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依 张丹丹

非凡父母

一位古稀老人，伏在书案上，因患白内障，他的视力严重下降。又因为复视，在写作的时候他盖着一只眼睛，好让另一只眼睛得到休息。他完成了40万字的医学专著——这是一个医学世家孜孜以求的写照。

这位古稀老人叫钟世藩，是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他与妻子廖月琴，为厦门同乡，是一同留学美国的医学专家。廖月琴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钟世藩、廖月琴就是本文主人公钟南山的父亲和母亲。

钟世藩于1901年出生在厦门，因为父母英年早逝，所以他从小在叔叔身边长大，并跟着叔叔在厦门读书。中学毕业以后，因为成绩优异，钟世藩考入了北京协和医學院。那是192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共只招收40名新生，是非常难以考中的。

1932年，钟世藩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之后又取得了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到广州之后，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1949年，他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结束后，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儿科教授兼主任。钟世藩还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委员、《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等职，是广东省政协第四届委员。

钟世藩虽已离世多年，但是每当说起父亲，钟南山所透出的恭顺、敬畏之心，就仿佛父亲还在世间。

钟南山之所以从心底里敬仰他的父亲，不仅因为父亲的名望，更因为父亲崇高的治学精神和医德。

1924年到1932年，钟世藩就读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采取的是淘汰制。一个班40名学生，最后只剩下了8名成绩优异、出类拔萃的学生，其中就有钟世藩。

钟世藩是典型的象牙塔里的精英。这8位同学之中，有后来非常有名的皮肤病专家胡传揆，有在生化学界非常著名的刘士豪。钟世藩，无论医德和才学，都堪称当时我国儿科医学的权威。

钟南山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事，父亲救治病人，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而这样的出诊，与他在医院的工作基本无关。登门求医的，是各个阶层的病人，钟世藩从来都是一视同仁。有的时候晚上吃完饭，一家人正在看书，突然有人来了，急急忙忙请钟世藩去看病。虽然他也会皱一皱眉，但还是照样去给病人看病。而且大多数的病人都给看好了，彻底治愈了，所以病人都非常感激钟世藩。

从钟世藩身上，幼年的钟南山不仅学到了怎样给病人看病，父亲锲而不舍的精神，更是潜移默化，深深影响了钟南山。

1975年，74岁的钟世藩开始撰写《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直到1978年才写完，一共用了三年时间。他坚持要把学术上的东西留给大家，为学术推动做一点贡献。

有时候，钟南山劝父亲：“您的眼睛、身体都不太好，算了吧。”

钟世藩回答说：“不做点工作，让我等死吗？”

钟世藩在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稿费。他只是想写出一点东西，对广大医务人员有帮助。因为有这么一个动力，所以再困难他也要写。

那个时候的图书馆基本上无人造访，但是图书馆的老管理员，每天一大早，就会接待一位前来写作的老人。钟南山回忆此番情景时，眼里隐隐地含着泪花……中山医学院儿科教研组一位姓温的医生被钟世藩感动了，主动提出帮他抄写手稿，使他的心血之作《儿科疾病鉴别诊断》顺利出版。

这部40万字的儿科医学专著，历时3年撰写而成，钟世藩所得的稿费是3000元。他把其中的1500元给了温医生作为酬谢，还拿出1000元给了帮助他查阅资料的人，最后他自己留下了500元。他又将这500元钱全部买了《儿科疾病鉴别诊断》送给别人，所以，3000元的稿费他一分钱都没有为自己留下。

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真正的学者所为。《儿科疾病鉴别诊断》一经发行立刻售罄，随后多次印刷，共发行了几十万册。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出生于1911年，与钟世藩是厦门同乡。廖月琴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级护士学校，学习高级护理专业。

廖月琴毕业后，曾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卫生署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过华南肿瘤医院（现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

1934年，廖月琴从协和医学院高级护校毕业以后，和钟世藩结了婚。她是一位非常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属于很爱帮助人的那种类型。钟南山在稍微记事的时候，常听母亲给他和妹妹讲起过去的事。

在钟南山的记忆里，母亲廖月琴是典型的淑女：她有特别好看的双眼皮，总是面含微笑。她的衣着朴素大方，逢年过节穿的新衣顶多是白底上带一点花。钟南山回忆母亲时说：“她喜欢听我讲话。我讲的时候，她总是仔细地听我讲的内容。她要表达对我的批评或者是建议的时候，常常不会直接说，而是很婉转地对我讲。”

1949年10月，他们全家面临着两种选择。广州解放前夕，广州城已经可以听见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卫生司司长”王祖祥，频繁地出入钟世藩的家，动员钟世藩一家带着广州中央医院的13万美元财产去台湾。

钟世藩毅然决然地回答说：“是中国人就得待在这里，而不是离开。”

