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芳

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在征服中绵延，也面临着生态、环境及自身精神等危机，人类如何战胜威胁生命的一切灾难与困境，就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中华民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华儿女以坚韧的斗志、不屈的精神，抗衡着一切阻力，诸如战争、贫困、疾病与灾害等，同时也在完成自我的反思与拯救，克服了摆在面前的所有艰难险阻，创造了各个时代的奇迹，铸就了人类史上的“传奇”。相应地，各种艺术形式传递给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力量，不论是凸显人物身上的坚强、韧性与奋斗品质以发掘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还是以代际价值观来对社会进行深刻审视，以及對时代变迁之宏大主题的巧妙表达、对个体生存状态与命运变化的深切关怀、对旧文化盛衰起落的敏锐洞察，从苦难经历获取特殊的价值，深究人性，勘探人道，反思历史，直面现实，追寻、思考乡土中国出路及人的命运。这一切都是经典历久弥新、散发迷人魅力的关键所在。

本期学者们围绕“生命与存在、发展与问题”关键词，强调真实透视生命存在与精神存在，以及普遍性存在的问题，关乎乡村，关乎城市，关乎整个中国。尤其是要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予以关注，一方面要凸显人民意志和品德的力量，突出英雄的思想高度和信仰的力量，另一方面揭露社会与文化痼疾所在，在审美道德层面，激发人性中的温暖、美好与希望，更彰显出经典所蕴含的跨越时空的艺术力量。同时也重申让真实的乡土浮现，是文学回馈人民的一种方式；而以真实为起点，才能建设美丽中国，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才能够让中华民族更加坚挺、走向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刘跃进

《中国在梁庄》是梁鸿的“梁庄系列”的第一部，最初以《梁庄》之名发表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的“非虚构”栏目，后单行本更名为《中国在梁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杂志社在2010年启动了一项“行动者”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开辟了“非虚构”栏目，意在“呼吁作家摆脱书斋想象，离开二手经验，走向民间世界和生活现场，走向‘吾土吾民”，《中国在梁庄》（梁鸿著）、《中国，少了一味药》（慕容雪村著）、《词典 ：南方工业生活》（萧相风著）、《春牧场》《夏牧场》（李娟著）等都发表在该栏目，并引发了晚近十多年来的非虚构写作热。这些作品以“非虚构”的方式走向“吾土吾民”，关注民生、切中时弊，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宽宏的视野、客观的写作手法揭开了不同于主流文学、商业文学的另一个更真实的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在梁庄》是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之作，也是研究非虚构写作绕不过去的典型文本。

·壹·

何为“非虚构”写作？非虚构的说法源于1962 年开始设立的美国普利策非虚构类著作奖，与“新闻类”和“小说类”并列，指那些对发生于当下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与普遍存在的某种社会现象的忠实记录和客观分析。不过，如创作了非虚构小说《冷血》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所说，“我的目的在试图应用一切的小说创作方法与技巧来写一篇新闻报导以叙述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但阅读起来却如同一部小说一模一样。”“小说”与“非虚构”的嫁接将“客观忠实记录”和文学性的标准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非虚构写作突破以往报告文学和小说的边界，开创了独特的领域。总体来说，非虚构文学的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第一，它不同于小说的虚构，是非虚构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以事实、史实为依据，所以具有小说所不具备的现场感和可信性。第二，它不同于新闻报道的客观实录，是文学的，运用文学的修辞、语言和技巧等来叙述，所以具有一般新闻报道所不具备的生动性和感染力。第三，它不同于以往报告文学的模式化、新闻体和宏大叙事，坚持民间立场和生活叙事，以小见大，将公共叙事和个人叙事有机结合，所以比报告文学更日常、更真切。这些特点也正是非虚构文学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梁庄是何种模样？中国的农村是什么状况？我们在李子柒的视频里，在农家乐、度假村的广告里，在农村题材的影视剧里，看到的是诗情画意的乡村、现代城市的后花园，让人心驰神往。但是，田园牧歌、田园乌托邦是商业文学、商业文化虚构的美丽的幻象，在包括梁鸿、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的非虚构文学里，我们才直击中国农村的现场，面对“问题的场域”——从自然景观到人心、从经济到文化都伤痕累累的中国乡村。《中国在梁庄》通过聚焦“梁庄”，写出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史和心灵史，写出了最近三十年来被现代化、城市化所边缘化乃至被抛弃的村庄的境况。

