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月 韩奔宇 符剑花 王 波

海南省海口市妇幼保健院(570203)

子宫颈癌是临床较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危害女性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的重大疾病[1]。子宫颈癌的发生与性生活习惯、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等有着密切联系,早期检查是宫颈癌防治的关键,但目前我国女性宫颈癌筛查率不高,广大妇女参与宫颈癌筛查的积极性低,尤其是农村妇女[2]。为了解海口地区农村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态度及行为状况,分析影响妇女宫颈癌筛查行为的因素,进行了本次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海口地区农村妇女作为调查对象,均来自海口市秀英区美德村、堂善村、博养村和.海口市琼山区：田塘村、排坡村、翰堂村。纳入标准：年龄20～59岁；本地区常住农村居民；有性生活史；精神正常；有正常阅读、理解能力；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自愿配合参与调查。排除标准：有认知障碍者；合并恶性肿瘤者；既往有心、肝、肾、肺等重要脏器疾病者。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调查方法

使用本院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问卷编制严格遵循量表研制流程,由本院医学统计专家、妇科专家组成的量表研制专家小组,在查阅宫颈癌筛查知信行状况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初量表编制。初量表经小范围预调查后,根据调查结果对量表内容进行修订,完成最终调查问卷的制定。量表经专家审核,证实有良好的内容效度,量表经检验,其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0.851,重测信度Pearson相关系数为0.833,问卷信度良好。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社会学资料(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对宫颈癌筛查的了解、宫颈癌筛查对发现宫颈癌病变的意义、定期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性、常用的宫颈癌筛查方法等。宫颈癌筛查认知、态度、行为相关选项回答采用3级评分法,错误计1分,正确计3分,评分越高表明受试者的宫颈癌筛查认知、态度、行为水平越高。由专人负责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使用统一指导语,问卷当场发放及收回,对问卷进行检查,确认无漏填、误填后完成回收。问卷结果录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做统计学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宫颈癌筛查的知、信、行状况

共调查620名。调查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的认知总评分为(72.4±7.6)分,态度的总评分为(80.7±10.2)分,行为的总评分为(61.5±18.7)分。被调查者中,59.8%知道宫颈癌筛查,70.0%认为有必要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76.9%知道宫颈癌筛查可以发现宫颈癌早期病变,仅30.0%知道宫颈癌筛查方法,40.0%知道人乳头状瘤病毒与宫颈癌的发生有关。75.0%表示打算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不愿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的妇女中49.0%表示有男医生在场会觉得尴尬,40.0%表示对妇科检查有明显的生理及心理不适,20.0%表示对筛查结果感到害怕,10.3%表示除非有明显症状,否则不需要接受宫颈癌筛查。有48.1%曾接受过宫颈癌筛查,有51.9%从未接受过宫颈癌筛查。

2.2 调查对象宫颈癌筛查知、信、行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调查对象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家庭月收入者对宫颈癌筛查的知、信、行均有差异(均P<0.05)。见表1。

(接下表)

2.3 调查对象宫颈癌筛查知、信、行多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各项指标(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作为自变量,分别以宫颈癌筛查认知评分、态度评分、行为评分为因变量,对自变量赋值(表2)后进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均是宫颈癌筛查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相比<35岁者,35～44岁、≥45岁者的认知评分更高；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者,大专及以上文化者的认知评分更高。文化程度、月收入是宫颈癌筛查态度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者,大专及以上文化者的态度评分更高；相比家庭月收入<1000元者,月收入3001～5000元者、>5000元者的态度评分更高。年龄、婚姻、文化程度是宫颈癌筛查行为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相比<35岁者,35～44岁、≥45岁者的行为评分更高；相比未婚者,已婚者的行为评分更高；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者,大专及以上文化者的行为评分更高。见表3。

表2 各变量赋值

表3 影响调查对象对宫颈癌筛查知、信、行的多因素分析

(接下表)

2.4 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宫颈癌筛查的认知与态度、认知与行为、态度与行为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r=0.336、0.317、0.169,均P<0.05)。

