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生 刘冰杰

王光东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时指出：“这一类的叙事文本更侧重个人化的精神和审美构造，他们在现实感受的基础上，对民间日常生活进行新的整合……在这类作家和作品中，民间更多地具有了精神象征的品格，是作家个体精神建构方式在民间客体上的观念投射和伦理化的关怀姿态。”①王立纯的小说为现实民间注入浪漫哀伤的诗意化色彩，借民间来表达自己的自由追求。“他立足于民间，专注于底层人物，在社会转型期艰难的生存境遇中展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价值取向。”②这样的民间是作家想象下的民间，不是现实存在的民间世界。在对民间文化的转译和想象过程中，王立纯的作品表现出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内涵，这源于他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也源于他对民间深深的眷恋和尊重。

一、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

王立纯早期切入民间的方式之所以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是因为他与民间文化的隔膜。王立纯虽出身底层，但具有浪漫诗意的文人情怀，创作中自觉摒弃了民间沉默自私、藏污纳垢的一面。这种对真实民间的隔膜让王立纯在观察想象中构造出自己的“民间”。这样的民间带有诗意色彩，它是作者走出故乡后精神回溯的视野落脚点。这种诗意民间是王立纯记忆中最美好亲切的故乡印象，故乡生活的天人合一与自由自在在他心中留下了最神圣的标签。

（一）浪漫哀伤的想象基调

王立纯早期作品具有浪漫哀伤的想象基调，语言柔和哀伤、情节奇幻浪漫，自然描写古朴诗意，人物具有孤独彷徨的色彩，这些特征使这部分小说饱含浪漫忧伤的情调。“他走笔于民间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将深刻的社会问题置于民间视角来观照。”③王立纯的语言与质朴自然、轻松明快的民间语言相比具有诗意哀伤的特点。作者调动丰富的想象力，将日常生活描绘得诗意盎然，作品语言清丽哀伤，在轻柔绵密的细节描写中渲染出淡淡的哀愁。《火狐狸白脑门》中描写森林里出现一只红狐狸时，写“绿色”的乐章里从此添了一个火红的音符。这音符一直在你的心弦上袅袅颤动，叫你许久不能平静。④作者将视觉色彩转化成听觉感受，生动描摹出火狐狸的灵动活泼；《斜雨》中描写龙佳对安捷的感情变化时并没有直接写人物的感情面貌，而是通过影子颤动、气体飘忽等细微的起伏来说明人物的心理波动。作品的故事情节是奇幻浪漫的：森林中的熊瞎子能和人斗智斗勇，火狐狸能幻化成女孩儿和猎人捉迷藏、游戏戏耍，清盲流别动队的进山巡逻本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在作者的笔下却是充满趣味、轻松愉快的旅行，生存在拉依林场的山里人虽然物质资源匮乏，但他们却有诗意浪漫的精神世界。再者，这些作品中的环境描写或苍凉或恬淡，具有古朴的诗意。《鹰迹》将鹰的孤独与草原的广阔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苍鹰的孓世独立；《敖古都拉鳟鱼》中李凌望在旅途中惊奇地发现自然之美，诗意古朴的大自然使久居都市的李凌望找寻到了失落的自由。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多是孤独落寞的边缘人，他们的孤独哀伤和大自然的寂静平和形成呼应或对比。他们是没落的猎人、孤单的守林员、离群索居的采油人和不被欣赏的基层官员。他们不被理解又顾影自怜，只能自我放逐于民间大地、自然之间。

浪漫哀伤想象基调，是作家多愁善感性格的投射。王立纯在散文中提到他在年少时腼腆爱哭、多思内向、喜欢想象，他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加入了自己的这种性格色彩。他在后来的创作中不断深入民间、从民间汲取文学的养分，逐渐隐藏起作家自身的情感，以完全融入民间的创作态度来展示民间，不再有知识分子的彷徨哀伤，而是充满同情、略带调侃地表达老百姓最寻常的苦难和心酸。因此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这种知识分子的惆怅孤独感便基本消失。

