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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教会医院分布及其影响(1862—1949)

2020-04-17刘飞

档案与建设 2020年2期
关键词:基督教大运河教会

刘飞

摘要: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展医学传教活动,创办了一大批教会医院。大运河沿线城市交通便利,继沿海地区之后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教会医院,在时空分布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对西医在大运河沿线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教会;医院;基督教;大运河;城市

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第17款有“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这是近代不平等条约中第一次订有与传教有关的条款。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以后,法国天主教取得了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益。英国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约定,当然也享有传教权。实际上,所有近代化国家(包括俄国、日本)最终都获得了在中国的自由传教权。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各教派传播宗教的重要手段,医学传教士由沿海到内地设立了很多的诊所、医院,运河沿线地区作为重要的交通孔道,也不例外。具体有哪些教会医院,又由哪些教会(教派)设立,教会医院对运河沿线城市的西医传播有着怎样的影响,目前还是研究的空白领域,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清末、民国时期运河沿线地区的城市,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山东德州(含河北馆陶县)、泰安、聊城、济宁、枣庄,江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嘉兴、湖州、杭州等20个城市。

一、大运河是医学传教的重要通道

中国大运河纵贯于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从繁华富庶的浙江、江苏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直达北京,沟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隋唐至宋朝,大运河主要服务于将东南物资运送到中原地区,是东西大运河。元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由中原地区转移到北京地区,中国大运河的中心也随之由河南洛阳转移到江苏淮安(负责治河和漕运的江南河道总督、漕运总督长期驻节淮安,就是其表现之一)。大运河由此变成了南北大运河。

大运河的贯通,极大地促进了南北(也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促进了运河沿线区域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运河两岸城市应运而兴,一大批官私工商业,如造船业、瓷器业、酿造业、纺织编织业、印刷造纸业、金属品制造业、生活用品制造业及其他手工业等,蓬勃兴起。各种商业店铺数以万计,商业人口大增,贸易活动频繁,对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产生了极大吸引力。

在铁路没有通达的时代,大运河无疑是货物、人员重要的运输通道,很多医学传教士正是通过大运河来到运河沿线各个城市。江苏淮阴仁慈医院的钟爱华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医学传教士之一。《钟爱华传:洋医生的中国心》一书,对钟爱华如何来到清江浦以及后来的往返途径,作了生动的描述。1916年12月4日,在经历了19天的海上颠簸之后,钟爱华和妻子从西雅图抵达上海公共租界。第二天,吉米和索菲带着钟氏夫妇乘列车到达150英里以外,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鎮江。第三天,他们渡过长江,转乘驳船,驶入大运河,开始了125英里的旅程,行程中,船在扬州城外停泊了4个小时。这次总长275英里的旅行仅仅用了60个小时。在之后的岁月里,同样路线的旅行却常常变得异常缓慢,因为大运河上的交通经常会由于各种原因中断:水位太高或太低、河水结冰、战争影响,等等。第四天,在穿过了一排20英尺高的泥土墙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清江浦。运河航道在这里增宽了几百码,河上有两座古桥。在河的南岸,环绕在城市之外的是清江浦旧城的灰色石墙。吉米叔叔指着一条更为狭窄的街道告诉他,那是通向教堂的路。第五天,又行进了一英里之后,一行人抵达了位于外城东北角的医院。大门外面的牌子上竖向写着几个汉字——“仁慈医院”。[1]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法译文卷》有一章《沿着大运河(1901—1911)》,详细记述了20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徐州到宿迁段运河沿线的传教努力。文章第一句话就是“上帝的影响在大运河沿岸不比在西部地区少”。其中将大运河对传教中心选址的影响进行了描述。“还有一次不适当的迁移:中心从埝头向西八公里的窑湾迁移。说实话,既然必须选择新址,运河上的大商镇窑湾与邳县、睢宁和宿迁距离相等,完全满足一个堂区中心的各种要求。”文章还将铁路与大运河进行了比较,“艾赉沃神父……自他1882年探察之行以来,思想和事物都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1911年5月10日,他目睹了徐州火车站的奠基。不久,铁路将把这个古老的府与南京和北京连接起来,此前人们还只能在大运河上乘船旅行,缓慢航行一个月后方可到达。现在城里的一些商店已经开始销售外国货,某些学校甚至讲授英语。尤其宗教事务方面的变迁更明显。”[2]

