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是瑞典历史人类学家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合著的新文化史研究著作，本文以该书中所涉及的中产阶级家庭观和自然观为例，解读中产阶级文化建构的历史过程。本文认为中产阶级文化建构的背后体现的是现代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即前现代的神圣文化向现代社会世俗文化的转变。

【关键词】《美好生活》;瑞典;中产阶级;文化建构;文化变迁

中圖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10-0214-02

很长一段时间，中产阶级都是一个不受人待见的群体。最早对中产阶级展开猛烈攻击的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其中以法国作家福楼拜最甚，他曾鄙夷地写下这样的话语：“这是怎样一张混合了资产者和丈夫身份的圆脸啊！他将比任何时候都加倍地维护社会秩序、家庭和产业！他也曾是个艺术家……然后，他获得了博士头衔。从这时起，为了继续前面开始的喜剧的严肃，严肃的喜剧开始了。他变得庄重起来，做些微不足道的荒唐事也要遮遮掩掩，最终买了块手表，放弃了想象。”[1]

在这些浪漫派艺术家的眼里，中产阶级是一个卑微而懦弱的群体，只关心自己，贪图安逸享乐，俗不可耐，整天浑浑噩噩，既没灵魂也没精神，无疑是社会的渣滓和垃圾。

然而，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在当代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积极入世的群体，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人生目标和道德规范，他们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比如，美国学者彼得·盖伊在其《施尼茨勒的世纪》一书中就曾提道：“中产阶级也有他们的英雄：精力充沛的圣西门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建筑铁路、挖掘运河、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他们还崇拜一些不那么入世的英雄：解决了科学难题的科学家、治愈了传染病的专家，以及主持彻底教育改革的改革者，总的来说，19世纪的中产阶级偏爱和平多于凶暴，偏爱节制多于放纵。”[2]

除了历史学家，很多人类学家也持有这种看法，比如瑞典人类学家奥维·洛夫格伦和乔纳森·弗雷克曼所著的《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瑞典）奥维·洛夫格伦 乔纳森·弗雷克曼著，赵炳祥 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一书就以瑞典为例，分析了19世纪中后期瑞典中产阶级文化观的形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该书用翔实的资料和细致的剖析为我们呈现了现代社会形成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轨迹，作者用微观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入细致地解读瑞典当时中产阶级的时间观、自然观、家庭观、身体观、卫生观以及纪律观的建构内容和过程，阐释了中产阶级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逐渐演变为主流意识形态背后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

作者指出，中产阶级最先建构起来的是核心家庭的观念，即家庭结构不再像农业社会一样以家族为单位，而是以夫妻为基础;家庭的功能也逐渐从一个生产单位转变为一个消费单位。在这样的家庭中，夫妻职责发生分化，男人养家糊口，女人则专心当家庭主妇;夫妻之间维系的纽带逐渐从经济转变为情感，爱成为夫妻间的黏合剂，相亲相爱成为小家庭追求的目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则越来越多地呈现为“母亲-父亲-孩子”的恒定三角……不仅发展出一套好子女的标准，也在教人成为好父母[3]。

当然，所谓的“好”，都是按照中产阶级标准来建构的，即事业成功、家庭美满。至于其他则无关紧要，比如个人的情感生活就没那么重要，“人们有意让自己的身体、神情和举止背叛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这些情感只会在安全的私密空间里流露，绝非公共场合”[4]，因为中产阶级所要的只是一种体面的生活，是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证明，是社会对自己的尊重和认可，尽管这样的生活很多时候与自己的本性相违背。

因此，中产阶级小心翼翼地与无产阶级进行切割。不同于无产阶级对子女的无视和放纵，中产阶级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因为“中产阶级开拓事业、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有一整套全新的个体塑造计划、一种新的性格结构，其关键词是：自我实现、自我训练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感……为此造就一批新专家：家庭教师、私人教师、从礼仪到道德规范的一系列专门教师”[5]。

中产阶级的教育方法也不再像无产阶级那样进行粗鲁野蛮的体罚，而是自我规训和自我控制，他们既挖掘出童话这样的民间传奇来满足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发明了诸如关小黑屋、贴小星星这样惩罚激励的教育方式。总之，儿童教育成为中产阶级家庭观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产阶级建构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对自然的热爱。这一时期大批人群开始涌向野外，高山、峡谷、溪流、沙漠、荒野和大海成为人们欣赏的对象，一个个人迹罕至的地质景观被发现，被命名为国家公园，并被制作成明信片邮寄到世界各地，它们在成为人们新的审美对象的同时，也成为人们新的朝圣之地。

对群山的热爱刚好契合中产阶级积极的世界观。早期的旅游指南几乎全部充斥着雄伟的山脉、裸露的峡谷以及奔腾的激流，这些景观不仅代表野性、荒野、新奇，更代表孤独、疏离、新鲜和纯粹。攀登险峰和跋涉荒野的新兴趣，折射出新兴中产阶级对禁欲主义、成就感和个性的雄性崇拜。

动物们也不再仅仅是人们的食物和工具，而逐渐成为人们的朋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豢养宠物，他们把动物分成三六九等，有的高贵有的低贱，完全按照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来评判。书中提到，1869年瑞典第一个小鸟之友协会成立，他们把小鸟也纳入自己的道德范围，因为小鸟不仅歌声优美而且举止优雅，最重要的是大多数小鸟“都住在一个稳定的核心家庭里，在安全的巢穴中细心照料自己的后代。它们也象征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精神，宛若天堂里自由、民主和勤勉的公民”[6]。

总之，正如作者所言，“19世纪中产阶级对自然的浪漫态度折射出新兴中产阶级世界观中的重要因素：对个性的新观念、对乌托邦式的过去和未遭工业破坏的自然王国怀旧式的追求”[7]。

除了这些，中产阶级建构的严格精确的时间观念、控制内敛的身体观念、洁净卫生的清洁观念等也都与我们非常相像。换句话说，19世纪中产阶级建构起来的文化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今天的很多思想、观念和意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让一个看上去卑微懦弱的阶级建构出如此众多而影响深远的观念呢？

就今天的社会来说，除了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与19世纪的欧洲有很多相似之处，今天的文化也仍然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因为我们都经历了一次文化方面“漫长的革命”（雷蒙·威廉斯语），经历了前现代神圣文化向现代世俗文化的变迁过程，这一文化变迁的核心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对享乐的追求、对自我的张扬。所谓中产阶级的理想就是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是个人觉醒与工业革命、城市化、消费社会、民主化结合的产物，这其实是每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想要的生活，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才有机会和能力将这种想法和观念落实到行动中，并将其塑造为天经地义、神圣而不可动摇的信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时候也体现出霸权的一面，表现得非常势利、刻薄和强势，但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阶级对峙较为严重的时期，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比较温和、宽容、友善、慈爱，因为他们代表的就是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与观念。

参考文献：

[1]（法）马丁·菲吉耶著，杭零译.浪漫主义者的生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第323页.

[2]（美）彼得·盖伊著，梁永安译.施尼茨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66页.

[3]（瑞典）奥维·洛夫格伦 乔纳森·弗雷克曼著，赵炳祥，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87页.

[4]同上，第91-92页.

[5]（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著，赵炳祥，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88页.

[6]同上，第64页.

[7]（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著，赵炳祥，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41页.

作者简介：焦勇勤（1970-），男，山东济南人，博士，教授，现任职于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