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

【摘 要】帕慕克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女主人公谢库瑞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伊斯兰妇女向现代意义上的新女性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身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土耳其作家眼中的“文化杂合”形象，也是一个男性作家心目中被建构的“天使”形象。

【关键词】文化观;女性观;“文化杂合”“天使”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4-0182-02

随着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文学巨擎。作为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撞中深受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但始终坚守自己东方作家身份的帕慕克，他对于女性的看法应该极具特色，我们将通过对《我的名字叫红》（以下简称《红》）中女主人公谢库瑞的分析，探讨帕慕克的文化观和女性观。

在《红》里，帕慕克所描述的女人并不多，在由男人所撑起的这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激烈冲突的故事框架中，充满了凶杀、残暴、血腥和阴谋，而故事中的女人则用她们细腻的手穿针引线，或直接或间接地连接着书中的每一个男人。其中，女主人公谢库瑞既美丽高贵又聪明果敢，是串联故事情节的关键性人物，甚至可以认为是帕慕克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帕慕克探讨了民族传统和个体精神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命运归宿。但帕慕克毕竟是现代男权话语系统中的男性作家，特殊的民族身份和性别立场，决定了他所塑造和建构的也只能是男人眼中的“天使”形象。

一、传统的伊斯兰寡妇

谢库瑞的故事发生在1591年的伊斯坦布尔，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首都。和众多的传统伊斯兰妇女一样，谢库瑞从一开始也是保守、隐忍的，在家从父，嫁后从夫，恪守妇道，在丈夫离家征战不知生死的四年时间里，她独守空房，而且她不仅要照顾年迈的公公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还要时刻防备着小叔子哈桑的觊觎和骚扰，这样的日子既窘迫劳累又没有安全感，“我咽下自尊，干起了所有的活。然而，如今当小叔子哈桑夜里不再有女奴可以带进房后，他开始试图闯进我的房门。”[1]当时伊斯兰教的法律对谢库瑞极度不利：“但是根据伊斯兰教法官所言，我丈夫在法律上仍然活着，如果我激怒了夫家的人，他们不仅可以逼迫我和孩子回到丈夫家中，甚至会让我与留住我不放的父亲受到处罚，以此来侮辱我们。”[1]也就是说，当时的法律并不保护女人，尤其是失去丈夫的女人。后来对谢库瑞仰慕已久的黑回到了她的身边，并且带着依旧狂热的爱恋试图寻找机会向她表明心迹，这让谢库瑞长期被压抑的心再一次萌动，对爱情的激情再一次被点燃，在谢库瑞朦胧的面纱、宽大的长袍下，是一颗蠢蠢欲动的心。在此，帕慕克用愉快的笔触描写着谢库瑞掩饰爱情的小聪明，但在小说的前一部分，帕慕克着力描述的还是谢库瑞的传统特点，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土耳其曾经绚丽多彩的过去。

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大洲、拥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曾经辉煌的奥斯曼帝国就是土耳其的过去，十六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在苏里曼一世的统治下达到鼎盛，横跨欧、亚、非三洲，称雄天下。帝国的首都即是帕慕克生于斯长于斯的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这座欧、亚、非三洲文明交汇点上的国际大都市，以其悠久而富饶的历史积淀，为帕慕克的写作提供了不竭资源。虽然从小出生于西式家庭，但帕慕克对民族传统和文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从小学过土耳其传统的细密画，他写作时只用土耳其语，他曾经坚定地说：“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比土耳其语更具有表现力了。”“我仅为土耳其人写作。”[2]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帕慕克对传统的土耳其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极力赞美土耳其妇女的传统美德也就丝毫不为怪了。