受美国圣公会派遣于1905年来到中国安徽,在安庆生活46年并长期担任安庆同仁医院院长的戴世璜,在他的自传里,记述了他于1907年参加苏北赈灾的经历。“1907年春,苏北和皖北地区由于去年夏天黄河和淮河流域洪水泛滥毁坏庄稼出现严重饥荒。发大水的时候,我在庐山,徐州南方长老会的格拉夫顿先生就曾要求我为赈灾出点力。早春时节,他写信告诉我急需人手,要我去帮忙。征得茹茨主教同意后,我同武昌的霍华德·理查德一道去了镇江。当年我来中国与理查德同行。在那儿,我们遇到了宿迁的布雷德利医生和南方长老会新来的文森先生。我们一道沿大运河而上,大运河与长江在镇江交汇。那时没有铁路交通。我们一行四人带着布雷德利医生购置的一堆物品乘船前往青江埠(清江浦),在那里我们换乘舢板通过运河闸。我们的物品装在几辆手推车上,我负责押送一辆穿街过巷,要求做到万无一失……我们乘舢板沿着大运河逆流而上,到达宿迁之后,布雷德利医生和文森先生将留在那儿,霍华德和我则改坐马车由陆路抵达徐州。在运河上航行的时候,我和霍华德躺在带草棚的舢板倒也舒适。我们白天在运河上行船,晚上则抛锚将船泊在河中间,以免遭流匪袭击。北上三天后,我们到达宿迁。这里有一所设施完备的教会住所,里面有布雷德利医生的医院、一座教堂和很多教士。我们在宿迁呆了几天,期间我给一名教士的妻子诊治,并为一个小手术实施麻醉。”[3]

镇江到徐州段的运河沿线,传教士医生依靠运河往来,从以上记载看,应该是没有疑义的。那么其他城市如何呢?

美国人艾丽斯·里德所写的《德州基督教开端与发展》一文提到了大运河,但没有谈及是否由运河来到德州。“1917年9月,大运河南岸决堤,洪水逐渐淹没了园地和周围地区,除医院的二楼和三楼尚可继续使用外,其余建筑都只得撤空。”[4]津浦铁路于民国元年(1912年)全线筑成通车,此前,来德州的主要交通方式是大运河航行。位于德州乐陵县朱寨子的施医院是1866年创办的,位于德州武城县的恩县庞庄卫氏博济医院是1885年创办的。通过运河航道开展医学传教,还是传教士医生的必然选择。

伊莎贝拉·伯德所写的《1898年: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对当年大运河全线的实际状况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以我到達的地方作证,情况恰恰相反。例如镇江,满载的船队一望无际,却只有一条狭窄水巷可供通行;从通州到天津,我的船竟花了两天的时间,而一半时间是在开路,穿过大批密集停泊几乎塞满河道的客船、货船……1851年黄河泛滥造成的荒废使大运河通航的价值远不如昔,尽管如此,它仍然作为各大省之间商品流通的重要动脉。”“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早晨,汽船在狭窄的运河口抛掉了拖带的尾巴,那儿有个由树木架成的绿色拱门,我的船静静上行,直到水闸,通过这里时,我们爬上了宽阔的水道,径直向杭州而行……C.M.S.教会行医18年的医生梅因博士在一座桥上迎接我……”[5]

