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现阶段口才教育中，因为普遍认为我国存在“敏于行而讷于言”的轻视口才教育传统，对于中国传统言谈方式、文化资源、心理习惯、社交礼仪等皆不够重视，也少有结合中国独特语境而设置的教学模式。本文简要梳理了中国传统“言语”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特点，认为中国古代有一套系统而独特的教育方式，试图予以借鉴，在高校中试行更符合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底蕴与语言特色的口才教育方式。

关键词：言语 口才教育 探索

口才表达能力是当代社会对于职业人才的必需要求，也是综合人文素养的重要体现，也应是大学本科教育的必备内容。近年来，口才教育在高校中愈加受到重视，但结合中国独特语境、符合中国语言特色与传统民族文化意蕴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探索仍然不足，口才教育应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充分利用我国传统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重在本土化、民族化、重人文精神的教育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和“精神命脉”，指出“我们生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就灵活应用传统名言与典故，体现了高超的口才能力，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高校口才教育更深层的目的诉求是强化大学生三观的培育和人文素养的陶冶，我们必须要回归到中国传统教育的宝库中，汲取改进并为今所用。

一

“口才学”是一个较为现代化的概念，我国传统对于口头有声语言的称呼，除“口才”外，还有“言”、“辞”、“言语”、“言谈”、“辞令”、“言辭”等多种表达方式，但意义与现代口才学皆有差异。本文拟用“言语”来指代与现代口才概念相对应的传统范畴，《说文解字》云：“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包含了自我陈述和与人交流两方面内容。孔子开设的“孔门四科”中就有“言语”一科，代表人物宰我，《孔子家语》中介绍即云：“有口才著名”，可见“言语”科与现代的口才学意义相近。

中国是否有口才教育传统，一向富有争议。本文认为，我国传统教育史上对于口才内容一向非常重视。多有研究者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更重“慎言”、“敏于行而讷于言”，缺乏对口才的重视。其实中国历来重视口语表达能力的培育，《礼记》云“言谈者，仁之文也”，《周易·易传》云“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系辞上》云“言行，君子之枢机”，莫不体现了言语教育在传统儒家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因为兴衰成败往往系于一言，故而儒家教育是在充分肯定言语重要性前提下的慎重与警惕。

现在学界、教育界已有的关注点也多放在几个重要人物、书籍上，如孔子、孟子、荀子的相关教育理论、或是《战国策》的外交辞令等。还例如《口才学教程》[1]中“中国口才史例说”部分简明地梳理了中国口才的发展历史;《汉语文化语用学》[2]中关注了《文心雕龙》中语言运用的实例，认为其蕴含了大量汉语文化中独特的语用原则与策略，可以将其同时看作为中国传统言语教育的教材等，但总的来看，整体的梳理和建构还是颇为缺乏的。汉魏以后，中国传统言语理论渐渐比书面文学理论取代，言语之教隐而不彰，也给清理与提炼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其实除了少数专门集中的论述，文学理论、文艺批评、史料、笔记、语录体及某些应用文体等都蕴含着丰富的言语资源，加以甄别分析，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言语”及教育，利用宏观思维考镜源流，观其发展，总结中国言语教育发展的规律。

中国传统教育“道”、“术”兼重，义理与实践兼备，知行合一。现阶段我国已有的一些口才教育或偏重实用性，缺乏系统理论;或多是理论，落实到实践的太少;或只偏重某些专门口才技巧，缺乏综合基础素质的培养。现阶段应该融合中国传统“言语”教育研究与当代口才教育实践，并融入现代化教学手段设计，着力为当下教育实践提供可操作化的借鉴。

二

在中国的“言语”发展史上，先秦与魏晋南北朝这两个历史时期相对言语发展最为活跃，都呈现出“言文分离”的局面，“记言”与“属文”并驾齐驱，各有自己的功能特色。而随着思想变迁、科技水平的发展，以及普遍追求“立言”的身后不朽，文学载体逐渐由言语与书面并存转向以书面文学为主。若把整个中国古代史大概按这样分为两个阶段，那么先秦至唐代之前可称为“言语时代”，唐代至清代可称为“笔札时代”。刘知几在《史通·言语》中就总结：“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3]说明唐前更重口语，故所留言语更精彩，而唐代以后更注重笔札文学，所以文字水平也会比古人更胜一筹。但这并不能说明唐代以后中国就缺少了口才教育，言语素质与口才训练的人群与功能逐渐转型，由殿堂下沉到市井，此时的市民化口才已跟先秦的言语之教有了根本的偏差，而政治、学术等相关的言语活动仍在持续，相关教育也从未间断，但已不是发展的主流。

