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聿东，肖 旭，蔡呈伟

(1.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2.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一、引言

当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即Artificial Intelligence，Big Data，Cloud Computing，合称为“ABC 技术”)等底层技术驱动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对生产、生活和生态正在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同时，也改变着商业运作的基本逻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不仅成为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肖旭和戚聿东，2019)。在中共十九大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的宏伟蓝图下，中国要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产业组织将面临巨大的变革。本文结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证据，提出一个“产业组织数字化重构”的理论框架(1)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将组织分为企业内部组织、同一产业中企业间的组织、不同产业之间的组织以及政府组织等。本文所研究的产业组织是指同一产业中企业间的组织，包括企业之间形成的市场关系以及组织形态。参见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揭示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为企业战略适应性转变和政府产业组织政策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数字技术对于产业组织和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区别于传统商业模式下消费者作为商品的被动接受者，ABC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消费者对生产过程的深度参与。消费者能够与产业中的各个部门建立直接联系，针对具体的价值诉求与厂商进行沟通，进而获得个性化的价值供给。厂商构建全渠道营销模式，加强对消费者价值趋势的把握，有助于破除无效低效供给，化解过剩产能，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传统产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迫切要求。由此产生的重要问题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产业组织采取什么样的转型模式才能够实现“数字红利”最大化，并且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呢？

数字化转型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模式。提出“产业组织数字化重构”理论模型的直接动机，就是为了回答ABC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传统产业组织带来哪些改变。构建这个模型的思路如下：技术诞生的早期意识形态源于社会中已产生但未得到有效满足的消费者需求。消费者对于社会发展的预期以及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激励厂商在升级现有技术的同时，不断探索新技术。从这一角度看，消费者价值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方向。另外，产业组织作为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主要部门，承担着向消费者供给价值的基本职能。为了保障消费者价值的高效供给，产业组织也会随着消费者价值的转变而做出适应性调整。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证明了一个结论：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无论技术创新，还是产业转型升级，只有将消费者价值的提升作为根本目标，发挥消费者对技术升级以及商品生产的促进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全面提高产业竞争力。

本文的理论模型还证明，数字技术创新推动着产业组织的发展与演化。技术只有在实现商业化之后，才能够从研究成果转变为能够创造价值的生产工具，其中涉及技术性能的测试与调整、技术漏洞填补、技术工艺改进等诸多环节。围绕技术商业化的过程，产业部门之间逐渐形成在职能上相互协同的产业组织。因此，技术奠定了产业组织的发展基础，技术创新也是产业组织不断演化的潜在动力之一。得益于技术结构的模块化设计，ABC等数字技术集合的组合式创新实现新技术数量的指数级增长，产生显著的外部性，进一步加快产业组织的演化。

以这个理论模型为工具，可以发现消费者的深度参与加快了数字技术创新的效率，在消费者价值与数字技术的协同作用下，产业组织形态由传统的产业链逐渐演变为共享合作的产业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本身所具有的高兼容性从根本上打破产业组织边界，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与利用，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消费者价值的经济学演绎，揭示影响技术创新的潜在动力，从而奠定理论框架的基础；第三部分讨论在消费者价值的影响下数字技术集合以及组合式创新；第四部分讨论在消费者价值与数字技术集合的协同作用下，传统产业组织进行数字化重构以及产业组织的延伸；最后，本文在结论部分针对中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出政策建议。

二、消费者价值的经济学演绎

经济学是以价值为核心概念，对人类活动规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价值的实现则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下的供求关系，价值论和供求论构成了理论经济学的基石(金碚，2017)。在传统经济学范式中，厂商决定了价值供给的过程，围绕生产活动提出了成本理论、要素市场等一系列的学术概念。随着ABC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与普及，厂商的生产效率、获取关键要素等能力均大幅提升，厂商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数字化连接，有效地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作为价值需求的一方，能够主动参与生产活动，影响价值供给的形式，其在市场中的力量也得以增强。由此产生一个新的经济现象，在供求关系中，消费者的价值需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厂商价值的实现则必须以前者的满足作为前提条件，即只有使消费者真正认可并接受厂商所传递的价值，厂商才能够获取由价值变现而带来的经济收益。然而，围绕生产活动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均是以厂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针对如何提高消费者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不够充分，其在分析新的经济现象时已然显得乏力。因此，从需求方的视角切入，对于消费者价值进行解析也成为认识产业组织数字化重构的基本前提。

(一)使用价值是消费者价值的核心

消费者价值是指消费者从商品的属性中所获得的精神满足。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其中使用价值由具体劳动所创造，在于满足人们的具体需求，交换价值反映了商品的交换属性。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消费者作为商品的最终使用者，其获取使用价值的前提在于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商品的所有权。从这个角度看，能够为厂商创造经济利润的交换价值在消费者价值中反而成为一项成本性支出。交换成本的客观存在减少了商品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的价值，降低交换成本因此也成为增加消费者从商品中获取价值的必要举措。影响交换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即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的有限获取，限制了其自身的购买范围，也抑制了其与厂商在供求问题上的衔接。

数字技术的出现为降低消费者的交换成本提供了解决方案。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打通信息孤岛，加快信息在市场上的流通。在所有市场主体之间建立数字化连接，形成数据穿透，实现信息存储的去中心化管理。消费者在同一时点所能够获取的信息量大幅提升，这也促进消费者对商品的深度了解，进而做出高效的购买决策。同时，信息流通效率的改善也削弱了厂商的信息优势。为了增加消费者对商品的关注，厂商不得不将部分流程进行开放。随着消费者参与生产活动的逐步深入，厂商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力量逐渐趋于平衡，实现更精确的供求匹配。以电商平台OpenBazaar为例，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为消费者营造去中心化的信息平台，OpenBazaar克服了中心化组织对信息的垄断，有效降低了合作成本。消费者可以与其他消费者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选择最佳的商业伙伴。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实现商品所有权的明晰与管理，促进商品使用权的交易。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消费者为获得商品所有权必须支付一定的购买成本，而为了延长商品使用期限，后期还不得不继续追加维护成本。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消费者在不占有商品所有权的条件下即可直接使用，仅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况进行付费。商品所有者则凭借专业知识，对商品进行维护，提供高质量的使用保障。数字技术深化了商品的使用者与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分工，在满足各自需求的同时，促进二者比较优势的发挥。以滴滴打车为例，平台根据消费者诉求，安排附近的车主提供相应的打车服务，消费者根据使用情况进行付费，汽车的维护仍然由车主负责。随着消费者交易次数的增多，平台通过数据挖掘能够更好地掌握消费者的偏好，改进乘车服务。

综上，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增强了消费者获取信息的能力，而且放松了商品所有权带来的成本约束，使得交换成本对消费者价值的影响不断削弱。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主要动机逐渐转变为满足生活需求，获取商品的使用价值，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因此，使用价值构成了消费者价值的核心，针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实质供给和实际供给(2)金碚认为，实质供给是产品有用性及其实现，体现了供给的本源；实际供给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是实现实质供给的物质工具或可行方式。参见金碚：《基于价值论与供求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析》，《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4期。能够更好地匹配消费者的需求。

