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莹，黄四林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更是我国新时代的重要国家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举世成就，每年减贫高达1300万人以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真脱贫的关键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更新思想观念、提升自主发展的能力与志向。提升贫困家庭儿童自主发展能力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计，更是实现十九大提出的“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根本途径。贫困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具有反复生产和再生产的客观性。以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作为扶贫标准，2020年完成全部脱贫目标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贫困的终结(李小云，许汉泽，2018)。2020年后随着我国农村原发性绝对贫困的消除，农村贫困将会进入一个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届时转型贫困群体和潜在贫困群体将成为扶贫工作的新目标(李小云，许汉泽，2018)。贫困不仅会直接损害儿童的认知能力，甚至还会延续到成人期(Kim et al.，2013；Mani，Mullainathan，Shafir，& Zhao，2013)，使儿童长大后继续陷入贫困，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因此，精准提升与发展贫困儿童的能力，是实现彻底脱贫，真正打破“寒门难出贵子”的宿论的重要基础。然而，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贫困对儿童和青少年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Chen & Cao，2019；Hair，Hanson，Wolfe，& Pollak，2015)，却忽略了儿童对贫困问题本身的看法和体验。作为应对贫困的主体，儿童对自己和他人贫困的认知和信念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认知发展和外在行为表现。贫困观(poverty mindset)是个体看待贫困的一种朴素的内隐观念，是自身与周围环境或他人交互过程中主动构建的有关贫困的观念和认知模式，主要包括对贫困的朴素看法，对贫困和贫困群体的认识，以及对贫困成因的理解 (Heberle & Carter，2015；Ruck，Mistry，& Flanagan，2019)。本研究基于内隐理论的视角，首先总结了儿童贫困观研究作为新领域的重要意义，然后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儿童贫困观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最后提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与教育措施。

一、儿童贫困观研究的重要意义

以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贫困对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贫困观的研究开始聚焦于儿童本身具有的贫困认知和信念对其发展的影响。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凸显了儿童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为贫困研究与干预开拓了新的领域。

(一)贫困观凸显了儿童构建知识的主动性

根据Piaget (1970)的经典发展理论，在认知发展过程中，儿童能够有选择地吸收新的信息，将其融入到现有的结构之中。同样，Kohlberg (1966)在其社会学习中“互动主义”观点也揭示了儿童会受所处环境的影响，但更会根据环境来建构自己的认知与学习。因此，每个儿童都在积极主动地处理与生活的联系，展现了自己的行事方式和风格，即使面对不利处境，也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而是通过与环境和他人的互动，积极主动地构建内在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对于身处贫困的儿童，他们也会主动地去探寻什么是贫困，什么是贫困的原因，并逐步生成独特的贫困认识和观念，进而塑造了相应的行为方式。因此，聚焦于贫困观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儿童在贫困应对过程中的主动性，实现了从过去对外在贫困环境的研究转变到对儿童主动建构信念的探讨，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揭示贫困儿童内在认知和信念的发生与发展过程。

(二)贫困观反映了儿童对贫困的朴素观念并能引领行为

面对贫困，个体会通过建构一种朴素观念来解释当前发生的贫困现象，以便更好更系统地理解这类社会问题(Kornbluh，Pykett，& Flanagan，2019)。这种普通人对现象解释的理论通常被称为常民理论(lay theory)，即人们自己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的方式。对贫困的认识形成贯穿于整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都有体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主流文化和信念为贫困和不平等的通俗理解提供了一定支撑(Flanagan，2013)。大多数关于贫困的研究都集中在个人外部的行为表现上，而这种经验的、内在的心理感知少有研究。贫困对成人和儿童都是一种深刻的心理体验(Heberle & Carter，2015)。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儿童，对贫困的经历和感受也不同于成人，可能被父母保护得很好，感知不到客观金钱的多寡，但他们切实地经历着贫困带来的不良影响，会在成长过程中受到限制，也会对贫困产生自己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和观念能让个体有选择性地组织和编码信息，采用独特的方式来理解生活中的经历，并引领行为(Dweck，2008)。如内隐智力理论认为，持有智力增长观的儿童比固有观的儿童在学业成绩上会有更优异的表现(Dweck，2006)；压力观理论则认为持有积极压力观的个体能更好的应对生活中的消极事件(Crum，Peter，& Shawn，2013)。同样，贫困观作为一种内隐观念，也能影响个体的心理行为发展。将儿童对贫困的主观认知和他们内在的心理感受相结合，考察内在观念对客观行为和学业成就的影响，能更好地理解处于贫困状态中儿童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有利于未来进行更深入的干预。