中国传统言语发展史可以按类型划分为四个时期：

其一为先秦两汉时期，为言语士人化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为士阶层利用言语参与政治，推进文化，制定相关规则，宣传自己的主张，几乎所有言语和教育形式在先秦皆已发端或已达到鼎盛;其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言语贵族化时代，主要表现为以贵族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参与学术化的清谈、论辩;第三为唐宋时期，为言语并存化时代，此时是两个阶段的发展并存时期，政治上、学术上与新兴来自民间的通俗言语并存;其四为明清时期，为言语市民化时代，这时期言语最明显的新特点是日常生活化、通俗叙事化，以商业、娱乐的目的面向市民阶层。

我们也可以将传统言语活动及教育分为四类：

一.公共场域言语。指于朝堂、官衙等正式神圣场合之中，面向君主、上级、同僚的言语表述、政见论辩及外交中的演讲、游说、公关，国家重大活动中的祝盟之辞等。从口传师说到最终文本化，儒家经典化的过程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如《诗》、《书》、《易》、《左传》等，早期都曾以口头文学或口头历史的形态存在，即使经过文本修饰，也有迹可循。与西方早期经典如《荷马史诗》的演述过程比较，更可看出言语修辞水平正是在频繁的口头传播过程中得以逐步完善。“师箴，瞍赋，朦诵”（《国语·周语》），箴、赋、诵的口述形式，说明了言语的专业职官设置;早期“记言”的历史传统使得一批上古一批珍贵、鲜活史料保留，如《尚书》就是专记“王言”。儒家经典从言语而来，编订写定后又成为指导言语的教材。“不学诗，无以言”，从《左传》等材料中都可看出外交辞令中对经典的频繁引用，是先秦两汉表现口才的重要技巧和礼仪。口才在中国古代政治外交界最为耀眼的表现当属纵横家，以口才之能左右时局，专门从事对口才技巧的研究应用，以《战国策》的记载最为集中。纵横家的教育方式除对口才心理与技巧有深入论述的《鬼谷子》外，据《战国策》，苏秦发奋苦读《太公阴符》而自学成功，可见纵横家的学习教材为当时的权术、兵略之书，活学活用。

庄重场合中言语的重要性，注定其形式虽发自唇舌，而实质更与典雅的书面语言相接近。事实上，许多文体就可视为言语的书面表现，如《文心雕龙》中的“论说”、“诠赋”、“祝盟”等，这方面的传统口才教育方法，也建立在学习、背诵经典范文的基础之上，在占有大量经典知识储备、固有辞令后，利用各种修辞方法进行活用。

中国传统尤其注意公共场域中的慎言。“记言”的传统和史官秉笔直录的精神，可促使君王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语。所谓“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4]在乱世之中，这更是明哲保身之道，“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孔子教导子张的“干禄之道”就是要“言寡尤”、“察言而观色”，而且不以口舌逞才炫技，“辞达而已矣”。这渐渐发展成为官场之道的重要内容，历代的基本原则几乎未曾改变。纵横家叛逆地以言干政，单纯追求言辞之美而多被批判，“言谈”者被墨子列为“五蠹”之一。

二.生活场域言语。非正式场合的日常生活交际是口才最普遍的应用途径。与正式场合下的演说、论辩、谈判等不同，生活场域言语更多直接表达内心想法，呈现出更加随意化、口语化的特点。个人的言语表现在这两个场合，面对不同的谈话对象，言语可大为不同，如孔子就会有“恂恂如”、“便便言”、“侃侃如”、“誾誾如”等的不同言语方式。日常交际言语更多体现出的是平辈、朋友、亲族乡党间的对话，是维护日常人伦情感与人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为传统儒家所重。但正因为其日用平常，往往言语不戒不慎，造成日常人际关系的损害。故历来日常交际口语教育素被重视，大致说来有“诚”、“信”、“礼”原则，与亲友交谈，必不可虚伪浮夸，《易传》所谓“修辞立其诚”也;更要言行一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故日常言语亦需谨慎，言出而必行;但讲话过分真诚直率而不讲究口才艺术，必有“质胜文则野”之弊，故必以礼约束，使听者心悦，达到更好的交流效果。