《中国在梁庄》的非虚构性，主要体现在让乡人们自己说，以社会调查、访谈、档案记载，在农村里行走等这些“浸入”式的方式来呈现梁庄的原始风貌，从而保证了非虚构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官方对乡村发展的记录是政绩，是看上去可观的数字，是现在时的不断进步和美好的愿景相结合的基调。如《穰县县志·村镇建设》的记录方式：“1990年始，穰县开展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村庄建设，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村庄建设发展迅速。”但真实的农村要通过民间访谈，比如梁庄有名的“刺头”——父亲和老贵叔，小学的元老级老师万明哥，82岁的老母亲被奸杀、发誓要让“王家少年”判死刑、在各级法院穿行的建昆婶……这些梁庄人才是梁庄实有的内部状况的真正发言人，正是在他们的讲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镜像”的梁庄。

另外，《中国在梁庄》因为是“我”——一个带着自己的童年记忆、深爱着故乡和渴望为故乡做些什么的“我”的返乡，所以作品贯穿着我的哀伤、迷茫和追问，贯穿着一条抒情和思索的线索。梁鸿是梁庄的“女儿”，她在这个村庄出生、成长，后来在京城求学、工作、生活，梁庄以及由它而来的生命经验是她生命的底色，也是她多年后重返故乡、描摹故乡的源泉和动力。“我写书特别想唤起一种真切的痛感，想非常鲜活的让你感知到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她带着经过时光过滤的“粉红色”的童年记忆和现代人的乡愁情结返乡，全书在写作者对于过去的美好记忆和现实的悲伤之间穿梭，记忆中美丽、充满生机的故乡逐渐褪去色彩的同时，没落、暗淡、充满各种病灶的故乡越来越清晰。这是一个痛苦的幻灭的过程，更是一个理性觉醒的过程。离乡-返乡，乡村-城市，老百姓-知识分子，大地-象牙塔，记忆-现实，梁庄-中国……这些二元性奠定了整个文本的双重视野和复调性。在作者的回忆、感受、思索与乡人们的讲述里，生态、政治、教育、青年人和中年人的现状、信仰、道德等多方面的梁庄的生存全景得以浮现。

·贰·

记忆中的梁庄，有清澈的河流，开满菊花的河岸“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树林深处出没着可爱的小鹿，成双的野鸭在大大小小的河塘里游，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高高地冒出来，随风摇曳，然后，慢慢变成莲蓬，里面的莲子圆圆的，鼓鼓的。……那莲子，咬一口，满嘴的清香”。记忆中的梁庄多么美好，现实的梁庄就有多么千疮百孔、触目惊心。

昔日乡人们打水煮饭、洗澡、嬉戏的河塘，如今成了一片黑色、静止的、腐败的淤流，上面铺满了黑色的枯叶，还有塑料瓶、易拉罐、小孩的衣服和各种生活垃圾。再走近一点，扑鼻的臭味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坑塘就如同闻一多笔下的《死水》，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在黑色的死亡之河上，人们怎么创造“幸福生活”？族人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家园在现代化的进程里，竟已不再适合起码的生活。梁庄的母亲河如此，中国许许多多农村的河流也是如此。“生活在干涸、散发着臭味、充满诡异气息的河岸两旁，怀着一种绝望、暗淡和说不出的恐惧。”

自然生态的恶化和政治生态的艰难相辅相成，梁庄的政治变迁和困境通过父亲、老村支书、乡支书和县委书记的讲述呈现出来。领导、政策换来换去，民主程序、村民自治等还是停留在文件上，农民的政治素质、文明素养没有丝毫的改观，甚至更为漠然，尤其是随着进城打工人口的增多，村庄没有能力、没有凝聚力吸引村民，更陷入一盘散沙的无序状态。虽然国家政策也做了很多扶持，但城市吸引了大多数的青壮年农民，农村只有老弱病残，新农村建设靠谁去实现？

