接班人的小宋恩子、小吴祥子、小刘麻子、小二德子、小唐铁嘴等。这样一种父子相承的角色安排可并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式的血缘歧视，而主要是为着方便观众能在纷至沓来的众生相中迅速辨认出来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脸谱和性格：“在舞台上，父子由同一演员扮演，就容易使观众看出故事是联贯下来的，虽然一幕与一幕之间相隔许多年”，这是“帮助故事的联续”（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其实，不论是在剧中表现主要人物身上的坚强、韧性与奋斗品质以发掘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还是以漫画化的夸张手法勾勒出那些职业和秉性代际相传的次要人物以剖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劣根”，均是老舍对旧时代旧社会进行深刻审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时代变迁之宏大主题的巧妙表达、对个体生存状态与命运变化的深切关怀、对旧文化盛衰起落的敏锐洞察，都是《茶馆》历久弥新、散发迷人魅力的关键所在。

顾名思义，“话剧”是要通过“话”来塑造人的，大手笔的老舍在台词设计上就充分做到了话到人到、人靠话“造”，他笔下每个人都说着符合他们身份、最能展示他们性格和反映时代色彩的话，从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同样靠嘴吃饭的刘麻子和唐铁嘴来说，他们都巧舌如簧、能说会道，但又各有不同：唐铁嘴是低三下四，奉承为先，骗吃骗喝，作为他“名言”的那句“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少吗”，让其卑劣无耻还沾沾自喜的嘴脸暴露无遗。刘麻子则是欺上瞒下，察言观色，无利不起早，有奶便是娘；在贩卖人口时他还会见缝插针地向松二爷兜售洋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意！”说得松二爷心动了，再不失时机地添上一把“柴火”，显得很义气似的强卖出手：“您先戴两天，改日再给钱！”在拉纤说媒时，对迫不得已出卖女儿的乡下人康六是压低价钱的恫吓利诱：“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对挑剔的买主庞太监是抬高价钱的表忠示好，发誓二百两银子“物”有所值：“乡下人，可长得俊呀！带进城来，好好地一打扮、调教，准保是又好看、又有规矩！我给您办事，比给我亲爸爸做事都更尽心，一丝一毫不能马虎！”“贩卖人口，一世缺德；别人落淚，他吃他喝”，这是老舍对他的“判词”，刘麻子到后来丢掉性命也与利欲熏心总是“火中取栗”不无关系，如是下场也可看出老舍对这个不干好事的恶人的憎厌。

《茶馆》不过三万字的精简笔墨，就举重若轻地把半个世纪里北京丰富多彩的社会风俗、市井生活、各色性格都栩栩如生地端到读者与观众面前，从而构成一幅别具神韵的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在这幅活色生香的图卷中，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纷繁世相百态人生也都得到立体的展演，中外观众尽可以通过老舍精心营造的“茶馆”这个缩微文化盆景来吟味芸芸众生的悲欢喜乐，来感受已然消逝了的老北京的文化况味，更体悟经典所蕴含的跨越时空的艺术力量。

《茶馆》剧本最初发表在1957年7月24日出版的《收获》杂志创刊号上，1958年3月29日，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茶馆》首度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有于是之、蓝天野、童超、郑榕、英若诚、黄宗洛等知名艺术家加盟的演员阵容可谓无比强大，对奠定《茶馆》的经典地位功不可没。焦菊隐版《茶馆》自此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迄今已有超过700场的演出纪录。北京人艺1999年为纪念老舍诞辰100周年，又推出了全盘采用老舍文学剧本的林兆华版《茶馆》。这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茶馆》原著本身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召唤力，这也意味着“一部《茶馆》，半部中国话剧发展史”的文学佳话还将继续流传。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