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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子山上的种树人

2020-04-17范军

文学教育 2020年2期
关键词:桂子梧桐树桂花树

最近,小说家晓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桂子山上的树》。书名取自作者2015年夏季在大学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晓苏在演讲中写道:“今天,我在这里夸夸谈树,是因为我觉得桂子山的树实在是好。在我们学校周围,还有很多山,比如武大的珞珈山,华科的喻家山,华农的狮子山。这几座山上都有树,而且都长得不错。但我比较了一下,发现他们山上的树都比不上我们山上的树。我们桂子山上的树,又多,又粗,又高,枝繁叶茂,浓荫如盖,遮天蔽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山之树,他山莫及。”晓苏如数家珍地谈到桂子山的树:参天耸立的梧桐,双臂难抱的香樟,数不胜数的桂子。他从桂子山上自然形态的树,说到精神形态的树,由大树联想到大师,重点讲了桂子山上三个赫赫有名的教授: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文艺理论家王先霈先生。晓苏分别用他们各自的精彩故事来说明:一棵“大树”到底是怎么长成的。既饶有趣味,又给人启迪。

再读晓苏这篇《桂子山上的树》时,我还是从“精神形态”的树,又重新回到了“自然形态”的树,也就是王师先霈教授在晓苏散文集新书分享会上说的狭义的树,生物学上的树,想追寻一下这满山的大树、老树是怎么来的,用时髦的话说,不忘本来,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桂子山上的香樟树估计是跟大多数梧桐树、桂花树一起栽种的,但老人们对它好像有点视而不见,或叫“选择性遗忘”,倒是对满山遍野的桂花树,几条主干道边的梧桐树多有记忆,留下不少传说与佳话。对此,老辈的教师干部说的最多的就是老党委书记刘介愚(一度书记院长一肩挑),人称“介公”或“愚公”;另一个则是60年代从部队转业到学校的武承先副院长。杜海瀛、龙振泉、俞家鹤几位老干部在怀念刘介公的文章中写道:“华师旧址在武昌昙华林,地方狭小,限制了学校的继续发展。为拓展办学空间,刘介愚先生带领学校一班人四处奔波,将新校址选定在广埠屯,在一片乱坟成堆的荒地上建起了学校。先生特别重视校园绿化,栽花种草,在学校大面积种植桂花树,使所谓‘鬼子山变成了真正的桂子山。如今的华师已是绿树成荫,草木茂盛,这离不开以介公为首的建校元老们的辛勤耕耘。”

关于桂子山这个美丽的山名是谁所取,也有各种传闻,年逾九旬的张厚安老教授言之凿凿把命名权归于刘介老。他说:“在建校之初刘院长极其重视校园的绿化工作并发动师生植树。桂子山上先后种植有:法桐、桂花树、樟树、水杉、桉树(1964年冬桉樹全部冻死),还在东区和校医院附近种植了大片竹林。最早的桂花树就种在老图书馆前小道的两侧,由于在桂花树之间,间种有法桐,法桐生长很快,树高叶茂遮挡了桂花树的阳光,严重地影响桂花树的生长,花也不开了。最后是在刘院长的关切下砍去了法桐使得这条小道上的桂花树得到新生,直到今天每到八月这条小道仍是华师桂花最香的地方。由于刘院长对桂花情有独钟,所以桂花树在桂子山上种的最多,‘桂子山这个山名也是老院长所亲定。”后来有人统计,说是桂子山有三万二千株桂花树。金秋时节,当我们漫步在绿树成荫、桂香扑鼻的校园里,怎能不怀念敬爱的介公和那些栽花种树、垦荒造林的先辈们?!

至于法国梧桐,也是桂子山一景。走在宽阔的桂中路上,两边高大的梧桐树总是那么让人心旷神怡。我爱人不久前调到武汉另一所大学工作,那里的校园十分干净整洁,管理得井然有序,她唯一觉得不满意的是树没有桂子山上的好,尤其是梧桐树,远不及这里的有型、有款、有味。说到满山的法桐,老人们屡屡提及一个人,那就是武承先老院长。文学院尹均生教授在《以德治校 率先垂范——忆华师初创期刘介愚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一文中说到:“稍晚来校工作的武承先副院长,负责学校绿化工作,他省吃俭用,将自己有限的转业费,捐献出来买树苗,绿化学校。现在的成材大树,有哪些是武院长捐献的已没人知道了。但是这种精神,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一直想知道,武院长当年到底捐了多少钱,种了什么树。最近,王先霈老师在晓苏新作分享会上给我们解了密:“现在桂中路两边的梧桐树非常漂亮,原来可是什么都没有。1964年,一位解放军高级干部复员来到学校当副院长(武承先副院长),从他的复员费里拿出6000元钱,在路两边种上法桐树,才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当时,陶军老师曾经命名为立雪路,程门立雪,适合我们师范大学的性质。”

