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某深

从1872年至1875年，清朝派遣四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是破天荒之举。但是幼童自中国乘船赴美的旅途情形及到美国后的学习生活情况，第一手资料非常少。例如1872年率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的陈兰彬，就没有留下此行日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祁兆熙（？—1891），江苏上海（今上海市）人，号瀚生。在龙门书院求学时，就“涉猎新书，留心时务，有志经世，无意举业，不囿旧域，博求远方”，与热衷于科举考试者不同。早年他在“法兵驻沪之时，充团练董事”，为了与法军交涉，自学法语；1865年，入江海北关办公，公馀之暇，自学英语三年之久，“能将关单自译，无用通事”。在海关工作及自学英法文的经历，使他深知“英文语，必须童而习之，方能尽悉”，对“幼童出洋事宜，悉其中关系甚巨”。同治十三年（1874年）8月，他受李鸿章派遣，护送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当年十二月二日启程回国，次年一月八日抵沪。回国后曾在广东任试用同知。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在《祁兆熙改奖片》的奏折中，说“臣查祁兆熙前经札委，招募三、四批江浙幼童，并护送赴美国肄业，往返重洋，备办艰险，实属劳勋卓著，与寻常局（指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务出力人员有间”，因此“俯准将同知祁兆熙赏加知府衔，俾昭激劝”（《李鸿章全集 》第3册奏稿 ，第135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又据孙修福编译的《中国近代海关高级职员年表：1861—1948》（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版），祁兆熙在1877年3月9日至1880年6月9日在北海关任海关委员。

《游美洲日记》是作者于1874年护送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时所写的日记，是幼童留美的生动见证。

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九，祁兆熙一行34人（30名幼童，其中有祁兆熙12岁的次子祁祖彝），从上海登船，前往美国。船名“矮而寡南”。天真的孩子们初次看到新奇景象非常欢快。“船尾洋泾浜一带，自来火灯簇簇匀排，荡漾波心，诸生俱乐。”

日记记载了幼童刚开始不适应风浪及祁兆熙悉心照料的情况。初十记，午后天气变坏，“风雨交加，舱面不能行走，晕浪者呕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余遍视诸生，各加慰藉，几疲于奔命”；十一日“终日风雨连绵，晕浪者饮薄粥而已”，深夜，颠簸厉害，“诸生多啼哭声，不得安睡”；十二日船到日本长崎，祁兆熙“嘱船上管事易粥饭，佐以咸蛋、鲜肉、虾米、线粉汤，诸生颇饱”。

海上风浪有多可怕？八月二十三日记，祁兆熙正与邝容阶谈话，“浪砰然洞窗入，一吓而忘言”。九月初二日记：“横风极大，如山巨浪，排闼飞来，声沸万鼎，奇观大观！唯卧房黝黑无睹，箱笼被浪簸掷，旋整旋翻。……昏昏然，坐立不安，寝食不稳。在船行走，两脚如醉人，东摇西掷，身不由主。”

幼童的适应性很强。经过十数天的航行，晕船者开始减少。每遇大风暴，祁兆熙等大人还如醉汉，孩子们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到了深夜，幼童们还“在大菜间游行”，喧哗不已。他们甚至有些喜欢风浪，因为风高浪急的时候，祁兆熙就会免除他们每天的功课。

开始，幼童吃不惯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咙痛的咸西瓜皮抢吃精光。但是航程刚刚过半，多半幼童已经习惯了牛奶面包。

幼童对旅途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和好奇，船经日本，幼童上岸游玩，“言已见火轮车，其行如飞”；见到船上有日本人，“诸生或与笔谈”；模仿外国人游戏，“西人男女在舱面上，以囊沙如枕七八，互相抛掷，作消闲舒筋骨，诸生亦效之”。

祁兆熙是个十分尽职的官员，他发给幼童们《太上感应篇》《三训合刊》，每天上午宣讲。晚上则让幼童温习“西书”。还指导幼童写家信。

在祁兆熙的日记中，可见到他管束教育淘气幼童的记述。他曾“薄责”3名不守规矩的孩子，管教几个“寻口舌”斗嘴的人。一天，有几个幼童从甲板上捡回外国人遗弃的地图，他“见而责之，使归故所”，并告诫说：“凡物既用，当复其所，勿忘；精细易损者，勿损；人则谓尔敏，不尔厌。小子识之！”为使幼童“能识规矩”， 祁兆熙可谓“我心亦良苦矣”。

