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能源安全突出表现在石油安全上。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关系着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为了争夺石油的控制权和定价权，曾经发生了多次战争，也因为石油供给中断和价格波动，爆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双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时有进展，时有反复。在这一背景下，保障我国的石油安全成为重要的问题。本文回顾了石油工业的历史，并从历史上围绕石油的争端中汲取智慧，提出了增强我国能源安全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摩擦;能源安全;石油安全

一、 引言

1974年，国际能源署（IEA）成立，并提出了以稳定石油供应和石油价格为核心的能源安全理念，该理念强调能源的供应安全。该理念正如Yergin（1988）所说：“能源安全就是以合理的价格确保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

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研究能源安全战略问题，会议指出：“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于国家的繁荣发展、人民的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随着现代化深入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未来一个时期能源消费还会增长，能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我国能源储量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煤炭丰富，石油、天然气不足。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一直占据最大比重，但是真正威胁能源安全的却是石油。以2016年为例，我国煤炭消费量是38.4亿吨，煤炭进口量是2.5亿吨;石油消费量是5.6亿吨，石油进口量为4.4亿吨，石油的供给主要是靠进口，石油对外依存度很高。所以，要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最重要的是要保障石油的供给安全。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一方面被作为燃料用于运输业和军事，一方面也被作为化工原料，分解和合成各种有机化合物。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在2016年工业（主要是化工）消费石油1.9亿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消费石油2.1亿吨。一旦石油供应出现问题，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将会瘫痪，会严重威胁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

世界石油工业已经发展了160年。1859年8月29日，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德雷克井掀开了世界石油工业的序幕。自此，世界石油工业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859年～1921年，世界石油产量快速增长至1亿吨。1900年，世界石油消费量只有2 000万吨，仅仅过了20年，就突破了1亿吨。在这一时期，人们使用蒸汽机带动的冲击钻来钻井，使用蒸馏的方法来加工原油，通过蒸馏并分离得到这一阶段主要的石油产品——煤油。

1921年～1980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的技术被应用到石油开采和提炼中，大型油田相继被发现，石油在军事和工业上的应用日渐广泛，成为工业的血液、经济的命脉。1930年，世界石油产量达到2亿吨，1940年，接近3亿吨。二战以后，经济和社会的重建增加了对石油的需求，电子信息技术革命进一步提高了石油工程技术水平，在中东地区发现的大型油田增加了石油的供应能力，世界石油工业继续高速增长。1950年，世界石油产量达到5.38亿吨，1960年，达到10.8亿吨，1970年，达到23.2亿吨，1979年，达到32.33亿吨。

1980年至今，世界石油生产在波动中缓慢发展。经过两次石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行战略石油储备，以减少国际油价对经济的影响。欧美等发达国家逐步完成了工业化，开始重视节能减排。美国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进程，将大量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只保留了高端制造和服务业。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石油需求在快速增加，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石油需求迅速增加，并开始大量进口石油。

我国的石油工业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9年，我国的石油年产量仅仅12万吨，几乎没有石油工业。1955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开始在松辽盆地进行地质调查，并于1960年在黑龙江大庆开展了大规模的石油会战，开发了大庆油田。大庆油田是我国第一个大油田，也是迄今我国生产石油最多的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迅速带动了原油产量的急剧增长和炼油化工的发展。1965年，我国原油产量突破1 000万吨，生产石油产品494种，生产汽油、煤油、柴油和润滑油达到617万吨，实现中国油品的自给。我国又先后开发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新油田，原油生产能力不断增长，1978年，我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

改革开放掀起了中国发展的新篇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工业迅速壮大，人民逐渐富足，汽车作为交通工具也走进普通家庭，我国的石油消费量迅速增加。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根据《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升至69.8%，我国的石油消费已经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安全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