原来桂中路(曾用名“立雪路”)是老领导武承先副院长捐献的6000元种的梧桐树,当然也还包括其他路段的树。55年前的6000元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笔者查询经济史、物价史方面的有关资料,得知从1960年到1964年的5年间,国内物价非常稳定,人均收入也变化很小。这5年全国的人均年收入分别是218元、185元、173元、181元、208元。而物价,以稻谷、小麦、玉米为例,可以看出几年间仅有1960年略低一点点,此后4年价格完全不变,即稻谷每斤8分钱,小麦每斤1角1分,玉米每斤8分。计算可知,1964年,6000元相当于人均年收入的33倍,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用这笔钱,可以购买稻谷(或玉米)75000斤,或小麦54545斤。当然,用它来采购梧桐树苗或其它树苗,毫无疑问可以有很多株很多株的。只是现在不太容易弄清楚当年树苗的价格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乘凉感恩栽树者。当金风送爽、黄叶翻飞时节,走在桂中路的林荫道下,忽然想到武承先老院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说起五六十年代那些老领导老共产党人,对来自延安的老红军、八级高干刘介公,对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后奔赴晋察冀边区的陶军老教授,老辈们都能对他们的精彩故事、生平事迹娓娓道来,说出个子丑寅卯;而谈到武承先副院长,仅知道他是部队转业的,来华师后是分管后勤什么的,其他则知之甚少,语焉不详。

为了一探究竟,笔者专门查阅了武院长的档案和相关资料。材料显示,武承先老院长是山西阳高人,1910年2月出生。他从1926年16岁入伍当兵一直到1964年54岁转业到华中师范学院任党委常委、副院长,前后将近40年是在军队度过,说是典型的职业军人一点不为过,他去世后中文系老先生万立丰写的挽诗就有“半生戎马丁国危”这样的句子。他起初参加的是“山西王”阎锡山的军队,俗称“晋军”,从普通士兵一直升到营长、团副。后来脱离旧军队而投奔革命,在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决死队担任过团参谋长等职。1941年初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威名赫赫的陈赓将军。武承先先后任八路军某部团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旅参谋长,太岳区四纵队后勤司令部参谋长、司令员等职务,是刘伯承、邓小平的麾下,1942年还曾奉刘司令员之命带队护送邓政委赴处于敌人正在进犯的太岳、中条山一带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二野军政大学校务部长、第六步校校长。1952年,调任西南防空处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清川防空指挥所主任兼参谋长。1955年后先后任汕头防空所主任兼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57年在空军雷达学校担任校长五年多。作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革命,他于1955年获得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1963年底,武承先同志应该是作为正师职军官转业到地方的高校工作的。

和刘介愚、陶军、高原等老革命老领导一样,武承先老也带来了人民军队的好作风、好传统,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下属,深入实际,办事认真踏实。他带领大家种草植树,作为后勤总指挥,又和负责园林绿化的干部职工一道,精心养护花草树木,使之茁壮成长。前些年,刘身平等人在《刘介愚等我校老一辈领导人工作作风追忆》一文中,就曾专门写道他:“在谈到调查研究时,不能不想起原党委常委,副院长武承先同志。他是1963年从部队转业来学院工作的,当时五十多岁了,分管后勤和行政。他给人印象是和蔼谦虚,工作一丝不苟,讲话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来了不久,就深入到伙食科调查炊事工作情况,找炊事人员、管理人员、进餐人员进行调查,并亲自写出了调查报告,就炊事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向党委提出了建议。党委常委听了他的意见后,一致赞成,他提出的许多办法后来一直坚持执行许多年。此事虽已过去三十多年,但武承先同志这种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自己动手写报告,敢于提出意见和办法的优良作风,犹如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深深地留在我们记忆之中。”

1987年,武承先老院长因病去世,享年77岁。他在去世前写给校党委的信——《我的请求》中郑重提出:“如我去世,丧事一切从简:一不发讣告;二不组织向遗体告别;三不送花圈;四不开追悼会等等,立即送火葬场火化,骨灰不保留,洒到我1963年以来工作和生活的学校南湖。”这位老革命、老战士的一生,诚如万立丰老师挽诗所说的,是“清风亮节”,“茂德崇勋”,最后“荩骨化灰遵愿撒,一湖淡月照寒微”。时任校长章开沅教授深情地撰写了悼念文章,标题为《不占人间一抔土 愿化沃壤育新苗——送武承先同志远行》,感情真挚浓郁,叙述形象生动。文中写道:“小船在平静的湖面荡漾,你的儿子把骨灰轻轻撒在清湛的水中,岸上的人们在幽婉的乐声中远望。群山是那样的秀丽,天空是那样的蔚蓝。我们仿佛是送你远行,以战士的敬礼送你走向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它确实在人们的心中存在。真正的战士是不死的,他们的归宿就在这个世界。尽管你的身体已经成灰成烟,但是你的功绩与你的品德必将与这个世界同在。”诚哉斯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刘介愚、武承先、陶军等老辈共产党人早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业绩和精神与桂子山的大树一样长存,和华师的事业一样不朽。有首歌的歌名叫《好大一棵树》,我们桂子山则有好多好多大树,一棵棵,一排排,一片片,根深叶茂,漫山遍野。从精神形态的树来说,刘介愚、武承先、陶军這些不忘初心的老革命,张舜徽、钱基博、韦卓民这些学高德劭的大学者,都曾是桂子山上巍峨的大树。其实,无论是自然形态的树,还是精神形态的树,无论是参天大树,还是小草小树,都需要有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生态。晓苏说,桂子山上的树之所以长得这么多、这么粗,这么高,完全是因为这里土脚深厚,阳光充足,空间开阔。如今,喧嚣的桂子山无论自然的,还是学术的、政治的生态环境都有些不尽人意。我们多么希望,曾经宁静而美丽的桂子山能永葆既适合自然之树、又适合精神之树生长的肥沃土壤和阳光雨露。

(作者介绍:范军,著名学者,杂文家,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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