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奇 董亭亭 程 华

（1.贵州民族大学 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2.遵义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贵州·遵义 563000；3.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写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土气是因为不流动发生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城市化的“快节奏”加速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输出，以农为生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流动中逐渐转换为以工为生或工农结合，世代定居和迁移不再是简单的常态与变态关系，农村的乡土性也并没有随着迁移而消失，而是形成了“留守”与“流动”的新常态。由此产生了闻名的“386199”部队，即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男耕女织”变为“男工女耕”；“养儿防老”变为“替儿养小”；“父以子贵”变为“父为子累”。这是农村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繁衍出的另一种“土气”，这种“土气”折射出农村留守问题的严重性。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对此问题关注度较高，近年来，更是将“三留守”问题置于新的高度，提出了“关爱服务体系”的重要议题。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第十三条明确提出：“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支持多层次农村养老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