广州解放后，钟世藩将广州中央医院留下的13万美元，全部交给了解放军的临时军管会。

当一个人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自己内心的感受时，会面对什么呢？钟家世代经历了诸多磨难，但是钟世藩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爱国之心。他的风范，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人。

钟南山沉浸在回忆中的语调，是惊人的平静，像一个行人，匆匆走过已经熟识的街市。

少年立志

南京，1936年10月20日。这一天是中央医院著名儿科专家钟世藩和他的爱妻廖月琴喜得贵子的日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中央医院平安诞生了。

医院的床榻上，分娩后虚弱的廖月琴，此刻只有欣慰和幸福，因为她的第一胎婴儿、一个男婴，在等待着父亲钟世藩从儿科病房赶来，为他取名。

刚为小病人做完检查的钟世藩，匆匆来到廖月琴和儿子身旁，一把抱起刚刚诞生的小婴儿。钟家两代单传，如今终于有了后继之人，钟世藩喜出望外，虽然身处乱世，以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但是，这个小宝宝给他带来的是勇气和希望。

给这个小小的“不速之客”取个什么名字呢？因为中央医院刚好坐落于南京钟山的南面，钟世藩便按照出生地的位置，顺势给孩子取了“南山”这个名字。钟世藩觉得非常有气势，廖月琴欣然同意。

谁能料想，这个小小的人儿，其生命之途将历经传奇，巍巍如山。

1942年，6岁的小南山开始上小学了，但是这个贪玩和淘气的小鬼，时常搞得钟世藩摇头叹气。每天忙于工作的钟世藩，晚上回到家，还要辅导儿子的功课。可是这个小调皮只能耐着性子听父亲讲上那么一会儿，时间稍微长一点儿，他就会喊“我要尿尿”，然后就溜之大吉了。

读小学的时候，钟南山不好好学习，经常逃学，有的时候还爱溜出去买东西吃。每个月老师都要求学生们交一些钱到学校，作为伙食费，有的时候，钟南山自作主张不交，拿着妈妈给的伙食费去街上买东西吃。

后来有一次，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廖月琴问小南山：“你给学校交了钱之后，伙食费是不是还有剩的啊？”小南山眼珠一转，搪塞母亲说：“你去学校问吧。”结果，廖月琴真的带着他到学校去问。快走到学校门口时，小南山眼看没办法了，不得不对母亲说实话：“饭钱我自己用掉了。”

让小南山想不到的是，廖月琴单独进学校见老师回来以后，并没有太过责备他。但是，廖月琴这样教育他：“你这么做是不诚实的表现。”这时，一向严厉、少言寡语的钟世藩，也只对他说了一句：“你自己再想一想，为什么撒谎？”

在钟南山眼里，父母的教育方式很传统，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因是长子，钟南山就有些“霸道”，为此受过不少皮肉之苦。比如吃饭时，钟南山当仁不让，鸡蛋，他要最大的;吃肉，他要夹最大块的。起初，钟世藩只是皱皱眉头，两次之后再也忍不住，“啪”一声打掉钟南山的筷子，训斥道：“你想一想，别人还吃不吃？”钟南山的脸腾一下就红了，以后再也不那样做了。

六年级时，钟南山发奋读书，告别了贪玩、调皮，学习成绩一下子就像火箭升天，毕业时他顺利考上了私立岭南大学附中。

岭南大学附中对钟南山的很多教育，让他终生难忘。上语文课时，老师提出问题，钟南山总是踊跃回答。这位从北方来的老师，对钟南山的回答很满意。他睿智地说出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人不应该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很小的事情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人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情，与自己的抱负相比也会很小。”老师这番朴实的话语，深深地刻在了少年钟南山的心头。

在岭南大学附中上了3年，钟南山的成绩始终是班里的第一名。初三时因为成绩突出，钟南山直升到高中。

上了高中的钟南山，和优秀的同学们一样，开始着迷地阅读苏联文学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國，苏联文学深深激荡着中国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成了钟南山的座右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该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来自苏联的革命浪漫主义教育，渗入了钟南山的灵魂。

高中毕业考试即将来临，钟南山没日没夜地备战高考。结果，那一年广东共有5个人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医学院，钟南山就是其中的一个。

北京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高。钟南山说：“其实对高考的分数，我并不满意。其他科都还好，但数学好像才考了60分。一共是5个题，我只答对了3个，倒是及格了。”他本来以为考入北京医学院没有希望了，没想到接到了入学通知书，他顺利考上了北医。

到北京！上北医！实现了梦想的钟南山，感到莫大的欣喜，对未来充满憧憬……

进入北医后，钟南山很快发现自己在班里并不突出。他觉得，从全国各地考来的那些同学，水平都比自己高。本来，他认为自己应该算是优秀的，但对比其他同学，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自己实在是相形见绌。

北医是尖子生成群的地方，但是钟南山仍然和上高中时一样不服输：非要追上去不可！

面对差距，他奋起直追，追赶那些在他心目中优秀的人。到了第二年，他就真的成了尖子生。

1956年，钟南山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学校传来喜讯：周恩来总理要接见北京高校的“三好学生”。霎时，整个北京医学院沸腾了。

