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鹏飞

摘  要：萧统是南朝首位发现陶渊明价值的学者。萧统以“存道全身”来解释陶渊明归隐的原因，进一步发掘陶渊明饮酒的文化内涵，发前人之未省。他为陶渊明编集作序写传，《文选》也收录陶渊明的作品。萧统为陶渊明及作品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后人进一步了解与学习陶渊明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陶渊明;萧统;发现;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01

在梁代乃至整个南北朝，对陶渊明最为推崇，且接受最全面的，是梁太子萧统。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价值的学者，既全力为陶渊明编集，又亲自作传写序，同时他编撰的《文选》也收入了九首陶渊明的诗歌作品，在陶渊明传播史上可谓举足轻重。缘于萧统的不懈努力，陶渊明得以进入文人的视野，他的作品亦避免了沉沦佚失的厄运。萧统对陶渊明作品的流传居功至伟，奠定了着后人研究学习陶渊明的基础。

在萧统之前，陶渊明多是以一个隐士的形象出现，其人格品性的光辉，远超陶渊明诗文所受到的关注。颜延之对陶渊明应该了解颇深，我们读他写的《陶征士诔》，从头至尾都是对陶渊明人品的称赞，而对其诗文，只一句“文取指达”，这个评价实在不高。颜延之应该代表了当时南朝人的主流看法。《宋书·隐逸传》曾一度提及陶渊明，但对其诗文则不置褒贬。钟嵘在《诗品》中把陶渊明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但陶诗却仅为中品，可见萧统之前的南朝文学家，对陶渊明其人其作的认识虽颇有论述，但观点其实一直是有所偏迷的。及至昭明太子萧统，才对陶渊明的人品和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与评价。

一、《陶渊明集序》里人生模式的两大发现

萧统的《陶渊明集序》是他着意阐释陶渊明思想的文章。文章前半部分列举古代圣贤韬光避世，以道存身的事例，用形象的比喻，说明福祸相依的道理，笔锋运转畅快而情感浓郁，切中肯徐而发人深省，显是萧统平日深思而适逢有感之语。下半部分述陶渊明道德人品之高和文章之美，萧统以为有教化人心之功，更不必外求老庄。通观全文，《陶渊明集序》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陶渊明归隐原因和饮酒的文化内涵。

首先，关于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宋书·隐逸传》言：“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2]他指出陶渊明是眷念旧朝，方才不肯出仕。《陶渊明传》亦曰：“（陶）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3]，表明这确实是其归隐的原因之一。萧统超越二人的地方，就是他不满仅止于此，由于萧统自己就是陶渊明道德文章的拥趸，他对这个问题做过更为全面深入的思考。在《陶渊明集序》[4]中，萧统另辟蹊径，阐释了陶渊明为何从官场抽身，以“存道全身”揭示了陶渊明决意归隐的原因。

序文开篇提出韶光易逝、生命短暂，唯有顺应自然，造化推移，方能得人生之三昧。接着描绘了当时一味贪图声色，忧患却接踵而至的社会现实，指出“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之若泄尾闾。”然后又列举庄周、苏秦、主父偃诸多人物的处世之道，从正反两方面引证，认为“玉之在山，以见珍而终破;兰之生谷，虽无人而自芳”，指出“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是以至人达士，因以晦迹。”萧统点明古代圣贤所以遁世的根本原因是“存道”，只有遵循自然方可以全命养身，得享遐龄，反面的例子就是那些汲汲于富贵的钻营之徒，最终半路殒身。

相比起沈约简单地将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划之于“不得已”，萧统在这里将陶渊明归隐的原因上升到人生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古今无数人深思而不得解的命题：出仕与入仕。陶渊明隐居田园并非是以退为进，期待有朝一日蒙朝廷举荐出仕的沽名之策，也不是仅如沈约所说“不得已”，而是他襟怀坦荡，忘怀得失，听从内心性情志趣，顺自然天性之举。

萧统对陶渊明的选择是赞赏的，并将其当做理想的生存状态而大加揄扬，萧统的心目中，陶渊明是名副其实“存道”的楷模。国内陶渊明研究学会副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刘中文先生专门指出，这是因为“陶渊明不但希企隐逸，而且实际上归田躬耕了，这当然不是一般名士所能做到的。”“他所写的与其说是隐逸生活的希求，毋宁说是隐逸生活本身。他自己过的已经是隐逸的生活了。”[5]萧统发现了陶渊明对中国固有人生观念和模式的巨大超越，他不是避居田园，而是亲身躬耕，在田园晨起暮归，于艰苦的劳动中感悟人生，绝非一干四体不勤的庸流可比。陶渊明将道家的人生精神与现实的人生结合起来，寻到了士大夫的另一条出世之路，寄情志于荒丘，不必求助于老庄，更不必遁入仙山，访道求友。