3 讨论

全球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数约50万,而每年死于宫颈癌妇女近20万[3]。宫颈癌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且可以预防的癌症,提高女性对宫颈癌的认知水平及筛查重视,对降低宫颈癌发病率具有重大意义。

宫颈癌是一种感染性疾病,人乳头瘤病毒是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原因[4]。对子宫颈癌的预防,我国主要采取二级预防措施,宫颈癌筛查是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进行宫颈癌预防的主要手段。对从未接受过宫颈癌筛查的女性而言,提高宫颈癌筛查认知水平,增强筛查意识,有助于提高宫颈癌筛查覆盖率及检出率[5]。流行病学研究显示[6],宫颈病变与经济状况联系密切,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宫颈癌发病率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从国内现有的调查资料来看,相比城市妇女,我国农村妇女的宫颈癌筛查认知水平更低,这主要与农村地区偏远、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有关。本次调查也显示,被调查的农村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72.4±7.6分)、态度(80.7±10.2分)、行为(61.5±18.7分)。与金玉等[7]报道的《随州市城镇女职工宫颈疾病现况调查》相比,本研究调查对象得分偏低。这可能是因为本次调查对象为农村妇女,而前述报道为城市妇女。农村妇女由于所处地区偏远,信息相对闭塞,宫颈癌筛查知识宣传滞后、不到位,再加上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学习能力不足,对宫颈癌筛查知识的认知水平有限,所以反映出宫颈癌筛查的知信行水平总体偏低。在宫颈癌筛查认知方面,知道宫颈癌筛查,认为有必要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知道宫颈癌筛查可以发现宫颈癌早期病变者占比较高,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农村地区宫颈癌筛查的宣传力度有关。但仅有30.0%知道宫颈癌筛查方法,40.0%知道人乳头状瘤病毒与宫颈癌的发生有关。表明农村妇女对宫颈癌病因、筛查方法的认知仍偏低。提示有关部门在宫颈癌知识普及宣传中,应加强宫颈癌病因、筛查方法知识的宣传[8]。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对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认知、行为有影响,婚姻状况对宫颈癌筛查行为有影响,文化程度对宫颈癌筛查认知、态度、行为均有影响,家庭月收入对宫颈癌筛查态度有影响；多因素分析也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均是宫颈癌筛查知、信、行的影响因素。这与多篇文献报道[9-11]结论相符。分析认为：随着女性年龄增加,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和行为评分均有升高,可能是因为年轻女性普遍认为自身状况良好,对生殖健康状况关注较少；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妇科疾病发病率增加,妇女对自身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再加上罹患宫颈癌的患者集中在中年女性,这个年龄段女性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行为水平比年轻女性更高。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女性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态度、行为明显提高,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往往越高,了解各种女性健康知识越多,越能充分认识到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性。家庭月收入对宫颈癌筛查态度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宫颈癌的治疗需要花费大量金钱,家庭收入水平低的女性,往往容易因担心患癌后无力支付治疗费用而拒绝接受筛查。在对被调查者访谈时发现,不少女性认为“别人未做过宫颈癌筛查,所以我也不需要做”,可见周围人群的宫颈癌筛查行为会对妇女态度产生影响,也从侧面反映出宫颈癌筛查尚未引起广大农村妇女的高度重视,宫颈癌筛查存在观望现象。本文相关分析显示,农村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态度、行为两两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对待宫颈癌筛查正确、理性的认知是妇女正确评价、判断宫颈癌筛查的依据,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到妇女对待宫颈癌筛查的态度,而态度又决定行为,只有秉持积极参与宫颈癌筛查的态度,才能最终促使个体接受宫颈癌筛查的行为[12]。因此,提示卫生部门还要进一步加强宫颈癌筛查的公众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地区宫颈癌筛查宣传,以提高农村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水平,强化其主动参与意识,进而提高防癌普查成效。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的农村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态度及行为状况并不理想,家庭收入、文化程度均是影响她们对宫颈癌知、信、行的重要因素,三者相互影响,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宫颈癌筛查知识宣传,以改善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宫颈癌筛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