农村的教育、宗教信仰、道德也陷入深重的危机。学校——昔日梁庄的中心，已经关闭多年，曾一度沦落为养猪场，破败的教学楼、废弃的桌椅、只留下底座的旗杆，见证梁庄小学建校时的辉煌的纪念石碑竟然成了垫猪槽的石头……并非真的没有足够多的孩子，30多個小学生每天都要由爷爷或奶奶送到镇上的小学。学校的消亡，真正的根源在于教育已经失去人心，在村人和当地政府的心中，教育不再是头等大事，人们对教育能改变命运也已丧失信心。千辛万苦地供孩子考上大学出来，又能如何呢？还不是在大城市里打工，赚取微薄的收入，在城市的边缘挣扎？读书无用论弥漫在乡人的观念里，孩子上网、打游戏，父母在外打工无暇、无力陪伴孩子成长，爷爷奶奶则“活成了爹妈、老师、校长”……与学校的消失、教育的沦落相伴随的，是一个村庄的文化氛围、向上的精神力量的消失。

少年丧失了对教育的兴味，成年人的精神世界也只剩下了金钱，赚钱成了人们生活唯一的动力和全部的内容。外出打工，漂泊、辗转，忍受夫妻分离、家人分离，牺牲休息、承受最繁重、最危险、报酬最低的体力劳动，并遭受来自城市的歧视、冷落，最后返回故乡，活成闰土那麻木、拘谨、愚笨的模样。教育衰败、文化缺位的恶果在“王家少年”奸杀82岁老太的事件上凸显出来，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心灵的空虚、冷漠、残忍是整个乡村精神、情感已成荒漠的表征。

短短20多年，一个村庄和它的乡人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破烂，衰败，一片荒芜，散发着从内到外的似乎不可逆的溃败。怎么“能够重新把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

·叁·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写于1938年的诗句传达出了无数知识分子对故乡、对祖国深厚的情感。《梁庄在中国》充分发挥了文学写作者的特长，进入农人的情感和人性深处。也有人对此诟病，认为与非虚构作品的客观记录原则相背，但也恰恰是这样穿梭在过去的记忆和现实的伤痛之间的“我”，让这部作品的记录变得可信、可感，也正是那些抒情性的文字，才让在社会学、政治学里符号化、抽象化了的农民变得真切、生动，也唤醒所有和她一样具有农村经历、对故乡抱着深厚情感的人们的共同经验。

而乡人们的声音——带着泥土气息、生糙甚至粗鄙的语言则将读者带到梁庄的“现场”，直面一个危机重重的真实的梁庄和中国的农村——我们共同的故乡。梁庄是梁鸿的故乡，但《中国在梁庄》立意并不只局限于某一个村庄，而是由梁庄去透视中国的普遍性的问题，关乎农村，关乎城市，关乎整个中国。中国的农民、农村为现代化、城市的繁荣付出了他们的辛劳，却不能平等地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是他们承担了城市里所有最繁重、最危险、最肮脏的工作，却被看作肮脏、愚昧、素质低下、野蛮，是“阻碍”，是“疾病”。

农村曾经哺育了中国，现在却各种病症层出不穷，“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成了现代化的“他者”。文字的力量固然是有限的，但《中国在梁庄》呈现了另一种中国的真实，那个我们常常用田园、乡愁所美化和遮蔽的真实的农村，以及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痛苦和欢乐，也不乏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和情感的乡人，以唤醒社会面对真实的农村，唤醒人们认识到农民也应该拥有优美的环境、便捷富足的生活，也应该被尊重、被公正而温柔地对待，应该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

在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对农村的书写大致有三种代表，一为鲁迅的启蒙主义写作，重在描写农村传统势力的顽固和人们的蒙昧；一为沈从文的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书写，更多是一种景观性的写作，重在突出乡村的明亮和光泽；以及上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通常被认为是站在农民内部的写作。梁鸿更多继承的是鲁迅的书写传统——“故乡之死”，“苍黄的天空下横着几个萧瑟的村庄，没有一丝活气”。一百年过去了，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农村呈现出了另一种“死亡”的样态。

在这样的语境下，背过身去“凉心”地抒发温情脉脉的乡愁，是在修饰和遮蔽，是在“虚构”，是在写下“瞒”和“骗”的文字，而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致力于面对真实的乡村，倾听乡人们的诉求，感受农村的绝望，将已经深陷在严峻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危机的农村呈现出来，既发挥文学介入社会现实的作用，也以文学的形式，为故乡、为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

也许梁庄有一天会像那些已经消失的40万个村庄一样，随着老一代人的渐渐离开而彻底陷入废墟，但《中国在梁庄》这样的作品，记载了这片土地、这个村庄以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回不去的乡村”“融不进的城市”的夹缝里生存的人们的努力和艰辛。让真实的农村浮现，是文学“回馈乡村”的一种方式；而以真实为起点，才能建成真正美丽的乡村。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