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慧

摘要：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积累了无数的社会记忆，这些记忆中有很大一部分以档案为载体不断被激发及延续。档案编纂工作按一定主题整合分散的档案，在此过程中将留存于这些档案中的社会记忆串连起来，用以唤醒、传承社会记忆，实现记忆意义的生成与深化，这既是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过程。社会记忆再生产理论拓展了档案编纂工作的性质与功能，基于此对编纂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进而推动档案编纂工作的调整与优化，推动其社会功能放大。

关键词：社会记忆；记忆再生产；档案编纂；档案记忆观

分类号：G270

Social Memory Reproduction：New Perspective of Archival Compilation

Chen Jiahui

（School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s accumulated countless social memories， and a large part of these memories are stimulated and continued rely on archives. Archival compilation integrates the scattered archival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a certain theme， and in the process， links the social memory retained in the archival information， so as to awaken and inherit the social memory， and even realize the deepening of the meaning of memory， which is not only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archival work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archival memory reproduction. The theory of social memory reproduct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func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archival compilation， which promotes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archival compilation and the enlargement of its social functions.

Keywords：Social Memory； Memory Reproduction； Archival Compilation； the Concept of Archive Memory

档案编纂工作是基于特定主题对档案材料进行筛选、整合及公布的活动，是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视角的不同导致学者对档案编纂工作性质与功能的认识不同。早期档案学者从史料学角度出发认为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学科联系最为紧密，档案编纂工作是按一定的题目将档案史料编辑成“史料书”的工作，[1]具有史料整理功能。部分学者立足于传播学角度，将档案编纂工作与信息传播领域相结合，提出编纂工作的传播功能。[2]此外，还有从文化角度出发，认为档案文献编纂是构成文化知识汇集的工作，具有文化传承功能。[3]從信息资源管理角度出发，认为档案编纂工作是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方式之一，具有信息服务功能。[4]

自20世纪90年代起，档案学界利用社会记忆理论对档案工作及其记忆属性进行认识与探究。丁华东从社会记忆建构视角研究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认为它具备社会记忆建构功能。[5]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说，“记忆不再仅仅是一种复制的能力，而是一种确确实实具有生产力的能力”[6]。近年来，社会记忆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入，记忆再生产能力愈发受到学者的关注，将其作为档案编纂工作的研究视角，能够为档案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新思路，丰富我国档案记忆的理论内涵。

1性质新阐释：档案编纂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重要途径

1.1记忆再生产激发档案编纂的潜在价值

价值按现存状态可分为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7]潜在价值是具有认知与利用可能性的待开发的价值，其通过主体实践活动的开展被逐步感知，继而转化为现实价值。长期以来，社会关注的大多是编纂成果中的史料价值。随着大众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档案编纂背后的文化价值也被学界所认知。[8]档案编纂工作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随着主体实践的变化发展被感知、认识，且持续为主体所利用，都经历了从潜藏状态向现实状态的转变过程。

社会记忆与档案学理论的相互融合范围逐步渗透到档案编纂工作中后，编纂工作的记忆属性被激活。编纂工作将档案有选择地进行构思、聚合，赋予档案以新的阐释。这与社会记忆理论中记忆再生产的过程相契合，这种契合度及主体记忆需求的增长促进了人们对潜藏于档案编纂中记忆再生产的认知更新与价值挖掘。以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宫颐和园档案》为例，其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颐和园及清朝皇家活动提供翔实的史料，具有历史价值及文化价值。不容忽视的是，这本汇编中聚集经过挑选、凝练、重组后的颐和园记忆，是颐和园记忆的再生产过程，随着公众感知范围的扩大，潜藏于汇编中的记忆价值得到激发，最终实现对当时记忆的传承、重构及升华。

1.2档案编纂是社会记忆再生产活动

零散的档案记录并不能真正称为记忆，需要经过社会选择、认知及情感认同。[9]档案只有经过系统的编纂才能转化为社会需要的功能记忆。档案编纂工作拼凑零散的社会记忆碎片，重连断裂的记忆，刻写被遗忘的记忆，扩充既有记忆，是社会记忆再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编纂过程看，档案编纂工作涉及选题、选材、加工、编排等环节，其中对主题的选择及对文献的取舍判断至关重要。记忆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并合理化于“现在”，是由当下的需求及条件所塑造。档案编纂活动充满着时代印记，不同的编纂工作受社会环境影响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基于此将零碎的档案记忆整合，反复刻写原有社会记忆或整合成新的记忆。从编研成果看，汇编、图集、纪录片等借助一定媒介对档案进行公布，展演最终留存、塑造的档案记忆，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成果及表现。作为社会记忆再生产活动，档案编纂工作对于强化社会记忆、积累与传承文化、启蒙社会思想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记忆观所强调的主体多层次性及分析的多角度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引起社会对档案编纂工作的反思和改进，从而不断形成新的记忆。

2功能新拓展：档案编纂工作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记忆再生产过程包含对本源记忆的生成、加工、展演及消费，涉及记忆的触发、传承及增值等行动，[10]档案编纂工作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具有记忆唤醒、传承及增值的社会功能。