（二）自由独立的诗性追求

王立纯把目光投向民间时，他向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民间文化形态里找到了寄托，于是他在作品中贯注了对独立自由的强烈追求。他追求的自由是一种理性自由，是对民间自由精神的诗性追寻。广袤诗意的自然环境培育了王立纯自由自在的性格，使他在创作中执着地追寻自由。为官之后，他的独立自由性格与官场的谄媚逢迎格格不入，官场的长期压抑使他更迫切地在文学中找寻自由理想。他抛却了官位，在身份上选择了民间。民间的自由自在与他契合，他开始写故乡的猎人、农民、守林员、石油工人和城市贫民，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自由主义的民间理想。“他所展现的官场也是民间视域下的官场。在凡人俗事中解剖人生世相，阐释生命的不堪，揭示社会的丑恶，尤其是官场上的腐败荒诞内幕”⑤。

王立纯的自由理想与民间文化形态的自由有所不同，民间的自由精神是由原始性的自由欲望引发，它具有来自民间的、生命内在的反叛激情。而王立纯的自由精神是知识分子式的过滤过的民间自由，它摒弃物质欲望，重视理性精神，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和理想主义。“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境界。”⑥因此民间的自由精神具有感性特点，它包含了民间藏污纳垢的浊气，王立纯早中期作品中的自由精神显然与此不符。他作品中的人物在诗性自由精神的感召下大都清高孤傲、不与现实妥协，坚持理想，选择诗意地生存。其短篇小说《三原色》中的杜克依最后还是回到了草原，坚持着风餐露宿的采油工作，在他心中，采油是自己的梦想所在。短篇小说《旋转猎场》中的林场厂长最终也守护了自己的尊严，没有为十万块钱出卖良知。《火狐狸白脑门》中的知青守林员也放弃了返城指标，选择守护大山。他们对独立自由的诗性追求决定着他们不会趋炎附势随大流，而是为自由主义理想牺牲现实利益，展现出崇高悲壮的美。

对自由精神的赞颂和呼唤一直贯穿在王立纯的创作中，不过他后期小说逐渐趋向写实，对独立自由的诗性追寻和理想主义坚守渐淡。他逐渐深入到民间文化的复杂肌理，认识到真实的民间世界少诗意浪漫而多苦难荒诞。因此他后期的作品更多的是表现民间底层百姓自由缺失的压抑感和无奈感。

二、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双向互动

王立纯的知识分子情感和民间文化具有冲突、融合的张力关系。这种冲突融合表现为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双向互动，在互动中知识分子不断深入民间、皈依民间。知识分子和民间遭逢时，先是知识分子占了上风，他作品的叙事声音对民间世界持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而后民间的强大力量会占据主导，它会把知识分子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因为民间世界是一个庞杂的存在，当知识分子面对民间的污垢部分时，作家的理性情感和现代意识会让他们站到民间的对立面，与原生态的民间文化产生冲突；而当民间积极明朗、乐观自在的一面展现在作家眼前时，又使他们自发地皈依民间、与民间精神相融合。王立纯对民间的这两种复杂态度使他这部分小说具有知识分子声音和民间声音的共存性和对话性。两种声音的强弱变化使他的小说展现出不同的审美意味。当前者声音占据主导时，小说的情感色彩灰暗阴郁，充满悲哀的基调；当民间的声音强大起来时，小说的色彩变得明亮了，具有了朴实乐观洒脱的风格。这部分作品正是在这种多韵味的审美特征和思想主题的对话性、复调性上达到了王立纯小说的最高艺术成就。

（一）知识分子对民间污垢的批判

民间是“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⑦。王立纯对民间世界污垢性的一面是很难认同的。他的民间立场是现代性的，即在追求现代性的基础上去发现、尊重并认同民间。虽然作者忠实于民间文化，如实还原了这些污垢的存在，但叙述者批判的声音暴露了作者对它们的否定态度。这种批判表达了作者建立理想民间的努力，正是因为对民间世界的爱和眷恋，他才执着于批判其间的污浊。他作品中对民间污垢的批判根据力度强弱可以分为三种：讽刺批判下的沉重叹息、谐谑调笑下的温情批判和尴尬苍白的无力批判。

