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圣 米元元 初静 朱丽群 张振宇 梁荔燕 刘凌云

(1.烟台毓璜顶医院重症医学科，山东 烟台 264000；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湖北 武汉 430022；3.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科，江苏 镇江 212001)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突发性、灾难性或威胁性的生活事件造成个体持续存在或延迟出现的一种精神障碍[1]。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2]由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且该病毒可通过呼吸道及接触传播方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3]。现阶段武汉爆发的COVID-19截止到2020年2月24日15∶26,已累计确诊77 262例，累计治愈24 863例，现有重症9 915例，累计死亡2 595例，对公共健康和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由于COVID-19防控难度大、潜伏期具有传染性和医疗资源紧缺等原因，护士是照顾COVID-19患者的第一线，会直接或间接接触与感染患者相关的负性事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数据，截至2月11日24∶00，全国医务人员确诊病例1 716例，占比3.8%，其中6人不幸死亡[4]。该事件相伴随的高焦虑和应激会给护理人员带来身体和情绪的耗竭。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在COVID-19发展期间武汉市护理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水平和影响因素，引起相关部门对特殊时期医务人员远期心理健康的重视，并及早为他们提供心理干预。

1 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便利抽取2020年2月8-11日武汉市及外来援助的206名护理人员，共获取有效对象205名。纳入标准：(1)在医院工作的注册护士。(2)照护2019-nCoV感染患者的护理人员。(3)工作年限1年以上。排除标准：非照护2019-nCoV感染患者的护士。研究对象均自愿参与本次调查。

1.2调查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层级、职称、身体健康状况、聘用方式、工作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科室及是否为外来援助人员。

1.2.2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量表(PTSD Check-list-Cuvukuab Version,PCL-C) 该量表用于常规非军事应激事件。包含17个评定项目，每题为5级评分，其中1分为一点也不，2分为有一点，3分为中度的，4分为相当程度的，5分为极度的。其中，重测信度为0.96、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4，预测效度为0.64[5]，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阳性标准:该量表总分范围为17～85分，总分≥38 分提示有PTSD存在可能，分数越高PTSD程度越重[6]。

1.3预调查 采用便利抽样法对20名抗击COVID-19的临床护士进行预调查，得出问卷填写的平均时间为173～1 043 s。通过预调查可知,临床一线护士能够理解问卷的条目、并按照填写要求进行填写。

1.4资料搜集的方法 通过“问卷星”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网络问卷使用统一的指导用语，介绍本次调查意义、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护士通过微信群的链接以及扫描二维码方式进行自愿填写。同时，问卷还设置了断点作答功能，护士因各种原因在中途退出后，还可继续返回做答。研究者通过问卷星后台进行填写数据的观测、搜集，并由双人核对提取资料，确保资料的完整性。

2 结果

2.1调查对象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收回问卷206份，剔除1份无效问卷(因问卷填写人员高度被怀疑为非护理人员的1份)，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205份，有效率为99.9%。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具体一般资料调查结果

2.2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 调查对象创伤后应激障碍PCL-C得分最低为17分，最高77分，总分为(40.85±15.81)分，其中>38分的人数为104人，PTSD阳性检出率为50.73%。 各维度得分情况，见表2。

表2 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得分 分

2.3创伤后应激障碍单因素分析 见表3。

表3 创伤后应激障碍单因素分析 分

续表3 创伤后应激障碍单因素分析 分

注：*为t值。

2.4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多元逐步回归的结果 以照护COVID-19感染患者护理人员创伤后应激状态水平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5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自变量赋值，见表4。结果显示，工作时间、学历、是否为援助人员是照护COVID-19感染患者护理人员创伤后应激状态水平的影响因素，见表5。

