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高端智库在国家话语权建构、对外传播等方面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实现新时代构建高质量国际传播体系的目标，国家应鼓励具备国际化优势的高端智库融入国家对外传播工作格局，探索“智库+外宣”深度融合，创新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理念，让“智库+外宣”融合产生“1+1>2”的效果，更好地服务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

【关  键  词】  高端智库;对外传播;话语权;融合

智库在现代社会中控制着大量话语资源和话语能力。国际知名智库及其覆盖的网络运用资金、专业能力、跨国政策网络关系等优质资源，跻身于跨国规则制定精英行列，逐渐被认定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

国际知名智库通过与媒體传播机构深度合作，既为这些机构加强国际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高端话语体系，又为影响全球受众认知提供舆论储备与议题设置。目前，国际知名智库越发重视运用社交媒体，加强智库研究成果、媒体、传播个体间的多维互动，形成向外扩散的混合传播体系，以低成本到达国际受众，获取国际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国内智库结合“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合作、中非合作等国际化议题研究，通过加强与媒体合作、参加或举办国际性智库交流活动或会议、与国外智库开展联合研究及成果发布等方式，在探索高端智库与国家外宣的相互融合方面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争抢全球话语权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在新时代构建高质量对外传播体系的背景下，要注重改变目前国内智库研究课题设置“重内轻外”的现象，可考虑选择一些具备国际化优势的智库，通过构建内外并重的工作格局，在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同时，探索创新智库服务国家对外传播工作的体制机制，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发展理念。

一、智库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以国际知名智库实践为例

从实践来看，国际知名智库注重将思想“创造、重组、推广”作为主要目标，要求不仅要将高质量的政策分析成果传递给公共政策制定者，还要将其研究成果在正确的时间传递到相应的大众群体，真正发挥引导舆论、服务公众的社会作用。针对重大议题组织课题研究与对研究成果积极开展对外传播是西方知名智库两项核心工作。

西方知名智库主要从构建话语体系、接入媒体平台、搭建互联网矩阵、塑造品牌四个方面，服务和参与各自国家对外传播工作。

（一）为对外传播提供话语体系与议题设置

通过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国际传播及舆论形成机制分析发现，西方媒体能够充分主导世界话语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高水平智库为其提供具有全球视野及影响力的话语体系与议题设置。

在研究选题上，美国知名智库发挥自身国际化网络布局优势，关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涉及亚洲、欧洲、非洲、中国、中东、日本、朝鲜半岛、土耳其、俄罗斯与泛欧亚等地域问题，还包括宇宙空间安全、人道主义援助、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①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东亚政策研究中心、李光耀东南亚研究中心、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萨班中东政策中心等，开展区域研究并通过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开展提升全球经济合作、对抗世界性贫困问题的研究。②这些跨地区、跨领域、高覆盖率的研究议题设置，既发挥了这些智库地区研究网络信息采集与本土化研究的双重优势，又注重以美国视角及知识理论体系对全球性议题进行分析阐释，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美国特征、美国模式的话语体系，牢牢把控国际舆论。

（二）与知名媒体“联姻” 扩大智库国际传播力

西方智库非常重视通过与知名媒体合作，借助媒体传播打造自身影响力，继而覆盖影响更多的受众。

美国智库的媒体影响力与其在国会的影响力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媒体影响力大的智库往往容易得到国会的青睐，从而频繁在国会露面。

西方智库往往与知名国际媒体建立常态化合作沟通机制，设立媒体关系部门或专职联络人，甚至为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家配备专职传播秘书，通过国际媒体多种渠道传播成果、形成国际影响力。作为英国最著名的国际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常重视媒体的传播作用。2015年至今，该智库高层论坛和专题研讨会都会邀请媒体参与，媒体人士参加其各类会议的频次位列第二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还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形成常态化合作机制，而该机构42.9%的演讲会都是由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的资深媒体人担任会议主持。①