《聊城地区志》描述了大运河对医药行业(包括医学传教)的影响。明清之际,借大运河交通之便,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医药商家纷纷来聊售药行医,由此促进了地方中药业的发展。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境内相继有十几家外地药店商号。至清末民初,境内药铺、堂栈发展至400余家……至1949年前后,区内私营店铺已发展至737家。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德国传教士在阳谷县坡里天主教堂附设诊所,备有阿司匹林、金鸡纳霜、硫黄、蓖麻油、碘酊、紫药水等西药,还有剪子、镊子、纱布、胶布、体温计等。此为西医、西药传入之始。后在阳谷县城和坡里村开设教会医院,服务对象是传教士、修女、教徒,也给附近居民治病。清宣统元年(1909年),美国传教士在临清创建“施医院”(后改为华美医院)。1919年,德国金修女在莘县朝城天主教堂内设“同仁医院”。[6]

运河沿线城市杭州、清江浦、宿迁、徐州、聊城等地的事例以及其他有关资料都可以证明,在铁路修筑通车之前和铁路未能通达的地方,运河沿线城市的医学传教主要是依靠大运河航道。即使是徐州这样的铁路交通枢纽,大运河的作用也没有完全被铁路取代。

二、运河沿线城市教会医院数量及举例

北京共设有基督教会医院29所,另有佛教会、伊斯兰教会创办之医院4所。最早的教会医院是1862年雒魏林(又译洛克哈特)创办的双旗杆医院,又名北京施医院,还有称之为缸瓦市教会医院。后由德贞于1865年扩建,1921年并入协和医院。医院创办第一年就接待病人2万多人次,1865年有病床30张。

1907年英国伦敦会和英美五个教会联合创办协和医学堂附属医院。该医院于1921年建成14栋楼房,花费1000万美元,升级为北京协和医院。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

1875年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库姆斯创办有35张病床的妇婴医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阿特伯里创办安定医院,l907年两医院合并为道济医院,约有70张病床。

此外,还有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的侯美丽于1881年在通州创办的诊所(1888年由伊格姆扩建为潞河医院),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5年创办的女子医院,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于1886年创办的同仁医院,英国圣公会的艾丽斯于1889年创办的主要治疗妇女、儿童疾病的医院,天主教会于1886年创办的Chala医院,等等。

天津设有基督教会医院7所,另有犹太教会医院1所。最早的是由法国天主教仁爱修女会的达爱兰于1862年创办的西开天主教医院,有楼房177间。1874年由法国护士达爱兰迁至紫竹林,1914年迁至营口道现址。最大的是马大夫纪念医院,由英国伦敦会的马根济于1879年创办。1866年,基督教伦敦会在天津开设施诊所,1880年12月新院落成,命名为伦敦会施医院,1924年更名为马大夫纪念医院。此外,还有美国美以美会的寇姆斯于1873年创办的妇婴医院,意大利天主教援助传教会的斯基亚巴于1911年创办的天津圣心医院,天津犹太宗教公会于1937年创办的犹太医院,天津天主教仁爱会的杜森于1947年创办的西开医院,俄国东正教会的魏克托尔创办的俄国医院,天主教河北正定教区的刘银须于1948年创办的乐仁诊疗所(有医务人员20余名,应视为医院)等。

河北省运河沿线城市设有教会医院10所。河北最早的教会医院是天主教会于1867年在沧州献县设立的仁慈医院,1930年扩建后改名圣若瑟医院。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人在枣强县肖张村耶稣教堂内建立医疗所,为衡水最早的西医诊所。光绪二十七年,英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在肖张教堂内建教会医院,设病床百余张,方圆百里就医者纷至沓来。河北境内运河沿线城市的教会医院,还有美国美北长老会的路博施于1890年创办的沧州博施医院、英国圣公会于1903年创办的河间圣公会医院、美国长老会于1910年创办的邢台福音医院等。