2.1记忆唤醒功能

公元前350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三大联想率：相似率、接近率和对比率。当人在对某一事物进行感知时，会引起已形成的暂时神经联系的复活，产生对和这一事物性质特点相似、接近或相反的另一事物的记忆或想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触景生情”“睹物思人”。记忆若想要从潜在形式向现实形式转化，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得以实现，也就是说记忆依靠某一事物或活动得以被唤醒或强化。档案编纂活动所选取的档案是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是潜在的、长时储存的记忆。因此档案编纂成果既是对档案的系统整合，也是唤醒人们社会记忆的一大媒介。编纂工作围绕特定的主题形成各种各样的成果，无论人们是打开一本档案史料汇编，还是观看一部档案纪录片，抑或是参加一场档案展览，都能引起他们对预设主题相关、类似或对立事件的联想，由此激发、唤醒社会记忆。

以《武汉市档案馆馆藏辛亥革命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为例，作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地，武汉市档案馆保存有大量珍贵的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将这些史料聚集以展现武汉市辛亥革命时期或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的人、事、物。读者在翻阅《汇编》时能够被带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感受武昌首义的氛围，追寻革命烈士所走过的路，联想到与之相关的人、事、物，由此激起心中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沉淀于《汇编》的辛亥革命记忆再一次被触发，同时唤醒读者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追忆。

2.2记忆传承功能

古希腊诗人西莫尼德斯的记忆术理论提到人类不断地尝试运用各种介质来提高我们的记忆能力，扩充我们记忆的范围。[11]远古时期，人类主要依靠大脑进行记事，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对记忆的巨大需求和人脑有限的记忆功能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档案的出现使这种记忆困境得到化解，其记录并不断延续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及历史经验，是提高人类记忆能力的重要介质。社会记忆需要依靠文学作品、艺术活动、纪念仪式等方式进行反复刻写才能得以传承，档案编纂以传承档案记忆为活动目的，提取并组合存储的档案，并向社会传播。借助于此，人们既能了解过去的实践活动，汲取历史经验，又能体会档案中所蕴含的特定思想或精神，加深对已有记忆的印象。

以成都市档案馆为例，该馆积极开展档案编纂工作，并取得了丰厚成果。其出版的《四诊百草藏成都——民国时期成都中医药档案图集》（以下简称《图集》）向读者展现了成都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将民国时期中医药行业的丰富经验传递到现代，为当下及未来的医药事业提供了指导。另外，該馆举办的“天府文脉，家风传颂”档案展览，以成都市部分家庭的家风、家规、家训作为展览内容，承袭各个家族世代的文化风格，使得成都优秀的家风家训得以扩散。无论是《图集》还是家风展览，都是成都记忆的体现，在展现成都丰厚文化底蕴的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赓续医学记忆，承袭家族记忆，使极具价值的地方记忆得以为当世所用，并代代相传。

2.3记忆增值功能

库克认为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构建中充当“积极的中介者”，他们的选择决定着什么被记忆及什么被忘却。[12]档案编纂经历筛选、凝炼及组合后，摆脱档案的零散无序状态，也使档案记忆更具系统性及结构性，最终其内容和层次相较原始档案素材有了显著的深化与提高。换句话说，档案编纂活动具有记忆增值的功能。记忆增值即“当一种记忆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出新的记忆时，或者一种记忆的传播面增加从而使受传体记忆相对于传体记忆有了某种增值放大”。[13]档案编纂的完成，使得档案所展现的社会记忆被固定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档案所蕴含的记忆仅局限于此。不同的编纂工作根据选题对原有的素材重新提取、编排，又能激发新的记忆活性，不断补充社会记忆内涵，在这过程中甚至还会建构新的社会记忆，输送到社会记忆系统中。这些正是档案编纂活动记忆增值功能的体现。

以大型档案纪录片《清宫秘档》为例，纪录片循着清王朝二百六十余年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讲述清朝时期的历史人物关系、宫廷内幕和皇家隐私。同样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清宫档案，以“秘”为一个新的切入点，对它们进行重新梳理整合，利用档案为观众解开清王朝的种种迷雾疑团，更新人们对清朝历史的社会记忆，纠正错误认知，实现清宫记忆在内容、意义、传播范围等方面的增值和放大。

3发展新要求：扩大档案记忆再生产

档案记忆再生产具有文本再生产、内容再生产及意义再生产三个层次，[14]三者相互区别又有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整体结构。档案编纂工作性质及功能的扩充，使编纂工作发展方向调整，从文本、内容及意义三个方面对档案记忆再生产提出了工作目标和要求。

3.1以吸纳新素材促进文本再生产

生产力要素包括“简单要素”和新发展要素。[15]生产原料作为一种简单要素，是生产活动中的最基本要素。在档案编纂工作中，档案文本是档案记忆再生产活动中必需的“原材料”。丰富的档案是档案编纂工作开展的重要素材和基础，因此首先要保证档案材料的充足和及时更新，以满足记忆再生产过程的多样需求。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工作也应包含其中，[16]通过记录形式的转换，形成新的档案文本。

