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欣乐　郑百龙

摘要：基于1949年以来产量及面积视角的我国水稻生产变动相关文献，从水稻生产时序动态特征、空间布局演变、影响因素3个方面，对中国水稻生产变动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综述。随时序纵向变化上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水稻种植面积3增2减、单产不断提高、总产量徘徊增长、生产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以籼为主，粳升籼降，同时“单改双”转为“双改单”。其空间布局演变特点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水稻种植面积与产量基本由南向北迁移、由东向中聚拢;种植面积与产量重心变迁轨迹略有不同，但大致向东北方向移动;种植品种在区域变化上显示出“北粳南下”态势。并根据前人研究成果阐述了水稻总产量、单产水平、种植面积以及空间布局变化的相关影响因素。通过总结，展望我国在水稻生产变动方面下一步的可能研究方向及重点。

关键词：水稻生产;时空变化;布局演变;综述;总产量;单产水平;种植面积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0）02-0311-06

收稿日期：2019-10-16

作者简介：黄欣乐（1992—），女，福建建瓯人，硕士，研究实习员，从事稻作经济与稻农行为研究。E-mail：869786056@qq.com。

通信作者：郑百龙，教授级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业产业经济研究。E-mail：363012744@qq.com。

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1]。而中国60%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作为主食[2-3]，水稻在中国粮食生产和消费中历来处于主导地位[4]，对粮食安全的贡献也高居首位[5-6]，其生产水平稳定对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粮食安全均至关重要[7-8]。水稻生产布局的变化会对中国粮食供给总量和粮价水平造成影响，亦可能进一步影响国际稻米市场的稳定[9]。掌握水稻生产时空变化特征，可以理清生产现状，判断未来的生产发展趋势，为保证粮食供给提供重要支撑[10]，有助于分析我国口粮供需状况及其受限因素等科学问题[11]。水稻产量和面积指标能够直观反映水稻生产变动过程，众多学者通过研究时间或空间上的水稻产量、面积等指标变化，包括这些指标随时间单一的纵向变化及兼顾纵向、横向的时空布局演变，来展开水稻生产变动的研究。因此，本文从产量及面积视角对中国水稻生产变动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展望未来的研究重点，为今后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参考。

1 我国水稻生产时序动态特征

1.1 水稻整体历史变化趋势

1.1.1 种植面积3增2减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12]，水稻种植面积位居世界第2[13]。1949年以来，水稻種植面积出现3增2减，1949—1956年升高，1956—1961年下降[14]，而1961年后，也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态势，1961—1976年间增长，于1976年达到历史最高，3 696.9万hm2，之后呈波动下降趋势[15]，直至2003年跌至这一阶段的最低值，降至2 650.8万hm2，减少约28.3%，2004年起又开始第3次增长[16]，此后我国水稻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3 000万hm2左右[17]。同时，从1961年起，与全球水稻种植面积日趋扩增的形势相伴的，是我国水稻种植面积占世界的份额整体表现出下降趋势;而作为我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之首，水稻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种植面积比例整体先升后降，1961年占比29.87%，至1976年达到37.48%的最高比例，之后日趋下落[15]，2007年起低于玉米种植面积占比并逐步被拉大差距[18]。

1.1.2 单产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水稻单产水平处于世界前列[19]。水稻单产增长较快的主要有2个阶段，第1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前期和中期，第2阶段为1976年以后[14]。第1阶段，水稻单产在波动和徘徊中逐步发展，而进入第2阶段以后，水稻单产提高进程加快[20-21]，使水稻总产量能在种植面积有所减少的情况下还能有明显增长，1980年水稻的全国平均产量为4.1 t/hm2，2001年为6.2 t/hm2，提高幅度较大[22]。不过与世界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相比，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水稻单产所保持的增长势头则有所放缓，进入21世纪后增速出现略微下降[15]。