（三）组建互联网传播“集团军”占领网络阵地

通过建设个性化网站、搭建社交媒体传播矩阵，西方智库在互联网平台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全球影响力。一方面，西方智库通常建立博客化风格的智库官网，将智库的研究成果、公众的关注热点以及智库专家专刊等聚合在官网上，形成一个庞大的博客网络，并频繁更新官方网站的传播内容，让受众可以根据各自需求订制希望获取的信息。另一方面，西方知名智库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开展矩阵传播。这些智库大多会在官网首页及各研究文章页面对其社交媒体账号等进行推广，并鼓励读者将内容分享到各个平台。课题组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四国知名智库分析发现，这些智库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三大社交平台上均设有官方账号，一些智库还根据个性化需要，开设LinkedIn、Instagram、RSS等账户，加强与受众互动（如下表所示）。

（四）塑造智库品牌形象

西方智库注重将高质量智库研究成果向重点人群推送，以精准传播方式建立起“关键少数”对该智库的认可度与阅读黏度，在具有影响政府决策的高端人群中树立智库的品牌价值。德国知名智库——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定期出版《研究报告》《评论》《观点》三份著名出版物：《研究报告》刊登该所针对国际重点问题和应对当前国际政治挑战所开展的重大研究成果，《评论》则发表政策制定者所关心和应该关心的问题报告，《观点》供研究人员针对当前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三份高质量刊物已成为决策制定者重要的参考资料。①

同时，西方知名智库支持个人品牌构建。美国智库重视将优秀研究人员培养成社交媒体意见领袖，支持他们塑造个人传播品牌，鼓励他们通过各类媒体发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引发公众关注，树立该领域话语权，并利用“旋转门”②制度充分发挥其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

二、中国“智库+外宣”发展现状

2013年至今，随着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战略的提出，国内智库迎来了重要发展契机，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在为党和政府提供政策分析与建议的同时，国内一些具备对外传播能力的智库结合自身专业优势，探索“智库+外宣”的内在规律，初步摸索出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做法。

（一）探索智库与媒体常态化联动机制

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要外宣媒體，通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察哈尔学会等国内智库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为媒体对外传播提供常态化的坚实理论支撑与舆论供给，在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上充分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视角，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丰富且充足的知识资源是智库研究的基础保障，而智库知识资源又可分为显性知识资源与隐性知识资源。其中，显性知识资源以图书、数据库等信息资源为主，而隐性知识资源则是智库专家资源。作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中唯一的媒体型智库，新华社为畅通智库与媒体的融合渠道，完善智库知识资源整合，建立了“新华社大数据新型智库云平台”。这一平台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建立“三库一平台”，即专家库、课题库、成果库，搭建研究成果分享、交换及课题在线研究、在线评审的协作平台。该系统可有效为智库专家与主流媒体搭建起联络平台，为“智库+外宣”融合提供充足的知识资源与数据平台。①

（二）高端智库借力外媒传播“中国理念”

近年来，中国智库专家的观点越来越多地被境外媒体引用，成为其涉华报道的重要信息源。笔者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三家境外主流媒体中英文网站涉华报道的跟踪调研发现，在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叙利亚危机不断恶化的2017年4月3日至10日，上述三家外媒网站报道引用中国智库专家观点的文章达35篇，占其涉华报道10.4%。

（三）探索智库国际合作有效路径

针对全球发展重大热点问题，中国智库通过开展智库间互访与专题研讨进行智慧碰撞，更好地传递中国声音与政策主张。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联合举办“全球经济中的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与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泛美开发银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等机构的负责人、专家学者深入对话，探讨如何解决中美之间在贸易领域的各种分歧。②

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大局，在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新华社研究院联合国内外其他15家知名智库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③新华社通过发挥国家通讯社与国家高端智库的双重优势身份，为国内外智库提供更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丰富国际间智库交流成果，拓展和提升其智力成果传播能力和影响力。

三、“智库+外宣”融合机制定位

“智库+外宣”相互融合，应该充分着眼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总体要求，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经验做法，结合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工作亟待解决的难题，充分挖掘智库的独特作用，带动对外传播工作提量增值。同时，借助已有的各类对外传播渠道与国际合作机制，提升中国智库机构的国际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

一是利用智库创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注重将智库的高水平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对外传播承载的思想，让智库为“外宣”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夯实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基础，为“外宣”提供丰富“水源”。