(二)使用价值的理论维度

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涉及稀缺与效率这两个基本的问题。首先，资源本身的稀缺属性限制了商品供给的数量，导致市场需求无法得到全部满足。其次，那些已获取稀缺资源的消费者则会对供给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稀缺商品的获取以及供给效率反映了商品供给的实际情况，也是消费者评估使用价值的两个维度。在传统商业模式下，稀缺资源的有限供给导致其价格随着需求增长而不断提升，有能力购买的消费者数量随之减少。另外，供给效率低下也是造成资源稀缺的原因之一。传统商业模式以增量式供给为主且供给方式有限，市场上已存在但是处于闲置状态的商品却未能引起消费者的足够关注，进一步增加了商品的稀缺属性。尽管科技的高速发展加快了商品在区域之间的流通，但是这个过程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消费者仍然要面临较高的成本与风险。

针对传统商业模式下商品供给难题，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数字技术有助于激活闲置商品，间接地增加市场供给，通过推动存量调整，缓解增量供给的压力。工业革命以来，各类商品的供给量大幅提升，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导致大量商品处于闲置状态。然而，针对部分商品，市场上仍然存在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继续扩大产能，增加沉没成本支出，只会引发宏观经济的不良效应，而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促进闲置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所有的对象都能够经过一般数据的中介，在数字化空间中得以呈现(蓝江，2018)。拥有闲置商品的消费者利用数字技术将商品信息完整地上传至交易平台，具有购买需求的消费者通过在线检索，寻找所需的闲置商品，然后根据线上信息对商品被使用的情况进行评估后在线完成交易。阿里巴巴旗下闲鱼客户端，为消费者之间交易闲置物品提供了数字化平台，买卖双方在线即可完成商品的信息沟通与交易。为了进一步促进闲置物品的在线交易，该平台还陆续延伸出闲鱼拍卖、闲鱼二手交易、闲鱼二手车等业务形态。

另外，数字技术实现商品使用权的交易，进一步提高了商品使用权的供给效率。随着数字技术连接主体数量的持续增长，商品本身及其使用权的供给也在不断增加。对于消费者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帮助其在较短的时间内与距离最近的供应方建立联系，快速获得使用权。针对距离较远且流通缓慢的商品，消费者同样能够利用数字技术与全球范围内任意供应方建立远程连接，实现在线定制。另一端则有专业人员按照线上指令，在现场高效地完成任务，提供即时反馈。如果出现操作偏差，双方将在第一时间做出调整，避免误差扩大。在此基础上，供求双方之间形成协作关系，促进了商品使用权的高效供给。以自个(Zigeer)为例，作为一家为用户提供设计、购买及销售T恤、卫衣、帆布包、手机壳、台历、明信片等个性化产品的电商平台，该平台汇集设计、插画、摄影、创意等服务，消费者在线即可完成个性化定制，平台则会根据定制方案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制作。同时，消费者也可以对制作工艺提出具体建议。

(三)使用价值的延伸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物的效用，使那物成为一个使用价值。”(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册，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页。使用价值是一个普遍概念(4)根据《哲学大辞典》，普遍概念反映一类事物的概念，其外延是由许多分子所组成。参见金炳华等：《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其外延包涵若干个别对象，即每件商品能够带给消费者的使用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在使用价值的两个维度下，针对稀缺商品的获取分别延伸出信息和偏好两个子价值，针对商品供给的效率分别延伸出时间和空间两个子价值，如图1所示。

图1 消费者价值的细分

信息是获取使用价值的基本前提。自人类最早的商业贸易诞生起，信息便是影响交易活动的因素之一。在传统商业模式下，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属于零和博弈，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交易中能够占据主动并且获取更多的利益分配。与厂商相比，消费者往往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也制约了其对价值的获取。数字经济下，厂商价值的实现必须以消费者价值的满足作为前提条件。对于双方而言，合作显然是更好的方案。厂商与消费者共享商品信息，有助于增加消费者的价值获取。尽管信息共享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厂商由分配所得的利益，但是双方之间合作的逐步深入将产生更多的利益增量，最终实现双赢。以全球领先的旅游网站猫途鹰(TripAdvisor)为例，该平台完全开放了点评与推荐功能，消费者能够在线分享旅游经历，为其他消费者选择酒店、景区、餐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也是影响厂商服务排名的重要依据。与厂商的单方面宣传相比，消费者评价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市场共鸣，这也为平台的推广创造了便利。

偏好是获取使用价值的最终目标。消费者对商品的偏好反映了具体需求，也是制定购买决策的主要依据。在传统商业模式下，厂商之间针对商品的生产与供给而建立合作，形成产业链。价值传递主要表现为链式结构，厂商获取反馈信息的难度随着与消费者间隔环节的增多而不断增加。数字经济下，厂商与消费者之间基于数据主线，建立数字化连接，形成价值供给的闭环。厂商能够实时获取消费者反馈，了解商品的使用情况，及时予以改进。消费者也可以将偏好实时反馈至具体的生产环节，获取个性化的价值供给。例如，今日头条通过收集、分析平台的使用数据，完成消费人群画像，定位消费者偏好。随着消费者对某一类信息的浏览频次的增多，之后也将获得更多同类及相关信息的推送。

对于消费者而言，商品供给时间的缩短有利于提高商品使用的时效性。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消费者向厂商提出购买需求后，厂商首先要对信息进行处理和转发，然后再经过多个中间商的传递，才能够完成商品的交付。这个过程通常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导致消费者在特定的价值情境下所产生的需求难以得到及时的满足。数字技术的应用消除了中间商环节，加强了厂商与消费者在线上线下的互通，缩短了商品供给的时间，实现了生产活动的敏捷反应，显著提高了价值供给效率。例如，阿里巴巴在原有电商、零售、物流、金融、文体、医疗等业务板块的基础上，于2018年先后入股居然之家、收购饿了么，旨在通过构建即时物流体系，进一步优化对用户价值的供给效率，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打造“三公里理想生活圈”。

不断将新功能添加到商品中，提高附加价值，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使用价值。由于仅增加了产品的边际成本，对固定成本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也成为厂商升级商品的主流思路。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现象便是商品性能日趋复杂，生产活动不得不通过厂商之间跨产业合作共同完成。然而，区域之间在资源禀赋上的客观差异使得不同产业的厂商难以向同一地区集聚。由于技术标准的不同，各产业之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潜在壁垒，跨产业合作面临较高的技术难度。针对上述难题，厂商之间建立数字化连接，实现在数字化空间的虚拟集聚(5)王如玉等认为，虚拟集聚是指企业与消费者在网络空间中集聚并形成关联，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耦合度显著增强。参见王如玉等：《虚拟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空间组织新形态》，《管理世界》，2018年第2期。，有助于放松物理世界的约束。由于数字化连接是以数据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数据本身的抽象性使得其能够在不造成信息丢失的条件下完成跨产业传递。以增强生产活动的协同性为目标，催生出由一家厂商搭建提供技术标准和集成业务的数字化平台，多家厂商在线参与商品性能设计、开发的新业态，这也为消费者带来商品供给的空间价值。以百度Apollo为例，该平台在提出一套通用的技术标准后，通过在线开放平台的数据资源，吸引来自不同领域的机构及个人参与商品研发，共同为消费者创造新价值。