(三)贫困观拓展了教育扶贫的新思路

贫困观是影响处于不利经济地位的儿童认知与行为最直接和最关键因素。大量研究表明，贫困中的个体会有更大压力或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接着可能会导致经济行为上更多的冒险性决策和短视(Shah，Mullainathan，& Shafir，2012)，或是因贫困问题一直萦绕在大脑中占用过多认知资源导致认知表现更差(Shah，Zhao，Mullainathan，& Shafir，2018)，反过来再次加强了贫困状态。这种“贫困—冒险性决策/短视—贫困”恶性循环回路会导致贫困人口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如果联结关系足够强，人们则难以脱贫(Haushofer & Fehr，2014)。此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持有贫困容易被改变的态度，就更愿意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现状；如果认为贫困问题是结构化的原因，则更愿意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改善这种不平等状况。因此，人们对贫困的态度和归因会影响到国家制定脱贫政策和福利结构等系列重大民生问题的方向与措施(Hakovirta & Kallio，2016)。打破贫困循环和代际传递的关键是针对儿童的贫困观，从内在观念上转变贫困认知与信念，而不仅仅是针对过去研究所关注的外围变量，例如免费午餐、免费书籍等(周洪宇，2016)。

二、贫困观的理论和研究脉络

(一)内隐理论的框架

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是贫困观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框架。内隐理论是个体对自己及其周围世界的朴素看法，其核心假设是个体对某个特质是否可塑的信念，它能影响人们的推理、判断和反应，特别是当个体面对消极事件的时候(Dweck，Chiu，& Hong，1995)。内隐理论是Dweck等人基于Heider (1958)的社会知觉理论和Kelly (1995)的人格理论所提出的，是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现实的个人建构或朴素假设。就像科学模型隐含的假设能指导科学研究结果的解释一样，朴素模型的内隐假设也能够让人更清晰地了解自我和他人信息的处理和理解方式。内隐理论之所以称为“内隐”，是因为它们很少被明确化或直接意识到，而又被称为“理论”，是因为它们像科学理论一样，为预测和判断事件的思想和行为构建了框架。主体通过对现实环境的感知和体验，将这些以“内隐意识”的形式保留下来，形成对事物认知的心理预判基础，并以此作为知识经验框架去指导自己的行为(Levy，Chiu，& Hong，2006)。

前人研究中，常通过考察个体对某个特质的朴素观念，建立他们与社会信息之间的关系，以揭示人们的行为。例如，内隐智力理论(implicit theory of intelligence)是个体对智力本身(即是否可改变)的看法，一般分为智力固存观和智力增长观(Dweck & Leggett，1988)。持有智力固存观的儿童认为智力有不可变、不可控的特质，面对他们容易失败的情境倾向于回避；相反，持有智力增长观的儿童认为智力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善的，并将困难或挑战性任务视为提升他们能力的一种方式，从而有更好的成绩和发展(Romero，Master，Paunesku，Dweck，& Gross，2014；Stipek & Gralinski，1996)。在种族领域，No等人(2008)从种族的理解和反应上提出了本质主义民众种族论(即认为种族反映了不可变的本质)，以及社会建构主义民众种族论(即认为种族是社会建构的、可塑的、随意的)，并发现持后一种观点的个体更容易认同主流文化，且在认知上被其同化。在压力领域，Crum等人(2013)从对压力本身特质的看法提出了压力观(stress mindset)，认为持积极压力观的个体能更好地应对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人们对某种特质的朴素观念直接影响了他们思维方式与行为表现。

