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辞典》：发现日常中的神性

2020-04-17马传江朱霞

文学教育 2020年2期

马传江朱霞

内容摘要：《青藏辞典》用拼贴的方式，将粗糙、片段化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一幅景观，凸显了生活非逻辑、非线性的本来面目，勾勒出现代人的异化图景。通过对人类生存现状的考量，格绒追美发现了“日常中的神性”的存在痕迹。

关键词：格绒追美《青藏辞典》景观神性

一

如果《青藏辞典》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汇入当时先锋小说的大潮，也许会是文坛的座上之宾。但它抵达文学现场的时候，先锋小说所绽放的烟花业已冷却。从2015年8月出版，到2016年夏天笔者采访它的作者格绒追美，一年多过去，《青藏辞典》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评论家的暂时失语或许和《青藏辞典》的文本形式不无关系。作为一个号称“长篇小说”的文本，《青藏辞典》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没有一个核心的能够串联起大部分词条的人物（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配角），就连作为文体的辞典都显得支离破碎。

“小说形式是小说家艺术思维的方式……长期昏睡的小说形式一旦苏醒，便会爆发出惊人的生机，推动小说自身的裂变和运动。”[1]“辞典”作为一种结构样式，在它的支离破碎中，小说竟搭建起一个纵横交叉的迷宫，开始左右起我们阅读之旅。辞典终究要抵达意义，还是意义终止于辞典？内容经过形式，还是形式穿越内容，成为独立的存在？如果故事去掉，人物离开，作为形式的辞典也被摧毁，那么小说还能剩下什么，或者说，《青藏辞典》向我们呈现了什么？

二

它呈现的，或许是一幅景观。

“景观”，是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学说中的一个概念。在德波看来，景观是“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2]如果我们把每一个词条视为一个景点，那么这些词条组成的辞典，则构成了一个景观社会。辞典里随处可见的，都是片段化的生活。“苦命”展现的是几个美女在歌舞团里的对话片段，“仁真尼玛”是一个小工头开会的片段，“金条”则是被救者报恩的片段。这些片段无法组成一个统一的，符合逻辑的，能被理解和解释的生活。“金条”里的主人，“仁真尼玛”里的仁真尼玛，“财神”里的老和尚，“德钦旺姆”里的女土司，“苦命”里的歌舞团美女，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之间能有什么联系？

他们组成了一个影像群。“从生活的每个方面分离出来的影像群汇成一条共同的河流，这样，生活的统一便不再可能被重建。重新将他们自己编组为新的整体的、关于现实的片段的景色，只能展现为一个纯粹静观的、孤立的伪世界。”[3]如此，生活本身的非线性面目就凸显出来。“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因果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理想化的艺术建构，使原来繁杂无章的现实生活在文学中显得有规律可循。”[4]《青藏辞典》显然放弃了理想化的艺术建构，而直接将毫无章法的现实搬上文字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现实，才是我们生活其中并习以为常的现实。

《青藏辞典》的景观书写，是通过拼贴呈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对权威的嘲笑、修正或颠覆，对元叙事的废除，……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拼贴的使用。”[5]考察文学史的脉络，拼贴刚开始是作为一种写作技巧而出现的。而《青藏辞典》的拼贴，则是一种写作方式。

在“辞典”这一大的文体框架之内，它还引入了小说、寓言、散文、随笔等多种文体，从而构成了一种文体的拼贴。拿第一章来说，在这一章里出现了母爱、死亡、婚礼、陌路、尼尔·唐纳德·沃尔什、期待、雪域、援助、奴性、生活、身份、神谕、紊乱、心性、宇宙、空性、写作者、村寨、教育、仁真旺杰、朝佛、逃难、阿贡、儿子等共计24个词条。如果我们将这些篇目从《青藏辞典》中抽取出来，单独来看，那么母爱、陌路、身份、神谕、紊乱、心性、写作者、教育、仁真旺杰、朝佛、逃难、婚礼可视为小说，而奴性可视为寓言，村寨、阿贡、儿子、尼尔·唐纳德·沃尔什、期待、生活、宇宙、死亡、援助、雪域、空性可视为随笔。而一旦它们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这些词条的文体属性突然间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它们是随笔还是小说人物的理性思考，是散文还是小说人物的感情外化？

