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庆　李健

【摘 要】本文试图分析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而来的电视剧《四十九日·祭》，继而探究严歌苓小说改编盛行的原因。通过从小说改编视角入手，到区别传统相关文学小说亦或是其影视改编作品创作模式，对于现实价值的追求亦在发生变化，其趋势由过去电影版本的“商业价值”向现在电视版本的“艺术价值”倾斜。在满足各方需求条件之下，严歌苓的文学作品亦受到观众的喜爱与导演的青睐。

【关键词】严歌苓;文学小说;影视改编;主题叙事;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10-0071-03

严歌苓作为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的独特阐释， 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 都折射出深厚的人性思考和批判意识。[1]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电视剧《四十九日·祭》亦是如此，作为2014年国家首个公祭日献礼之作，一经播出便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然而，严歌苓的小说如何突破传统文学小说及其影视改编创作模式？又是如何受到观众、导演的追捧？诸多问题，亟需探究。

一、从小说改编视角入手

小說建构的真实历史情境、故事情节与影视剧本有着诸多异曲同工之处。学术界关于小说与影视的关系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已成为现今影视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都是建立在文字基础上所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美学形态。从历史角度上看，小说诞生的时间先于影视——小说在前，以其改编创作的影视作品在后。伴随文字的产生，为人类社会交流活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古代文学艺术繁荣奠定了基础。文人雅士借助文字创作出众多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由于科学技术的局限，古人未能够将文字转换成影像，但这不能说明小说是文人艺术创作的最终形态。追根溯源，从最初的皮影戏、戏曲等以文学为基础结合其他艺术元素而成，这些视听艺术形式成为古人以文学小说为蓝本进行影像实践尝试的开始。步入近代，摄影机的发明可以将人类储存于文学小说里的“影像”变成现实世界的影像。由此，从小说到影视作为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分支则一直处于层层递进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影视剧本与文学小说的创作界限渐渐模糊。已深深根植于小说创作思路的影视剧本，让文学小说与影视作品在叙事艺术上画上等号。因此，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时常会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早期研究小说与影像关系，且有较大影响力的莫过于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他在阐述什么是小说能做到而电影不能做到的时候指出：“叙事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叙事本身是一个深层次的结构，它与媒介是完全独立的。换言之，叙事基本上是一种文本组织，而这种组织，这种图式，需要实现：在书面语中，如在故事和小说中;在口头语中，与演员模仿人物的动作结合起来，以模仿场景，如在戏剧和电影中;在图画中;在漫画中;在舞蹈演员中。在叙事芭蕾和哑剧中;甚至在音乐中，至少在直到欧伦斯皮耶格尔和彼得与狼的顺序的节目音乐中。”[2]也就是说，小说作为一种文本组织区别于电影、电视等媒介，而当小说需要从文本组织向视听组织跨越时需要与媒介交汇、融合。

由此，小说改编与其影视作品主体走向密切相关，也是在小说的引导下令影像具有了观众所熟知的人文气息。当从小说改编视角入手，经过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试图建立区别于传统影视作品的美学体系，尽力扩充传统影视作品内在人文内涵，从而拉近观众与机器产物之间的距离。离开小说，传统影视作品也不会失去素材源泉。小说与影视作品的题材大都取自现实生活，但最终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而影视作品改编自小说，则是在小说艺术处理生活题材基础之上进行自我适应的加工改造，并在及时掌握文化市场动向的同时，避免影视作品在创作中的试错与摸索而节约成本。

二、主题定位：叙事模式的“另辟蹊径”

“胜利”是抗战历史题材文学小说中常见的主题，亦是影视作品投资制作的卖点。这种从建立信仰到历经磨难，从建功立业到走向胜利的故事模式逐渐渗透并占领中国战争剧创作模式。如何区别传统的相关文学小说亦或是其影视改编作品创作模式？严歌苓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当被问到《四十九日·祭》创作突破口在哪里时，严歌苓说：“文学与影视剧本的创作，在外行看来，就是一种事物的两种不同形式，都属于文字写作，都在讲故事。但在内行看来，却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种不同事物。也就是说，它们创作的理念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文本的结构不同，对运用文字的要求也不相同。所以，《四十九日·祭》虽然沿用了小说里面的人物、关系、线索等，但作为电视剧来说，它需要把小说当中暗场处理的东西全部变成明场，使它更具戏剧化。”[3]“躲避战乱”为主题，“尊重历史、契合历史”为内核亦是电视剧《四十九日·祭》有别于其他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之处。电视剧《四十九日·祭》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故事定格在1937年的南京城。影片通过写实的艺术手法描绘出被屠杀阴云笼罩的南京，日寇惨无人道的屠戮下，教堂里外无论是妓女或是学生、军人、平民都在垂死挣扎，从而真实建构出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情境。剧中以玉墨为首的秦淮河金陵娼妓、以书娟为首的圣马德伦教堂人员、以戴涛为首的铁血军人象征着残酷战争背景下不同阶级与日军、与乱世、与命运相抗争。破败残缺的古城、个人曲折坎坷的命运是该剧映照出国家与人民所处的真实境地。《四十九日·祭》除延续小说《金陵十三钗》外，还加入了作者严歌苓从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远房亲戚与国际委员得来的宝贵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真实记录了经历者的所见、所闻、所想。严歌苓的努力让《四十九日·祭》——一部取自抗战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在承担历史叙述责任的同时，也实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