表4 回归变量赋值

表5 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多元逐步回归的结果

3 讨论

3.1新型冠状病毒一线护理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现状 本研究对象PTSD水平得分为(40.85±15.81)分，其中104名医务人员PTSD得分高于38分，PTSD阳性率为50.73%，该结果远高于张克让等[7]对一线医务工作者调查的结果，亦高于非流感期间院前急救护理人员的PTSD阳性率[8]。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医务人员做好自身防护是十分必要的，且长时间防护用具的使用会生发面部器械相关压力性损伤，危害医护人员的身体健康[9]。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初期，由于对疾病认识不足，加之缺乏特效药物，他们担心自己会染上疾病，持续不断的精神压力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一线护理常暴露于灾难的第一线，不安的工作环境和超负荷的工作强度等因素均会影响其创伤体验，其发生PTSD的概率要高于普通人[10]；且在护理人员积极的抢救治疗下，仍然难免有危重患者因救治无效离去而造成的心理震荡，人员可能会出现睡眠障碍、焦虑不安，产生严重的心理压力，增加PTSD的发生[11]。PTSD得分高的人群会影响其对紧急情况下判断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导致身体和/或情绪衰竭。杨来启[8]在调查2003年非典医务人员的心理状况时，提示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亦提出需要加强远期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追溯和干预。

3.2新型冠状病毒一线护理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

3.2.1工作时间 本研究发现，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护理人员的PTSD水平越高。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主要以直接接触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为主，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无临床症状的潜伏期患者也具有传染性[12]。看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时间越长，感染的概率会越大，会增加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且武汉实行8 h工作制，但是穿拖防护装置和交接班时间远超8 h，而且部分医务人员为了降低医疗防护用具的消耗，选择降低摄水量和成人尿不湿，直至完成本班次的工作。在这样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护理人员不但会出现身体的疲劳(如腰肌劳损、椎间盘突出)，也会出现心理疲劳，影响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和工作质量。国内牛亮[13]、罗国琼[14]和方静芝[15]等的研究也提示，工作量和时间与职工的疲劳程度成正相关，工作压力大的护士心理健康水平低，更容易出现PTSD症状。

3.2.2外来援助 多地陆续派出医疗队支援武汉，目前已有32 395多医务人员参与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16]。许多医务人员都面临着跨文化适应问题，个体要面临着不同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和行为习惯等文化变迁，表现在饮食、居住环境、其后、人际交往方式、新的规则和新的价值观方面做出心理和生理的调整[17]。援助人员不仅要面临医疗物资短缺、医疗设备不适应和担心被感染等客观问题，还要克服文化差异。社会文化适应不良就会诱发健康问题，主要体现在生理和心理两个层次，生理层次体现在工作的疲劳感、饮食和睡眠的身体状况不适应，心理层次体现在思念家人、情绪低落、焦虑抑郁等，严重者会出现自杀行为[18]。故文化差异可能是援助护理人员的PTSD得分较高的原因。有研究[19]建议，规范化的多元文化护理知识和技能培训可提高护士多元文化护理能力；此外，新旧队员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心理建设，有助于援助人员了解当地的情形和做好心理准备，近而降低PTSD水平。

3.2.3学历 本研究发现，护士本科学历的护理人员的PTSD水平低于研究生和大专学历，中专学历PTSD水平最高。分析原因为由于本研究对象大多属于本科学历，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临床的适应能力较强，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临床事务。同时,其自身具备较强的对疫情防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应对未知的疾病，通过归纳总结新型冠状病毒新的知识和提高自身技能，以便提高自我价值的满足感[20]；大专及中专学历的护士可能刚入职，角色转变所带来的挫败感和幸福感降低，故其PTSD得分较高；中专学历的护士相对其他学历而言，可能专业水平及知识储备不足，增加了其对疫情的心理恐惧，故PTSD水平偏高；本研究中研究生学历的年资偏低，高学历者往往对自身价值的评估高，但是在流感期间工作压力大，临床技能要求高，学历的优势并未能全面体现，可能是其PTSD水平较高的原因。但本研究仅纳入了9个研究生，故此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

4 结论

COVID-19疫情给全国，尤其是给武汉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武汉市护理人员面对疫情的大无畏精神让人感佩。作为抗疫一线的护理人员，在承受极高传染风险的同时，目睹疫情的严峻及患者的痛苦，身心均背负着巨大压力，使护理人员的PTSD发生率远高于常人。其中工作时长、外来援助和学历水平等因素与PTSD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对于此类护理人员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早期的干预措施，减少 PTSD的发生。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本研究仅针对武汉市及援助武汉的护理人员进行调查，科室涵盖范围及参与度不足，难以通过分析影响因素解释科室之间的不同，后续需扩大调查范围，并纳入更多影响因素，以获得更有说服力的数据，为临床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