三、数字技术的创新逻辑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的出现往往是为服务于特定的现实问题。从本质上看，技术是被捕获并加以利用的现象的集合，或者说，技术是对现象有目的的编程(阿瑟，2018)。人在有目的、有预期的劳动中，通过与自然过程的能动结合而创造了 技术，因此技术的本质在于社会而不在于自然(肖峰，2002)。在技术演进的过程中市场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Dosi，1982)，现实驱动始终是技术创新和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颠覆性成果，ABC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了在传统商业模式下难以获得的价值，日益成为技术主流。与传统的工业技术相比，数字技术在技术扩散的速度与范围、创新效率等方面都具有更高效的表现。本文在上一部分中按照经济学演绎分析了数字技术可能做的工作，那么数字技术又是如何进行自身创新，在满足消费者价值诉求的同时，进而创造新的价值呢？接下来，本文将从数字技术的进步性、创新特征以及创新范式三个视角，探讨数字技术的创新逻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一)数字技术的进步性

数字技术的进步性体现在与传统的工业技术相比，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概括起来，这种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价值流的可视化、推动生产要素的存量调整、机械制造向人机交互的智能升级以及技术创新效率的显著增长。

1.价值流的可视化

在商业活动中，商品价值由多方参与者共同创造，但是其最终能否变现则完全依赖于商品本身能够为消费者所带来的实际效用。基于ABC等数字技术，围绕消费者需求优化价值流，以价值流为核心引导信息流和物质流的配置，成为生产活动的新模式。消费者利用ABC等数字技术参与价值流优化，消除冗余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在厂商与消费者之间建立的数字化连接，实现价值流的可视化，无论是生产资源的调度，还是生产环节之间的协同，都获得显著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在于，厂商通过对价值流进行全流程监督，能够降低无效的成本性支出，及时发现生产问题并予以反馈纠正。

2.推动生产要素的存量调整

全球工业化发展为人类社会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在增量式的发展模式下，厂商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不断提升，但是也造成生产要素的过度集聚，降低了要素本身的利用效率，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利用ABC等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壁垒，加快生产要素流通，优化要素配置，对于厂商和消费者都具有积极作用。在数字化空间中，厂商之间、消费者之间以及厂商与消费者之间针对要素或者商品的使用权的交易行为，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物理约束。随着数字化连接的主体数量持续增加，生产要素的存量调整将得到进一步深化。

3.机械制造向人机交互的智能升级

科技水平的发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其中，一个关键目标在于通过增强机器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取代人工劳动，降低人工操作的失误，进行柔性化生产，提高商品的标准化和精细化。ABC等数字技术对传统机械的智能化改造，赋予机械类似“眼睛”、“大脑”等感应器官和思维器官以及智能化属性，使得机械能够摆脱人工控制而进行“自我”运转(孙伟平，2017)，与消费者进行无障碍的业务互动。由于交互设备之间的信息传递完全遵循一套标准化的程序语言，这也减少了价值流中消费者需求被重新编码和解译的次数，提高价值供给的效率。

4.技术创新效率显著提升

在被数字技术进行数据化标记后，所有物体都能够详细地映射到数字化空间中。厂商在线即可完成技术性能的测试与完善，这个过程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本。虚拟化运作降低了信息成本和试错成本，实现了技术创新的范围经济。存在缺陷的技术方案能够及时被纠正，而缺乏可行性的技术方案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重新设计。随着厂商对外开放技术创新环节，消费者也能够深度参与其中。消费者从需求端的视角为技术创新注入新的力量，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升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在数字化空间和消费者参与的协同影响下，技术创新效率显著提高，为消费者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得以增强，这也正是数字技术本身的核心优势所在。

(二)数字技术的创新特征

创新是“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金炳华等，2007)，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不仅是对现有事物的升级与优化，而且也是通过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影响社会运行。其中，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Solow，1956)。ABC等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形态，具有明显的进步性。通过在数字化空间的虚拟化运作，数字技术的创新效率显著提升，其本身的创新特征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1.数字技术创新的渐进性

创新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断会有新组合出现，也会有旧组合消失。社会发展就是要执行新的组合(熊彼特，2014)。但是，新组合不会凭空产生，其必然要遵循遗传机制，即依赖旧组合所提供的生产手段。更准确地说，新组合是在旧组合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调整组合的方式或者对现有生产手段的使用进行新探索。新组合通常体现为新形态，其执行主体不仅仅局限于旧组合的执行人，也可以是新的生产者。新组合不仅是旧组合的优化升级，而且还表现出对旧组合的部分替代甚至部分毁灭。人类社会工业化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技术门类的细分程度不断深化，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为技术的新组合奠定了硬件设施。信息及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等运算方法的逐步完善，为技术的新组合提供了软件基础。在硬件设施和软件基础的协同作用下，现有的技术存量显著提升，进而促进了技术之间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的自由组合，并且催生出了ABC等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价值流的优化、生产要素的存量调整、人机交互的智能升级，进一步提高了工业技术的生产力以及价值创造能力。同时，数字技术的根基被锚定在物理规律和比特、信息与网络的特性之中(凯利，2018a)。数字技术本身的创新离不开工业、物联网、算法等技术的发展，其间涉及知识积累、能力学习、技术转移等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数字技术创新的虚拟化

对技术进行功能性划分而形成的模块化，简化了其本身的设计过程(阿瑟，2018)。在模块化的结构下，物理组件和功能性元素之间形成一对一的映射，组件之间的耦合可以随时连接和解构(Brusoni and Prencipe，2001)。然而，技术模块之间耦合度的测试与匹配不得不面临较高的复杂性和成本支出，这也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因素之一。数字技术营造出虚拟化的数字化空间，克服了物理条件对技术应用及创新的约束。数字技术创新的虚拟化主要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技术模块得到虚拟化的完整呈现，模块之间互联性显著增强，带来更多的创新可能性。数字化空间拥有无限的维度(凯利，2018a)，技术模块之间可以形成任意的组合方式。依靠庞大的数据库支撑，数字技术新组合的可行性与实用性均能够通过在线的仿真模拟进行测试与验证。此外，对实体资产的数字化编码详细记录了资产的性能参数，厂商在线即可对资产之间的匹配度进行系统性评估，按照技术性能的耦合度提供可能实现的新设计方案，再由消费者根据个人偏好选择商品的最终样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实现了实体经济在数字化空间的虚拟反映，增强了实体经济在创造消费者价值等方面的能力。在数字化空间中，厂商提出的创意能够获得消费者的即时反馈，而消费者也能够直接参与商品设计，进而降低了商品创新的经济成本。