基于内隐理论的框架和实证研究，我们将个体对贫困或经济不平等的感知和信念称之为贫困观(poverty mindset)，既包括了对贫困问题的朴素看法，又包括了对贫困和贫困人群的推理和归因。具体来说，贫困和富有在日常生活中是相对的概念，人们的财富状况很少被明确地标示出来。因此，儿童首先要能够识别贫困或富有，并意识到群体间社会阶层存在不同，接着还伴随对不同群体的刻板印象，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对贫困差异的个体做出社会推断，或者发表对他们的看法。贫困观并不是对贫困的评价，也不是贫困应对，而是在看待贫富时的一种思维或观念(mindset)，是自身与周围环境或他人的相互过程中主动构建的有关贫困的观念和认知模式。世界充斥大量复杂且相互矛盾的信息，想要从中筛选出有意义的，个体通常需要简化和组织来理解世界(Gollwitzer，1999)。由于不可能关注环境中的每个细节，在面对信息的时候存在大量的选择性。此时，观念(mindset)作为一种有选择地编码组织信息的心理框架，能使个体采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理解信息并引导人们完成相应的行为或反应(Dweck，2008)。也就是说，儿童通过对贫困的感知、经历来解释贫困现象，从而了解与贫困相关的社会问题，并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正如智力内隐理论和压力观一样，通过成人适当的帮助和引导，儿童将会对贫困和富有形成更全面、积极的认识与观念，从而激发积极的发展观与志向。

(二)贫困观研究的历史脉络

综合已有文献，我们发现有关儿童贫困观的研究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该领域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贫困观研究的萌芽到方法的逐渐多样化。关于儿童对经济不平等看法的最早有研究来自于Leahy (1981，1983)，通过对720名5-18岁未成年人的大规模访谈，考察了不同年龄、不同社会地位个体对贫富的看法。研究者直接让被试对富有和贫穷的人进行描述并区分他们之间的异同(Leahy，1981)，还让他们回答贫困和富有的原因、社会公平和转变这类问题(Leahy，1983)。但这些结果依赖于开放性问答，一些年幼的儿童可能还缺乏表达复杂想法或自发回忆的能力，无法准确测量他们实际认识到的情况。因此在之后的30年间，围绕着贫富归因和贫富推理两大方面，研究者采用了多种方法探讨儿童对贫困的看法以及对穷人富人的态度和知觉。例如，用一些情景化的体验和游戏来询问儿童对贫富的看法(Chafel & Neitzel，2005；Fortier，2006)，通过呈现带有贫富线索物质的图片让儿童推断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Emler & Dickinson，1985；Weinger，1998，2000)，或让儿童直接对贫困和富有的人在运动、成绩、音乐上的可能表现进行评分(Woods，Kurtz-Costes，& Rowley，2005)。

第二阶段是探索贫困观在贫困对儿童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综合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2015年，Heberle和Carte首次提出贫困观能在贫困对儿童社会情绪能力和认知学业能力的不利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认为儿童的信念、态度以及对贫困的看法都会影响早期图式、自我效能感信念、身份及群体认同。例如，当父母非常辛苦的在外打工但是工资微薄仍然无法负担家庭生活时，儿童可能会产生一种消极信念——像我这样的家庭努力工作是没有回报的，进而导致自我效能感降低。在童年中期与其他同伴对比时，他的效能感会进一步减少，就会越来越适应自己努力所带来的回报比优秀的孩子更少的思维模式。总之，用儿童对贫困的信念来解释贫困影响儿童发展的作用机制的研究逐渐开始出现，使得贫困观在贫困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得到了一定认识与挖掘，同时也拓展了贫困研究的领域。