作家深刻批判了民间世界中虚伪荒诞的污垢因子，叙述者通过讽刺性话语表达了批评态度。《庆典》中谷玎讽刺官员朋友不干实事只琢磨领导意志，在批判北沙县人的粗俗势力时，叙述者用庆典上的气球广告标语来讽刺烟厂是大户。他对民间污垢的沉重批判集中在他创作的早中期，这时他对现实的民间文化空间有悲哀失望态度，对理想民间的追寻与寻而不得使他的小说弥漫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作者的批判是温情的，是理解性的嘲笑。叙述者对民间底层人物身上的污垢进行谐谑调侃，《风水宝地》中叙述者调侃懒散的农民，揭示农民的无所事事一方面是出于懒惰，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遭遇了洪灾还无处可去；《春天的花玻璃》中陈小米托关系进入了保安队，既对陈小米的略微嘲讽，但又隐含着对他的同情理解。《换心》《拍手歌》《“愚公”搬家》等作品都是用幽默调侃的话语做温情的批判。

当知识分子与民间遭逢时，他的虚伪、不切实际部分会遭遇民间的反驳，这时知识分子对民间污垢的批判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民间污垢表现在善恶交织、美丑互现、高尚与卑鄙共存的文化形态上，正是在这种文化形态中孕育着具有现代性的民间精神，“民间的生命力已经与它的藏污纳垢性与生俱来，昏昏默默，无法截然分开”⑧。所以民间污垢中也蕴涵着民间充沛的生命活力，知识分子在它面前就会相形见绌。《甜菜进行曲》中身为省城记者的“我”斯文儒雅，而村长刘大哈却满口脏话，叙事声音这时看似批判了刘大哈，“我”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轰然消散，对刘大哈的批判声音也变为赞扬；《栖息在七楼上的麻雀》中的严平是个正直的打工仔，当他发现女友是陪酒女时决然与其分手。这里的严平虽是底层人物但他的思想是知识分子式的，当他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来批判要求底层人物时就显出了理论的苍白，在生存面前，任何的道德尊严都成了脆弱的泡沫。知识分子对民间污垢批判的无力感是知识分子与民间深入对话造成的结果，叙述者自觉不自觉地逐渐发现民间世界污垢中的生机，因此对民间的批判性减弱，以至于最后知识分子被民间乐观自在的文化形态吸引，自愿地向民间靠拢和皈依。

（二）民间对知识分子的包容接纳

民间具有承载的特质，它像大地之母一样包容蕴涵着一切。历史上，民间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庇护所，那些被流放的读书人正是在民间世界里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并从民间汲取到宝贵的文学营养。王立纯笔下的民间包容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包括坚守传统儒家济世思想的读书人和寻求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行为极端的异类。民间的真诚、自由、洒脱等文化形态使知识分子大加赞扬，此时民间的接纳性就体现为知识分子的自觉皈依。这其实是知识分子在民间重新寻找的身份认同感，由于这种认同感有强有弱，使得他们的精神皈依程度也有不同。

民间给予那些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最淳朴的暖意和希望。他们在初入民间时会遭逢民间世界的各种污垢，但民间的博大宽厚也包容着这些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从庙堂或理想世界跌落后能有个容身之所。文驼子（《文驼子》）是个有才华却不擅逢迎的读书人，耿直的性格让他在官场中起起伏伏。与此相对的是他的老友杨安伯不管在他富贵还是落魄时一直都把他当朋友。杨安伯是没多少文化、信菩萨的农民，但是他乐观随遇而安的性格包容了文驼子的孤傲任性，使他在残酷的生存环境里有了精神慰藉。杨安伯是民间的象征，在政治势力对文驼子任意践踏时，是民间向他张开了怀抱，以至于他最后离开这官场回老家时只对杨安伯依依不舍。对于追求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民间也是他们最自在的去处。虽然这里也会有对自由的压制，但由于民间世界的庞大与多元，他们总能在边缘处缝隙间找到生存地。这种“生存地”对小炉匠（《拍手歌》）来说是艺术，对荆黎（《苍山》）来说是写作，对马本良（《月亮上的篝火》）来说就是厨艺。对于那些极端的异类，民间虽然会对他们调侃嘲笑，但也会对他们同情尊重，也能给以包容接纳。如关朝宁的妻子黄兰虽然不太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但还是尽可能地保护他。焦洪林的工友们虽然很厌烦他天天挂在嘴边的政治口号，但对于他的奉献精神又很尊敬。