3.数字技术创新的数据化

数字技术给社会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智能化，其中数据发挥着关键作用。互联网应用扩张正在推动社会从“人与信息对话”向“人与数据对话”转变，在未来极有可能实现“数据与数据对话”(何大安，2018)。基于消费者数据建立的决策模型有效提高了程序性业务的处理效率。随着业务处理量的增加，新数据不断被记录和采集，用于对模型进行改进与修正。在预先编辑的程序引导下，整个过程均由计算机智能化地完成，脱离了人工操作。这种智能化还体现为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指引以及技术知识的归纳。计算机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智能化处理，挖掘数据当中所隐含的全部信息，包括揭示当前业务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预测消费者需求的发展趋势等，这些都为数字技术本身的创新指明了方向。知识构成了新技术呈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基础部分(阿瑟，2018)。通过数据挖掘归纳形成的技术知识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性的理论基础，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技术知识不断积累并逐步构建为系统性框架，推动技术模块的升级以及模块之间的耦合。归根结底，数据是实现智能化的核心要素，ABC等数字技术创新主要由数据驱动，数据量的不断增加将进一步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

人类在对语言交流的不断批判与反思中，逐渐发展出对数字和符号的本质认识(蔡曙山，2001)。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构成了世界的本原，世界体现了数的规律性。数据化意味着数字技术的创新从以应用模糊集合推理为主的模糊逻辑过渡到以数据为要素且可量化的精确逻辑，是更高阶意识形态的反映，具有更强的客观实在性。基于消费者数据对数字技术进行持续迭代升级的微创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本身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主流范式。

4.数字技术创新的深层建构性

技术开发所建构的技术系统总是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运行(王伯鲁，2008)，这也决定了技术的发展不断趋向于复杂化。根据摩尔定律，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每隔18至24个月集成电路上所能容纳元器件数目会增加一倍，性能也会大幅提升。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数字技术的集成与复杂化创造了条件，虚拟化与数据化则加快了数字技术模块的重新排列和再利用，在深层次上促进技术性能的叠加与优化。除了对技术性能的深层建构，数字技术创新的深层建构性还体现为对产业组织的重构。针对消费者不断变化的价值主张，新的数字技术组合不断涌现，在更好地连接厂商与消费者的同时，完成生产工具的更新，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新的数字技术组合的应用创造出大量新业态，也改变了产业组织的生产关系。基于数字技术进行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的经济活动的高度协调和互动所塑造的新生产组织方式不断演化(张鹏，2019)，对传统的商业模式形成冲击。例如数据成为组织之间信息传递与业务沟通的主要媒介，厂商与消费者的联系日益紧密，中间商的市场地位逐渐消失，组织边界模糊化增进产业跨界合作，等等。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融合的不断深入，数字技术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数字技术创新的深层建构性也将逐渐反映在产业组织的各个领域。

(三)数字技术的创新范式

数字技术创新的深层建构性首先表现为对自身性能的持续改进。消费者价值的供给通常需要多项技术之间耦合以共同完成，这也增强了技术之间在价值创造上的依赖性，形成以满足特定需求为目标的技术集合。除了受到来自现实驱动的牵引力，技术创新仍然要遵循一定内在逻辑(贾杲等，1990)。在技术集合中，每项技术的创新最终能否转化为消费者价值还取决于集合内其他技术的兼容性。对其他技术进行相应的升级与优化，不断加强技术之间的协同，深化技术结构，成为创造新价值以及增加价值供给的必要之举。从这个角度看，数字技术的创新是一个集合概念，其通过组合式创新的模式不断在深层次上促进技术性能的叠加与优化。

1.数字技术域定

针对特定需求的满足，单项技术之间相互集聚形成系统化集合，其中必然存在这样一项基础性技术，它不仅能够为单项技术之间的集聚创造必要的支持条件，而且还定义了实现目的的方法与规则。单项技术则更侧重于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并且按照既定规则进行升级。在技术论中，这种集成性架构被称为“技术域”。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持续变化，不断会有新的供给问题产生，对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技术域本身都存在能力边界，为了解决新的供给问题，就不得不对已有技术进行升级或者从域外引入新技术，不断扩大自身的能力边界，同时也推进自身架构逐步深化。因此，技术域不仅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现实可能性，而且通过自身进化推动社会进步。以区块链为例，在分布式账本技术推出后，针对监管治理的现实诉求又陆续出现智能合约、侧链协议、多重签名、闪电网络、分片技术等一系列单项技术，以上技术之间集聚并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技术域，推进区块链从1.0、2.0版本过渡到3.0版本，未来还会继续向4.0、5.0版本发展。

基础性技术为技术域奠定了基础，是划分技术域的主要依据，并且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历史上的三次重大科技革命表现为通过发明基础性技术，加快生产制造的动力。第一次科技革命下，蒸汽动力机的出现，推动大机器生产取代传统手工业制造；第二次科技革命下，电力作为新型能源，促进动力传输效率的提升，为信息传输提供便捷；第三次科技革命下，电子计算机进一步提高了信息采集、传输、处理的效率，带动原子能、高分子、空间探测等高新科技的发展。ABC等数字技术作为一项新的基础性技术，具有不可比拟的进步性，推动产业互联网化、制造智能化的发展，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从人工体能到人工智能，反映了生产工具的质的飞跃(胡敏中和王满林，2019)。在数字化空间中，技术集成的便利程度大幅提高，集成成本显著降低，为新技术域的形成以及单项技术的开发营造了有利条件。阿瑟(2018)将工程设计中对适合建构一个装置的技术域进行选择的过程定义为“域定”，而数字技术域定则将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2.数字技术结构的深化

技术的发展模式包含两类情形，分别是技术替换和引入新技术。其中，技术替换是采用性能更好的技术对效率偏低或者形成阻碍的部分进行替换，尝试实现域内的局部更新；引入新技术则是通过将新的技术纳入结构中，改善域的整体性能，增加价值供给。技术发展是打破旧的结构体系，促进新体系整合的过程，其间会催生出更好的集成方案，推动技术结构深化。即使是技术替换，在新技术被应用后，仍然需要对域内其他部分的兼容性进行重新设计，这也必然会对技术结构产生直接影响。随着技术结构不断深化，技术域的能力边界逐渐扩大，这个过程体现了技术域对消费者需求的适应性。