1.1.3 总产量徘徊增长 1949年以来，我国水稻总产总体为增加趋势，徘徊上升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初期总产量攀升，经历1959—1961年间的大幅下跌后又开始基本保持增长势头，1970年首次突破1亿t[17]，1997年首次达到2亿t，此后逐年下降，2003年达到低谷，总产量下降至1.6亿t，比1997年下降了约20%[23]，2003年后呈恢复性增长，且从2011年起稳定在2亿t以上水平[3]。而与水稻总产量的上升趋势相对应的是，水稻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自20世纪70年代起缓慢下滑[24]。

1.1.4 生产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 大多数研究认为，水稻波动周期与粮食总体的波动周期一致程度较高[25-26]。水稻生产波动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1963—1996年间，在水稻、小麦、玉米3种作物中，水稻总产量波动强度相对较低，振荡较为平缓，变异率鲜有大起大落的现象，变异系数仅为5.7%;相对于其他粮食作物，水稻产量的变化对粮食总产相对波动强度的影响微弱[27]。但在1978—2007年间再次比较三者间的波动，则得出水稻产量波动显著的结论[26];同时，从变动关联性上看，粮食产量波动对水稻产量波动最为敏感[26，28]。另外，1949—2005年我国水稻产出区域性波动特征明显且呈现出周期性状态，总产出波动与区域性产出波动的协动性强[29]。

1.2 不同品种、不同茬口水稻的变化趋势

1.2.1 以籼为主，粳升籼降 水稻生产变动在不同品种上有不一样的表现。我国的水稻生产以籼稻为主，但1980年起，粳稻的面积及产量不断上升，特别在1990年后，粳稻种植区域进一步扩大，其种植面积与产量在水稻总种植面积、总产量中的比重从该时期起迅速上升，与之对应的则是籼稻相关占比的下跌[21-22]。

1.2.2 “单改双”转为“双改单” 不同茬口的水稻，其生产变动的表现也不尽相同。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为了响应“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我国在南方积极推广双季稻种植模式，早稻与晚稻种植面积不断攀升，中稻种植面积持续下降，我国水稻普遍经历了一个“单改双”的过程[30-31];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了“双改单”的变动，双季稻区复种指数下跌，用于种植双季稻的耕地减少，早晚稻种植面积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品质差的早稻面积调减最多[23]，而中稻种植面积则在不断增加[32]。

2 我国水稻生产空间布局演变

2.1 我国水稻整体空间布局演变

2.1.1 种植面积布局区域变化 1978年以来，我国水稻种植面积不但整体上表现出减少态势，分布区域也发生了变化。全国大多数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缩减，特别是传统的南方水稻主产区减少较多，东北地区则存在较大幅度的增长[33-34]。精确到省域上来看，水稻面积减少最明显的当属位于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与广东3个省份，面积缩减了一定规模的省份还包括上海、湖北、四川及广西;云南以及东北地区的黑龙江、辽宁、吉林与内蒙古自治区等是水稻面积增长的较少数省份;湖南省、安徽省与江西省作为水稻生产的传统主产区，依然是稳定的中坚力量，水稻面积基本保持不变[34-35]。同时，各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占全国比重的增减趋势对比极为明显，该占比呈下降趋势的区域多位于南方[36]，如华南地区、华东地区的南方属域（本研究中我国各区域按照中华行政区划网的划分标准进行划分），而西南地区的这一比重大致在13%～17%范围小幅波动，近年来略微降低[16];相比之下，东北和华中地区水稻面积占比则呈增长趋势[36]，尤其是东北地区，其水稻面积在1985年后明显快速增长[10]，华中地区基本稳定，略有增加[16，37]，其他地区占比维持在较低水平，影响不大[38]。各区比重变化大致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稻区域布局演变的规律：由南向北迁移、由东向中聚拢。

