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

刘胡兰是一个英雄人物，以刘胡兰英雄事迹为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很多，但是，写这样的英雄人物如何写出吸引人的艺术性？这是艺术家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创作目标。有的写英雄的戏，思想很积极、先进，但因为缺少艺术性，舞台演出却不感人；还有的戏不敢写矛盾，写不出鲜活的思想，照本宣科地“讲述好人好事”，写不出英模人物活灵活现的个性和行为的深层意蕴，舞台上所展示的超不出新闻报道，甚至不如读报告文学感动人。这样的问题一直是写英模戏的一个“瓶颈”。在这方面，以刘胡兰英雄事迹创作的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是王红丽的河南小皇后豫剧团于2001年创作的剧目，至今已演出近20年，年年演出，常演不衰。前不久笔者又看了这个戏，剧场里很多观众都是含着热泪看完这个戏的，演出结束掌声经久不息。感动之余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戏具有了如此的剧场效果？那就是：创新——即开掘主题立意，用艺术的手法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让“老故事”展现出“新风貌”。

刘胡兰的故事，上过小学的人都知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已经深入人心。让这样一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革命英雄故事在舞台上展现出新意，产生吸引人的艺术魅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此前已有描写这个故事的话剧和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

《铡刀下的红梅》的成功就在于，不是简单地展现英雄不畏牺牲的伟大壮举，而是贴着人物的情感写，写出了英雄的成长过程，把个人的生活遭遇与理想追求联系起来，凸显英雄的志气和品德的力量；把实现个人理想与解放劳苦民众联系起来，突出英雄的思想高度和信仰的力量；把坚守人性道德与残害无辜行为对立起来，揭露敌人的丑恶与无能，占领道德制高点，突出人性的力量。

把教科书的叙述形象化

要把教科书上记述刘胡兰英雄故事的文字写成一部大戏，难度是很大的。豫劇《铡刀下的红梅》的办法：一是把教科书的讲述形象化，增加艺术上的可看性；二是把英雄回归普通人，写出刘胡兰成长道路的情感发展，让人物接地气、更可信；三是从精神层面写出刘胡兰走向成熟的过程，突出英雄人物的独特个性。如敌人杀害村长石大川和妇救会主任玉嫂的场面，在教科书上就用几句话叙述，在剧中却用一场戏来展现，敌人残害革命者的暴行就在刘胡兰的眼前进行，实际是为刘胡兰的成长奠定思想基础。看到自己平时敬佩的长辈惨死，刘胡兰的心灵产生一种“震动”——其结果不是“被吓到”，而是革命的意志更坚定了：

庙里庙外两步路，生死之间一道沟。出庙时玉嫂牵我手，村长抚我头。顷刻间玉嫂献身护战友，村长热血为党流。……玉嫂啊——你教我要为理想去奋斗，村长啊——你常说革命何须怕断头。胡兰紧跟英灵后，粉身碎骨不低头。

敌人指着革命者的尸体问她——

——刘胡兰，都看见了吧？是死是活，就看你的了。

——好！我说，我说！

刘胡兰把村长石大川的台词唱了一遍：

云州西村小延安，何惧阎匪逞凶残。共产党就在敌人面前站，八路军不日就要凯歌还。

这几句唱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用行动向敌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村长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老村长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同惨无人道的敌人斗争到底！”加上一句伴唱“八路军不日就要凯歌还”，形成一种强大的气势，表明了人民群众声援的力量，其寓意就是，“蒋匪军，你们蹦跶不了几天了！”观众一下就被剧中的气氛感染了，并引起他们对刘胡兰的担心，不知她怎样同敌人较量？能不能逃脱敌人的“魔掌”？

增加生活细节，丰富故事的趣味性

如何让刘胡兰的精神感动人，《铡刀下的红梅》的办法是用生动的细节把刘胡兰的“伟大”用形象呈现在舞台上，去感染观众。该剧写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坚定，也没有把敌人写成“草包”“笨蛋”，而是在“棋逢对手”的“较量”中见出胜负高下。

一听刘胡兰的“回答”，大胡子连长暴跳如雷：“铡死她！”如果按照大胡子的思维，这件事很简单，管她是不是共产党，一刀铡了就完了。刘胡兰呢？也按教科书上所说，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英勇就义，革命烈士的形象就完成了。但编剧为了突显本剧的艺术性，没有这样简单地处理，而是以敌人的“老谋深算”给剧情的发展设置了起伏跌宕的“一波三折”的情节，增添了该剧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随着一声“慢”，特派员出现了。“我就不相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她会是共产党？”她“充其量是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他的办法与大胡子的粗鲁、莽撞不同，而是以“温和的”面孔出现，用甜言蜜语去“诱导”刘胡兰说出共产党的秘密，以软硬兼施的手段“笼络”人心达到他的目的。他先是以“自白转生”运动的“好处”苦口婆心地劝乡亲们：“自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孩子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阎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这样描写不仅表现了敌人如狐狸一般的狡猾，他们并非都如大胡子一样的无能；同时也增加了革命者的警觉力，让他们在同敌人的较量中长智慧，练胆量，认清敌人的伪善，坚定革命意志。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的种种花招，刘胡兰开始可能还一下子摸不透敌人的用意，只是很警惕地防备着。但当特派员哄骗她说出共产党员县长顾长河的下落时，她立刻明白了敌人的用意，她暗下决心绝不上当，任凭你如何残暴，严刑拷打，绝不屈服。大庙审讯一场最典型。特派员不打不骂，心中却有着更恶毒的办法，让刘胡兰在数九寒天穿着单衣在庙外冻着。“你什么时候说出顾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刘胡兰坚定地说：“我不会回来的！”“不！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戏，就是这样“揪着”观众的心往下演，刘胡兰的命运就像一块石头“悬”在观众的心头。