二是发挥智库“二轨外交”①，推动国家间战略沟通。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议题设置与宣传政策主张时，智库具备“二轨”沟通作用，是弥补外交能力欠缺的重要资源。政府碍于角色不便操作、市场机构无利可图的事情，以及国家军事和经济力量等传统安全工具不太适用的跨国摩擦与挑战，智库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参与斡旋解决，成为开展重大战略问题沟通与传播的重要载体。

三是利用智库为国际传播能力提供创新增长点，推动对外传播工作高质量发展。智库是高端话语权的重要源头及“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具有独特的专业化优势、资源优势、社交优势和话语权优势。通过将智库纳入国家对外传播体系，实现外宣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媒体的“渠道功能”和智库的“思想功能”实现深度融合，形成新型战略传播竞争力，实现智库研究影响力与媒体传播力的双向互动。

四是通过智库提升国际议题设置能力。通过扩大智库国际交流，举办常态化年度国际会议，就设定的热点议题与国外智库展开深入探讨与联合研究，将中国主张、中国理念、中国故事巧妙融入讨论议题当中，向外国智库阐释中国立场主张，以“点对点、点对线、点带面”方式提升国际议题设置能力。

五是注重提升新媒体语境下“智库+外宣”的传播力。在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时代智库和媒体机构之间单向流动的“智库—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模式已经被新的模式所替代，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网络化传播模式（如下图所示）。智库的国际话语传播成为跨越了人际（个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等多重维度的传播活动，并借助技术和传播网络跨越时空，形成全球传播网络。

四、“智库+外宣”深度融合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议

“智库+外宣”深度融合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策略，可在以下方面着力推动。

（一）将高端智库国际传播力纳入国家对外传播体系

通过在一些对外传播基础条件好、国际合作经验丰富的高端智库开展试点工作，调配相关的研究资源，联合外交、媒体、军事、安全等相关部门，加强对“智库+外宣”融合规律的研究，完善其理论、方案及手段，形成可供操作的传播效果评价体系。

（二）培育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外宣智库专家

加大力度支持中国智库学者主动参与国际重大议题科研，支持军事、经济、宗教、民族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西方媒体、期刊、学报等平台上发表文章，阐释中国理念，讲好中国故事。巩固现有的国外智库“朋友圈”，加强与对华友好、立场客观的国外智库研究人员互动，围绕“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课题开展联合研究，为“智库+外宣”模式提供可持续的外籍人力资源储备。

（三）完善“智库+外宣”基础设施

依托现有的基础性工程，完善“智库+外宣”融合所需的基础平台。国内主要外宣媒体可结合各自特点，在其管理的媒体终端上为高端智库学者开设专栏，支持具有优秀外语能力的专家撰写英文专栏文章，扩大其研究成果传播面与传播效果。

（四）创新高端智库管理考核体系

通过调整现有国家高端智库的考核方法，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一些有条件、有能力参与对外传播工作的高端智库考核体系，特别是在外事审批、专家出访、接受外媒采访方面予以更多支持，為智库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提供充分支持，保障智库积极服务国家对外传播工作大局。

（责任编辑：张冬梅）

作者简介：姜铁英，新华社高端智库研究员、主任记者。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专项“‘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17VDL029）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提升发展软实力须强化新型智库建设》，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414/c40531-29211793.html。

①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https：//www.csis.org/。

②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

① 韩丽：《欧洲智库的标志——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4期。

① 张景豪：《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载于《中国智库经济观察（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② “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美国总统选举四年一次，牵涉官员变动达4000多人。每隔四年，很多卸任的官员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行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机制。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

① 吴亮：《媒体与智库融合路径与机理研究——以瞭望智库为例》，《新闻战线》2018年第3期。

② 胡泽曦、吴乐珺：《中美智库围绕经贸摩擦深入对话》，《人民日报》2018年9月21日第2版。

③新华网：《“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在京成立》，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4/c_1124411474.htm。

① “二轨外交”是一种特殊的非官方外交，相对于政府间的“一轨外交”，通常是通过学者、退休官员的交流，以民间形式进行，由于方式较灵活、广泛，常可起到官方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赵晨光：《“二轨外交”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推进》，《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