2.1.2 产量布局区域变化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各地区水稻产量除东南沿海自1999年起开始显著下降以外，其余地区的绝对值基本都呈上升趋势或保持稳定[10，39]。因此，为更明晰地反映水稻产量的区域变化，一般使用水稻生产集中度[40]进行描述，即通过各地区一定时期内的水稻产量占同期全国水稻产量的比重变化来反映水稻生产格局的演变。华东、华南、华中地区长期是为我国具有较高综合比较优势的传统水稻主产区[41]，1978年以来，华东、华南2个地区的水稻生产集中度均有所下降，其中华南地区下降程度最为明显[42]，而华中地区保持稳中微增的势头，但并不足以遏制传统优势产区的整体颓势[16];西南地区在全国水稻生产份额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其水稻生产集中度变化相对平稳，发挥了稳定南方水稻生产的作用[43];东北地区水稻产业飞速成长，生产集中度迅速增加，已成为我国日渐重要的新兴水稻主产区[44];此外，其他非水稻主产区对我国水稻总产量的贡献长期以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状态[42]。具体到我国水稻主产省份来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西的水稻生产集中度均显著增长，而浙江、福建、广东及广西则显著下降，其余省份变化不甚明显[1]。可以看到，水稻产量指标指示出的水稻生产布局演变规律，同面积指标所示大致相同。

2.1.3 水稻生产重心演变轨迹 新中国成立初始，水稻种植面积重心分布于湖南境内，除20世纪60、70年代，东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增长，种植面积向东南发生偏移以外，总体上向东北方向移动[36]，2000年起到達湖北境内，此后仍然保持东北向的移动趋势，但始终位于湖北境内[34]。与种植面积重心变迁轨迹类似，水稻产量重心亦由湖南境内向东北方向位移至湖北境内[36]，显而易见，东北地区水稻产量增速已高于其他地区，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43]。但二者略有不同，由于东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加没有使同期产量明显增长，20世纪60、70年代的水稻产量重心并没有与其保持一致往东南向移动，而是朝正东方向与东北方向前进[36];同时，水稻产量重心的迁移距离和幅度也显著高于种植重心，且在距离上逐渐拉大[35]。

综上所述，我国水稻生产由具备气候及水资源条件优势的南方[45-47]逐渐转向北方，表现为“北兴南衰”“东减中平”，尽管南方水稻生产的单极优势地位有所弱化，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北方水稻产区重要性逐渐凸显，但南方稻区依旧在我国的水稻生产方面具有绝对优势[48-49]。而关于水稻生产格局这一变化，既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有利于粮食作物对于生产区域的选择达到最优[39]，亦致使水稻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拉大，跨区域远距离运输问题凸显[50-51]，且北方水稻集中生产所可能引发的水资源过度开采、黑土资源流失等生态矛盾也令人担忧[50，52]。

2.2 不同品种、不同茬口水稻区域变化

粳稻品种主要种植于我国北方，受“籼改粳”影响，部分有条件种植粳稻的南方地区也逐渐开始种植粳稻，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粳稻种植面积扩张，而华北传统的京津地区面积萎缩，目前我国粳稻生产最具代表性的几个主产省份为黑龙江、吉林、辽宁和江苏[53]。对于南方（主要种植籼稻）稻区而言，不同茬口水稻的种植面积区域变化差异较大：早稻和双季晚稻生产规模缩减，除江西以外，其他省份均呈下滑态势，早稻和双季晚稻种植面积已经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4个省份，然而其生产规模也不及20世纪80、90年代的水平。中稻和一季晚稻生产规模明显增加，华东地区大多数省份的中稻和一季晚稻种植面积显著增长（上海市除外），福建及江西小幅增长;华中地区的湖南与湖北种植面积增长幅度也较大;华南、西南地区的中稻和一季晚稻种植面积则无明显变化[36]。结合早稻和双季晚稻的区域变化情况看，近几十年，“双改单”现象极为普遍。

3 我国水稻生产变动影响因素

水稻产量受到单产及面积2个因素的影响[54-55]。不同历史时期，二者在主、次影响因素间相互转换。大致以1997年为分界，1997年以前，主要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使得总产量逐年增长，此时水稻单产水平作为主要驱动因子[32];而1997年以后，此种现象发生转变，种植面积对水稻总产量开始起决定性作用，种植面积对水稻总产与种植面积呈现出“增减同态”的规律，总产量与种植面积在空间变化上也往往较为一致[39，56]。对于总产量“增”与“减”2个不同的变化方向，种植面积与单产所造成影响的权重亦不甚相同。历史上水稻总产量的增加往往是单产因素与种植面积因素的共同作用，而总产量的减少则主要归因于种植面积的减少，即出现种植面积增长对总产量增加的贡献率低于种植面积缩减对总产量减少的贡献率这一现象[35]。