日常谈话礼仪与技巧在现存著作资料中蕴含相当丰富，《论语》、《礼记》、《周易》、《荀子》等儒家经典，《鬼谷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子书，乃至后世家训、家书、女诫及少儿蒙学教育、反映民间谚语俗语的格言体箴诫中都有体现，其中的口才礼仪与技巧基本原则一脉相承，也同时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思想特色。经整理研究，可体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日常交际口才与范例。

三.思想场域言语。指传播、交流学术观点、思想命题等的言语表现，以起到令人理解、信服的效果，口才既是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也是内在学识修养的表现手段，此类言语大体可分为讲学与论辩。讲学以口头言语为教育途径，内容上也包含着口才的训练，书面记录形式有语录與讲演录等，我国传统讲学言语记录尤以语录体为特色，自《论语》肇始，先秦诸子如孟子、庄子著作中也多带有语录对话的色彩。《礼记·学记》中云：“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听语乎！”语录体就是通过真实还原教育情境和教师言语，起到简明、生动、活泼的教学效果。语录体汉后式微，直至唐、宋受禅宗影响，逐渐分为禅师语录与理学家语录两大类。前者以《传灯录》等禅门公案集为代表，后者伴随着宋代书院的兴盛，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皆有自己的语录传世。在对当时的教育反省过后，理学家认为“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需要综合素质的拓展，包括“声音以养其耳”（《河南程氏遗书》），作为对以往只重读书义理的教育模式的反拨，禅宗与理学在教育理念上都讲求“直指本心，不立文字”，使得利用鲜活的现场言语教学成为一时风气，重师友日用间以言语教润，相互切磋讲习，开展“会讲”活动，留下了丰富的言语发展与口才训练的资源。另外佛经以“如是我闻”的直录态度，虽有华梵语别及翻译过程中的润色修饰，也可作为讲演录的一种，六祖口述的《坛经》则为我国第一部佛家讲演录。

魏晋论辩往往以清谈的方式表现，口才的评判综合包括了言语内容、文采、人物风神等，在《世说新语·言语篇》中多有体现，论辩命题以玄学为主，后来引入佛教内容。辩才是佛教最为看重的才能之一，因明学即为专门的论辩逻辑之学。佛家辩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规定了论辩的场所、语言规则、仪态、品德等，有大量论辩实例记载。尤其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就各类议题展开论辩，书面的论文收在《弘明集》中，能反映出当时的辩论融合了先秦诸子、玄学、名理、佛教等多方特色，体现了当时言语的多种文化融合特征。

四.通俗场域言语。指以言语为手段达到娱乐消遣的目的，基本以口头敷演故事为主，可追溯至《汉志》记载的小说家、俳优、稗官，小说家利用“街谈巷论”敷演成篇，俳优与稗官直接以口才为职业，延续至魏晋“胡戏”流行，名士也竞以“善讽诵”为能。从唐代开始，“说话”艺术兴起，白话开始进入书面语言，文人传奇小说中可见通俗口述叙事的痕迹。宋金时期，勾栏瓦肆乃至宫廷之中，口才技能被商业化消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云：“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5]当时勾栏之中的专业行业协会也应运而生，如“说话”行业的“雄辩社”，也有着竞赛与教育功能。书会才人群体也承担着教育培训的功能。“说话”艺术摆脱了宣传宗教等功利化倾向，内容丰富多彩，有“讲史”、“说铁骑儿”、“说经”、“说诨话”等，面向市民生活，现实化、日常化成为宋代以后言语发展的重要特点。诸多宋人笔记中的文艺批评部分，都为研究宋代言语与口才教育提供了原始的资料。

只有经过系统化的梳理，才能在中国古代“言语”的发展中看出口才教育一以贯之的特点，在现代的口才学研究与教学中有所借鉴，形成符合我国文化特色的口才教育模式。

三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大致总结我国传统的言语特点有：

第一，言语是个人德行修养的体现，故修炼口才必先内修德行。即孔子所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孟子的“知言养气说”等;第二，《易传·系辞》中云：“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对于言语，中国传统文化抱持着十分戒慎警惕的态度，其一是防止言语内容不当而造成严重后果，所谓“乱之所生，则言语以为阶”;其二是过度重视言语技巧，将口才作为炫技的工具，成为“浮言”、“空谈”，以及孔子所批判的“巧言”、“多言”，失去言语应有的正统属性，在言语批评中常用“直”、“质”、“诚”等范畴用来规范限制。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比对口才技巧的训练，更加重视“慎言”、“少言”的德行修养;第三，口头言语与书面文学有着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关系，一些言语呈现书面语言的“雅言”特征，造就诗化、骈文化、庄重雅驯的口语特征;而有的书面文体直接来源或用于言语，相当于说话底稿或润色文稿，二者的关联与张力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共同特征，如重整齐的形式美，重声律美等。