其次，关于陶渊明饮酒的寓意。陶渊明与酒之间的关系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饮酒赋诗的行为，后人也视为风雅而不断推崇和效仿。颜延之《陶征士诔》载“（陶渊明）心好异书，性乐酒德”，“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宋书》叙述了颇多其生平好置钱沽酒、醉酒等事，并引用了许多他作品中写酒的文句以证其真。萧统在颜延之、沈约记述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陶渊明的饮酒志趣。在《陶渊明集序》中，萧统首次明确指出，陶渊明饮酒的习惯，并非仅是一个普通行为，实际另有深意：“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

他认为陶渊明饮酒实际上意不在酒，而是“寄酒为迹”，是凭藉它來忘却世俗之事。酒对于陶渊明而言，其实是一种超越现实、升华人生的重要媒介。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将陶渊明和“酒”密切联系在一起，萧统居功至伟。此时看来，萧统对陶渊明的评语，在当时是具有极大前瞻性的。萧统敏锐地察觉到了陶渊明与诗及酒及中国文化的关系，并且清楚地在文章中阐述出来，发前人之未省，可谓烛照幽微，纤毫毕现。

萧统是明确点出陶渊明饮酒寓意的第一人，并写出文章专门论述，对陶史饮酒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他启发了后代士人，他们纷纷效仿陶渊明，以酒来调节人生，感悟人生，使自己的人生诗化、艺术化，形成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的酒文化和古代士人的诗酒风流。”[6]

二、首创之功——陶渊明传播史开始的时代

相比起将陶诗列为“中品”的钟嵘，萧统对陶渊明作品的评论更加全面和中肯。

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提到自己认为的理想文风应是“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文選序》亦云：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瀚藻。”[7]认为美文当既有华丽辞藻，又须有意义灌注其中，如此方称得上是“君子之致”。陶渊明诗歌卓尔不群，兼具众美，正合萧统所推崇的君子之量。昭明太子为之大力揄扬，作传作序也就不奇怪了。

出于对陶渊明作品的喜爱，以及考虑到当时现存的陶集“编比颠乱，兼复阙少”，不利于作品的流传和阅读，萧统对陶渊明作品作了非常细致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所辑的本子比之前的内容更为完整，体例也更加明确。因此，郭绍虞先生在《陶集考辨》中明确指出：《陶渊明集》“大抵一定于昭明，再定于阳休之，三定于宋庠，而始有刊本”[8]。可以说，昭明本在分卷、篇次、内容等方面，都是后世流传版本的奠基之作。它首先保存了作品，为读者提供了阅读材料，使其得以顺利进入了文人的视野，避免了堙没无闻的厄运。另一方面，由于陶渊明诗名不彰，古人对其诗文并未重视，而萧统却特地为其编集，这一举动提高了陶渊明作品的知名度。萧统身为东宫太子，一举一动对世人有着极大的号召力，他对陶渊明诗文的高度认可和推崇，对提高陶渊明作品在时下文人心中的地位，有莫大的推动作用，无形中成为人们努力接受与学习陶渊明的动力。

除此之外，萧统对陶渊明作品的传播做出的另一大贡献，是他所编的《文选》收录了陶渊明的八篇诗文。《文选》编成后不久，萧统就因病逝世。即使如此，《文选》仍然受到时人的喜爱，短短十余年就迅速流传到了北方。到宋代士子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其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甚至到了“厌其陈腐”的地步。凭借着《文选》这一载体，陶渊明亦得以进入更多读书人的案头，这对陶渊明作品的传播，贡献之大，难以估量。在人们争相阅读《文选》时，陶渊明的名字也一遍遍的为世人熟知。

在传播中陶渊明的地位亦水涨船高。《文选》收录的汉魏六朝作家在当时的地位往往与后人的评价不一样，“许多在当时荣极一时的作家，其作品价值不一定高;相反，一些在当时备受冷落的作家，作品却有永恒的价值。”[9]陆机在魏晋南北朝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直至唐代修《晋书》时太宗亲自为他撰写传记，称为“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但自宋代之后，陆机的地位每况愈下。这种局面是文学审美心态随着时代的变化导致的。与陆机相反，陶渊明虽不显于当世，但却在南朝之后盛名日隆，这固然与陶渊明杰出的作品决定的，需要承认的是其中也有人们的文学审美，越来越与之贴近的因素在里面。

总之，萧统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搜集和整理陶渊明作品的人，他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做了全面深入的解读，独具慧眼，发前人之未省。萧统不遗余力的宣传，对陶渊明作品的传播实有首创之功，真正奠定了后人研究学习陶渊明的基础。至此，陶渊明才植立于中国古典文学之林，成为我国一位家喻户晓的伟大文人，萧统可谓居功至伟。

参考文献：

[1][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南朝]沈约. 宋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东晋]陶渊明著.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同上.

[5]刘中文.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J].求是学刊，2003，（2）.

[6]李剑锋.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7][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郭绍虞.陶集考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钟涛，包琳.论萧统在陶渊明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J].青海社会科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