二、走向现代的“文化杂合”式女性

小说在第26章花大篇幅描述了谢库瑞在偷窥黑时产生的一系列性幻想，还有她为了约会所做的精心准备，以及两人约会时谢库瑞身心俱悦，这些都表明谢库瑞已经深深爱上了黑。

小说详细描写了谢库瑞赴约之前精心打扮的过程，尤其是对自己外套的选择更是几经周折：她先是穿上了红色细棉背心，觉得挺相称，后来又想把母亲嫁妆里的紫色衬衫穿在里面，还要套上绣有花朵（外婆亲手绣的）的开心果绿棉袄，但觉得又不相称。最外面，她本来是想穿那件红色的狐皮里子外套，然而最后一分钟又改变了主意，换上了母亲当初送给她的一件又长又松的天蓝色羊毛外套，但当她突然听到门口黑要走的时候，她又“飞快地脱下了母亲的旧外套，换上那件红色的狐皮里子外套，衣服的胸口绷得很紧”[1]，不过她很喜欢。红色是欲望的颜色，丈夫失踪，穿着这样光艳照人的红色，而且胸口紧绷，线条突出，一定会招来非议，但谢库瑞不在乎。这是最形象的“女为悦己者容”，也是谢库瑞迈出传统、走向爱情的最有力的象征符号。在此，谢库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蜕变。这是东西方文化直接碰撞与融合的结果，也是帕慕克一生所要追求的“文化雜合”的境界。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对他的评价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思想的激荡和社会的动乱为帕慕克进行跨文化思考提供了天然便利，也为帕慕克重新审视土耳其的历史和未来提供了契机。“文化杂合”正是帕慕克的成功之处，也是他赢得东方和西方读者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谢库瑞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质，就是帕慕克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文化杂合”的表征，也是帕慕克企图通过文学的形式，给多灾多难的土耳其寻找一条走出文化困惑、走向民族兴盛的坦途。帕慕克自己也坦承，每部小说里，总有一个角色的思想、体魄、性情都与他极其相像，或多或少承担着他的哀痛和疑惑。他曾经说：“在我看来，黑也是这部小说里与我最亲近的一个。……黑身上有一部分的我。”[3]我们也一样相信，谢库瑞的身上同样有一部分的帕慕克，甚至同样有一部分的土耳其。帕慕克正是通过谢库瑞这一传统的伊斯兰妇女的蜕变，表达了自己厚重的文化观念，只不过其他作家寻找文化寄托的载体往往是男人，而他的选择里还有女人。

三、被建构的“天使”

作为一个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通过女性形象来阐述自己“文化杂合”的文化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和进步，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杂合”行为。但帕慕克还有一个自己永远无法拒絕也无法超越的身份，即他是一个现代男权世界里的男性作家。

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们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4]因此后面的故事我们看到帕慕克改变了可爱的谢库瑞。小说借黑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虚伪的谢库瑞：“她居然能够尖叫得好像她父亲真的是意外地刚刚去世，如此不可思议的虚假。我觉得自己好像根本不认识谢库瑞，好像她被一个陌生的邪灵附身。”[1]很明显，谢库瑞是在演戏。她颇有心计地嫁给了黑，在此，婚姻变成了买卖，爱情变成了可以交换的条件。镇静、果断、临危不惧、力挽狂澜，本来和传统柔弱的伊斯兰妇女毫不沾边的词汇现在都可以用在谢库瑞的身上，谢库瑞把周围的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此时的帕慕克笔下，谢库瑞有的只是计谋、圆滑甚至狡黠。这样一个为一己之私而置众人生命于不顾的谢库瑞，帕慕克在字里行间中无疑是透露着批判的。美国的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在她们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钢笔是阴茎的隐喻吗？”[5]之所以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因为在菲勒斯即男权中心主义批评中，男人手中的笔如同他们的阳物，不仅是他独有的，而且是创造力的体现。无独有偶，帕慕克在小说中不止一次用古代土耳其的“芦秆笔”比喻男人的阳物，“我不能说我完全了解，为什么长久以来用芦秆笔象征男性阳具的波斯诗人，相对之下要将我们女人的嘴比拟成墨水瓶。”[1]类似的描写还有好几处。帕慕克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显然，他就是苏珊·格巴所提及的男性作家。

格巴和吉尔伯特通过研究表明，父系文化把文学创造力定义为男性的一种素质。如同上帝创造和统治着世界一样，男人是他文本的父亲，男性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源头，他们用手中的笔建构“家中的天使”。在小说最后，当黑终于找出凶手，并与之残酷搏斗几近一死时，谢库瑞的善良、可爱和温柔的小女人的一面再一次回归了。在以后和黑共同生活的二十多年的时光里，谢库瑞一直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沉醉于相夫教子的快乐之中一直到老，平静而幸福。帕慕克用他的笔重新建构了一个谢库瑞，他把谢库瑞重新变成了家庭中的“天使”，并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女人才可爱。

四、结语

帕慕克在采访中曾经说过，像土耳其这种非西方且又有着很长历史的国家，想要重建自己又不想丢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尤其困难。对此，帕慕克进行了艰难探索。在小说《红》中，帕慕克通过女主人公谢库瑞的转变试图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文化杂合”的方式即通过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形式才能走向文化的突围、民族的兴盛。但是，帕慕克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我们当今男权社会的男性作家，作为主流话语系统的书写者，帕慕克只能把他的女主人公还位为家庭中的“天使”，他的女性观走不出性别身份的局限，也超越不了当代社会的历史范畴。作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伟大作家尚且如此，可见我们当代社会妇女解放的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M].沈志兴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3.

[2]吴志攀.我仅为土耳其人写作——与帕慕克谈话[J].作家，2009（1）.

[3]奥尔罕·帕慕克.别样的色彩[M].宗笑飞，林边水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10.

[4]西蒙·波娃.第二性[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4-5.

[5]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