根据我国传统言语文化特征，引导重视传统口才礼仪习惯，调整口才教学策略，中国传统的言语教学理论与范例可以为当下的我国口才教育提供实用的借鉴：

一.口才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通才与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在现行流行的口才技巧培训、“实战演练”之外，更应设计知识储备、传统美育的长远基础教育。仅凭当今个别学校开展的《演讲与口才》等专门课程是不够的，应该积极探索在当前高校课程设置基础上，将口才教育渗透融入到专业课教学中去，并符合各个专业的教学、学科特点。笔者在近年来为大一、大二学生所教授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经典名著导读》、《先秦诸子研究》、《国学导论》等本科专业课程中，就有意识地将口才教育与日常教学融合渗透，不仅将课程内容中与当今口才相关部分特别予以强调演示，也创造机会让学生简短讲演或论辩，收到了学生积极热烈的相应。

具体教学情境下的实践方案还包括传统文化中的口才应用素材、中国传统口才礼仪的当代运用、民族心理特征与口才教学训练技巧、口才专项技能训练、社交语言艺术运用与各个学科专业课融合渗透实现路径等。其中如口才应用素材包括对于古诗词、名人名言、经典典故的实践运用，包含素材整理与教学实践方案;中国传统口才礼仪更是体现了中西社交礼仪的差异，包括传统礼貌常用语、称谓、祝词等，也包括我国传统对于肢体动作、风度、仪态的独有审美性要求;专项技能训练包括我国传统口才项目在当代的重新应用，如朗诵、演讲、论辩、沟通、谈判、导游等。

二.中国传统对语言的谨慎态度、婉转微隐的措辞方式，一方面，应让我们对当下社会对一些炫弄口才技巧的过分追捧加以警惕，另一方面，这种民族心理有可能会在现代社会的言语表达中起到负面的影响，有可能造成过分羞怯、谨慎、婉转的现象，应着重根据我们的传统民族心理进行辅导和练习，也根据当代社会文化特点，对一些长期保留的言语习惯作符合时代特色的调整改革，也更能符合当下跨文化言语交流的实际需要。

三.口才教育必须以写作能力的培养相结合。掌握演讲词、辩论词、发言稿等文体的写作特点，在外在的口才技巧培训外，要更加注重言谈内容的思想修养与文采水平。在课堂上，应根据当代社会职业需要，加强对相关优秀范文学习，先辅导学生交流、修改文稿，再一一上台讲演。

四.借鉴传统口才教育方法，如对经典的念诵、背诵、让学生代讲、复讲、集讲学交流辩论于一体的活动等方式，根据现有的教学环境与资源加以实践。也积极使用现代教育方法，融合情景小演讲、辩论、诵读、读书会、工作坊等不同形式的实际演练，并以问卷与访谈形式跟踪调查，总结分析相关问题并撰写报告、论文。改革创新专业课课堂与作业、考试形式，积极实践翻转课堂、交互授课及基于微信等基础上的课堂软件、多媒体形式，有效实现专业课学习与口才教育的有效融合。

在中国传统与当代口才教育融合借鉴的探索中，仍然路漫漫而修远，有很多难点依然值得我们不断思索。如从现有文献中清理古代言语难度很大，言语的音声与场景已随历史流逝，但一旦被记载，也就意味着言语已经过了书面化处理，原始样貌已不复存在，如何更好地还原中国传统言语现场成为一个问题;在以儒家思想话语体系为基础的正统文学观念存在之外，另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正统言语体系，二者的发展存在着既密切相关又充满张力的复杂联系。探索这套正統言语体系的发展源流特点，是否可更好地与文学文献与理论互相生发;中国传统对于口才既重视又审慎的复杂态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怎样的发展与体现，与当时的文学思想思潮存在何种的同步关系，这种民族心理在我国当代口才教育的实践中如何引导与实践等等，这些问题还待通过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作出探索与解答。

参考文献

[1]程树德编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

[2]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19

[4][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欧阳友权、朱秀丽《口才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注 释

[1]欧阳友权、朱秀丽《口才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149页。

[4]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715页。

[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9页。

本文为国家青年社科基金“南朝礼乐重建与五礼仪式文学研究”阶段成果。

（作者介绍：刘玉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