山东省运河沿线城市设有教会医院24所。1866年秋,英国基督教圣道堂(即循道会)牧师殷森德和医生马勒善在乐陵县朱寨子开设施医院,有职员8人,专为教徒、信徒免费医疗。1939年,乐陵县朱寨子施医院因救治抗日人员遭日军焚毁。

聊城临清华美医院前身是施医院,建于1886年。医院设在当时的教会院内(教会设在现在的先锋大桥煤场一带),是美国传教士卫格纳主持创建的。1900年夏季,教会及医院被“义和团”所焚。当时教会的牧师及施医院负责人金发兰、秦瑞恒等人逃避于小芦村(在今河北省临西县)。1901年,在南北街(今更道街和健康街一带)扩地百余亩,重新建筑教会及育英、育贞学校和医院。华美医院因华方捐款,美国人所建,所以命名为华美医院。1915年,医院扩建二层楼房一座(现称华美楼),二楼西侧刻有“华美医院”标志。华美医院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下设的一个慈善机构,每年医疗费均由教会拨款。

卫氏博济医院。民国五年(1916年)恩县庞庄基督教会博济医院迁到德州城东,因征购土地、建筑院址时,曾得到英军将军卫三威的巨款捐赠支援,故改称卫氏博济医院。卫氏博济医院的主建筑系一幢三层楼房,一层为综合门诊,二三层为病房和手术室。另有护士楼、消毒室、小礼堂、锅炉房、伙房、浴室、发电机房、铁木工房等附属建筑。综合门诊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化验室、X光室、药房七个科室,药房备有常用药400余种,均系国外进口。日门诊量约100人次。病房分内、外、妇、儿、眼科,床位100张,男女各半。病床又分一、二、三等,设备各异,收费不等,还设有结核隔离床。全院工作人员约100名。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在1949年8月前,属山东省管辖,所以,将馆陶县的教会医院纳入山东省教会医院统计范围。

山东境内运河沿线城市的教会医院,还有德国天主教会于1884年创办的济宁若瑟医院、1906年创办的济宁妇孺医院,美国长老会于1896年创办的巴可门医院等。

江苏省运河沿线城市设有基督教会医院19所,另有佛教医院1所。1883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在苏州天赐庄建立了苏州博习医院,为江苏省内第一所近代医院,创办初期占地近5000平方米,设床位30张。

淮安仁慈医院是由美国南长老会创办的一所著名医院。1887年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赛兆祥(1852— 1931年,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之父)和林嘉善在大运河畔的清江浦慈云寺开了一家西医门诊——仁慈医院。1912年,在十里长街东门内水渡口东北方向购得徐福仁家坟地,建两幢二层楼房,平房100余间,分南北两院落,南院为病房楼。次年迁诊所于此,正式命名为仁慈医院,成为江苏省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是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在常州创建的教会医院,建于民国七年(1918年)7月1日,原名为“武进医院”。

江苏境内运河沿线城市的教会医院,还有美以美会于1884年创办的镇江妇幼医院,美国圣公会于1908年创办的无锡普仁医院,美南长老会于1895年创办的苏州福音医院、1899年创办的苏州妇孺医院、1900年创办的宿迁仁济医院等。

浙江省运河沿线城市设有教会医院10所。最早的是天主教于1869年创办的杭州圣文森特医院。杭州广济医院在1884年建成,有候诊室、门诊室、手术室、药房和办公楼等。1926年,英国圣公会的梅藤更及夫人梅福孙在杭工作45年后,于12月3日回国。他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国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法国天主教巴黎仁爱会嘉兴仁爱堂于1920年创办嘉兴圣心医院,建筑面积2572平方米,1947年有病床120张、工作人员10人。

浙江境内运河沿线城市的教会医院,还有梅藤更于1892年创办的杭州麻风病院,美国长老会于1893年创办的嘉兴福音医院,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于1915年创办的湖州吴兴福音医院等。