编纂活动中新素材的引入，除了重视档案的吸收、积累及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处理外，还有赖于社会公众的参与。公众承担记忆接收者与生产者的双重身份，为档案记忆的再生产提供丰富的“生产原料”。以2014年天津市档案馆向全市征集正宗“方言发音人”为例，该活动收集包含民谣民歌、俏皮话、吆喝叫卖等在内的极具天津特色的音频。这些音频成为天津市档案馆及其建立的天津方言语档资源库中的重要素材，也能为日后的天津方言档案编纂活动提供体裁新颖、形式多样的编纂文本。档案编纂应摒弃单纯将社会公众视为记忆接收者的传统思维，秉持多方合作理念，扩展档案记忆生产主体的范围，形成以档案部门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档案素材收集体系。在选题和取材环节不囿于馆藏档案、机关档案这类“体制内档案”，面向社会采集编纂素材，将个人故事、群体记忆、集体智慧凝聚于档案编纂各个环节之中，进一步增加档案编纂的记忆素材，促进档案记忆的文本再生产。

3.2以加工重组推进内容再生产

在档案编纂活动中，档案记忆的内容再生产是对档案内容的整合、重组过程，主要着眼于编纂的开发与加工环节的深入化和精细化。以温州市洞头区档案局（馆）编写的《远去的村影》[17]为例，同样是记录村落的地貌地情，书中着重对村落的村名来历、风俗习惯及消失原因等进行深入解读，致力于留住洞头区村庄的生活轨迹，展现独特的村落记忆。《远去的村影》所发挥的社会价值依靠的就是档案工作者对档案材料的深入理解及重新编码、组合，以此实现村落记忆的重组与表达，以及呈现新时期的村落记忆。

为保持并增强社会记忆的生命力，档案编纂不能只是简单叠加和罗列相关联的档案，而要审视整个工作过程，确保每一个工作步骤都能有利于内容的重新讲述。首先，在專题的设计构思上，将选取的档案系统化、条理化，以勾画出整个专题的概貌、素材的组合方案等，为档案的有机组合和后续工作提供前期规划和实现基础；其次，在加工环节，强调对档案资源的再研究，联系编纂主题衡量素材的作用及价值，由原有的档案文本加工转向对档案知识的深层开发，以对档案内容细节挖掘来细化编纂成果；最后，在编排过程中，编纂者通过体例重组，使得原始编纂素材焕发新的生命力，各种主观意识因素在编纂成果的显现中占据合理的位置并释放新的内容，既要看到档案记忆的真实，也能感知社会记忆中的内容的再生产成果。同样的档案内容随着编纂主题与解读深度的不同展现出多样的生命力，这便是档案记忆内容再生产的重要表现。

3.3以多媒体传播助推意义再生产

失去意义，社会记忆的“活性”将会迅速降低。文本与内容层面的再生产都是实现社会记忆意义内涵扩充的前提和基础，意义再生产是档案编纂工作为达成扩大记忆再生产目标的必由之路。档案编纂的意义再生产围绕主体开展，包括编纂工作者对档案文本的诠释、传播，以及社会受众对编纂成果内涵的理解、认可等，最终实现档案记忆中“原有意义的不断被发现及新意义的持续生成”。[18]在此过程中，社会受众对扩大意义再生产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由于受众立场不同且认知具有主观性，对编纂内容的不同解读可以引申出多重意义，能够进一步深化、更新档案记忆的意义。

因此，围绕社会受众传播与展演编纂成果，可依托我国多元化的记忆媒介体系，实现档案记忆的展演与传递，扩大受众对档案记忆的传播面，为档案记忆的意义创造再生产空间。在编纂过程中，通过各类媒体资源，形成多形式、高融合的档案编纂成果，丰富社会记忆的展现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借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社交平台等宣传编纂成果，加快社会记忆的传播速度，拓展记忆的传播能力。以福建省档案馆的网上展厅为例，该馆创建的“百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网上展厅[19]利用WEB 3D技术模拟福建省档案馆及展览场景，给予用户新鲜、生动的视觉体验；借助互联网通达率高、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克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扩大展览的传播范围；展品中不乏信件、相片、音频等档案材料，丰富侨批记忆的展演方式。在此过程中，侨批档案的原有意义被不断挖掘、呈现，内化于受众意识中，同时由于社会立场不同，又有新意义不断被产生、被阐释，体现其档案记忆内涵。

4结语

社会记忆再生产是档案编纂工作研究的新视野，立足于这一视野，档案编纂工作的性质、功能得以扩充，为后续的编纂活动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社会记忆理论为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带来新的活力，针对档案编纂活动积极转变研究视野，不断进行再思考，能够丰富档案编纂工作的理论内涵，为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新思路。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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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网上展厅[EB/OL].[2019-11-20]. http：//www. fj-archives.org.cn/wszt/ zhanting23/qianyan124/mai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