第三阶段是贫困观成为发展学科的新兴主题。2019年，《发展心理学》杂志(DevelopmentalPsychology)刊发了关于“儿童青少年对经济不平等的理解和经历”的专题，呼吁更多研究者将视角转向儿童本身，探讨他们对贫困或经济不平等现象的知觉、经历和推理。在这一系列文章中，研究者们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出发，采用调查、访谈、实验等多种方法，把儿童和青少年定位为行为主体和有能力的行动者，旨在探索和理解他们对贫困的观点和信念。分析这些信念对儿童行为的影响(Kornbluh et al.，2019；Rivenbark et al.，2019)和探索可以进行干预或改变的方案尤其受到重视(Roy，Raver，Masucci，& DeJoseph，2019)。这意味着儿童贫困观不仅是发展心理学的重要主题，更是发展科学的重要课题，呼吁更多的学科和学者从儿童贫困观的角度来研究贫困问题。

三、儿童贫困推理和归因的研究

综合已有文献可以发现，目前有关儿童贫困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推理与归因两个方面，贫困推理主要是揭示儿童是如何识别和看待贫富的，贫困归因是探讨儿童对贫富差异原因的认识。研究者们试图从这两个方面来揭示儿童内在的、朴素的贫困观。

(一)儿童贫困推理的研究

儿童如何能将一个人或某种状态判断为贫困，以及对“贫困”群体有什么样的印象、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等问题，涉及到了对群体概念的理解和推理。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儿童对贫富线索的识别、对贫富个体内在品质的推理和亲社会行为的匹配与判断。

1.对贫富线索的识别

大多数关于儿童如何理解社会的研究都集中在可观察到的特征上。小学甚至学龄前儿童就能根据拥有的物品和外表来识别他人的财富(Ahl，Duong，& Dunham，2019)。随着年龄增长，小学儿童能更准确地通过对外在贫富的描述(如穿着)，推断出其他物品(如房屋)属于哪个人(Baldus & Tribe，1978；Tudor，1971)，而当不使用“富有”“贫困”这种标签，即无需理解这两个概念时，学龄前儿童也能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Horwitz，Shutts，& Olson，2014)。这都清楚地表明，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根据外在线索识别贫困和富有，甚至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贫困时就能进行分类(Ramsey，1991)。正如对不同性别和不同种族的早期认知一样，贫穷和富有作为一种划分群体类别的方式，在儿童尚未完全理解时就已发生。

2.对个体心理品质的推理

del Río和Strasser(2011)发现5岁儿童更倾向于根据贫困线索对个体内在的心理品质进行推理，当外在特征发生变化时，儿童会认为内在因素同样也发生了变化，并且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从外到内的变化是相对稳定的。这种内在品质的推理正是儿童对贫困和富有群体产生的最初刻板印象。研究发现儿童通常对富有的人持有更积极的态度，例如中等收入家庭的儿童对高财富的同龄人印象是勤奋、聪明、有责任心，但认为低财富的同龄人缺乏这些品质(Shutts，Brey，Dornbusch，Slywotzky，& Olson，2016)。Sigelman (2012)给6-14岁的儿童展示了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的故事，让儿童对24个积极和消极特质与这个人的匹配程度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各年龄段的儿童都认为富人能力更强、外表更有吸引力，但社会吸引力并不高。因而尽管对穷人的消极态度更为普遍，但儿童也并不一定总是积极地看待富人。例如，儿童也会把富人描述为专横、傲慢的(Baldus & Tribe，1978)，更容易排斥他人(Burkholder & Killen，2017)，或者表现得更自私(Elenbaas & Killen，2019)，这种推理在年龄较大的儿童(10岁)中更为普遍(Baldus & Tribe，1978)。总的来说，在贫富个体的品质推理上，儿童是相对“客观”的，但其原因和相关内容还有待未来研究继续探索。