统计运河沿线城市的教会医院总量,北京33所,天津8所,河北10所,山东24所,江苏20所,浙江10所,共计105所,在全国教会医院中占比12%。

三、对运河沿线城市教会医院时空分布的分析

(一)教会医院在运河沿线城市空间分布

教会医院在两个直辖市和四省的20个城市均有分布。北京最多,达33所;山东次之,24所;江苏第三,20所;其余三省合计28所。

在四省20个地级城市中,山东济宁教会医院数量最多,9所;其次为江苏苏州,8所;河北沧州和浙江杭州排第三,5所。

从《各国教会医院省区分布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作为清朝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中心,必然成为各国教会争夺的重点,所以各国教会(教派)都争取在北京设立医院。英、美两国教会设立的教会医院最多,其中协和医院规模最大。

美国是在中国设立教会医院最多的国家,分布也最广,这和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英国作为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建立教会医院时间早,分布范围广,只是后来在数量上明显落后于美国。

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在山东设立的教会医院达到10所(含合办1所),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则是0所。

法国、意大利除了在京津地区设立了教会医院,在此之外的运河沿线城市几乎没有设立教会医院。瑞士、瑞典、比利时、加拿大、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医学传教方面,对运河沿线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和各国在中國的势力范围有着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

(二)运河沿线城市教会医院创办时间分析

以1912年1月1日为分界线,清末创办的教会医院为67所,民国时期创办的为38所。以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管理医院规则》,对医院的医生数量作出规定为分界线,《管理医院规则》出台前创办的教会医院为90所,出台后创办的为15所。

1881—1920年这40年间,运河沿线城市教会医院发展最快,达到72所,占全部教会医院的68.57%。

义和团运动后的10年,是教会医院创办的高峰时段,达到25所,主要原因是庚子赔款被用于教会医院的重建,并且医院规模有所扩大。另一个原因,就是海外传教奋兴运动的影响,有大批西方传教士,怀着宗教热情来到中国开展医学传教活动。

1931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对教会医院的影响也很大,主要是负面作用。原有教会医院很多被日本侵略者强征、侵占、破坏。

(三)运河沿线城市教会医院所属教会、教派分析

运河沿线城市创办医院的教会有基督教(又分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敎)、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而基督教会创办的医院占了绝大多数。由伊斯兰教创办的医院仅1所,由犹太教创办的医院亦仅1所,由佛教会创办的医院为4所,其余99所均为基督教会创办。

基督教会所创办的99所医院中,三大教派除东正教创办1所、天主教会创办的30所外,其余68所均为基督教新教所创办,新教创办的教会医院占基督教会所创办教会医院的68.69%,占全部教会医院的64.76%。基督教新教所创办的教会医院中,属于美国创办的有46所,属于英国创办的有17所,双方合办1所,英美两国所办的医院在新教所办的医院中占比94.12%,占全部教会医院的60.95%。

运河沿线城市的教会医院主要由基督教新教所创办,新教所办教会医院中的大多数是由英美两国的新教教派所创办。这与全国的教会医院分布情况是吻合的,没有明显的差距。

基督教新教在1881—1920年这40年间,在运河沿线城市创办教会医院达到一个高峰,数量达到53所,占全部基督教会医院的55.79%;同一时期,天主教仅创办教会医院15所,在全部基督教会医院的比率较基督教新教低了40%。但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天主教掀起了一个创办教会医院的小高潮,数量达到5所。

四、运河沿线城市教会医院的影响与启示

(一)教会医院对西医在中国传播的意义

学术界曾经对医学传教士在近代“西医东渐”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对医学传教的评价不高,甚至是贬低,对教会医院所起作用的评估也过低。比如,《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说:“传教士在中国举办医疗事业在客观上曾把西方的医术和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包括护理教育)传入了中国。”[7]陈旭麓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序言》中又说:“从鸦片战争起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即使他们中有人自称中国为其‘第二故乡或‘半个中国人,也大都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中国人民久已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李经纬主编的《中外医学交流史·自序》说:“近百余年来,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以及我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政策的失误,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步履艰难……”即使是迟至2017年出版的《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及影响研究》一书,仍然说“近代传教士采取的‘医学传教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使中国医学界和普通民众接受了西医学知识和诊疗方法,而且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一整套西医结构和体系,包括西医院。”[8]