《四十九日·祭》中借用小人物所携带的信息与意义去建构残酷战争背景下的影像叙事，这些小人物所代表的影像符号在展现祖国受难与民族受苦的同时，完成对战争年代的重塑。同名小说改编创作而来的经典影视作品《亮剑》同样取材于抗战历史，一经播出便大获成功，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尤其是战争剧史上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由《亮剑》等早期创建的故事模式成为日后国产战争剧创作范式，《战长沙》《北平无战事》《伪装者》等热播剧都在此类模式框架下展开叙事。相较而言，电视剧《四十九日·祭》则是以小人物的艰难生存为焦点，从而区别于以歌颂赞扬英雄事迹的传统战争剧。一方面，观众有感于战争残酷与人民挣扎求生的碰撞;另一方面，在严歌苓的作品中，观众更能够感受到来自本国文化中怜悯与救赎的结合。战争的残酷在以挣扎求生的主题衬托下表现得酣畅淋漓，也让剧中反战呼声更加嘹亮。怜悯与救赎也并没有在影像中对立，而是在切实叙说“胜利”背后故事的同时，让观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体会。

为适应时代要求，以文学小说进行影视改编创作的作品需要适应电视、电影等媒介的快速发展。但在影视改编创作过程中，由于小说内容、章节等因素的限制从而带来一系列改编创作上的反思——部分创作者为满足电视剧剧集数量有意增加作品内容、调动原著故事情节，最终导致剧情复杂、叙事缓慢、弱化原著精髓。《四十九日·祭》也有所体现，如，剧中采用四十八集时长讲述南京被攻占前后四十九天内城里发生的惨剧，而剧里南京被攻占前几日未能让观众感受到日寇大军将至的紧迫感，却多了几分市井气息。此外，由于前两集多描写孟繁明和玉墨之间的恋情，未能将城外日本兵的暴行与城内秦淮河妓院的歌舞升平进行交叉叙事产生强烈的对比。单线叙事容易使故事情节缺乏整体统筹，也削弱了剧情感染力。抗战历史题材的影视改编作品不是单纯依靠增添人物与情感纠纷来延长时间，而是要结合史料，在保持原著精髓下删繁就简、扩展剧情。

当前，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继而促进影视文化领域的变革与创新。改编者在遵从原著精髓与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塑造人物形象、推进叙事情节、还原革命面貌，需要从全方位、多视角去思考以抗战题材小说为基础的影视作品改编与重构过程。与此同时，以抗战题材文学小说为基础进行的改编创作在影视界掀起一股文化浪潮，给文学小说与影视作品都带来了重大机遇。这股文化浪潮背后所浮现出来的众多现象值得反思：无论是文学小说，亦或是改编过后的影视作品其内核概念的置换将导致通俗化解读偷换成庸俗化误读，从而稀释和淡化那段红色记忆……小说改编为影视创作的探索与研究提供了思考，同时也在影视创作反思过程中不断去寻求与小说改编结合模式的突破。

三、文本内涵：现实价值的“舍弃”与“追求”

严歌苓曾说：“事实上，有些故事当我写出来之后是有多层意义的，这就是我选择故事的标准。”[4]确实，严歌苓的小说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与导演的青睐，必须要与时代车轮在前进过程中所蕴含的历史精神价值相符合，具有鲜明特色的抗战历史题材影片尤为重要。

