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世界政治中，冷战对峙局势促使福克纳在《大宅》中重新审视无产阶级平等和资本主义自由。本文将福克纳后期作品《大宅》置于国际政治经济历史语境中，重点研究福克纳如何重新审视无产阶级平等、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并表达自己对真正自由的渴求，探究这一点对于破译其背后隐含的福克纳思想观念和立场，剖析其情感向背有深刻意义。

【关键词】无产阶级平等;资本主义自由;《大宅》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10-0217-02

《大宅》（1959年）直截了当地谈到了各式各样的冷战问题：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对赤色分子的政治迫害、格林威治村的波西米亚主义、艺术上的先锋主义以及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福克纳不仅反思了当代的世界大事件，而且还系统地探索了相互冲突的冷战原则。在继续探索殖民主义历史过程中，福克纳发现了“美国第一”的殖民主义历史的后世。后期斯诺普斯作品书写了在美国必胜道路上被无情碾压的弱势群体，借此福克纳对美国自由的世界主义进行了有力抨击。关于从冷战对峙视野下研究福克纳的《大宅》，学者们迄今较少关注。本文拟将《大宅》置于国际政治形势冷战的历史语境中，重点研究福克纳如何重新审视无产阶级平等、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并表达自己对真正自由的渴求。

一、对无产阶级平等的重新审视

在《大宅》中，福克纳基于无产阶级平等这一理想塑造了明克的故事。与《村子》《小镇》不同，福克纳在《大宅》中试图去理解斯诺普斯主义，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对人性的洞悉和对人生困境的理解要比34年前深刻得多。福克纳用长长的一章来厚描明克，用自由的间接话语来处理他的视角。我们开始按照明克的思维来理解周遭的变化，并得知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公正的问题。他费力地去偿还法院判处的罚金，心中一直抱有幻想：他会获得公平的待遇。明克喜用杀人这一手段来实现与人平等的夙愿。他对“简单正义”的要求从未超越过他的叔叔阿比的怨愤的报复心。明克是南方农民无能力通过暴力去重构农业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他起初有胆识去孤身一人采取反抗行动，尽管这次行动部署的不周详，使他一度陷入困境。秋日里，他故意把骨瘦如柴的母牛放出去，让他富有的邻居养上一冬天，在来年的春天他再到豪斯顿家去领回这头走失的牛。为了使这个计划更真实，他故意编出谎言，声称已把此牛卖给了一个农夫，当他发现牛又慢悠悠走回来后，他给了一些赔偿又买回了牛。明克的整个计划不是为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而是源于纯粹的仇恨。他无法忍受豪斯顿日渐富裕，更不能忍受豪斯顿的黑人管家高人一等的傲慢神气劲儿。对于可以敲诈一笔的机遇，明克根本不关心。他对牵回自己的牛而付给豪斯顿八美金这件事愤恨不已，虽然他知道自己占了便宜。他对自己不能一下子就得到正义和权利，却只能缓慢地去获得而备感挫败。明克就被描述成一个脆弱的人，和15岁小孩差不多。福克纳暗示现代南方的工商业经济体制让没有土地的佃农处于发育停滞的状态。

明克在监狱农场服刑其实就是经济监禁。在州属棉花地里全副武装的警卫看守下干活与和瓦尔纳签佃户契约没有什么区别。他听说过“共同主义”，但他从未有过政治意识。他愤恨豪斯顿仅仅是因为“他是有钱人，有钱人肯定要抱成团。否则哪天穷人也许就会站起来把钱从他们手中夺走”。[1]但这并不是他枪杀豪斯顿的原因。豪斯顿无端地要他多赔付1美元，这个无理的要求践踏了他的自尊。明克每次采取行动，都是因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只能给自己带来毁灭。明克孤军奋战，只能为人鱼肉。

福克纳把明克的故事置于种族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南方社会重新鼓吹种族主义是为了推进内战后的劳役偿债制度。在《大宅》里，福克纳把明克的阶级仇恨转嫁到豪斯顿的黑人佣人身上：“对于黑人，我从来都只是命令者。”[2]他在监狱中接受了传统社会秩序的规训，白人统治阶级编造出的种族歧视的谎言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明克的故事有力地例证了正义的理想怎样被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中获利的阶级所扼杀。