3.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推理

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儿童通过贫富线索对个体行为的推断，尤其是亲社会行为。Ahl和Duong(2019)通过实验设计考察了知觉到的贫富线索对儿童预测他人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发现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和印度低收入家庭的儿童都更倾向于认为玩具多(即拥有财产多)的孩子是分享者。为进一步检验这种结果的现实性，有研究将房屋这个代表性较强的区分贫富的线索纳入到实验中(Ahl et al.，2019)。通过给4-5岁和7-8岁的儿童呈现不同富裕程度的房屋图片，让他们对居住在房子里的孩子的亲社会行为(分享玩具)进行预测。发现即使年龄较小的儿童，在识别到“好房子”这个线索时，也会自发地将其与“富有”联系起来，进而推断富有的孩子更有可能分享自己的玩具，这也与富有的刻板印象一致(如富人更加善良、慷慨)。也就是说，不管自身贫穷或富有，他们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推断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财富线索。富有和稀缺这两种不同的财富线索往往预示着个体是否有能力或意愿进行分享，这可能是儿童依据自己的朴素观念进行的推断。

(二)儿童贫困归因的研究

从传统角度出发，早在1974年就有研究者对成年人的贫困原因进行了分类(Feather，1974)：个人的、结构性的、宿命的。个人原因是指贫困反映在个人的日常行为方式中，如错误的选择、不良职业道德；结构性原因是指社会方面的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了贫困，如机会不均等或失业；宿命论是指贫困是一些不可避免的事情造成的结果，如厄运或疾病。目前有关儿童群体的贫困归因研究也沿用了上述框架(Flanagan et al.，2014；Hakovirta & Kallio，2016)，但由于成年人的财富调查问卷并不适用于儿童，且儿童对贫困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看法和理解，因此该类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询问儿童关于贫困的问题，对年龄较小的儿童则进行游戏互动的问答，然后对他们的回答进行编码分析(Hakovirta & Kallio，2016；Heberle，Kaplan-Levy，Neuspiel，& Carter，2018)。

1.不同年龄儿童的归因

5-7岁的儿童认为贫困是一种相对永久的现象，可以识别贫富但难以解释；而年长儿童(11岁后)个人和结构化的归因描述明显增加，他们注意到缺乏工作和培训会导致贫困(Leahy，1981)，且在解释富有的时候，更容易提及结构性归因，或诸如努力工作等个人因素(Halik & Webley，2011)。为解决这些研究横断数据的局限性，Seider等人(2019)对457名九年级低经济地位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进行了4年追踪调查，同样也证明了，青少年相信贫困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性归因倾向越多。这与社会认知研究的发展一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处理抽象概念、思考社会问题以及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些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年纪较小的儿童可能难以理解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即使接受一些相关教学后，他们的归因仍然会更加宿命化而不是结构性(Rashmita S Mistry et al.，2016)，由此可见确定儿童贫困归因发展的关键期和干预方式非常重要。

2.不同社会阶层儿童的归因

除了年龄差异，还有研究者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儿童对不平等现象的理解。大量证据都表明，社会阶层较高家庭的青少年能更清楚地认识导致经济不平等的多种因素。如Emler和Dickinson(1985)发现，不管儿童自己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大多数都认为收入差异是公平的；但中产阶级儿童对不平等有更广泛的理由，即在个体原因之外还会考虑结构性原因；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更可能认为贫困是个体原因，如不愿意努力工作、不善理财等(Crosby & Mistry，2004)。Flanagan等人(2014)通过两个开放性问题分别考察了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对贫困和富有的原因认识，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少年越会认为贫困是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富有是由个人因素导致的。总之，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或贫富家庭的儿童对经济不平等的归因确实存在差异，今后需要系统研究和比较这些差异，并进一步深挖背后的原因。

四、贫困观对儿童行为的影响

在关注儿童贫困观发生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研究开始重视贫困是否会通过差异化的认知影响儿童的行为，如公平分配、认知能力，以及改善贫困观对儿童的影响。

