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传明

果然，在英国生活的直接感受和印象是以往在书本上所不可能了解的：英国生活首先让我领教到的便是英国人办事的刚性、严谨和一丝不苟，这从负面讲便是古板拘泥、不懂变通、不通人情，我和朋友们将其戏称为不同于东方的四方四棱的“方脑袋”思维方式。举例来说，我初抵英国到银行办信用卡，手里须有接收单位开的介绍信，但我的介绍信上的姓名拼音出了点小问题，办公小姐在我的名字之间画蛇添足地加了个“一”，与我护照上的写法有异，因此当我在银行好不容易排到之后，又被打了回票，完全没商量，只好又跑回去重开证明、重新排队，耽误了我整整一上午时间。接下来与当地警察接触也很有意思，英国警察的作风还是颇有点“皇家警察”的派头，他们高视阔步地提着警棍在街头巡逻，并无多少为民“公仆”的谦恭，倒是颇有种代表“王法”的矜傲。我们初到牛津，都须到警察局进行一个登记，登记时需要交付一定的费用，而他们发的通知上就预先声明，登记者必须自备零钱，警局不给找零，即使有零钱，它既不会也没有义务为你提供这种服务，也就是告诉你这些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好自为之、自担后果，勿謂言之不预。

据资料介绍，牛津大学创办于1167年，其时在中国是南宋乾道三年，南宋第二个皇帝孝宗继位第三年，距今已八百五十二年。牛津城的建成当然还要更早，徜徉于遍布中世纪风格古建筑的牛津街头，我有一种很有趣的感受，那就是假如真的有“鬼”的话，在牛津亡故七八百年的鬼灵照样可以毫不困难地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有千年历史的小教堂仍在原地未动，牛津城的地标古塔依然矗立，几百年前的墓地依然完好无损，占据着牛津城的市中心——商业黄金地带。相对于其他后进现代化国家，我觉得英国是比较成功地减弱了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颠簸、震荡的国家，也就是说英国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仍旧保持了其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也就是英国之为英国的国家特性，这是非常难得的。进入近代之后，中国之于西方陷入一种“不对等的爱情”，正如歌中所唱：“我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依然是你！”可见保持不变，也属于领先者的特权。而对于古今之变淡然处之，不走极端正是英国文化的一大长处，它的创新不以踢开传统开路，它的保守不以压制创新为能，因此它从传统和现代中都能得到有益的滋养。试举一例，我在牛津的时候有一次受邀参加牛津大学一个很古老、很著名的莫顿学院的晚餐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T.S.艾略特就曾在该院任教。这样的晚餐会在牛津大学是一种非常隆重的场合，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要穿着专门的长袍出席，受邀的客人也要求穿燕尾服、系领结的，而我因为在出国前曾专门向一位经常跑欧洲的朋友请教，需不需要带套西装，他告诉我，现在的欧洲人除了推销员，已没什么人穿西装打领带了，穿得太正规是会让人笑话的，也为了轻装，我连一套西装也没带，只带了几件夹克而已。此时燕尾服是无处可借，只好临时向朋友借了套西装，扎了领结出席。到了晚餐会场，师生都依序站立，氛围肃穆、庄重，主持者首先以自古相传的仪轨用拉丁语祷告，行礼，然后入座。菜肴并不丰盛，我记得好像就是土豆、奶酪、鱼排之类，主要的在于精神会餐，也就是坐下来之后的老师学生开始边吃边聊，探讨彼此感兴趣的问题，这样的探讨、争论直到夜阑才会结束，因此这种晚餐会实则是牛津人的第二课堂，它与课堂教学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钱锺书戏言，在牛津须吃够多少顿饭，才能毕业，指的就是这个。它重视的是对学生的问题意识的培养，因为没有疑问、没有个人见解，你根本就无法参与讨论，所以他们最常用的一句话是：“What' your argument？（你的观点是什么？）”这与我所自小经历的填鸭式的灌输的确迥然异趣。我有时会发一痴想，如果我们中国的大学是从周代的“乡校”、汉代的“太学”、隋唐的“国子监”一路延续下来的，也许会更有底气和活力，因为根深才能叶茂，至少在校史上和牛津有一拼。

在牛津大学访学的时候，我有段时间租住在一个郊外的小镇，叫马斯顿（Marston），这个小镇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是一种别墅式的建筑。这些房子虽已有八十多年的房龄，但在牛津绝对算不上老建筑，因为在这儿，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老建筑随处可见。从这个小镇到我所在的研究所有一条捷径，那就是穿过牛津著名的“大学公园”，直达市内，全程大约有个七八里路的样子。英国的公园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的游乐设施，基本上是纯任天然，以原生态的森林、小河、沼泽、野生草地为主，小河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一队从容不迫、结队游弋的野鸭子，好像是在对外界宣示：它们才是此地真正的主人。这个公园称不上是风景胜地，但也有吸引中国游客之处，那就是三十年代钱锺书、杨绛夫妇在牛津留学时就住在这个公园附近，还在那个不时有野鸭子出没的公园河边摄影留念。出公园不远，有一条街道叫克拉伦登（Clarendon），这个名字曾被钱锺书信手拈来作了《围城》中方鸿渐买博士文凭的美国学校的名字。