数字技术增强了市场主体之间的连接，市场主体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到任何组织及个人。网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领域，网络也必将引发人类社会的“去中心化”倾向(张康之和向玉琼，2015)。网络化将个体的生成和存在置于一个动态、开放的机制当中(祝文燕，2008)，“去中心化”网络能够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凯利，2018a)，加快数字技术的发展。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主体之间连接频率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增加网络治理的难度，但是从长远看这种新模式激发网络主体的积极性，产生巨大的力量。数字化空间中的所有主体都拥有对数字技术进行开发与优化的权限，并且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技术性能测试，不断深化技术结构。利用网络空间中的集群力量，进行开放式创新，形成规模经济，无疑对推进数字技术升级具有更为积极的作用。

3.数字技术的组合式创新

技术域是技术创新的基本单位。技术域的创新是以通过不断增长复杂性来提高主要有用功能，单项技术冲突和矛盾的不断解决是推动技术域发展的内在动力(裴晓敏，2012)。另外，技术发展呈现整体化趋势，技术域在不断内化发展的基础上，也同时进行着外容性发展(李亚青，2002)。技术域的内化发展促进整体性能的优化以及技术结构的深化，外容性发展却最终决定了前者能否真正转化为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为了实现技术域内化发展向商业化应用的过渡，技术域之间在性能上的协同性要不断增强(6)根据系统论，所有系统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动态开放性、自组织性、等级结构性。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升级，都会对其他子系统以及整个系统产生影响。，这也是外容性发展的根本目标。从系统视角看，技术创新还表现为技术域之间的组合式创新。

在数字化空间中，ABC等数字技术域的信息实现高度共享，虚拟化与数字化的特征克服了时间和空间对创新活动的限制，创新主体的分析能力、连接能力、智力能力等数字化能力依次提升(周文辉等，2018)。厂商和消费者都能够在较少技术成本支出的条件下，按照外容性发展的要求对数字技术域的性能进行调整与完善。由于每次调整的技术痕迹都能够被系统记录，这也为其他主体在对相关技术域进行完善时提供了参考借鉴。同时，所有主体可以分析和论证调整痕迹的合理性，对其中存在隐患或者制约外容性的部分进行修改或者替换。另外，要素之间连接的增多为创新活动带来机会利基(7)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提出机会利基(opportunity niches)一词，表示技术的机会，技术利基的出现召唤新技术的诞生。参见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产生递增收益。数字技术能够将物理世界完整地映射到数字化空间，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连接与互动得到增强，形成范围经济，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的组合式创新。

四、传统产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

每隔一定时期出现的新技术集群是社会演化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Dosi，1982；佛里曼和卢桑，2007)。科技进步带来的技术机会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取决于一国的工业水平以及战略倾向(Dosi et al.，2006)。技术总是通过工业活动而取得其存在形态，技术进步也表现为工业发展，工业技术和工业组织形态都会随着科技进步不断演化(Mowery and Rosenberg，1998；金碚，2014)。技术为产业化奠定了基础，技术本身的创新则会推动产业组织升级。重大基础性技术的出现将为产业组织带来颠覆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组织运行的规则与逻辑，重构产业组织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产业是实现技术向社会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工具，技术创新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之一。另外，产业作为连接技术与消费者的中间环节，还承载着技术价值变现的任务。消费者是获取技术价值的主要群体，通过产业化经营从多个维度高效地向消费者传递技术价值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要求，价值供给成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另一个原因。因此，技术创新与价值供给共同构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

ABC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增强了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地位，更好地完成价值供给的要求，并且通过组合式创新不断创造新的价值。除了对自身性能的深层建构，数字技术创新的深层建构性还体现为对产业组织的重构，如表1所示。具体而言，在需求端，数字技术有效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偏好，例如共享制造增强了消费者对生产过程的参与，5G加快信息流通与传递，边缘计算降低了响应时间和服务成本，等等；在供给端，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商业中制约交易活动的时空因素，例如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物理世界在虚拟化的数字空间中的完整映射，物联网增强了个体之间一对一的精准匹配，智能合约降低了契约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等等。区别于传统的生产资料和手段，数字技术给经济发展带来“三新”，即新基础设施、新要素、新结构(戚聿东和李颖，2018)。数字技术应用带来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变化，倒逼传统产业从三个方面进行转型升级，分别是以数据主线为基础形成数字化产业体系、以使用价值为核心构建价值供给网络、以价值供给为载体培育数字化产业生态。

表1产业组织数字化重构前后对比

比较维度传统产业数字产业发展动力要素驱动数据驱动核心目标产品供给使用价值供给价值传递单向传递供给闭环交易对象所有权所有权/使用权创新范式局部创新组合式创新消费者角色被动接受者深度参与企业间联系信息孤岛数字化连接产业组织形态产业链产业生态组织边界清晰模糊

(一)以数据主线为基础形成数字化产业体系

在数字空间中，数据的资源属性要远远大于其资产属性(赵国栋，2017)。数据是信息传递的核心媒介，所有资产均以数据的形式进行标记。无论生产制造、交通运输等硬件设施，还是信息系统、程序应用等软件工具，都将在数字空间中得到清晰呈现，甚至物流渠道、供应流程等抽象概念也能够进行数字化的系统性展示。数据在本质上具有客观性，所有个体都能够通过访问数据库以获取物理世界中资产的详细信息，即使是使用性能、损耗程度等不易被直接评估的特性，也能够通过查询使用记录间接获知。数据的客观性使得不同个体能够较为容易地挖掘其所包含的信息，因而也成为数字化空间内部进行交流的主要语言。数据语言的使用降低了信息转化和解释的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虽然目前针对数据质量、使用权限等问题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但是作为一项新的生产要素，数据本身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已经引起学术界与实业界的关注。充分发挥数据的积极作用成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之举，一个关键的前提在于以数据主线为基础，连接所有的产业部门，进而形成数字化产业体系。随着传统产业从信息化逐步向数字化过渡，生产力水平得以提升，生产关系将发生改变，其间涉及不同部门之间知识扩散、技术协同、系统集成等新变化，带来成本管理、生产效率等方面的不断改进。

1.隐性知识的数字化管理

在一个只有“不确定性”是惟一能够被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知识是组织内部惟一能够被用于维持竞争力的资源(Nonaka，1991)。对于企业而言，知识管理包括新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应用，其不仅是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的必要环节，而且是提高组织创造力、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手段。按照表现形式划分，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类知识在实际应用中各有优劣，企业要辩证地予以兼顾。显性知识能够通过文字、图表、声音等形式表示，易于传播与应用。与之相比，隐性知识更多地依附于个体本身而难以被形式化，在传播与应用上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也正因如此，隐性知识在新产品研发、推动组织创新等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Nonaka and Takeuchi，1995)。隐性知识最有效的传播途径是采用面对面交流，及时的反馈能够提高信息传递效率(Koskinen and Vanharanta，2002)。针对隐性知识，产业内部主体之间能够在传统信息交流的基础上，借助数字化管理工具对难以形式化的工艺技能进行多维度的数字化记录。随着数据记录的增加，企业将在系统化的数据挖掘的基础上得出计算模型，并且通过持续引入新数据以及构建模拟场景对模型不断加以修正和改进，加快隐性知识的传播与应用。除了工艺性能，隐性知识还存在于个体“认知”层面，包括信念、理想、价值观等(Nonaka and Takeuchi，1995)。由于“认知”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记录个体行为的数据可以提供一定的信息支持。通过对这类数据的挖掘，企业能够获得有关创新个体所具备特征的基本信息。将工艺技能与个体“认知”的数据模型进行联立与融合，加强了企业对隐性知识的数字化管理，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组织内部知识的创造、传播、共享。