2018年3月22日，美国宣布基于“301贸易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扭转对华贸易赤字，这揭开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序幕。截至2019年10月11日，中美經贸高级别磋商已经进行了十三轮，过程反复而曲折，这一贸易谈判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博弈的过程。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科技企业也进行了针对性的制裁，修改了国内法规，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参与美国的高科技领域，甚至限制中国科技企业与美国企业进行合作。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重启对中兴通讯的制裁，美国企业被禁止在未来7年内向中兴通讯销售元器件，这一度使我国的通讯公司中兴通讯频临倒闭。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将中国民营企业华为公司列入贸易特殊名单，要求美国企业不得向华为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出售一切重要的技术、配件，中断了华为与美国企业的合作。之后，美国企业和国际学术组织迅速跟进，切断与华为公司的合作。

美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赤字，发起了对我国的贸易战，然而美国在科技方面也在不断制裁中国企业，可见，双方的摩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在这一背景下，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对于维护经济安全和人民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历史上与石油有关的战争与危机

20世纪60年代，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超过煤炭成为世界第一能源，大约占40%。作为最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原料，石油是现代工业体系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围绕石油，历史上曾多次爆发危机和战争。

1975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报复美国，阿拉伯产油国减少了石油产量，并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这导致石油供给危机，油价也迅速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12美元。这次石油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78年，伊朗爆发革命，并与伊拉克开战，石油产量减少，油价很快从每桶13美元上涨到35美元，这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长达三年的经济滞胀。

1990年8月1日，伊拉克与科威特围绕石油问题的谈判宣告破裂。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很快占领全境，这严重威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石油供给安全。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轰炸伊拉克，海湾战争爆发。通过42天的空袭，多国部队重创了伊拉克，迫使伊拉克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从科威特撤退。西方盟国通过海湾战争确保了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受到威胁的石油供给安全。在此期间，国际油价从14美元上涨至42美元，又一次造成了经济危机。

总结以上与石油有关的危机和战争，石油安全的核心是石油供给，以及油价大幅上涨给石油进口国造成的通货膨胀。

三、 我国在能源安全上取得的成就

为了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我国实施了以下战略：

1.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了提高石油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我国加大了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重点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了更环保的油品标准，引导国内石油企业对炼油厂进行技术改造，生产更加清洁的油品;二是支持引导石油企业以非粮食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生物柴油，增加了能源供给，提高了人民收入;三是制定更高的节能减排标准，引导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在节能减排方面，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合计炼油能耗从90.98千克标油/吨下降到69.75千克标油/吨，降幅达到23.3%，减少了能源消耗630万吨标油。乙烯能耗从809.1千克标油/吨下降到691千克标油/吨，减少能源消耗121.4万吨标油。在节能减排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

2. 加强对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新中国成立以来，石油工业一直把油气资源的勘探作为重点工作。截至2008年，我国用于油气勘探开发的投资约2.15万亿元，占石油工业总投资的59%。截至2016年，我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381亿吨，探明可采储量101亿吨，我国的油气勘探取得了巨大成绩。

3. 发展新能源。我国初步建立了绿色多元的能源供应体系。截至2017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达到6.5亿千瓦，新增装机规模占全球的40%，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核电的在建规模也居世界第一。新能源的发展保护了环境，减少了污染排放，也节省了我国的油气资源，增强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4. 加强与周边国家、油气出口国的能源合作。在油气合作方面，我国积极推进与世界主要产油国的合作，推动油气上下游产业链的深层次合作;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已初步建成了东北、西北、西南和海上四大油气输送管道。其中，中亚天然气管道于2009年建成投产，该管线每年向中国输送300亿立方米天然气;中俄石油管道于2011年投产，该管线每年向中国输送1500万吨石油;中缅油气管道于2013年建成投产，该管线具备每年向中国输送120亿立方米天然气和2 200万吨石油的设计能力。这些合作体现了合作共赢的能源安全观，保障了我国的油气供给，维护了能源安全。我国不断深化与产油国的双边、多边能源合作，扩大中国在国际能源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我国推动建立了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建设计划、中国—阿盟清洁能源中心、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

5. 开展战略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是指政府控制的、用来应对石油危机或严重石油供应中断的储备。在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为了支持埃及和叙利亚，阿拉伯产油国以石油作为武器，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进行石油禁运。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收回原油標价权，并将基准原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提高到每桶10.6美元以上，最高时达到了13美元。原油价格的暴涨给西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对石油危机引发的严重经济衰退，美国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便在石油市场发生剧烈动荡时保护国内市场，在石油供给受到影响时，保障石油供给。