在《大宅》中，福克纳暗示“南方”——这个国家失败、剥削以及虚伪的代名词——使美国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平等、正义的国度不攻自破。他对明克·斯诺普斯的描写也隐晦地表达了自己作为全球南方农业无产者的角色，一个等待着认可和补偿的第三世界的无产者。[3]

二、对资本主义自由的批判

在书写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及其消费文化时，福克纳还触及到了另外一个特征：对女性的戕害。《大宅》揭露了男权秩序是建立在用暴力手段虐待女性身体和劳力之上的。为了赶上落下的农活儿，明克把三个锄头扔到棉花地上，“怒骂着，呵斥着，逼着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女儿把棉花籽剁碎”。[4]他谙知这种虐待女性的方式，他曾回忆，父亲经常殴打继母到她无法进食的程度。这种对女性的残酷暴行是对女性实施其他更文雅的金融剥削行为的前提。福克纳认为厌女症不是偶然现象，它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资本主义对私有财产（妻子、土地、奴隶）具有绝对的占有权，可以合法地强迫他们劳动，男性有权占有女性的财产。《大宅》中，福克纳详细阐释了女性商品化这一过程。弗莱姆设计以赠送礼物的方式讨好琳达，好让她把财产继承权转让给自己。在死去的女性尤拉和留下的财产之间的隐性关系中，男性是最大的获利者。尤拉像待价而沽的商品一样，以自己和弗莱姆的婚姻，给父亲老瓦纳换回了家族的面子和尊严，给弗莱姆置换了一大笔钱和老法国人湾的一处老庄园;尤拉通过给市长斯潘作情妇，给弗莱姆置换了一个薪酬丰厚的职位——城镇水电站的负责人。直到自杀前尤拉作为房产的代名词“尤拉土地”出现。在这一系列的商品交换中，尤拉为父为夫换置各种利益和好处，但她就像《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一样，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是男性交换规则和游戏的陪葬品。

同时，福克纳批判了自由世界对自由的曲解。弗莱姆由《村子》里的乡下人一跃而成为银行总裁，关键是采取了管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弗莱姆继任银行总裁时，特意把自己的布帽换成内战前庄园主经常佩戴的黑色毛毡帽，好与他的新职位、新地位相符。他让工人把住处翻新修葺成芒特弗农山庄那般宏伟壮观。他整天在这个“纪念碑”前静坐，占据着这个殖民地时期建造的巨大而丑陋的建筑——“斯诺普斯——殖民地时期的陵墓”。 弗莱姆把自己的住处看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万神殿。他盘算着某一天会有人来参观。这种空虚的生活质疑了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所作所为。福克纳认为，美国所宣扬的自由就像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在通向“安逸舒适”之路上，它无情地践踏着穷人的利益、恣意剥夺着他们的权利。

三、结语

福克纳在《大宅》中的政治寓言揭露了美国在冷战期间自相矛盾的思维。美国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抹杀了它对正义的追求，对自由等同于自由竞争市场的理解掩盖了通往资本主义成功之路上无数无名小卒的不公和牺牲。此外，福克纳还表达了对真正自由的渴求——自由与正义并存，有闲有钱阶级与贫穷工人之间的差距不会造成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冲突。福克纳倡导一种“进步的现代性”，即更公正地分配资本主义创造出的产品。福克纳通过一系列任务的幻想和想象来展示这种“进步的现代性”。《大宅》结尾处，明克枪杀了弗莱姆后，幻想着自己生命终结的情形，感觉自己“和那些漂亮的、辉煌的、骄傲的、勇敢的人一同站在那金光灿烂的欢迎和梦想的頂端”。[5]在幻想中，他拥有了土地，与上层阶级一同去追求自由和公平。他想象着自己跻身于西方文明进步的话语中：他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向西边奋进。

参考文献：

[1][2][4][5]Faulkner， William. Faulkner： Novels 1957-1962 [M].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9： 366， 344， 364， 721.

[3]Aboul-Ela， Hosam. Other South： Globalization， Faulkner and the Mariategui Tradition[M].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福克纳家族叙述与新时期中国家族小说比较研究”（12BWW009）。本文系甘肃农业大学2019年校级英语专业综合改革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晓梅（1983-），女，吉林省蛟河市人，讲师，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