2.生产技术的数字化协同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源成为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知识聚合有助于推进组织内部的技术创新(Laursen and Salter，2006；Zhou and Li，2012)。组织在产业价值链分工上的不同，使得组织之间的技术知识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也导致知识的传播面临一定障碍。在实践中，为了增进产业体系中上下游之间的合作，曾有学者提出“内部客户服务理念”。该理念倡导服务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内部客户链”，但是由于仅聚焦于产品本身的质量，在技术交流方面并没有予以足够多的重视，造成生产上下游之间仍然表现为信息孤岛，缺乏有机衔接。

只有接受方在技术学习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技术知识才能在组织之间有效“转移”(Nelson and Winter，1982)。知识的数字化管理则进一步加快了组织之间知识转移，增强组织的积极能动性，促进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集聚和扩散。一方面，通过强化厂商之间连接，消除了厂商之间技术信息不对称。下游厂商不仅能够详细了解上游伙伴的技术信息，而且可以根据供应产品的技术知识，通过在线的数据化处理精确匹配最优化的技术工艺及零部件，降低调试成本，节省流程时间。另一方面，除了被动性地进行适应，数字技术还促进上下游厂商对彼此业务信息的掌握，进一步加强生产合作。厂商基于对彼此业务进行实时且充分的了解，特别是对隐性知识的学习，采用更具有经济性且操作性更强的合作模式，提高对设备、人力、资金等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在技术、时间、成本等方面实现质的改善。

3.产品系统的数字化集成

系统集成是通过将生产要素整合到统一协调的体系结构中，实现高效管理。产品设计的日趋复杂，对系统集成的创新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Hobday et al.，2005)。从动态视角来看，复杂产品在理论上被描述为由相距较远的多种技术路径交织融合而形成的持续性创新流(Prencipe et al.，2003)。这也说明系统集成不仅要解决多种技术之间性能的协同问题，而且还需要克服要素之间协同所面临的空间约束。

在数字化空间中对产品进行完整设计，按照系统集成的硬性要求将对生产所需的技术以及要素给予详细的数据呈现，每个厂商都能够更为具体地认识到自身在生产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对该角色承担的责任建立清晰认识。系统集成的工作从复杂的现场办公转变为可视化程度更高的在线操作，放松了物理世界对要素协同带来的空间约束。对于复杂程度较高的集成方案，厂商同样能够通过在线测试要素之间的协同性，提出最佳的设计方案，为生产计划提供具体指导。厂商之间利用数字技术形成以数据主线为基础，彼此互为外部支持，促进知识共享、技术协同与要素协同的数字化产业体系，这种在有意识协调下的长期稳定关系比依靠纯粹的市场关系更有利于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路风，2018)。数字技术在消费者与厂商之间建立的数字化连接，将消费者的作用引入系统集成中。随着消费者的加入，数字化产业体系以使用价值为核心，产品能够更好地契合消费者的需求，也增强了系统内厂商对于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

(二)以使用价值为核心构建价值供给网络

赢得消费者对产品的持续认可是产业不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对产业的影响得以不断增强，消费者的使用价值成为数字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围绕使用价值的供给，厂商之间互为外部支持，彼此提供互补性资产。区别于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数字化产业体系中厂商之间所体现的关系更加趋向于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网络组织模式(8)参见Dosi，G.，H.Michael，M.Luigi and P.Andrea，2003，The Economics of Systems Integration：Towards an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厂商通过与消费者直接互动，共同创造价值，有利于更好地填补消费者的需求漏洞，走出商品化陷阱(Prahalad and Ramaswamy，2004；Payne et al.，2007；Gronroos and Voima，2013；Frederic et al.，2015)。由于新价值的推出往往会改变消费者的使用习惯，直接互动的过程也是在帮助消费者以较低的成本适应新的使用方式。Prahalad和Ramaswamy(2004)提出DART管理模型，将企业构建价值共创(9)Gronroos将消费者参与价值创造的过程分为价值共创和价值独创两个环节，参见Gronroos，C.，2015，Service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Managing the Service Profit Logic，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由于价值独创环节中消费者没有与企业产生直接互动，本文仅对价值共创环节进行探讨。环境的实践归纳为对话(Dialogue)、权限(Access)、风险评估(Assessment)、透明(Transparency)四个环节。ABC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以上四个环节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通过加强厂商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不断拓展产业组织，构建以使用价值为核心、遵循消费者主导逻辑(10)Heinonen和Strandvik(2015)认为消费者处于价值主导地位，提出消费者主导逻辑(Customer-dominant Logic)。参见Hernonen，K.and T.Strandvik，2015，“Customer-dominant Logic：Foundation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Service Marketing，29(6/7):472-484。的价值供给网络。

1.产业组织的数字化契约

为了获得必要的生产要素，企业之间以契约方式建立合作。契约构成产业组织内部的基本关系，其执行需要企业付出一定的信息成本与监督成本。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Coase，1937)，企业通过一体化实现外部契约的内部化之后，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却提高了管理成本，造成规模不经济。面对这一现实困境，企业如何在契约与内部化之间进行平衡，直接影响产业组织的整体效率。当物理世界被完整地映射到数字化空间后，企业之间基于数据主线可进行实时的在线监督。以使用价值为核心，数据主线连接了产业体系中的所有企业，进而构建价值供给网络。在该网络中，企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地检索到最佳的合作伙伴，通过实时沟通建立以数据形式被记录的契约关系。由于计算机程序可以对数据化信息进行精确解读，企业监督契约执行同样能够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当执行方达成阶段性目标后，计算机将自动解锁下一任务权限，并配置相应资源；如果出现异常，企业也能够及时获知问题所在，与执行方进行沟通，控制损失。与传统契约相比，数字化契约进一步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企业之间实现流程的公开、透明。同时，数字化契约促进企业之间合作的深入。企业不仅能够掌握自身契约的执行情况，而且可以了解价值流上其他契约的完成进度，提高对价值供给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契约具有不完备性，明晰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成为建立合作的必要之举。在数字化空间中，对实体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每一笔交易都会留下数据痕迹，为权、责、利的分配提供可靠依据，并且有效地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针对知识产权等缺乏实体形态的智力成果，大型企业可以通过直接交易获得所有权，在资本实力上不具有优势的中小企业也能够在不获得所有权的前提下根据使用情况进行付费，例如企业在销售一件商品后，所有者有权按照既定比例从收益中提成。当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要对契约进行重新修订时，企业之间仍然可以对已完成进度进行数字化评估，然后再根据变化后的约束条件设计新的契约方案，或者按照评估结果进行清算并终止契约。契约执行的信息能够被全网获知，由此所建立的市场化声誉机制有助于增强企业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强化价值供应网络的隐性激励效应。