九月十三日抵达旧金山，幼童身着“蓝绉长衫、线绉长褂、锦帽、缎靴，鱼贯而前”，“中外之人，咸属耳目”，“观者如云”。

十六日带领幼童上街照相，“诸生十五人一张，凡二张”，可能是镜头不能三十人一起照，照了两次。

二十日坐火车前往留美幼童事务所所在地四泼林飞而（Springfield， 位于麻省春田），二十七日抵达。因车上没有餐车，每到吃饭时分，幼童下车就餐，而祁兆熙因要照管幼童，“坚不下车，冷硬馒头，以苹果润喉”。

幼童到美国后，分散住在美国人家里，每家二三人，便于练习英语及适应西方生活方式。三十日记，“早餐后，外国先生接踵到寓”，“男女皆有”。眼看要与幼童分别，祁兆熙“奔走其间，训勉之馀，不觉有黯然之情”。幼童之间“去时有泪下”。祁兆熙见到来接幼童朱锡绶和曹茂祥的美国女老师，“见二生喜。其亲爱之情，旁观者亦鉴貌得之”。十月初二的日记，将三十名幼童的住址及跟随学习的美国老师姓名详细开列。

初四，祁兆熙到其子祖彝寄居的美國老师家拜访，了解幼童学习生活情况，获悉“现即将日用起居，随时随地教一句，写一句。其读书之时，亦九点起，四点止”。

初八日记载第一、第二批留美幼童各有二人因“龌龊而顽，拟撤去，从余回”，后经容闳面试，“西话甚熟”，“并念其乘兴而来，当使得一技之长，以尽栽培之愿。现拟派往学习机器等事”。

从日记可见，当时上海有颜如松、舒凤标前往美国自费留学，“二人皆洋服者也”，特别是舒凤标“住美十五年，动作一切如西人，上海土话反不能成语”。 祁兆熙担忧“他年诸生回华，度未尽能乡音无改者矣”。

在前往美国的船上，祁兆熙还获悉，“日本亦有幼童肄业英、法、美”。

《游美洲日记》的附录《出洋见闻琐述》，对幼童在美既要学习西学，又要学习中学有所反思，字里行间，可见他认为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并非是一个最佳选择。他说：“三批护送前往，见头二批诸生西学功课果能日新月盛，而课其中国文艺，临班调转，须俟三个月外，调往哈富公馆中教习课读半月。深恐中国文艺一暴十寒，兼之心思难以两用，与其赴外国后再课中国之书，何如选已通中国文艺者，前往专习耶·”他的建议是由各省学政拣选15岁以内“文理明通、性情端谨”的秀才，先送同文馆学习西学，上午“教习官话”，下午“学西人字母”，“晚饭后仍自理其举业”，“如是半载，各省风土人情彼此明白，不致如现在动多隔膜，含糊答应；抑且人人相识，可以互相观摩”。再派至泰西各国留学。留学六年回国，“作为举人一体会试，使其不能抛荒文义，并能发愤中西之学”，如此“此中岂无才品兼优，为日后钦使之用？况功名出于正途，人所乐从”，“有用之材得矣”。

日本学者铃木智夫所著《近代中国与西洋国际社会》第三章认为祁兆熙《出洋见闻琐述》是留美幼童率领人员之“复命书”——即向李鸿章提交的调查报告。李鸿章是否受此影响，幼童中途撤回与此报告有何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

如今看来，幼童之所以提前撤回，既有首任留美学生监督陈兰彬和副监督、早期赴美留学的新派人物容闳的矛盾，也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当年由李鸿章草拟、曾国藩联名上奏的《派员携带幼童出洋并应办事宜疏》明确指出，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是前无古人的开创事业；携带幼童赴美堪比“古人出使西域”，路途遥远，旷日持久，不是“坚忍耐劳，志趣卓越”的人难以胜任。之所以挑选一个没有到过美国、洋语洋文一无所知、年纪又已五十六岁的体弱多病者陈兰彬为首任驻美学生监督，是因他“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及其能洞烛时事、具有远见卓识的素质，这有助于他完成这一使命。文中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重大意义及挑选陈兰彬为留美学生监督的原因说得很透彻。奏疏中还这样介绍容闳，“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因此请求朝廷“饰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中国史学会主编《 洋务运动》第2册，第850—851页）