出了公园，就到了市内，附近坐落着几个有数百年历史的学院，每个学院都有一个突出标志，便是它的高耸入云的教堂—一一种被歌德称为“上帝之树”的古老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沿着学院的外墙走不多远，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路边有一个建于中世纪的大石屋，上面长满了青苔，石头上留存着一种苍黑色的印记，好像是经过漫长岁月濡染过留下的“包浆”。路的对面有一个小旅馆，下面是露天的咖啡馆，它的招牌就是著名的牛津校友王尔德，那位在美国海关声称“除了我的天才，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需要申报”的唯美主义艺术家。一百多年前王尔德在牛津读书时曾在这个旅馆居住，现在小旅馆基本上还保持了当年的原样。附近还有一个始建于中世纪的小教堂以及附属于它的一小片墓地，教堂仍然“香火不断”，我经过时瞥了一眼门上贴的广告，它正在招收十几岁的少年去做教堂周末的合唱队员。走过街口不远就是牛津大学的行政中心，牛津大学由三十几个高度自治的学院组成，教学的总体安排由大学负责，但招生等工作都由各学院自主，学生所得到的学位由学院和学校中央共同颁发。这是一种先有学院，后有大学，可称为独立联邦制大学的办学方式，英国目前仅存三所大学还使用这种模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杜伦大学。这三所学校也依次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

我所在的研究所的老师也来自于专业相关的各个学院，我的导师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教授，曾带我去她们学院参观。她所在的学院建于十七世纪初期，大致与莎士比亚同时期，四百多年校史，在牛津还不算太老。该校是当时的一对贵族夫妇捐建的，丈夫去世后，由其遗孀接力建成。学院对师生可谓体贴入微，建校之初就建了一个供教授们专用的小花园，沿用至今，门锁还是中世纪样式的老锁，导师开了半天，才把它捅开。门上有个牌子，声明此花园属于“strictly privacy”（严格的私人场所），严禁外人进入的。小花园里花团锦簇，绿草如茵，幽静、典雅，平常也很少有人光顾。学院还有免费的午餐和晚餐，教授可以带自己的学生和朋友去吃饭，顺便讨论问题。关于这个学院，还流传有这么一个故事：四百多年前学校初建时，礼堂用的梁柱等全取材于數百年才能长成的厚重、坚硬、光洁的橡木，非常气派。过了三百多年，这些橡木梁柱已经老朽，需要更换了，但要修旧如旧，到哪里去找这些百年才能成材的橡木？即使找到了也负担不起那么高昂的价格啊。正在校方一筹莫展时，负责校史档案的职员提供了一个线索。当年的学校捐助者给后人留下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捐助者当年已在自己的庄园种下了几十棵橡树苗，现在三百年已经过去，正好成材，可满足需要。学校将信将疑，派人到贵族当年的庄园查问，果然发现了那座树木已经成材的三百多年的橡树园，于是，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迎刃而解。我曾问过导师这个传说的虚实，导师说她是“二战”后才来到牛津读书的，不知道此事的究竟，但是这类事情在牛津、剑桥乃至英国发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现在学院的财产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数百年来校父、校友们捐赠的土地和财产，这些构成了学校存在的一个坚实的财务基础，没有这个做家底，要把非盈利的大学数百年地延续下去是不太可能的。的确，办一所大学不但需要恒产，更需要有恒心，需要一种超出一时一地，乃至超出自己这一代人需要的长远眼光、超越情怀。办大学实质上也就是在传承、守护文明，而对文明的守护与发展才是人类的根本利益所在，相比之下，任何时代的需求比起这种永恒的需要都要逊色得多，因为它所营造、守护的是人类永久性的精神家园。张爱玲生于乱世，对此感触颇深，她曾经说过：“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她讲她所租住的公寓里的房东曾打算把房间里的暖气片都拆掉卖了，这显然是鞋底抹油，随时准备溜之大吉，“群儿只效今朝醉”的混世态度。陶渊明的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其中哀叹的也不是一时一地的悲剧，更是对文明成毁、存亡的忧思。

在英国生活期间，有时会遇到一些觉得匪夷所思的麻烦和不便，但回过头来想想，这种麻烦和不便也不是全无道理，问题在于你自己看待事物的角度和立场。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牛津每天要走的那条公园小路，有一阵子就出现了问题。我当初选择在那个小镇租房，就因为它有这条穿过公园直达市内的捷径，这样到我的工作地点只需步行半个小时;而且沿途绿树黄花、小桥流水，野趣盎然，既是赶路，也是散步、锻炼。没想到刚搬过去半个月，牛津下了场大雨，把公园里面的那条小土路给淹了。水虽然不深，刚没脚脖，但步行显然是过不去了。而此路不通，就只好绕行公园外的大路，那距离就增加了两倍，要一个半小时才能走到研究所了。如不绕道，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骑自行车冲过去：临近水洼，猛蹬几下，两脚高高扬起，十几米的水洼就一闪而过了。可是在英国骑自行车规矩太多，且已入法，比如必须戴头盔、穿反光衣、配前后车灯，甚至脚蹬子上都要有反光装置，交警随时检查，不合格会被罚款，如此麻烦，所以骑自行车也令人望而却步了。最后我只好绕远道跑了半个月，等水洼子干了，才返回原路，也算锻炼身体了。论说在小镇住的人也不少，每天像我这样走这条便捷小路到市内的人少说也有二三十个;这样的问题显然也不是偶尔出现，为何公园当局就不能把小路提升一点、硬化一下，以方便行人呢？这话看似有理，但你要是固执己见就错了，因为你是完全从自己和与自己利益相关的行人角度考虑的，而公园当局考虑的则是一旦把小路垫高、水流隔断，小路那边的沼泽就会缺水干涸，路边的芦苇就会枯死，水中的生物小鱼、青蛙等等就会陷入绝境，河里的野鸭子的快乐生活也就走到尽头了……在人的能力已可以轻易地改造、控制自然的现代，是否还能为处于弱势的、沉默的自然的存在留出位置，保持一种谦让态度，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