2.企业的数字化分工

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契约的出现削弱了其实施一体化战略的内在动机。专注于强化自身比较优势，致力于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成为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核心战略。长期以来，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加剧了要素集聚，对关键资源的垄断成为大型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中心化的组织结构进一步巩固大型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但是也导致要素利用率及边际生产率的下降。在数据化空间中，对要素的垄断将使得企业错过更多机遇(凯利，2018a)。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生产要素的存量调整，抑制中心化组织对关键资源的垄断，加快产业组织内部的要素流通。在数据信息的引导下，要素将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集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有助于企业获取所需的外部资源，而且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建立比较优势、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由于产业组织内部形成价值供给的生产性分工以技术能力作为必要条件，企业之间合作的重点不再仅仅局限于交易关系，而更多地体现为彼此之间相互赋能(11)针对“赋能”的定义，Clarkson(1995)、Blair和Stout(1999)、Adams(2008)、王辉等(2008)、孙中伟(2013)、郎艺和王辉(2016)、罗仲伟等(2017)等学者已经进行过研究。本文所指“赋能”是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指产业组织内部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即每个企业都作为独立主体，基于自身核心能力进行对外的价值输出，同时也会输入其他企业所供给的价值。通过企业之间相互赋能，产业组织内部逐渐构建遵循消费者主导逻辑的价值供给网络。

价值供给网络中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承担商品集成的核心企业以及进行技术开发的辅助企业两类(12)本文所用“核心企业”(focal actor)与“辅助企业”(other actor)借鉴了Adner(2017)的研究。参见Adner，R.，2017，“Ecosystem as Structure：An Actionable Construct for Strategy”, Journal of Management，43(1)：39-58。，二者之间通过数据主线实现价值供给的协同。按照消费者提出的价值主张，核心企业对各项技术性能集成之后，将商品及其所蕴含的价值直接传递给消费者。同时，核心企业通过向辅助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创建通用的技术标准等方式提高对消费者响应的敏捷性，满足消费者对偏好、时间、空间的价值主张。消费者的价值主张也能够实时反馈至辅助企业，实现技术性能的个性化定制。由于技术性能只有在集成为商品后才能够被消费者使用，辅助企业向消费者供给价值必须借助核心企业的力量。作为消费者与辅助企业的价值传递中介，核心企业还将扮演数据枢纽的角色，利用数据提高自身的管理效率，在服务改善升级、消费者体验、需求预测、价值管理等方面给予辅助企业更多的数据支持。

(三)以价值供给为目标培育数字化产业生态

在价值供给网络中，消费者、核心企业以及辅助企业之间建立数字化连接，逐步形成以使用价值为核心，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基于数字化分工，实现知识共享、技术协同、要素协同的产业生态。对于企业而言，数据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当信息被数字化处理后，其传播速度及效率均得到大幅提升。企业之间通过数据主线建立跨行业合作，不断增加产品的使用价值，实现价值供给的深度协同。除了实时把握市场趋势，企业通过对数据流的监测，还可以精确地了解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的使用情况，借助数据模型引导要素向效率更高的生产环节集聚。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数据的收集、传递、分析、利用创造了条件，数字技术创新则进一步加强价值供给。以数据主线为连接而形成数字化生态的价值闭环，实现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价值共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价值供给的优化

技术反映了人类在不同情境下以智取胜的能力，其创造的实用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产品开发是工业组织将市场需求和技术可能性结合起来并转化为生产力的核心环节，是技术创新的中心过程(路风，2018)。数字技术的进步性产生对传统工业技术的局部替代效应(13)本文认为数字技术仅仅是提高生产力的“催化剂”，即通过数字化空间克服物理世界对生产活动的时空限制，并不能完全替代工业活动的生产属性，工业仍然是将要素转化为产品的实体根本。，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扩大了厂商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技术溢出带来显著的正外部性，降低商品的交换成本。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使得消费者在既定的无差异曲线下，能够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所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价值供给的总效应为正，如图2所示。

企业只有为消费者持续创造新的价值，才能够赢得市场认可。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行业进入壁垒，企业跨界发展的能力得以增强。随之而来的“跨界颠覆”，营造了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张骁等，2019)。在数据引导要素流通的价值供给网络中，数字化连接促进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竞争焦点转向于通过创新不断提高技术能力。创新与技术进步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内生结果(简泽等，2017)。与产品相比，企业开发产品的资源/能力具有更为深层的影响，基于资源/能力建立的核心竞争力更加难以模仿或替代(Teece，2007)。企业只有掌握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够立足于市场。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企业通过不断完善深度学习模型，实时挖掘数据中抽象的分布式特征，对连接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竞争中，技术本身的优劣并非决定企业成败的唯一因素，支持技术实现商业化的产业生态同样产生重要的影响(Adner and Kapoor，2016)。数字技术创新不仅包括对技术本身的深层建构，而且涉及对商业模式的重构。前者通过技术域之间的组合式创新直接改进生产活动，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后者则在深层次上改变了产业组织内部的商业逻辑，取而代之以共享协同的产业数字化生态。由于每一个生态参与者都对价值供给产生影响，各参与者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任何一方都没有决定全部价值的能力，数字技术创新也意味着生态参与者之间价值供给协同性的增强。

2.产业数字化生态的价值网络闭环

数字经济下，产业组织的基本单位不再是企业，而是企业之间针对消费者使用价值的供给建立合作关系而形成的数字化生态(Adner，2006)。“生态”一词源自生物学领域，指生物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管理学中，“产业生态”被定义为“在业务上相互关联的企业之间形成的分布式集合”(Jacobides et al.，2018)，其目标在于企业之间通过互动以及创新将单独的供给整合为有机的、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产品。处于生态中的企业之间相互依赖，共同进化，共同拓展生态边界。企业获得发展的条件是通过赋能合作伙伴，共同实现生态网络价值最大化。数字技术能够详细地记录每个企业在生态中所作的贡献，确保企业最终能够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价值分配。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建立多重的、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渗透至生产活动的各个领域，突破以往单纯以企业一方为主导的“单核”网络(王凤彬等，2019)。消费者角色发生转变，其对生产活动的深度参与可以通过促进创新能力提升进而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陶晓波等，2019)，并且给予价值供给网络中所有企业实时的反馈。