(一)贫困观影响公平分配

深入掌握和研究儿童的贫困观及其与公平意识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动态人际关系、未来社会走向和发展潜在干预方式的重要基础(Kornbluh et al.，2019)。Kornbluh等人(2019)首先采用开放性问答的方式考察了儿童的贫困归因(个人，结构性，或混合的原因)，然后让被试根据故事情境中主人公对金钱的需要和完成任务的努力程度选择帮助谁。结果发现，认为贫困来自结构性原因或混合原因的儿童更倾向于根据需要进行分配，年龄越大的儿童、女生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也倾向于根据需要进行分配。这表明这类儿童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需求很敏感，他们愿意采取措施去改善这种经济差异。同样，Elenbaas (2019)通过实验操控了儿童对经济不平等的差异化认知，利用选择贫困或富有群体去参加学习夏令营的方式，来评估认知对贫富群体公平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儿童知觉到的经济不平等差异越大，越会对仅把夏令营机会留给富人的方式感到不满。当儿童知道贫困的孩子曾经被排斥在这个夏令营之外后，他们对将夏令营机会全都留给贫困儿童的方式给予了更高的正面评价；但得知富有的孩子曾经被排斥后，如果被试家庭收入较高，则对将机会留给富人的评价就相对更积极。可见，儿童知觉到的贫富差异、是否曾经受到排斥、自己所属的身份群体都会影响他的分配行为。

(二)贫困观影响认知能力

贫困观不仅影响了儿童的公平分配，还直接影响到其认知能力。例如，Heberle (2017)采用父母报告和儿童实验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94名4-9岁贫富儿童的贫困刻板印象及认知能力。该研究发现不论贫富，儿童对社会、学术、家庭、个人、就业的刻板印象都比较明显，且刻板印象的数量会随年龄而增长。富有儿童刻板印象数量越多，其外化行为就越少；相反，贫困儿童的刻板印象数量越多，其内外化问题就越多。虽然该研究通过启动贫困刻板印象的方式，考察处于刻板印象威胁条件下贫困和富有儿童在数学任务上的表现，但是并未发现贫困刻板印象对两组儿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刻板威胁的启动让儿童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感受到的是压力而非真实地启动了贫困的消极刻板印象，也可能是由于富有家庭的儿童同样也认为自己的家庭仍有其他“不足”，这些可能性还需未来研究验证。

(三)改善贫困观对儿童的影响

目前，虽然并没有人对贫困观进行直接干预，但有研究者发现可以通过儿童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对贫困的主观态度和自我的积极性等途径来改变贫困观念，从而提升贫困儿童的行为表现。

经常与父母讨论时事的儿童能更全面地看待贫困问题(Flanagan et al.，2014)，并在分配时倾向于做出改善贫富现状的决策((Kornbluh，Pykett，& Flanagan，2019)。基于上述发现，研究者认为让处于经济不利地位的青少年参与讨论社会问题并批判性地分析社会状况，能帮助他们更了解自己，并通过建设性的社会行为改变不公正的社会条件(Roy et al.，2019)。这种针对思维观念的教育或干预来源于巴西教育家Freire (1973)，被称为批判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最近有研究者将其引入到贫困青少年群体中，获得了积极的干预效果。例如，一项基于学校及社会活动的青少年参与项目(youth i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YPAR)，鼓励青少年从自己生活相关的问题出发，了解偏见和歧视，批判性地看待不公平的社会条件，知觉到自己有能力影响社区和社会的变化，并采取行动寻求这种变化，以此促进青少年批判意识的发展 (Diemer，Rapa，Voight，& McWhirter，2016)。同样，Mistry的团队(2016；2017)针对小学儿童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通过与教师问答的方式引发学生对贫富问题的思考，并与学生一起组织活动。例如，阅读一些关于贫困和富有情境描述的文字，用一些拼贴材料表达对贫富词汇的感受的艺术活动，捐赠日常生活用品(如床垫、棉被)的行为活动。该团队研究发现实验课程让学生更倾向于认为贫困是可以改变的，为贫富提供了更多的结构性归因，同时在描述贫困时，会更关注贫困者的心理特征和相关经历。通过对批判意识的干预，能够明显看到儿童对贫困问题看法的变化，以及后续行为的变化。