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国家石油储备也开始成为议题。经过分析论证，2003年，中央批准进行国家石油储备。2007年，我国成立了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中心，该中心制定我国的战略能源储备政策，并进行管理。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石油企业也开始建立企业的原油商业储备基地。2009年，中石化镇海岚山储备基地建成，这是中石化第一个大型原油商业储备基地。截至2016年，我国已经建成舟山、舟山扩建、镇海、大连、黄岛、独山子、兰州、天津和黄岛国家石油储备洞共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可以储备原油约3 000万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国家石油储备、地方石油储备和企业石油储备这一多层次的储备体系。

6.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发表了重要演讲，习近平指出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APEC峰会，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的能源合作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2015年3月，为了落实这一倡议，我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这一文件明确了能源合作的内容：一是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维护输油管道、输气管道等运输管道的安全。二是加强在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能源资源勘探方面的开发与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加工转化合作，推动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形成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

四、 政策建议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美在科技领域也出现了摩擦。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社会的主题，合作共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历史上围绕能源，尤其是石油，也曾爆发多次经济危机甚至战争。在这一背景下，保障我國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进一步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然而目前储备的规模还比较小，我国应该进一步扩大储备规模，保障能源安全。目前，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尚不足一个月的石油消费量，一旦出现油价大幅上涨或者供应中断，我国当前的储备难以平抑国内价格，也难以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行。以日本为例，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前，日本已经建立了90天的战略石油储备，但仍难以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平抑国内的石油价格。此后，日本又进一步扩大了战略石油储备规模，2008年，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可以满足155天的消费，在这之后日本保持了大致的储备规模。我国的石油主要依赖进口，2018年，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70%，这一点跟日本的情况很接近。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固然会有一定的成本，但是战略石油储备维护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当前环境下，我国应该进一步增加战略石油储备，增强国家能源安全。

2.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在我国石油的消费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消费占大约2.1亿吨，可见交通运输消耗了我国接近40%的石油。当前，新能源汽车技术正在取得重大突破，国家可以加大对这方面技术创新的经费支持和奖励，引导社会资金从事相关的研发和生产，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随着新能源汽车性能提高和价格降低，新能源汽车将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传统的汽油车将越来越少，我国在交通运输上的石油消费将会大幅减少，这将提高我国的石油安全。

3. 立足国内、开拓海外。我国石油资源储备不足的基本状况很难改变，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的基本状况也很难在短期改变。为此，我国应该立足国内、开拓海外，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一方面，我国要立足国内，继续发挥国内油气资源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加强国内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加大对老油田的技术改造，增产增效。另一方面，要鼓励支持我国的石油公司参与海外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建立多元化的油气进口渠道、运输渠道和基础设施，最大程度的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

4. 完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的市场机制。“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中国未来的能源合作指明了方向，体现了平等互利的原则，也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新时期的重大理论创新。截至2018年8月，我国已经与相关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100多项，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而，这些文件更多的是合作意向，在市场的微观机制方面尚需要加强。能源的跨国合作与开发一般周期很长，投入巨大，企业面临的风险很大。为了推动这些项目落实，需要在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下建立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将为企业的融资、投资、风险分担、退出提供平台，也将极大的推动能源合作的落实。

参考文献：

[1] 王蕾，裴庆冰.能源技术视角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探讨[J].中国能源，2019，（10）：38-43.

[2] 吕江.“一带一路”能源合作（2013-2018）的制度建构：实践创新、现实挑战与中国选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6）：10-19.

[3] 王礼茂，屈秋实，牟初夫，方叶兵，熊琛然.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总体思路与路径选择[J].资源科学，2019，（5）：825-833.

[4] 许勤华，袁淼.“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能源国际合作[J].现代国际关系，2019，（4）：8-14.

[5] Daniel Yergin，Energy Security in the 1990s， Foreign Affairs，Vol.67，Fall 1988：116-119.

作者简介：王光辉（1982-），男，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

收稿日期：2019-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