上述观点,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大多数学者能够承认医学传教士在西医传播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往往认定其主观目的只是“传教”,医学传教士本质上是“文化侵略者”。

杨靖筠在《北京基督教史》一书中提到了西方医学本土化和专业化的演变过程。“近代传教士医生传入中国的医学,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医疗理念,表现出医疗事业的成熟性……伴随着教会医、护工作的开展,从事教会医学和护士教育的中国人日益增多,外国人在教会医学、护士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削弱。20世纪前20年,教会医疗事业在适应中国社会的前提下,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专业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非基督教运动使教会认识到本土化的重要性,1928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在本土化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医疗事业成为接受中国政府限制和管理的私立性质的医疗事业,随着华籍医务人员的增多,逐步向华籍职员移交领导、管理权力……中国医学近代化肇始于西方医学的传入,随着西医学科在中国根植,中国的医学教育制度、中西医生职业化、医学学术团体、公共卫生观念和中国医药卫生体制的逐步建立,完成中国医学近代化的过程。”[9]

梁碧莹在《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中说:“西医作为一门学科,从开始由西方传教士医生传入中国,到最后形成了以中国医生为主体的庞大医疗卫生体系,这种异域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在中国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传教医生起了奠基的作用。”[10]

相对于规模小、人手少、设备差的诊所,教会医院对于西医的传播,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现有的很多规模大、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医院,都是先从诊所、教会医院发展起来的,甚至延续了一百多年。中国人经历了敌视、接受和认同的漫长过程,最终接纳了西医,甚至在1929年发生过要完全取消中医的舆论浪潮。可以说,西医西药最终在中国医药界取得了绝对主导的地位,而这正是因为有着教会医院的巨大贡献。比如,开办于1883年的苏州博习医院,“开办第一年,门诊量达到7600人次,住院125人次。”[11]再如,有70张病床的山东临清华美医院,“仅民国23年(1934年)1年,华美医院的门诊人数即达12808人次。”[12]此类记載不胜枚举,不再赘述。

通过考察大运河沿线城市教会医院的创办、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两点:教会医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中国运河沿线城市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力军;教会医院是中国西医和现代医院制度的奠基者,西医传播(包括西医教育)的先行者和老师。

从1862年起至1928年前,教会医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承担了大运河沿线城市的救死扶伤工作的主要部分。教会医院自身也存在一个逐步专业化的过程:大部分医院都逐渐转变成专业的医疗机构,而不是传教场所;教会医院的医生也不再是传教士医生,他们中的大部分逐步成为以医疗为主的专业医生而不是以传教为主的传教士。虽然有的医院,如杭州的广济医院,还有专门的传教人员和场所。

除了上文所举的门诊量和住院数的例证,再以江苏北部地区性流行病黑热病的救治为例。《淮阴市志》记载:“1928年以后,苏北地区黑热病大流行,1929年为高峰期,据该年3月至6月统计,仁慈医院门诊黑热病13545人,病重住院736人。”[13]《申报》也曾报道:“(黑热病)为害之烈,以沿旧黄河道各地为最,清江浦仁慈医院及宿迁、徐州、睢宁各教会医院,诊治黑热病人数,统计如下:

1928年至1949年,虽然在部分地区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承担了部分诊疗工作,但是在医疗技术、硬件设施、经费保障等方面,官办医院(除极个别省立大医院外)和私人诊所无论是诊疗数量,还是医疗水平和效果,都很难与教会医院竞争。

