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非遗”舞蹈中的道具为研究对象，从符号学的角度，深入分析“非遗”舞蹈道具的深刻内涵。通过对“非遗”舞蹈道具所指的分析，能够窥探舞蹈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历史遭遇，从而分析其在文化共时中的独特位置。从历时角度，道具所指发生改变与历史的改变相互映衬，能够通过道具发生的符号性变化窥探历史发生的变化。本文研究从新的角度，重新定义道具在舞蹈中的地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映射在“非遗”舞蹈的研究中。

【关键词】“非遗”舞蹈；符号学；道具

【中图分类号】J70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河北省‘非遗舞蹈道具的语义研究”（项目编号：HB18YS031）阶段性研究成果。

“道具”一词出自佛教用语，被佛家称为可资助僧徒学道的器具。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石崖僧》言：“师寄此山如今几年矣，道具何在？伴侣为谁？”道具被视作陪伴僧人修道的重要器物，需要伴随僧人一同学道。唐代严维《送桃岩成上人归本寺》诗：“道具门人捧，斋粮谷鸟衔。”可见，道具为“门人”内心信奉之物，在学道过程中具有极高的地位。随着舞台艺术的蓬勃发展，道具逐渐演化成戏剧或摄制电影时表演用的器物。但由于舞蹈艺术的主体是人，因此，道具的地位也逐渐衰落，成为演员表演的辅助用品。

但“非遗”舞蹈中，道具使用极为广泛，以河北14项国家级“非遗”舞蹈为例，几乎每一项都使用道具，并诠释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道具也成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对“非遗”舞蹈道具的研究，我们发现每一种道具的使用均具有独特的所指，且在历时与共时方面表现出应用的符号姿态。

一、道具本体的寓意

“非遗”舞蹈多是来源于民间传统仪式活动或者生活劳作，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河北“非遗”舞蹈，多强调人们内心中的美好愿望——祈求丰收等。这正如闻一多在《说舞》中所言：“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舞蹈的这种“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能够通过对道具的解读而表现出来。本文认为，道具的本体不同，所表达出的符号寓意也不尽相同，即便角色相同，但由于道具的转换，也会促使人物角色的语言发生变化，所指也不尽相同。

河北国家级“非遗”舞蹈项目——井陉拉花所使用的道具最具典型性。拉花舞蹈起源传说众多，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在逃荒中形成的舞蹈，认为“拉花”即拉荒的谐音。河北井陉地区旧时常年干旱，加之处于军事要地，连年征战，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拖儿带女的一家人，只能通过沿街乞讨方式生存。因此，他们一边乞讨一边卖艺，所表演的内容多为诉说自己不幸的命运，以此唤起人们的同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有定性的乞讨形式——“拉荒”。可见，“拉荒”的过程其实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和对生命的追溯。井陉拉花舞蹈中的道具，也因此有了许多带有相关内涵的寓意，如伞代表风调雨顺；包袱代表丰衣足食，太平板代表四季太平，霸王鞭代表文治武功，花瓶代表平安美满等。但这些道具都出自道具本身的内涵，与表演的内容并无直接关系。

此外，在乐亭地秧歌中，“妞”和“丑”的形象较为普遍。一般在表演过程中，容易看到两个角色的独特魅力，但媒婆的形象也不容忽视。乐亭地秧歌中的媒婆有两种，从手中所持道具即可辨别：一是手持“烟袋”，二是手持“棒槌”。前者与东北秧歌及其他地域秧歌中的媒婆形象相类似，在舞蹈中，起到撮合“妞”和“丑”关系的作用，是两者爱情的纽带。但后者手持“棒槌”，寓意“棒打鸳鸯”。传承人邵雅玲认为，手持“烟袋”的媒婆是“保媒拉纤”的红娘，促进“妞”和“丑”的爱情，而手持“棒槌”的媒婆看到不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用手中的“棒槌”打散。虽然同是“媒婆”的形象，但由于手持道具不同，会塑造出不同功能的人物，道具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二、道具符号的象征

“非遗”舞蹈一般都经过了近百年的传承。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凝结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不断地创新和创造。许多舞蹈不仅仅在动作肢体本身有所提升，其流传的故事和舞蹈中所蕴含的象征性也极为丰富。这些故事和传说大多与道具有关，甚至揭示了使用该道具的根本原因。

