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福安是入闽汀客家郭氏始祖，于北宋真宗年间受朝廷委派任盐铁司承事郎，到上杭钟寮场主管金铜开采冶炼，钟寮场成为当时上杭矿冶中心，也是政治、经济中心。约40年后郭福安致仕离任，他没有回到家乡江西泰和，而是到紫金山脚下汀江河畔的郭坊村（今上杭县临江镇）开基创业。一百年后，上杭县治从钟寮场迁到郭坊村，上杭从此走上快速发展道路，成为众多客家姓氏的祖籍地，有客家“乐土”和著名的“客家祖地”的美誉。郭福安对闽西客家形成特别是上杭、永定、武平客家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郭福安可以称得上是闽西客家人文始祖。

【关键词】郭福安；钟寮场；郭坊；客家；客家祖地

【中图分类号】J61 【文献标识码】A

“开辟郭坊我祖始，源流杭邑我家先”。在上杭县杭中路59号郭氏家庙的石门框上，镌刻着这幅上杭郭氏后裔引以为豪的对联。这是上杭县县城最初由郭姓家族在此开基，随后众多南迁汉人在此或附近繁衍发展，最终形成人口众多、经濟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客家“乐土”的最好历史见证。

溯本探源，郭氏开辟上杭城的历史要追溯到北宋神宗年间受朝廷委派任盐铁司承事郎的郭福安。有关资料记述，郭福安，排行十六，因此也叫十六承事郎。宋真宗年间（1022年），受朝廷指派率领100余人到上杭县钟寮场主管金铜开采冶炼，致仕离任后到紫金山脚下汀江河畔的郭坊村（今上杭县临江镇）开基。一百年后，上杭县从钟寮场迁治到郭坊，从此走上更加快速发展道路，也成为众多客家姓氏的祖籍地。郭福安对闽西客家特别是上杭客家的形成、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拟就此进行阐述。

在文章阐述之前，需要作一个说明。因本文主要论述的是郭福安对上杭客家形成发展的关系，而在明成化十四年前，永定属上杭境；而武平在上杭县西境，与上杭县同时由场升县，因此本文所指的上杭包括了今永定县，所指的闽西主要范围为今上杭、永定、武平三县。本文作者因此认为，郭福安对上述三县的影响就是对闽西的影响。

我们先来回顾闽西（本段为通常意义的闽西概念）和上杭的历史。史载闽西古代属扬州之域，战国为越人所居，秦属闽中郡，汉属闽越国，东汉属会稽郡，三国为建安郡。晋太康三年析建安郡置晋安郡，领县八，其一为新罗。宋齐梁陈隋五朝县废不置。虽说闽西地早有归属，但到晋太康三年才开始有县（新罗县，古属汀地），并且很快又废置，可以看出在闽西正式置州前，应该人口不多，总体上是属于蛮荒之地。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历史。历史上，中华大地战乱频仍。东晋永嘉之乱、南北朝社会动荡、隋末战争，使中原汉人屡遭战火无以为生，只好一路南迁，一迁再迁。他们大多迁徙到江淮、鄱阳湖一带，部分到了福建、广东沿海。但处在崇山峻岭中的闽粤赣边地区，除了少量的闽越族、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外，人口极少。因为只要还有容易开发生活的地方，大家是不愿到此群山莽莽的瘴疠之地的。直到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从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检得“诸州避役百姓三千余户”奏置州，并于二十四年即736年正式置州。置州时，在二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辽阔土地上只有万余人，是何等的地广人稀。

唐朝中期继续发生安史之乱，唐末发生黄巢起义，由于平原、沿海大多地方已人满为患，逃难的南迁汉人只得穿越武夷山脉的仙霞岭、彬关、铁牛岭等山隘关口，沿着武夷山脉东侧，自北而南走来，陆续进入闽西地区。至两宋，金兵构乱、蒙古骑兵南下，进入闽粤赣边的南迁汉人更多。林开钦在《客家通史》中指出：“唐末宋初至宋末元初时期，大约300年，主要是黄巢起义和金兵南侵等战祸引起的移民潮，使居住在鄱阳湖流域的赣中、赣北的南迁汉人，再次大批南迁进入赣南、闽西”。