教会医院(包括诊所)是西医在中国传播的最初的据点。西医通过医疗活动得以传播,开办教会医院正是使西医在中国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重要形式。同时,教会医院也是各种先进医疗技术引进、实践和西医教育的重要基地,还是医疗技术研究、创新的重要场所。对于日渐衰弱、甚至沦为西医附庸的传统中医来说,教会医院的成功范例,对重振中医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研究中国教会医院历史,应该用发展的观点,而不是静止的观点来考察教会医院的发展过程,不能把最初的教会医院等同于教会医院的全部发展历程,不能用个别教会医院代表全部。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教会医院、教会医院的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教会医院的专业化趋势是客观存在的,教会医院的初期与中后期在专业化、规范化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西医的本土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方面,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本土出现了大量的西医院,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创办的,也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建立的一些教会医院;另一方面,中国医生、护士最终占据了医院中医护人员的大多数,教会医院也是如此。本土化是任何一种现代科学在中国传播、确立的必然,西医本土化只是其中之一。

(二)教会医院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启示

1.从最迫切的需求入手开展文化交流,通过解决现实难题促进文化交流的顺利开展。

在晚清民国时期,缺医少药无疑是中国人当时面临的迫切需要之一,西方传教士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提出了医学传教的主张,并迅速予以实施。诊所、教会医院的创办与发展,为传教士在中国立足找到了立脚点,也为打开传教局面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也获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人员流动频繁,客观上容易扩散各种传染性疾病。比如《清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传染病》描述了霍乱在运河沿线城市的传播途径,“东部地区霍乱在1820年传入……苏南、浙北是典型的水乡,霍乱由大运河传入后,很快向周边地区感染,充分显示出霍乱的水型传播方式。由于大运河是南北的交通命脉,借着大运河,霍乱传入到苏北地区,并继续向北传播到华北。……山东西部地区则是由运河向运河两岸地区扩散。河北平原地区霍乱流行特征最为独特,运河和陆路交通要道同时传播霍乱,霍乱首先在邻近这些交通要路地区爆发,再由这些地区向周边地区蔓延,使得霍乱流行遍布于河北平原大部分地区,形成了类似江南水网地区的又一霍乱流行重灾区。”[15]

运河沿线城市因为传染性疾病流行而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更需要高质量的医疗救助,教会医院的设立,为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城乡患者提供了诊疗救治,客观上促进了西医西药在运河沿线城市的传播。就被救治的对象而言,对教会医院历史功绩无论作出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2.经费保障是文化交流得以持续的重要前提。

医学传教士得到多国多个教会(教派)的资金支持,是医学传教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例如汕头福音医院从创办之初起,直到被当地政府接收,一直有外国教会拨款。在医学传教士在华传教过程中,因为回国筹集资金而中断诊疗活动的记载比比皆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3.文化交流需要组织保障。

教会医院得以生存发展,西医得以逐步传播,都离不开相关国家教会的人力、物力保障。传教士医生的派遣、调动、退休等等,都是教会在操作,各教派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一个教派离开,会把医院转交、委托给其他的教派管理;一个教派力量不足,会联络其他的教派合作开办教会医院,例如北京协和医院、山东济宁同善医院。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波洛克:《钟爱华传:洋医生的中国心》,李雅明译,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35—37页。

[2]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法译文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8、181、208页。

[3]王国席、程曦编著:《安庆近代中西交流》,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4]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集粹(修订本)》(上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593页。

[5][英]伊莎贝拉·伯德:《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卓廉士、黄刚译,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7年,第31—33页。

[6]山东省聊城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聊城地区志》,齐鲁书社,1997年,第409、412页。

[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3页。

[8]范延妮:《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及影响》,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9页。

[9]杨靖筠:《北京基督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

[10]梁碧莹:《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11]徐梁伯、蒋顺兴主编:《江苏通史·晚清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279页。

[12]山东省临清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清市志》,齐鲁书社,1997年,第709頁。

[13]《淮阴市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286页。

[14]《申报》1935年1月20日,影印本,上海书店影印,1985年3月印刷。

[15]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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