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五年（1658年），对山东淄川县的学子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无论你读的是公塾还是私塾，都避不开被先生和家长反复训诫。训诫的内容是学生们挥之不去的千古噩梦——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蒲松龄。

蒲松龄出生于淄川县的蒲家村。蒲家世代耕读，期待有一天族中子弟能够考取功名，科甲连登，把家族的社会地位往上提一提。可惜蒲家子弟在科举上的表现很一般，一直没出过什么显赫人物。而蒲松龄从小兴趣广泛，心思灵动，对文字极为敏锐，小小年纪就能过目成诵，可称神童。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神童把技能点全都加到了奇怪的地方。

明朝出版业发达，书籍品类繁多，尤其是各种稗官野史、小说杂流极为盛行。遗至清初，这类出版物仍旧大行其道。蒲松龄一接触到这些闲书，立刻就沉迷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他手不释卷、通宵达旦地追着看，甚至还有兴趣去研究其中的戏文俚曲，诗词歌赋。

蒲松龄最喜欢《庄子》《列子》，觉得“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这些书现在都已列入学生必读传统名著书单了，可在那时，它们在家长心中的地位堪比现在的游戏与网文，宛如洪水猛兽一般。

不过天才毕竟是天才。蒲松龄读闲书不光读个热闹，还学得像模像样。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里颇为自得地说：“余少失严训，辄喜东涂西抹，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意思是说：我从小没人管，喜欢随便写点儿杂七杂八的东西，偷偷学点儿古文，纯属野蛮生长。

这个古文是相对于时文来说的。当时，“时文”特指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而广义的“古文”指先秦以来的骈文、散文、辞赋之类；狭义的“古文”特指《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当时的应试教育很严格，有的老师不许学生读古文，因为太挤占时间，耗费精力。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先踏踏实实把时文揣摩透了，等金榜题名以后再去读所谓闲书。按照这个理论，蒲松龄醉心于古文，学习成绩应该会很受影响吧？但“别人家的孩子”可恨就可恨在这儿了，蒲松龄不用熬夜学习，也不用题海战术，居然在县试和府试中都考了第一名，称为“案首”。

顺治十五年，蒲松龄以案首的身份，前往济南参加院试。蒲松龄进了考场，打开试卷一看，上面写着：早起。这个题目出自《孟子》里的一个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早起”這两个字便出自故事里的原句“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蚤起”即是早起，意思是妻子早上起床，准备偷偷跟踪丈夫外出。

蒲松龄拿到这个题目一时技痒，居然在严肃的考场涌出一股创作欲望。但是，想在八股文里加创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八股文有严格的格式限制，考生必须按照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入股、束股八个部分来写。蒲松龄不管这些，一篇议论文被他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而且写得严丝合缝，完全符合八股文规范。可这毕竟是院试，他写这么标新立异的文章，难道不怕被主考官黜落吗？

因为他是案首。按照科场不成文的规矩，案首只要不犯大错，在院试时百分之百会被录取。主考官黜落一个案首，那就是说点蒲松龄做第一名的知府和知县有眼无珠，这得罪的人就太多了。

考卷很快被送到了主考官施闰章的手里。施闰章学问很大，还特别开明，没有寻常腐儒的保守气息。他一拿到蒲松龄的卷子，非但不怒，反而大喜。蒲松龄的文章虽然不太正规，但其中每一个点，施闰章都能感觉到，并深得个中趣味。施闰章在卷子后面评论：“首艺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移风易俗。”于是，院试放榜之日，满城轰动，因为蒲松龄又拿了第一。放到现在，就是山东省文科状元。

县试、府试、院试连着拿三个第一，这叫作小三元，蒲松龄在当地的风头一时无两。他意气风发地和几个朋友组了个诗社，每日吟诗作对，一时传为文坛佳话。这时，有人劝蒲松龄先别急着起诗社，接下来还有乡试呢，那才是真正的龙门。蒲松龄却不以为意，那篇满分文章已经证明，自己不必战战兢兢地苦守时文规矩，只要有才华，走杂学古文路线一样能够摘取功名。

顺治十七年，在万众瞩目之下，蒲松龄参加乡试，结果落榜而归。乡梓震惊，却没太大轰动。乡试和前几场考试不同，这是与全国的精英竞争，难度极大，谁也没法保证一定能上榜。

康熙二年，蒲松龄再赴考场，仍铩羽而归。蒲松龄从此立志，发誓“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学习计划很详尽，可蒲松龄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趣，没事偷偷写点儿诗，还顺便搜集各种神怪异事，写写剧本。

蒲松龄的好友张笃庆看他每天忙活这些事，写信委婉地劝他，你闲书看得太多了，对你考取功名是有妨碍的。果然，康熙十一年，蒲松龄又一次落榜，气得张笃庆又写信过来骂他。

其实张笃庆冤枉蒲松龄了。蒲松龄贪玩不假，可说起学习，态度却很认真。问题在于，他天生在文学方面天赋过人，后来又受施闰章点拨，把技能点都加到古文上面了。尤其是进入康熙朝之后，科举风气大变。康熙不像顺治那样喜欢有个性的文字，他强调八股必须回归到经世致用上来：“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这句圣谕对蒲松龄来说如当头一棒。他当年最得意的满分文章，如果放到这一时期，只怕就成了零分文章。

在这种矛盾中，蒲松龄一方面没放弃艺术追求，一方面又继续赶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期间，他完成了《聊斋志异》，里面有多篇文章讲科举。尤其是《司文郎》，讲一个老僧能靠鼻子闻出文章好坏，结果最差的一篇文章作者反而中举。老僧感慨：“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这话其实是蒲松龄自己的愤懑之语。

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从17岁的天才少年变成47岁的老秀才。他去参加乡试，又一次被黜落。这一次，他不是因为文章，而是因为越幅，做题时一激动多翻了一页，等于考卷中间空出了一页，自己竟浑然未觉。这是个很低级的技术错误。蒲松龄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是：“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出了考场，知道这一次又无望了，他居然还填了一首《大圣乐》来纪念这次失利。

蒲松龄一心两用，一方面是真心热爱文艺，不忍放弃；一方面又是真心想要考取功名，孜孜不倦。直到康熙五十年，蒲松龄才勉强做了岁贡生，其年已71岁，真应了“蹉跎老大负平生”这句话。

四年后，蒲松龄与世长辞。“举人”这个目标，他这辈子也没够着。时至今日，蒲松龄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就是《聊斋志异》。其实“聊斋”是一个系列的名字，其他还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等，可见他这一辈子除了准备科举，真没闲着。

回想一下，幸亏施闰章当初点中了蒲松龄，让他有机会继续创作；也幸亏此后历届考官没点中他，不然后人未必能看到《聊斋志异》传世，最多只在淄川县志里看到一个不痛不痒的进士名字。至于这个“别人家的孩子”，蒲翁本人是否宁愿如此，便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