民间对知识分子的包容性使知识分子自觉地向民间靠拢皈依。为官一生的李秋生（《黑水河，白水河》）到生命的尽头才明白官场的无奈和不自由。《甜菜进行曲》中写虚假报告的“我”在真诚的农民面前自惭形秽，于是“我”由官方阵营走到了民间阵营，帮着他们一起对抗上级的荒谬政策。对民间皈依程度的不一致，使不同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大不相同。像谷玎、荆黎、文驼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流落到民间的，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使他们不能完全融入民间，甚至还有与民间相抵触的地方（如他们对民间污垢的批判态度），他们的思想高于民间，有着强烈的自省意识和孤独感。而像“我”（《甜菜进行曲》）、刘播、马本良（《月亮上的篝火》）这样积极学习民间文化、向民间靠拢的知识分子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又有民间洒脱自由、随遇而安的生存哲学。他们从生活习惯到文化趣味上都极大地接近了民间。因为知识分子与民间的极大统一，使他这些小说既有明朗乐观的感情基调，又有深入理智的人文关怀。

三、民间世界的内部切入

王立纯在创作早期就注意到民间世界与知识分子的隔膜，当抛开知识分子的精英视角从民间内部观察时，他看到了民间世界的世俗一面，小人物的生活现实粗鄙却又生机勃勃。这种对民间世界的内部式观照一直贯穿于王立纯小说创作中，他的作品不断摒弃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向民间价值观念靠拢，积极借鉴民间文化形态，以至他在后期创作中完全回归民间，抛弃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通过底层视角和通俗幽默的民间话语来表达民间。但他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对乡村民间的世俗呈现表明了他对现实民间世界的尊重与热爱，而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是他在民间立场下最真诚的底层关怀。

（一）乡村民间的世俗呈现

民间世界从空间上可以划分为乡村民间和城市民间。显然王立纯的艺术重心是落在乡村。他的小说人物大都有乡土气，即便他们处在城市，也会浸染乡村的精神气质。王立纯从民间内部出发，更多地观察到了乡村民间世俗性的一面，这样的民间世界不具有诗意，可能还包含污浊的部分，但它充满不事雕琢的质朴感和旺盛的生命力，十分贴近底层百姓的生活、思想状态。王立纯对乡村文化的世俗呈现体现了他对乡村文化的尊重认同和对民间世界的草根情怀。

王立纯具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这使他对乡村人的日常生活和欲望追求十分熟稔。他对乡村民间的世俗呈现表现在对乡村生活现实粗俗的描摹、对乡村人安分保守性格的刻画和对乡村人欲望追逐的展示。首先，现实的乡村世界不是诗意盎然，而是现实粗俗的，王立纯真实还原了这一民间世界。乡村生活的艰难困苦使人们只能注重现实利益和实用价值，再无暇顾及诗意和美。《月亮上的篝火》中韩桂花楼下空出一片地，她把空地种上了各类蔬菜而不是花卉；《笑一笑，或者说“茄子”》中根宝的生活目标只是生存、户口和养孩子，这样的生活现实无味，没有多少诗意；《甜菜进行曲》中的刘大哈张口不离脏话，行为举止也很粗俗。王立纯并没有高高在上地批判这种现实粗俗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从乡村人粗野鄙陋的习气中看到了生机勃勃的元气，看到了他们充满韧性的生存形态。

王立纯小说中呈现出了乡村人安分保守的性格特征。乡村空间具有封闭性，自古以来的农耕文明使人们安土重迁、拘于一地。这使得受乡村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安分守己，少开拓精神。《庆典》中谷玎一心想为儿子谷毛宁找个稳定工作，即使在烟厂不景气的情况下还是让儿子去厂里上班，只因为烟厂是集体产业不会失业；《甜菜进行曲》中李春立在一直拿不到工资、家里经济拮据时还不愿离开甜菜厂这个所谓的铁饭碗。《月亮上的篝火》中的马本良在爱情面前一直不敢表明心迹，结果错失爱情。乡村人的安分保守还体现在对重义轻利的儒家道德的坚守。他们的坚守是作者对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精神挽留，也是对物欲横流、肤浅媚俗的现代社会的理性反思。