《四十九日·祭》中的抗战精神作为特殊年代的印记与当前社会存在一定的历史距离感，影视作品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桥梁，对文学小说的改编与重构则再一次对其历史精神价值进行阐发和表述。借助电视剧集的叙述方式来回忆历史，《四十九日·祭》其影像创作抛开“由战乱造成，也是为了战乱而写成”的叙事范式，注重通过电视向观众传播，呈现其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从而分解影片中视觉画风的悲怆与凄凉，从而建構战争背景下以人性为主的电视美学。从十来个女学生和秦淮河女子为逃难先后躲进位于市中心的圣马德伦大教堂，到教堂里的男人为避免藏在阁楼上的女学生和地窖中的妓女遭到日本人迫害而付出自己的生命;从他们和她们原本相互疏远，到经历一次次生死过后收获了友情、亲情、爱情，战争使教堂的人更加紧密团结……严歌苓对战争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境遇进行了细致且深入的描写，从多个视角去揭示战争的残酷与被藏匿下的情感，从而充满着浓厚的人文关怀。

《四十九日·祭》对于艺术价值的追求要高于对商业价值的追求。放眼当下影视圈：荧屏上古装言情宫斗剧频繁亮相，网络上玄幻穿越剧一枝独秀。电视剧的教育价值日趋弱化、娱乐价值被过度放大，影视文化领域渐趋急功近利、浅显低俗。市场经济下，电视剧首要考虑的是经济效益。而电视剧《四十九日·祭》不是歌颂传统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而是展现战争带给普通民众的伤痛，这与市场经济下的收视规律不符。正如导演张黎在采访时谈到：“对于已经发生的惨案，我们可以宽恕，但历史绝不容许忘却，这也是我拍摄这部作品的态度。太多太多惨剧让人不忍直视，太多太多的牺牲和救赎让人感动，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同时也更令我明白一点，就像巴尔扎克所说：‘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5]“责任”一词多次出现在张黎导演被采访时所说的话中，这也映衬出该剧是来自厚重历史中战争对人的摧残与蹂躏，以及人性价值尺度在影视作品中的展现。与此同时，并不是张黎导演对宏大的历史题材有所偏好，而是通过对这类题材的塑造来突显责任意识的重要。

《四十九日·祭》结合观众的知识结构、思考方式与审美趣味对原著进行艺术再创作。剧中神父设定的改变，最大的现实价值在于“自救”贯穿整部电视剧中，从而改变电影版隐含“他救”的历史观。从电影版本的外国神父转变为电视剧版本的中国神父，剧情的饱满、充实和鲜明令人得到触动与认同。诚然，外国神父与中国神父在影片“救赎”的语境中相互冲突与对立，而人物的设定则是在文学小说与影视改编发展的今天，多元文化碰撞下一种民族自我思考的转变。也令《四十九日·祭》将观众带回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年代，在追溯民族抗战历史与结合当今时代精神过程中探寻影视改编创作的未来启示。严歌苓结合民族过往与现代观念去建构严肃的历史影片，改变的虽然是神父的国籍，但却是从民族主体出发，将“他人救赎”转变为“自我救赎”，从而缩短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严歌苓作为一位美籍华人作家、编剧，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点上去呈现出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从中观众既可以看到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又可以看到作者以“旁观者”视角去审视文学小说亦或是其影视改编作品中的故事。正是由于融入文学小说的发展特征、创作方式、时代精神，严歌苓的影视改编作品思路的拓展，在遵从市场、政治、艺术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在快速前进的时代语境中，严歌苓的文学作品受到影视领域的欢迎值得研究、探讨。而寻觅这一问题的答案，从《四十九日·祭》中可以窥探一二，其并非当年热门电视剧，但作为文学小说影视改编优秀代表作品之一，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同时，在民族过往与现代观念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此外，尊重历史事实、突破胜利模式、追寻价值启示，也是严歌苓文学作品对未来国产文学小说影视改编，特别是抗战题材小说的影视改编创作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1]严歌苓，黄晓洁.严歌苓谈文学创作[J].世界文学评论，2012（02）：29-33.

[2]Chatman S. What Novels Can Do That Films Can't （And Vice Versa）[J]. Critical Inquiry， 1980， 7（1）：121-140.

[3]严歌苓：张爱玲只有一个 我怎么可能像张爱玲？[N].人民网，2014-11-28.

[4]严歌苓，果尔.从故事、小说到电影——严歌苓访谈[J].电影艺术，2014（04）：51-55.

[5]《四十九日祭》张黎拍“南京”求真不求新[EB/OL].中国青年网，2014-12-08.

作者简介：王国庆（1995-），男，安徽芜湖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电影理论与批评。李 健（1992-），男，安徽芜湖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视觉传达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