单产水平的变化主要受到良种培育、栽培技术进步、粮食生产相关政策、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良种培育对于提高水稻单产水平极为重要[57]，历史上优质水稻品种的推广时期，往往与水稻单产大幅增长的阶段相吻合[58-59]。栽培技术进步对水稻单产的增加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学者认为其超越了品种更新所带来的贡献[60]。随着栽培技术的不断革新，农业生产资料被更加科学合理地投入，将进一步开发水稻生产的潜力[61-62]。与粮食生产相关的政策对水稻单产水平变化皆有影响，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粮食统一收购制度、粮食直补政策等，这些政策或促进单产提升，或挫伤稻农积极性以致单产波动徘徊[63-64]。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与病虫灾害等对水稻单产水平存在极大打击[65-66]。

水稻种植面积变化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种稻效益深刻影响着稻农的生产决策行为[67]，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减是种植水稻效益高低的直接反映[68]，同时种植比较效益亦是影响水稻种植面积变化的直接和主要原因[33]。除去农户由于水稻与其他作物净收益的差异而做出的主动调整外[69]，由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所带来的粮食与非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对于水稻种植面积变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70]。与之类似，这种自上而下的结构调整还表现在水稻种植制度上，“单改双”“双改单”的变动与我国水稻种植面积变化密切相关。1949年后南方推广双季稻的政策提高了复种指数，水稻种植面积因此获得增长[71];改革开放后南方稻区又进行了部分双季稻改单季稻的调整[14]，然而双季稻种植效益低于单季稻更使得农户自发地加剧了“双改单”现象[72]，这种复种指数的变化造成水稻种植面积大量缩减[73]。另外，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快对水稻种植面积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受到第二、三产业挤占而导致的耕地消亡，促使水稻种植面积减少[20，74];另一方面，工业化与城镇化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非农活动的增多引起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也使得水稻种植面积下降[75]。

关于水稻生产空间区域布局变迁的影响因素，一些学者通过计量模型等定量方法，结合宏观、微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提出水稻生产空间布局变化与农业劳动力、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水稻单产和耕地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非农就业机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43];而人均水稻生产规模和非农就业是影响我国水稻生产区域特征变化的关键因素[48]。

4 结论与研究展望

水稻时空布局演变相关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停留在宏观层面较多，包括全国尺度，以及以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为代表，省域联合分析的省级尺度。县域尺度的少，且这类研究也多集中于江苏、吉林、湖南、湖北、江西等几个典型的水稻主產省份。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揭示了我国水稻宏观格局的变化规律，然而，由于研究尺度所限，其余地区的水稻生产增减情况、影响因素不甚清晰，且难以反映各区域内部水稻生产变动的异质性。细化研究尺度，从县域单元上研究水稻生产的地域格局变化表征及其内在原因是将来的研究趋势。

单一从水稻生产纵向变化上进行研究时，研究指标较为多样，但在时空布局演变方面的相关研究中，指标则多为直观的总产量及种植面积变化，少以单产水平、人均稻米占有量、综合比较优势等指标的时空变化情况为切入点进行水稻生产演变的研究。其中，虽有一部分文献对于水稻综合比较优势进行了测算、分析，但多是对时序数据进行平均处理，少数研究涉及简单的空间分布描述，对水稻综合比较优势关于时间、空间的动态变化缺乏深入分析。

部分研究从探索笼统的水稻整体生产变动中更进一步，依据品种划分了研究对象。然而多数专门针对粳稻生产的时序动态变化、空间布局及重心演变进行研究，以籼稻生产变动为研究对象的较为少见。

近几年新形势下水稻生产时空布局演变的研究数量减少。可能是因为耕地红线的划分，使得当前的水稻生产布局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大，且自2004年水稻产量连增使得其在农业领域受到的关注度较低谷时期有所降低。但近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要求“减面积”“去库存”，调低水稻最低收购价，势必促使水稻生产布局结构发生变动，及时掌握水稻生产时局变化与其所带来的影响仍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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