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不管是唐朝、五代各国还是宋朝，从统治者或政府层面来说，都希望开发、管理好每一方国土。台湾苗栗县客家人、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副教授张正田博士研究认为，国家在边区设立新的“实土州”，一定程度而言代表国家统治意志，是往“如何有效管辖县级政区”做更进一步的空间延伸；而设新县份则代表边区的“编户齐民”之户籍人口之“空间”或“人数”之增加。以唐代当时尚处半蛮荒之境的古汀州而言，“新设汀州”一定程度可视为国家意志往武夷山脉东、南麓做“统县政区”的空间延伸与统治；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升上杭场、武平场为县，正说明两场在人口和空间都已具备一定条件，然而从上杭置县后县治从秇梓堡（今永定县高陂镇北山），再迁至鳖沙（今白砂镇碧沙坑）、语口市（今旧县乡全坊渡口）、钟寮场（今才溪镇荣石村）可以看出，北宋时期朝廷对上杭的统治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定位。而上杭县治在钟寮场长达140年的历史看，朝廷似乎确定了上杭的合适定位，即金铜矿的开采冶炼。而这个定位的确定，应该就与郭福安密切相关。

与大多数客家先民因逃难不得不南迁不一样，郭福安是北宋熙宁年间（1022年）受委任到上杭县钟寮场任盐铁司承事郎（为七品或八品官），他带着一批技工和军士，是来专治以紫金山为核心的上杭县金铜铁矿开采冶炼工作，也就是专来做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的。郭福安受派来金寮场应该与当时北宋形势有关。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人所建之辽朝入侵，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劝帝亲征，双方在距首都京城（今河南省开封市）三百里外之澶渊会战，局势本有利于宋，但因宋真宗惧于辽的声势并虑及双方交战已久互有胜负，不顾寇准的反对，以每年给辽10万两金银和20万绢于澶渊定盟和解，历史上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给北宋带来一段时期的和平稳定，但也增加了朝廷对金银等矿产的需求。

闽西的发展和客家先民由北向南而来的方向和时间是一致的。根据县志记载，紫金山很早就有百姓进行零星开采，977年，朝廷开始设钟寮场。民国版《上杭县志》转记明代杨万春任上杭知县时编修县志记载：《宋史》太平兴国后（976年），天下产金有六，有闽唯汀有之。邑之金山，康定间（1040年）产金。至皇佑时（1049年），中书备对贡金一百六十七两。郭福安1022年到任之后，由于他带来了先进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所以以紫金山为核心的钟寮场附近“坑冶兴盛，商旅辐辏”。清康熙蒋廷铨纂修《上杭县志》记载，旧时铜场十三，俱宋时置。有兴济、嘉兴、端利、通利、永兴、金山、利济、龙山、石门、语口、钟寮、浮流、锦丰等，其中金山附近就有金山、利济、龙山、石门、语口、钟寮等，可见当时上杭县矿业之兴盛、人口商业之繁盛。郭福安到任钟寮场5年以后即乾道二年（1027年），县治从语口市迁到钟寮场，钟寮场从此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且长达140年之久。我们由此可以推断，随着郭福安到达钟寮场，随着钟寮场附近“坑冶盛兴，商旅辐辏”，同时朝廷对上杭的定位逐渐清淅，越来越多的客家先民陆续到达现在的上杭县区域开基创业，上杭成为当时的一方热土。

《郭氏族谱》记载，郭福安于北宋熙宁年间1022年到钟寮场。从客家族谱博物馆馆藏族谱及专家对上杭各姓氏开基祖的研究看，除何、赖、冯、谢等个别姓氏早于郭福安到上杭（或武平），其他大多姓氏到达上杭的时间都比郭福安迟。虽然没有钟寮场开发对其他姓氏迁徙上杭的直接证据，但以钟寮场为中心矿业经济的发达，一定会改变客家先民对“瘴疠之地”的恐惧，反而会变成对闽西崇山峻岭的向往憧憬。因此，很多姓氏族谱说，他们因喜欢闽西的“山形之胜”而迁居开基地。初步统计，闽西大多姓氏（上杭总约100余个姓氏）集中在两宋时期从各地迁来，其中自郭福安到任钟寮场后至上杭县迁治郭坊就有丁、潘、姜、卢、林、陈、吴、阙、邓、丘（邱）、范、严、廖、孙、连、熊、曹、詹、胡、童、俞、简等20多个姓氏。可以说，郭福安给钟寮场带来的矿业兴盛，为上杭带来了大量人口迁入，对上杭的开发和发展、对闽西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闽西部分客家开基祖和迁徙情况可参考文后附表。