刘胡兰虽然有着“不服输”的倔强性格，但是，在“雪似剑风如鞭”“刺骨穿髓裂心寒”的恶劣天气中，穿着单衣的她很快就要被冻僵了，就在她快支撑不住的时候，她想到了妇救会主任玉嫂和村长石大川为保护乡亲们英勇牺牲的壮烈场面——“活，要像玉嫂村长那样去活”，“死，要像玉嫂村长那样去死”。她要接受党的考验。此时她的眼前又浮现出她带领儿童团员训练的场景，想到那次拿着一个“铜板”去向老支书交党费的经历；想到全村乡亲们的“期盼”和无声的支援。她咬牙坚持着。

在这场“较量”中，特派员的“输”和刘胡兰的“赢”，表面上的效果是显示了刘胡兰的韧性与顽强，暴露了敌人的阴险、残暴与无能，而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寓意，“连个孩子都斗不过”，这是对特派员的“嘲笑”，也说明国民党所宣扬的一切“自白理论”的失败。这是人格的比拼，信仰的较量，也是人性的胜利。它留给观众的思考是，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没有人性，他们拥有大量武器和武装部队，不去跟八路军打仗，卻在一个孩子面前“耍威风”，怎能不失去民心，被广大民众所唾弃？而共产党、八路军从弱到强，一步步夺取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处处为民众着想，背后有广大民众的支持。

这就是剧作家在这个戏中深入开掘刘胡兰英雄故事所产生的思想效果，它通过描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背后故事，不仅使刘胡兰的形象更鲜活，而且让刘胡兰的英雄故事闪烁出思想的光芒，把人物的行动升华为精神力量。

让英雄回归普通人，增强可信度

《铡刀下的红梅》之所以感人，还在于让英雄回归普通人，增加了可信度。以情感化反衬敌人的残暴，以人性批判反人性的行为，以人物的浓浓情感揭示斗争的残酷性，以此沟通历史上的英雄情怀与今天观众的情感渠道。比如一顶军帽、一块铜板、一根辫子和一个发卡等细节的设置与描写，就是从细微处突出了人物性格的成长过程。

一顶军帽，写清了刘胡兰与共产党领导顾长河的关系，而敌人也是从这顶军帽发现了刘胡兰与顾长河的关系，并开始对刘胡兰的审讯。

一块铜板，表达了刘胡兰从小就心向共产党，拿着一块铜板去交党费，想早日成为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

一个发卡，写透了刘胡兰与妹妹爱兰子的姐妹情，让人看了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妹妹帮助刘胡兰赶走了“来相亲”的小男人，刘胡兰想奖励妹妹一个发卡。结果却让假扮货郎的汉奸溜进了村，险些耽误大事。因此她恨这个发卡，让妹妹丢掉，妹妹开始舍不得，后来又含着泪去踩发卡。把姐妹俩真实的情感写得活灵活现，与观众的感情产生了交流。

一根辫子，写足了刘胡兰与奶奶的祖孙情；同时，也写出了刘胡兰干革命的坚强决心。县长顾长河说，参加革命的女同志留辫子，行军打仗不方便，要剪掉。开始刘胡兰舍不得，当她明白了参加革命就是要“把一切献给党”的道理，就义无反顾地表示：“顾县长，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别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腔血，我也会毫无保留地把它献给党！”

但这根辫子跟奶奶的关系，却产生过起伏跌宕的情感波澜。刘胡兰从不让奶奶剪辫子到主动让奶奶剪，既写出了刘胡兰与奶奶浓浓的祖孙情，也反映出刘胡兰为革命奉献一切的坚定信念。第一次是奶奶想剪刘胡兰的辫子，因为她自作主张退掉了婚事，奶奶认为是“这辫子”把她娇宠坏了，要剪掉，刘胡兰苦苦哀求奶奶不要剪。第二次是刘胡兰主动要奶奶剪辫子。那是特派员无法从刘胡兰的口中得到情报，就把奶奶抓来逼迫刘胡兰。在即将与奶奶“分别”之时，刘胡兰“拜托”奶奶三件事：一是把那块铜板交给顾县长，作为自己的第一次党费；二是欠妹妹爱兰子一个“发卡”，请奶奶补偿；三是求奶奶剪自己的辫子：

儿求奶奶把我的辫子剪，剪下来我的辫子奶奶你收藏。念儿把它贴在心上，就好像儿替奶奶抚胸膛。想儿把它捧在手掌，就如同儿陪奶奶拉家常。

这些话写出了刘胡兰“视死如归”的心理准备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而奶奶和刘胡兰临别前的大段唱腔也感人肺腑：

紧紧将儿怀中抱，滚滚热泪涌如潮。我的兰子啊奶奶的好宝宝，儿受折磨如同把奶奶的五脏掏。

这样写，作为人物成长的“典型环境”的一部分，既突出了人物性格成长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又以“接地气”的“人之常情”让观众动容，增加了该剧的动人效果和可看性。这样写，就超出了英雄人物戏剧的描写范式，通过人物的心理矛盾和情感冲突展现英雄人物成长的细节真实，让“老故事”展现“新风貌”，进而完成人物高尚行为的精神升华，并增加了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