在李鸿章看来，陈兰彬“老成端谨，中学较深”，容闳“熟谙西事，才干较优”，两人各有所长，相互搭配，可以取长补短。而在容闳看来，这种搭配，是为了减少阻力，使留美计划能顺利推进。然而事与愿违，幼童留美计划半途而废，原来预计留学十五年，结果至光绪七年（1881）便被撤回。幼童在美时间最长的只有九年，最短的仅六年。由于留学事业的失败，容闳将一腔怒气都发泄在陈兰彬身上，在回忆录中斥责陈兰彬，“盖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即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盖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在一极端鄙夷之思也”（容闳 《西学东渐记》136—137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因《西学东渐记》流传甚广，陈兰彬思想保守、观念落后的形象遂成为定论，以至于多年后美国“中国通”费正清的著作《美国与中国》仍将陈兰彬称之为“迂腐学究”，“他的任务是保证学生不因为与西方接触而败坏他们的儒家道德”（《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和容闳的说法如出一辙。陈兰彬成为留美幼童事业失败的替罪羊，被釘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这都是对陈兰彬的偏见，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和曾国藩、李鸿章对陈兰彬的评价相去甚远。

实际上，陈兰彬担任留美学生监督（正式称呼是出洋肄业局监督）的时间是在同治十一年八月（1872年9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而留美学生撤回是光绪七年（1881年），当时担任留美学生监督的是吴嘉善，因此陈兰彬不应当对留美学生撤回负有主要责任。

陈兰彬的问题主要是过分强调中学的重要，没有摆正中西学的位置，导致和副手容闳的矛盾隔阂。本来在出国之前，曾国藩就提醒陈兰彬，挑选幼童时就要选中学基础好的学生，到美国后就“只宜专学洋学”，“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也”（《曾国藩全集》书信十，第7362页），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忠告。其后的曾纪泽也主张：“先择俊慧子弟于中国书院中讲求学问，中西并务稍有成就，然后遣赴外洋，乐育人才而节省经费，似属可久之策”（《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光绪十九年江南制造局版，第12页），也就是说，先让学生在国内打好中西学的基础，再派遣出洋，这比到国外去补习汉文，自然节省经费，事半功倍，也是留学事业的长久之计。

除此之外，幼童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天长日久，耳濡目染，从语言到生活习惯以至信仰势必“西化”，遭到顽固派的攻击，在所难免，这也是留美幼童中途撤回的重要原因。出国之前，洋务派思想家、同为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便忠告陈兰彬：“先生所携皆童子，童子志识未定，去中国礼义之乡，远适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岁月渐渍，将与俱化。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则弊博而用鲜。为之傅者，其必有逆睹其弊而善为防闲者耶？”（《赠陈主事序》，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46—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薛福成的担忧不无道理，而陈兰彬对幼童“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工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张海林《王韬评传 附容闳评传》，第43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谆谆告诫，并没有错。

幼童留美事业功亏一篑，最为惋惜和愤慨的是诗人、外交家黄遵宪，他作五言长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遣归……矧今学兴废，尤关国盛衰。十年教训力，百年富强基。奈何听儿戏，所遣皆卑微……坐令远大图，怀以意气私……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还，万感心伤悲。”（黄遵宪著，钱仲联注《人境庐诗草注》第113—114页，香港：中华书局1963年版）

数十年后，曾在日本、英国、德国留学多年，也是毛泽东最尊敬的师长杨昌济，一再指出，派遣留学生一定要慎重，青年学生出国之前，必须具有本国语言文字和本门学科较好的基础知识，“大凡游历外国，非通其语言之难，而通其学问之难，仅熟于西人之语言文字，非必可语于西人之学。同一居留外国也，学有素养者，其所观察必有独到之处，其所考究必非肤浅之事。观国之识，在于夙储，吾意深通中学之人，联袂西游，以宏远识。”（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第199—20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如果本国文化功底不深厚，纵令将外国语言文字学得很熟，能与西人对答如流，“将来学成归国，乃全然一外国人，将不能有中国人完全之资格”（同上，58页）。杨昌济的留学观，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留美学生中途撤回的原因非常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随着今天留学生的日益低龄化，如何摆正中西学的位置，如何避免留学生西化，尤其是防止某些留学生养成崇洋媚外之风，“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依然是困扰人们的难题。

《游美洲日记》抄本至1983年才发现，经岳麓书社整理，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