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青

五四运动百年之际,华中师范大学邀请葛兆光、王汎森两教授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座谈,我有幸与谈,颇受与会先生们宏论启发,现在本人当初发言的基础上,将原稿修订成文,或有一得之愚,以求教于学界同人。

一 思想启蒙与文化转换：文艺复兴的两难

五四运动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海内外学术界对这场运动的性质看法分野不小,以致诸如到底哪几位是五四运动的中心与主将等基本史实问题,长期以来也见仁见智,不过陈独秀始终是这一榜单的中心人物,确是少有的共识。换言之,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新青年》)和出长北大文科长这两件大事,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主将胡适,则长期争议不断。更具吊诡的是胡适长期坚持将这一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究其背后原因,不仅在于胡适身上特具留学西方背景与气质,以及方便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正在兴起的文化运动,更为关键的是,胡适始终设想并设法将这场运动限定在思想、文化与学术的范围之内。

在五四运动高潮的1919年,胡适公开发表《新思潮的意义》等文,倡导整理国故,主张历史与价值分离,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立场与做法,却与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发生了严重的偏离。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发生,就是因为自鸦片战争尤其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尚未真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