“二贵摔跤”为国家级第二批“非遗”舞蹈项目，其起源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初登大宝的康熙为了早日掌权，欲铲除奸臣鳌拜。鳌拜好战，是有名的武将。因此，康熙特为其举办摔跤比武大赛，以此来招募武艺高强的勇士相助。康熙八年（1669）5月16日，16岁的康熙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勇士们群起将权倾朝野的鳌拜击倒在地。康熙也因此得到了真正的皇权。后来，民众为了颂扬康熙皇帝的圣明，特将摔跤比武大赛的场面衍化成为“二贵摔跤”这一民间表演形式，这种象征性无疑为“二贵摔跤”平添了许多独特的历史韵味和传奇性。因此，“二贵摔跤”中所使用的道具也象征了招募勇士的比武大赛，道具因为故事而平添了独特的象征性。

同为国家级第二批“非遗”舞蹈项目的“沧州落子”使用“霸王鞭”作为道具，东北地区称其为“花棍”，武汉地区称其为“连厢”，道具基本相同，为一种带有铜钱竹制乐器，通过击打发声，因此，带有明显的舞蹈性。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河北卷》中记载，其起源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康熙年间，黄霸天为破一山寨，命士兵扮做卖艺人，手持鞭、棍，内藏武器，且歌且舞，上山献艺，趁机取出武器杀死山大王，为民除了害。后人为纪念他们，就打起霸王鞭、敲起竹板，从此有了落子。”[1]因此，在沧州落子表演中，霸王鞭的运用有更深层的象征性，因而男角扮相为“黄霸天”“杨香武”等英雄人物，舞蹈动作因此也产生了类似武术的动态。

三、道具所指的演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舞蹈艺术的功能性也随之发生改变，尤其是民间传统舞蹈的表演在现代化大潮中发生了变异，道具的所指有增有减，甚至在功能上发生了质的变化。

国家级“非遗”——河北易县忠义村“摆字龙灯”舞蹈，是满族特有的龙舞艺术，龙身可摆汉字。“旧时，《摆字龙灯》活动带有明显的祭祀性质。如出会前要撘盖神棚，祭拜神灵，先做娱神表演，然后才再本村和到外村表演。每到一村，只要有庙宇就要先做拜庙表演，然后才娱人。”[2]但在对传承人刘宝琦的口述中，“称其为单纯的自娱性表演，后来参与到民间花会表演，并且只在春节舞动。”[3]虽然忠义村村民为满族守陵人的后裔，但舞龙本身并非与守陵活动中的祭祀环节直接相关，即便带有祭祀性质，也是与其他舞龙和舞狮一样，以“风调雨顺”为主要愿望。“迁居之初，各官员是以‘守陵为主要职责，并没有务农等生产活动，生活单调乏味。乾隆年间，为丰富守陵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将……一条（龙灯）调于清西陵”。因此，“摆字龙灯”与一般的龙舞艺术一样，都带有一些与祭祀相关的内容，但其本身并非因祭祀而兴起，也并非因祭祀而传承，而是单纯地民间自娱。道具在发展过程中，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功能发生了变化，所指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所属的时代和历史遭遇密切相关，同时又能够窥探出历史进程的变化。

此外，在道具的内涵也随着文化的融合而发生着变化。如，现如今忠义村虽为满族村，但村民几乎不会说满语，不会写满文，满族文化基本消失。满族人跳的“摆字龙灯”舞蹈，摆的是汉字，而不是满文，可见其文化发生了实质上的转变。还有，随着商品化的热潮，“摆字龙灯”舞蹈的表演也发生了变异，如现在排练和演出，都需要文化爱好者的资助，发给演员劳务才会进行排练演出而并非民间自发的单纯自娱。此外，“摆字龙灯”舞蹈表演会根据演出的需要增加龙节，以摆出更为复杂的汉字。更有甚者在演出结尾时，会像舞狮表演一样，从龙嘴中“吐出”带有祝福字样的条幅等。这都反映出道具的所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四、结语

道具在舞蹈艺术中一般处于辅助的地位，但在“非遗”舞蹈中，道具的使用虽不起到主导作用，但其意义和价值非常明显。“非遗”舞蹈中的道具，可以影响到该项目的文化根源、形象内涵，甚至可以窥见其发展流变。从符号学入手，可以窥探道具的所指内涵，更深层次地把握“非遗”舞蹈的精神实质。在研究中我们发现，道具存在的价值并非以往舞蹈研究中对动作的剖析，对其使用方法和花样进行深入剖析，而是将其放在所处语言环境中来剖析其共时和历时，可以从道具入手，深入地分析舞蹈内容的深层结构。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河北卷[M].北京：中国舞蹈出版社，1989：209.

[2]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河北卷[M].北京：中國舞蹈出版社，1989：654.

[3]李建勋，尹昊.河北易县“摆字龙灯”舞蹈口述史整理[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8（5）：185.

作者简介：芦航（1992-），男，满族，吉林省吉林市，在读博士，讲师，韩国祥明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