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

1938年7月2日袁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

一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这些论述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成为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毛泽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策略思想，最早出现在他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他是这样表述的：“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1938年11月，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时说：“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相比是很弱、很弱的。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以弱敌强的战争。共产党军队怎样以弱胜强是长期要认真考虑和对待的问题。经过五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也就是“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

二

在以弱胜强的战争中，实行“诱敌深入”是贯彻执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战术原则的重要一着。“诱敌深入”也是古今中外军事家都非常重视的法则。《孙子兵法》所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就是讲“诱敌深入”的。1812年，法国拿破仑一世进攻俄国时，库图佐夫曾率俄军主动退却，放弃莫斯科，为俄军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向本国腹地退却”的专章里，使用了“诱敌深入”这一术语。1928年，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戰原则，其中包含着“诱敌深入”的思想，“敌进我退”的目的就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在五次反“围剿”中是成败的关键。我们根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对五次反“围剿”的记述以及其他红军反“围剿”的相关材料，看看五次反“围剿”的进程和结果。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1月，国民党经过数月准备调集约10万兵力，由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就反“围剿”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根据毛朱签发的“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歼灭国民党军1.2万多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毛泽东词云：“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2月上旬，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调集20万人的兵力，于4月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中央红军则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战略方针，“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约30万人的兵力，于7月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毙伤俘敌3万余人，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2月第四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目的。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他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仍有深刻影响。面对国民党军来势汹汹的进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沉着应战，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底，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有50万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这时，毛泽东已离开军事领导岗位，这次反“围剿”由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气得彭德怀痛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即开始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逐渐走上了正确的胜利的道路，从而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

三

行文至此，还想顺便说明一点，即笔者认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方针和原则，不仅在战争中有重大的实用意义和价值，还有方法论的意义，即具有普适性，对各行各业的人，即不论做什么工作（包括理论和学术研究），或处理任何事情，都能打开思路，使之收功奏凯。也就是说，不论做什么工作，或处理任何事情，人们首先要藐视它，不被任何困难所吓倒，认为一定能胜任和完成，即一定要有信心;但在具体做的过程中，一定要谨慎和缜密，一步一个脚印，绝不能大而化之，率性而为，即一定要细心——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任何事情和做好各项工作，无往而不胜。

鄙人浅陋，所言是否妥当，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