文体的拼贴，不仅使《青藏辞典》消解了文体之间的界限，而且表现出一种被巴赫金称为“小说性”的小说的力量：“它能够动摇，并瓦解官方的、形而上學的一元权威、等级体制和话语霸权，因为小说从本质上来说是反规范的，小说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不法之徒，是一位文本领域内的‘罗宾汉。”[6]

除了文体的拼贴，《青藏辞典》还运用了叙评拼贴的方式。叙评拼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元小说。“当小说把小说本身当作对象时，就出现了一种‘关于小说的小说。小说自己谈自己的倾向，就是‘元小说。”[7]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马原、洪峰、孙甘露、苏童、扎西达娃等等，都喜欢采用元小说的创作形式，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譬如马原的《虚构》已经成为研究元小说的一个经典文本。然而，这种“形式极端的激进元小说文本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逐渐式微，如今已经基本上销声匿迹了”[8]，直到《青藏辞典》出现。

格绒追美在辞典中设置了一个叫做“格绒追美”的人物，这个人物也是一个作家。他的三部小说，一本是已经完成并出版的《隐蔽的脸》，这本小说讲述一个关于神子的故事，大多数读者把它当成了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也有一些读者认为它是一部虚实结合的小说，因为其中有“格绒追美”的影子。但是不管怎么样，“格绒追美”认为，“这部小说，没有任何魔幻，因为它对我而言，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没有任何魔幻和神怪。”[9]另一本是处于构思之中，一直没有动笔的小说《阿古登巴》。关于阿古登巴，根据“格绒追美”的交待，他是一个机智幽默的人，他尚未被书写，因为作家的构思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不过尚可确定的是作家试图通过他来表现人的孤独。还有一本是正在写作的《青藏辞典》，在这本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不时有词语跳出来要求自己的话份：即便是表示空白的符号，“它也想要获得一席之地。”[10]

辞典中，无论是关于《隐蔽的脸》，还是关于《阿古登巴》，对于小说的讨论的便利，都得益于“格绒追美”的身份设置，他是一个专业作家，他甚至还是一个文联的小领导，如此以来，他就有了足够的专业便利来“谈论小说的写作策略，或者评价作品中的技巧问题。”[11]不得不说，文本中有相当多的篇幅在讨论小说的写作策略，以及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描述”讨论了表达的局限性，“作家”思考白日梦与写作的关系，“区别”试图对小说和散文的区分与融合作出判断，“技巧”则表达了作者对于技巧的蔑视，至于“剥离”、“主题”、“讨好”、“治国”、“文以载道”、“小说的意义”则将文学与功利的关系提上议事日程，开始反思文学究竟应该干什么？它该承担道德教化功能，还是做出媚俗的反应，来讨好市场？亦或是将小说作为一种游戏，把写作过程的快乐作为自己的旨归？

我们知道，历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都不相混淆，文学的自文学，研究的自研究，很少存在越界的现象。然而格绒追美在《青藏辞典》里开始了他的越界：他试图身兼作家与理论家的双重身份，试图操持创作与研究的两套符码，在作为小说的辞典中让文学研究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如第19章几乎都是关于文学技巧，文学创作的意义等理论来讨论。更有甚者，他不但返躬自省自己的小说创作，而且在小说中直接讨论起别人的写作，如阿来，安德烈·纪德，约瑟夫·海勒，卡尔维诺等等均曾被他纳入讨论的范围。如此以来，在文本之内，叙事之外，格绒追美的小说便具有了一种理性思考的色彩——尽管这种思考的形态，偏直观与经验。某种意义上来说，《青藏辞典》开辟了一条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新的思路：写作者一边写作，一边反思自己的写作，试图超越个体性的话语局限，使之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

当然，这种讨论是以“我”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辞典中那个叫做格绒追美的作家。一切都是出自于那个作家的思考。由于名字的重合，身份与经历的相似，很多熟悉格绒追美的人大概会混淆格绒追美和辞典中那个叫做格绒追美的作家的区别。当然，这是辞典所刻意追求的一种效果，为了使这效果显得更为逼真，格绒追美还特地设置了两个词条，一个是“格绒追美”，一个是“隐蔽的脸”。

三

作为一本来自青藏的个人辞典，《青藏辞典》的蕴含是极为丰富的，如果仿照普通词典的方式，用笔画或者拼音建立索引，那么它大概有好几种索引方式，现在我们从中找出一种：对人类生存现状的考量。通过这种考量，格绒追美发现了“日常中的神性”的存在痕迹，它是作为人异化的拯救途径而提出来的。