然而，生态的维持绝不是保持静止，而是要不断打破平衡，再建立新平衡的动态过程.一切都在以不可预知的速度发生变化,也正是在这种失衡状态中孕育出大量的创新。数字技术的组合式创新促进了价值供给的多样性，在技术域之间建立连接是组合式创新的基本前提。企业只有不断地建立新的连接，才能够发现更多的机会。在数字化空间中，数据的实时传递降低了企业之间合作的交易成本。企业在把握新机遇的同时，通过引入新的参与者或者拓展产品的使用价值等方式，以较低的成本对已形成的价值网络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变，逐步建立新生态。这个过程中，消费者对使用价值的诉求决定着生态演化的方向，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共创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3.数字化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主线全面贯穿产业组织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建立起价值网络闭环，培育共生、再生、互生的数字化生态。在数据信息引导下，生产要素向全要素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集聚，加快产业组织内部的优胜劣汰，跨行业、跨地域的合作成为常态，使用价值的供给大幅提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组织的重构较少涉及所有权的变更，而更多地在于经营权的“联合”，即使用权的共享。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削弱了所有权对交易行为的约束，所有权与使用权都将成为价值分配的有力依据。根据产业组织的数字化分工，核心企业要承担产品集成与价值传递的职能，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且致力于提供培育生态所需要的管理、数据、物流等“公共品”。基于对“公共品”所有权以及使用权的数据记录，明晰了主体权利，有助于避免“公地悲剧”(14)“公地悲剧”是指个体为了自身利益，过度使用公共品，最终导致公共品彻底退化或废弃。，强化对核心企业的激励。消费者向价值供给的企业支付相应的费用，辅助企业则在收获价值供给的回报的同时，按照“公共品”使用的记录向核心企业进行付费。

数字化生态中，价值网络闭环的本质在于以价值共创为主要模式，推动产业组织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消费者与企业的价值共创增加使用价值的有效供给，消除无效供给所造成的浪费，为产业组织的创新发展积蓄了新动能。消费者的深度参与为供给端带来深层次的改变，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市场供求的衔接与匹配，表现为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Carbonell and Pujari，2009)、降低新产品开发风险(Moon et al.，2018)，等等。在价值共创的过程中，企业之间通过相互赋能补齐技术短板，凝聚多方力量，有效地缓解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难题，促进产业组织的协调发展。随着企业之间在价值供给方面的整体协同性的增强，要素利用率逐步提高，资源浪费现象得以改善，产品的制造成本与研发成本不断下降，推动产业组织的绿色发展，走出一条可持续性更强的发展路径。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传统组织边界，营造了开放的发展环境，产业生态圈持续扩大，不断有新成员加入，新思想、新技术不断涌现，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生态参与者都能够共享发展机遇，共享创新成果，在赋能其他参与者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如图3所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按照“价值-技术-产业”理论视角提出“产业组织数字化重构”理论模型，回答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传统产业组织结构带来哪些改变，针对有关数字技术发展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问题提出一些观点，旨在揭示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并为中国发展数字技术、制定产业和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对于消费者而言，获取使用价值是购买商品的最终目的。随着消费者对生产过程的深度参与，在供求关系中，消费者的价值需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厂商价值的实现则必须以前者的满足为前提条件。使用价值构成了消费者价值的核心，针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实质供给和实际供给能够更好地匹配消费者的需求。其中，获取稀缺商品以及供给效率反映了商品供给情况，是消费者评估使用价值的两个维度。在使用价值的两个维度下，针对稀缺商品的获取分别延伸出信息和偏好两个子价值，针对商品供给的效率分别延伸出时间和空间两个子价值。

第二，与传统工业技术相比，数字技术在为消费者供给使用价值方面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数字技术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价值流的可视化、推动生产要素的存量调整、机械制造向人机交互的智能升级以及技术创新效率的显著增长。通过在网络空间的虚拟化运作，数字技术的创新效率显著提升。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渐进性、虚拟化、数据化、深层建构性等基本特征。数字技术发展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数字技术域定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动能。一方面，数字技术增强市场主体之间的连接，数字化空间中的所有主体都拥有对数字技术进行开发与优化的权限。利用网络空间中的集群力量，形成规模经济，无疑对推进数字技术升级具有更为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技术域之间的组合式创新增加了要素之间的连接，为创新活动带来机会利基，形成范围经济，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的优化与升级。

第三，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向消费者供给使用价值的效率。技术创新与价值供给共同构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除了对自身性能的深层建构，数字技术创新的深层建构性还体现为对产业组织的重构。在价值供给网络中，消费者、核心企业以及辅助企业之间建立起了数字化连接，逐步形成以使用价值为核心，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基于数字化分工，实现知识共享、技术协同、要素协同的产业生态。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数据的收集、传递、分析、利用创造了条件，数字技术创新则进一步增强价值供给。以数据主线为连接而形成了数字化生态的价值闭环，实现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价值共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本文的三个结论，对推动中国产业组织数字化转型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本着包容审慎的态度，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表现出诸多新的特点，例如线上线下服务整合、数据跨区域共享、远程协作办公等，这也要求政府在监管方式上作出必要调整。在产业发展初期，要秉持包容审慎的原则，给企业成长留足空间。鼓励、引导企业在技术研发及应用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帮助传统产业突破发展瓶颈。打破各类抑制创新的桎梏，构建企业、社会、政府的多方协同、共同治理的监管格局，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针对数据应用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如算法合谋、信息泄露等，修订或者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消费者隐私，提高数据使用的安全性，避免数据的误用、滥用。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对所有权、使用权的数据追踪，明确企业的权、责、利，构建数字化征信体系，提高信用衡量的精准、可靠。

第二，继续强化工业基础，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空间为经济发展带来便利，但是其根基被深深地锚定在物理世界中，ABC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离不开健全完善的工业体系。继续强化工业基础，不断巩固产业基础能力，有助于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在微观层面，互联网为企业之间强化合作提供了技术性支持。传统企业通过“互联网+”的发展路径，逐步实现从传统工业化向数字化工业的转型。这个过程中，工业互联网凭借在计算架构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成为智能制造的“灵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向2019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致贺信中所指出的，“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发展，工业互联网技术不断突破，为各国经济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促进全球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根据《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白皮书(2018-2019)》，2018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市场规模约32.7亿美元，预计2023年将达到138.2亿美元。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激活工业互联网的乘数效应，有助于深入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第三，推出统一的技术标准，积极主导和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数字经济系统中，统一的技术标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然而，标准是在企业之间长期的竞合演化中形成的，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了赢得发展先机、少走弯路，可以由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等组织通过协商，在初期推出一套强制性标准，并且根据后续的发展情况不断加以完善。“一流企业做标准”，技术标准历来是全球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在“标准之争”过程中，中国应该积极主导和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以此推动国际数字技术领域呈现更多的“中国标准”。

第四，重视对消费者的数字教育。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移动支付、3R产业(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业态已经引领世界潮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末全国总人口139538万人，其中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82851万人。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应用场景，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有助于数字企业进一步专业化分工，细分行业不断涌现，使得广大消费者的“数字生活”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一方面“数字鸿沟”犹存，另一方面“数字乱象”丛生。这就要求从需求侧向消费者“赋能”，多管齐下，加强消费者的数字教育，不断提高消费者的数字素养，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