王立纯小说展现了乡村世界饮食男女对世俗欲望的追逐，由于地位卑微，他们的追求大都围绕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展开。《阵雨，有冰雹》中即使计划生育官员看得再紧，张玉民和老婆还是东躲西藏地生了第八胎；《月亮上的篝火》中大家喜欢听张家生唠荤段子以排遣性苦闷，作品也多次写道马本良做饭的细节和人们享用食物的快乐；《春天的花玻璃》《风水宝地》中围绕村民的利益诉求展开叙事。这些人物的欲望可能不被法律道德认可，但他们在生命内在本能的驱动下顽强地生存下去。他们对欲望的追逐展示了世俗民间强烈的生命活力。

（二）为小人物悲欢歌哭

王立纯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使他十分了解小人物的生活方式、思想愿望，这为他描摹小人物奠定了基础。“他的写作视点定位在底层，展示个体生命的悲剧和社会悲剧。”⑨他在从事文学之前长期在基层生活，作为基层官员的他要处理民众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这些性格各异的底层形象也成了他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他自觉地为小人物代言，为他们悲欢歌哭。这体现在王立纯作品的底层视角上，也体现在他外冷内热的叙事语调上。

王立纯小说用底层视角来展现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所思所想，这种视角将镜头拉平到小人物的身份地位，能较真实地表现他们的生存面貌和欲望诉求。底层视角又分为非聚焦型视角和聚焦型视角，在这两种视角下观照了底层群体悲哀的生存境遇和个体复杂的精神世界。王立纯小说很多采用非聚焦的底层视角对小人物群体进行集体观照，叙述者通过不断切换叙事焦点达到了对底层世界的全方面展示，《庆典》中以谷玎为叙事线索，但叙事视角又不仅限于他，还包括农民、工人、酒店老板、包工头等，叙述者以全知视角来展现北沙县里的各色小人物的挣扎，叙述重心不是表现个人而是对他们做集体的观照；《月亮上的篝火》《龙伞》《雾失楼台》《最后出演》等作品都采用这样的非聚焦型底层视角，从宏观上表达了底层群体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的应对之道。王立纯小说还多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或第三人称内聚焦来叙事，视角的内化使他的叙事真实可感，叙事声音也更加贴合小人物身份，从而直接表达小人物的悲欢歌哭。《栖息在七楼上的麻雀》以“我”（打工仔）为视角展开叙事，小说所写都为“我”所见，发表的评论也是“我”的感想，叙事者的声音退居幕后，严平的苦难遭遇直观感性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很容易引起读者共名。《游进海水的老头鱼》以第三人称晋三中的视角展开，他的底层身份使他看到的也是底层世界，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到了何姑娘的不幸身世、沙船老板的狡诈与善良。

“在远离社会重大事件的凡人琐事里阐释生命现象，解剖各色人生本相，关注他们的悲喜情怀与生命体验，王立纯作为平民作家的意义就在于此。”⑩王立纯在书写小人物时避免知识分子式的说教与批判，在外冷内热的叙事语调中表达对小人物的深切关怀，这形成情感上的表达张力，在轻松的语言下寄托着作者对底层人物深沉的爱和同情。这种外冷内热表现在外在对人物幽默调侃，却隐藏着对他们的赞扬和同情，传达出对“民间传统生活方式和伦理精神的挽留”⑪。《风水宝地》中叙述者调侃李六指傻大夯粗；《月亮上的篝火》中叙述者多次调侃张家生的粗俗言行，叙述者虽对他们调侃嘲笑，但同时又通过语言行动描写表明他们的善良朴实，传达出赞扬的叙事声音；《拍手歌》中叙述者用幽默轻松的话语写小炉匠失落的人生，悲惨的内容通过漫不经心的方式表达出来，加深了叙事的情感力度，也更加凸显了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①⑪王光东《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7 页，第6 页。

②③⑤⑨⑩车红梅《北大荒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88 页，第177 页，第185 页，第180 页，第188 页。

④王立纯《熊骨烟嘴》[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 页。

⑥⑦陈思和《鸡鸣风雨》[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年版，第35 页。

⑧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67-3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