当科技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人类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丰裕生活时，人，却在这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异化。人的异化，起初表现在生产领域，即马克思所批判的人的劳动的异化，进而成为无处不在的幽灵：“异化形式更为多样，人的异化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展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了人和他的工作、所消费的物品、国家、同胞以及和他自己等等这些关系中。”[12]《青藏辞典》勾勒出了人异化的简笔画，这里有人身体的异化，人际交往的异化，人的本性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等等。

词条“苦命”描述了人身体的物化。歌舞团女人和男人的交往，充满着目的性和利益性，他们毫不讳饰对化妆品、对金钱的赤裸裸的追求：“管得了那么多？我可不计较。包养也可以。”[13]人的身体不再是感情、人格与灵魂的附丽，摇身一变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可以出售，可以买卖。“丧事”通过一个格桑老人的去世，借一个老农之口，毫不留情地撕开了“车水马龙”所表征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进而揭示了人际交往的异化。格桑老人生前贫寒，不曾有一个人探望过他，儿子刚刚当上局长，门口便车水马龙起来，就有人络绎不绝，前赴后继地来参加他的葬礼。如果人际关系是一张网，那么，每一个网眼，都布满了功利与现实的考量。每个游走于其中的人为了利益，都免不了互相估价与算计。“天价”与“索赔”写人的本性的异化。水电开发所导致的心理落差点燃了老农对于财富的渴望，原本木讷的他们在被迫变得“聪明”的同时，也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本真。“虫草”写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虫草价格的疯涨，使得“人们的脚步在草原上乱窜”，这样以来，却导致了虫草的日渐稀少，它们的身影“日渐零落”。当人类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无休止的贪欲，他们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与利用，必然引发生物链条的断裂。长此以往，他们将不再是挖珍贵的虫草，而是为自己挖一个卑贱的墓穴。

针对这个原应是“阳光、雪花、青草”，是“道路、心性、觉悟”的青藏所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格绒追美提出了自己的拯救途径：发现“日常中的神性”。对这一途径的表述，集中体现在词条“神性”中：“外地的读者总在关于藏地的文字中寻找着传奇和神秘的一面，如果没有便觉得失望，就像藏人自己也总是在活佛身上寻求着神通，如果没有便感到遗憾。其实，神性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在周边的自然界里，也在我们的欣赏之中，我把它称之为神性的日常性，或者日常中的神性。所以，发现它是极难的事情。”[14]无独有偶，柏拉图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在《理想国》第2卷结尾处论及青年教育时，柏拉图指出，要采取适当的教育方式，“在人性许可的范围内，使城邦护卫者既要成为敬畏神明的人，也要成为像神明一样的人。”[15]格绒追美所谓日常中的神性，显然也是一种隐喻，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人在胸怀、修养、品性与自我超越诸多方面，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达到像神一样的境地，取得像神一样的成就。

词条“脏意”讲的就是这种日常中的神性：几个名人到拉萨朝圣，看到正在佛祖前喃喃祷告的全身脏污的乞丐，不禁以帕掩鼻。其中一个名人通过懂双语的游客询问得知，一无所有的乞丐所祈求的却是众生离苦得乐，人间幸福安宁，没有战争，没有疾病。

乞丐在这里，散发出神性的光。这种光的凸显，是通過“小”与“大”所构成的两组紧张关系来实现的。乞丐的“小”，表现在身份的卑微与衣饰的破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一群名人所谓的上流社会的地位，与光鲜华丽的外表。而在这无限的“小”中，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大”：胸怀之大，修养之高，心性之洁净。而那个几个名人呈现出来的却是“小”：个人的荣辱与富贵。乞丐的形象就在这“小”与“大”对立的瞬间，散发出了光。这光，是引导人们走出异化获得拯救的曙光。

注释

[1]钟本康：《论小说形式对内容的超越》，《探索》1987年第1期。

[2]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4]李雷：《散点透视的对抗策略》，《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程良友：《论拼贴是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核心》，《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6]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7]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8]高红：《当代中国元小说创作及研究状况简述》，《时代文学》2015年第7期。

[9][10][13][14]格绒追美：《青藏辞典》，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第147页，第31页，第121页。

[11]高红：《当代中国元小说创作及研究状况简述》，《时代文学》，2015年第7期。

[12]麻海山：《人的异化的新形式探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