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2月20日，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的特别外长会在老挝万象举行。图为会前外长们肩并肩手拉手为武汉加油。

压力增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使中国的对外关系被迫切换成“战疫”模式。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感受到了国际道义。2月5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一念出了20多个已向中国提供疫情防控物资的国家政府名单，并向这些国家表示感谢。

疫情肆虐，无论是道义支持还是物资援助，都弥足珍贵。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感受到的国际道义，并不是中国“战疫”外部环境的全貌。因为，中国也感受到了冷漠，甚至不怀好意。

限制甚至中断与中国之间的航班，导致大量中国公民滞留海外;直接或间接限制中国公民入境，导致中国公民海外行程受阻……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名单仍在变长。其中，也包括部分向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援助的国家。

2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向外国驻华使馆（团）通报会上说：“一些国家采取必要、恰当的防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赞成采取过度限制措施，更反对个别国家借此进行政治操弄。”

马朝旭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少数国家采取不合理的极端举措，这种做法极不友好，也非常不负责任，不符合世卫组织提出的建议，无助于疫情防控，也损害了双方互信和合作。

“过度反应”，是中国“战疫”时期外部压力之源。事實上，世卫组织1月31日将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也建议“没有必要采取限制国际人员交流和国际贸易的措施”。但客观地说，不少国家的反应完全没有理会世卫组织的建议。

2009年4月暴发于美国加州的H1NI病毒疫情，最终波及145个国家和地区，导致28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1.2万人）。那个时期，鲜有针对美国人的中断航班、限制出入境的事件。事实上，自1946年世卫组织成立以来，还没有哪个疫情发源国，遭到像中国目前这样的“隔离”。中国“战疫”的外部压力，非常独特。

形势在变

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3年的“非典”疫情，那时中国并没有遭遇如今这般外部压力。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因为，无论目前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还是包括抗击疾病流行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政治环境最显性的变化是中美关系。1月31日世卫组织把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天，美国就对中国公民采取了严格的出入境限制。美国是最早“隔离”中国的国家，其示范效应绝不容低估。

特朗普政府是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的。这种背景下，很难指望美国在抗击疫情上能与中国患难与共，能压抑住“乘人之危”的冲动，或许已算是“美国道义”了。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公开表示，中国发生的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

罗斯的话在国际政治上不道义，但却很契合如今美国政治的逻辑。迫使外资撤离中国、制造业回流美国，不正是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动机之一？况且，国际社会已经见识了特朗普政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外交风格，即便不“乘人之危”，至少也不会像前任美国政府那样实质性地合作应对。

形势之变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的角色转变。旨在推动全球卫生问题协调与合作的世卫组织成立于1946年，但世界范围内实质性的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推动者正是美国。在疾病防控方面，虽然世卫组织是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其行动力与权威性远不如国际社会的预期。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在政策和资金投入上“急刹车”。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了一个名为“PREDICT”（疾病监测）的项目，主要任务是通过国际合作监控传染病。从2019年起，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对该项目的资助。2018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负责全球卫生安全的主任蒂姆·齐默离职，他领导的团队被解散。

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下，2014年成立的“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成员国由最初的27个增加到67个（中国也是成员国），该项目在加强传染病流行防控国际合作上卓有成效。此前美国一直是这个项目的最大捐助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把美国对该项目的预算从1.8亿美元削减为6000万美元。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美国在疾病防控上的角色，正在从“事实领导”转向“美国优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上的美国作为，应该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目前的现实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依然存在，但美国的领导角色在褪色。

与防止核扩散、防范恐怖主义蔓延相比，防控传染病流行更需要国际合作，这已是国际共识。因为致命病毒不会在乎人类的政治边界和政治游戏规则。换句话说，防疫合作更能体现国家间的“利益攸关”，更能发挥全球治理的功效。但是，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的进步存在放缓的危险。

理性应对

中国是“战疫”的主战场，整个世界都在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中国都必须赢得这场“战疫”。客观地说，如果新型冠状病毒不是暴发于中国，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展现像中国这样高效的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力。疫情终将过去，也必将再次来袭，公共卫生安全上的全球治理，需求不可能减弱。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公共卫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

举国动员之后，还需要制度建设的跟进。可以预期，这波“世纪瘟疫”之后，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乃至整个疾控防控体系都将有质的提升。中国“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的经验，毫无疑问会外溢到全球治理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战疫”的表现，本身就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美国公共卫生安全学者理查德·克劳斯曾说，瘟疫的到来如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这已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即使在全球化趋势遇挫的当下，同处“地球村”的人类，绝不可能回到真实的村落时代，国际传染病防控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意味着，国家应对瘟疫的能力，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永远都有市场。

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中国推向全球经济治理的前台，这波“世纪瘟疫”之后，中国很可能也被推向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前台。在医疗技术实力、医疗体系建设，以及国际医疗合作项目运作能力和经验上，虽然目前的中国与美国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既是中国需要补齐的短板，也是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上发挥更大作用的需要。

“美国优先”会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产生多大影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这种倾向不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点赞。2017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出资3亿美元，建立“印太卫生安全倡议”，推动在传染病监测、防控与医药研发上的区域国际合作。美国的“缺位”，并不意味着系统的崩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上“有所作为”，都不会是孤军奋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战疫”外交，理应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