此外，有研究发现通过对贫困儿童的社会流动信念和自我肯定的干预也能有效地提升他们的认知或行为。社会流动信念和自我肯定都是个体对自己发展或认知的态度和信念，也是贫困观的一种表现或更为具体化的态度。主观社会流动(subjective social mobility)是指个体认为自己未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的可能性，特别是与父母的地位相比(Fischer，2009)。研究通过短暂操纵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学生对社会经济流动信念后，考察其学业任务上的坚持性，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如果持有高流动信念，在学业上会更倾向于坚持(Browman，Destin，Carswell，& Svoboda，2017)。同样，Hall，Zhao和Shafir(2014)在干预贫困儿童的自我肯定(增强自我看法以恢复整体积极自我评价的方式；Steele，1988)以提升他们的积极自我评价与信念之后发现，他们的执行控制、流体智力等都得到明显提升，且更愿意参与福利计划的项目，如领取救济金等。

这些研究结果从侧面上支持了儿童的贫困观是可塑的，通过对批判意识、流动信念、自我肯定三个途径的干预或教育能明显改善贫困儿童的认知或行为，为提升贫困儿童能力提供了重要依据。具体的、适合发展的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点获取能力，同时也能拓宽他们对贫困和富有的看法，让他们更了解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做出减少贫富差异的决定。此外，向上流动的内驱力信念与个体的动机之间关系牢固，有效提升其流动信念，即更相信贫困阶层是可改变的，就能让他们增加自己对学习的参与和努力程度；且当个体有效地减少“不舒适”的自己，正确地看待贫困时，贫困的刻板印象威胁也不再会对他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对于经历贫困刻板印象威胁的人群而言，仅通过回想让自己成功或感到自豪的经历便能消除威胁感，是一种快速有效的干预手段。

五、总结及未来展望

贫困观的研究说明儿童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与环境和他人交流，并构建他们的贫困知识和信念，形成了内在的、直接影响其行为的观念。因此，聚焦于儿童贫困观的教育扶贫应该是我国经济扶贫之后巩固脱贫成效的重要手段与措施之一。

(一)构建基于内隐理论的儿童贫困观理论框架

传统模型以及大量研究认为，不利的经济地位使儿童面临多种与资源和压力相关的风险，这些风险直接影响儿童内外化问题、认知学业能力的发展，同时家庭压力也通过父母教养进一步影响儿童的发展(Bradley & Corwyn，2002；Yoshikawa，Aber，& Beardslee，2012)。很显然，这种理论忽视了作为主体的儿童自身内在心理加工的作用。许多涉及认知、社会和行为结果的研究发现，外在客观的贫困并不能完全解释贫困对儿童的影响。贫困对孩子是一种深刻的心理体验，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贫困的内隐理论。因此，儿童自身对贫困的信念、归因方式、刻板印象以及相关的社会认知过程也许能够解释贫困导致的影响(Heberle & Carter，2015)，虽然这些推测并没有得到完全验证(Heberle，2017)。未来研究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解释功能更强的儿童贫困观理论框架。

综合已有文献，从贫困认知到推理、归因，再映射到行为，我们提出了贫困观研究的一个基础框架(如图1)：以环境中存在的经济不平等为出发点，个体接受到的教育、媒体资讯、同伴讨论都会影响他们对贫困看法，这些看法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得复杂多样，从而塑造了他们的行为表现。处于贫困经济状态下的儿童，其环境资源和家庭财产在短期内发生巨大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但通过改变贫困观念，可以有效地重塑他们面对不利处境时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贫困观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观念(如刻板印象，Heberle，2017)和行为(公平分配，Elenbaas，2019；Kornbluh et al.，2019)的影响上，还没有涉及到个体健康、社会情绪性、认知、决策等儿童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未来可以继续拓展贫困观的内容以及其可能影响到的发展结果。