郭福安还为开发闽西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上杭县志记载，本县旧有铁炉七座，每座火夫、炭工、运矿、担沙、制铁不下数百人，计工人数千，产铁甚盛。故冶器皆用本铁，如家常之刀镰、农民之犁、锄、工匠之斧锯，建筑之钉钩……锻铁工人多产自北区梅溪乡，就中谷坑蓝姓几于全乡皆业铁业矣。据郭丁牧研究，“上杭的铁制品过去均统称‘福铁，表明这些铁器的制作技术、规格是按照当年郭福安引进的官方标准炼制的”。闽西历史上被称为“瘴疠”之地，人迹罕至。今天的上杭县临城镇九洲村，根据记载曾经是汀州和新罗首治，可是由于“以其地瘴，居民多死”（《寰宇记》），不得不迁走。张正田研究，唐时第一波汉人移民到今上杭北境的新罗故城时，居民因不能适应当地环境而多死，日后很可能也被人视为“鬼域”而一度荒废，甚至在《寰宇记》中留下唐代新罗县令在新罗故城曾遇到鬼魅的传说。唐廷国家遇此状，只好将汀州治改为设在距离武夷山脉较近一点的长汀县。可是到了郭福安来到钟寮场开发紫金山后，这一情况得到完全的改变，除了“坑冶盛兴，商旅辐辏”外，郭福安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彻底改变了这里的生产劳动水平，一批批南来的客家先民利用这些技术和工具逢山开路逢水搭桥，不管是山间盆地、河谷平原，还是大山之中都显得游刃有余，彻底改变了这里的生存生活条件，使闽西从此成为南迁汉人的洞天福地。

一座城市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的中心，对一个区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打开闽西地图，龙岩（新罗）、长汀、宁化、清流、明溪、连城、武平、永定这些城市都选择了小溪小河边，唯有上杭城在郭福安开辟郭坊村100年后即1068年选择在了福建四大河之一的汀江的中游。这不得感叹上杭的先祖们惠眼独识，而其中我们最不能忘记的是上杭城的奠基人——郭福安。

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古代劳动人们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能力比较弱小。大江大河的洪水涛天，对古人来说是可怕的。因此，他们宁可选择山脚下、小河边更有安居乐业的保障。然而，郭福安在致仕离任后选择留在上杭，他看上了金山脚下的汀江三折回澜处后来叫郭坊的河滩平原开基。郭福安为何与众不同，敢于在此开基创业，我们有理由推测，郭福安作为一名技术官员，掌握了一般人没有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相信自己具备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他站得高、看得远，能审时度势，相信这块土地一定会大有发展前途。

在郭氏族谱里，对郭福安的远见卓识和开基郭坊村原因记述颇具神秘色彩。郭氏族谱说：“吾杭有郭姓者，乃邑之世家也。其祖十六承事郎，初居郭坊时，有白白鹤仙过此地，而谓之曰：袍山苍苍，江水洋洋，五百年后，朱紫盈坊”。由于中原客家不断南迁，汀江两岸纷纷建立起村落，郭坊村渐渐成为经济中心。1168年，县知事郑稷感于“县凡四迁，屡经残劫，皆治非其所”，发现郭坊村的自然条件极佳，沿江上溯直航汀州，沿河下流直达广东潮州，是建县治的理想场所，于是他奏请朝廷将县治由钟寮场迁至郭坊村。据说郭坊村建县之际，还有碑为证：“地接金山势，峰回龙子岗；土名郭坊里，堪作上杭场。伟哉郑贤尹，协碑共流芳。一旦迁兹土，黎庶被安康”。以上记述，上杭县志之《萧志》《杨志》亦有记载。“未有上杭城，先有郭坊村”的千年历史由此而来。

这里我们并不讨论郭氏族谱记述郭福安开基郭坊的神秘与否。历史史实是郭坊成为上杭县县治，从此上杭这座在汀江黄金水段岸边建立的县城，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成为闽西最繁忙、最活跃、最发达的縣级城市，以上杭城市为核心的人口繁衍、生产劳动、商贸交易等区域发展比周边县级市快。有不少学者认为，上杭是继宁化石壁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的“客家祖地”和中转站。从既有史实和外迁江西、广东、广西、湖南、四川、浙江等地众多姓氏族谱记载看，他们的祖籍地大多为上杭，其中有30多个姓氏都说迁自上杭的瓦子街。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由郭福安最先开辟的郭坊，后来成为上杭的县城，为闽西客家特别是上杭客家的繁衍发展壮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郭氏闽汀客家始祖郭福安在宋真宗年间（1022年）来杭，因其特殊的朝廷官员背景又掌握了采矿技术，在他的治理下，上杭县钟寮场矿业兴盛、商旅繁忙，为以上杭为中心的区域聚集人口和开发土地产生重要影响；40年后，郭福安再一次高瞻远瞩开基郭坊村，为100年后上杭县治地点和发展定位的最终确定，对推动闽西上杭、武平、永定三县客家民系形成发展都发挥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郭福安不仅仅是客家郭氏开基祖，也是闽西客家人文始祖。

作者简介：邱甫田，客家族谱博物馆负责人，研究方向：客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