(二)儿童贫困观的发生与发展机制研究

未来还需要关注贫困观何时产生，如何随时间变化发展，以及在不同群体间的发展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前人受到研究方法限制，较少考察学龄前儿童对贫困的认识。参考儿童性别、种族意识以及有关社会群体类别意识的文献，有理由推测3岁甚至更早儿童就能将社会阶层作为一个类别了(Martin & Ruble，2010；Quintana，2008)，生活在经济多样的社区中的贫困和非贫困儿童，可能比生活在同质社区环境下的儿童更早地意识到社会阶层的区别。因此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对贫困的态度和理解都有待未来继续探索。

此外，探索影响儿童贫困观形成的因素也是未来研究的焦点问题。大众媒体、父母教养、同伴比较、教师引导等都可能是潜在的影响因素。大众传媒是儿童和青少年获取社会知识的三条途径之一(Hatano & Takahashi，2005)，由于媒体对富人的关注远超过穷人(Kendall，2011)，使得儿童对富有比贫困有更多更深入的认识(Flanagan et al.，2014)。此外，家庭和学校作为一个中间系统(Bronfenbrenner，1979)，父母、同学、教师作为儿童最常接触的人群，也会影响儿童的看法。Flanagan等人(2014)发现父母教养与儿童对事物理解的复杂性(比如对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的认识)之间存在积极相关。同时，父母对待贫困的态度和日常表现，不仅可能影响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儿童对这些概念和内容的理解，还可能对非贫困儿童的贫困信念、对贫困的刻板印象产生影响。该研究中还发现了“同班同学效应”，即与那些经常跟家长讨论时事的同学一起上学，会增加青少年对贫富的认识。对儿童来说，同伴之间的讨论和闲聊是获取信息的来源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对周围多样化的世界产生更直观的认识。同样，教师的引导或一些认识贫困的课程也能帮助儿童了解社会经济地位背后的原因和现状(Seider，Rabinowicz，& Gillmor，2011)。

(三)对儿童贫困观的干预

开展有关贫困的研究是为消除贫困提供直接依据，最终都要落实到帮助贫困儿童脱贫的目标上。扶贫的初级阶段主要集中在物质条件的改善方面，但在改善物质条件的同时，应积极关注贫困儿童的贫困观。因为贫困观的改变才是实现彻底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效的根本保证。因此，我国新时代扶贫应该从儿童的观念和认知入手，切实做好“扶智与扶志”。已有研究有关贫困儿童的批判意识、主观社会流动信念、自我肯定等方面成果，为未来研究干预贫困观提供了重要借鉴与依据。潘昆峰、卫京伟和秦博(2019)总结了英国多年实施的儿童期教育干预和政府规划，认为增加贫困儿童的主观流动信念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方式，并提出可以从早期教育投入、实行试点并建立数据库、家庭教育干预、贫困儿童营养干预四个角度来提升贫困儿童的社会流动性。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通过一些较为初步的课程学习，儿童就能把贫困看作是可塑的，并积极帮助贫困家庭开展实物捐赠等扶贫行动(Mistry，Brown，Chow，& Collins，2012；Mistry et al.，2016)。因此有必要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结合不同年龄段儿童发展特点的教材和讨论课程。对年龄较大的贫困儿童，在学校或社区可以进行指导计划，为其提供一些外部的资源和信息以提升他们向上流动的信念；对年龄较小的儿童，由于受到言语表达限制，可以鼓励他们采用艺术的方式(比如绘画、黏土)表达自己的想法，再经过与教师和同伴的讨论后，帮助其更好地了解贫困。在这些干预活动中，建立良好的社会公正理念、发展同理心、与他人进行时事的讨论、真实的参与和体验，都非常重要。除了学校和教师之外，还需要社区、家长各方面的配合，才能让儿童更全面地认识贫困和富有。最后，也需要更多的纵向调查或干预研究，探索在不同的教学环境和学生背景之下，这些课程的作用是否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为未来的教育实践提供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