钟南山所在的年级有将近600人，只有两三名同学能够被选上。钟南山的学习成绩和很多同学差不多，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体育成绩很好，曾在高校运动会上拿过冠军。所以，他幸运地入选，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那个时候，我真开心哪！”回忆起这段往事，钟南山的脸上露出欢喜的笑容。

1958年，念大学三年级的钟南山被抽调到北京市体育集训队训练，准备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面对这突然而来的机遇和挑战，生性不服输的钟南山，为此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每天下午5点半课程结束后，钟南山都坚持在校园里跑步训练。等到日落西山的时候，他才到校门外的合作社买饭吃，因为这个时候，学校的饭堂已经关门了。

到了集训地之后，训练更加艰苦了，但意志坚定的钟南山都一一挺了过来。

离正式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在选拔赛中，一直不懈努力的他竟然没被选上。这意外的打击令他非常失望，几乎丧失了斗志。

然而，300多个日日夜夜挥汗如雨的努力，难道就这样付之东流？

他命令自己：决不能认输！在这关键的时刻，决不能自甘失败！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他再次挑战了自己，最终战胜了自己。

1959年8月，在第一届全运会的预选赛中，钟南山以54秒2的成绩，打破了当时54秒6的男子400米中栏全国纪录。

1960年2月，北京医学院为钟南山在首届全运会期间打破男子400米中栏全国纪录，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30多年过后，1999年，北京医学院评选出6位杰出校友，钟南山便是其中之一。

“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喜欢体育运动呢？因为它能培养人的三种精神：一是竞争精神——一定要力争上游;二是团队精神;三是如何在单位时间里高效率地完成任务。就像跑400米栏，练了一年，成绩才提高3秒，每一秒都是那么宝贵。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来，是极为可贵的。”他在各种场合都重复传授着这一宝贵经验。他也建议身边的同事、朋友，让他们的孩子多接触体育，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与合作能力，这对他们的人生很重要。

夫人是“女篮五号”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然而上天在钟南山的左手放了糖，还在他的右手放了蜜……

1955年对于钟南山来说，真是双喜临门，刚上了人人羡慕的北京医学院，就机缘巧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钟南山的姨婆住在北京，所以他在北京上大学后，就常常去看姨婆。他的姨婆与一位女友相伴，女友是姨婆在教会的姊妹。两人年轻时就在一起，直至晚年一直相伴，是两位终身未婚的老人家。钟南山的姨婆是医生，她教会的姊妹是钢琴师。这位教会姊妹有一个侄女名叫李少芬，与钟南山同龄，是广东花都人。她是在1953年被国家体育队录取为篮球运动员，来到北京的。李少芬也常去看望她的这位老姑婆。

一个是看望姨婆，一个是看望姑婆。钟南山和李少芬这两个年貌相当、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乡遇知己，彼此既惊又喜、情投意合，因此自然而然就热恋在了一起。

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的电影风靡全国，这就是彩色故事片《女篮五号》。电影中描写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篮球队的原型，正是在1952年前后组建的中国女篮，而李少芬就是其中的主力球员之一。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篮球队中的广东籍健将，李少芬的体育人生，有着一段精彩的故事。

刚进国家队时的李少芬和队友们响应周恩来总理及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号召，要通过在体育赛场上的表现，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因为那时苏联是“老大哥”，中国的运动员被派去苏联学习，苏联也相应地派出国家级功勋教练来指导中国运动员。

1954年至1958年间，李少芬和队友们除了留苏学习外，还连续参加了几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直至1958年，中国女篮的竞技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在随国家女篮到各国征战期间，李少芬曾得到法国人的邀请，一家由法国军火商掌控的篮球俱乐部，开出极其诱人的条件吸引她加盟，还许诺带她一边打比赛一边周游世界。尽管是优厚、浪漫的邀请，李少芬还是回绝了，因为她不愿意辜负祖国的期望，更不能让正与自己热恋的钟南山伤心失望。

那是个非常传统的年代。钟南山和李少芬从1955年开始相恋，8年后才成婚。交往期间，他们未越雷池半步。李少芬在国家队总是集中训练和出国比赛，所以，他们相聚的机会非常少，太多的时间是在思念中度过。

1963年12月31日，翘首以待的钟南山终于迎娶了自己的梦中新娘。载誉而归的李少芬，也捧回了在国际赛场夺冠的奖杯。

至此，他们结束了长达8年的朝思暮想，天遂人愿。

两人高高兴兴地手拉着手去拍了结婚照。他们的小家是国家体委安排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放上一张床以及简单的家居用品后，已是满满当当。

婚礼也十分简朴，既没有婚纱也没有礼服。钟南山和李少芬这对新人穿上新买来的衣服，给每一位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剥了一块喜糖。

李少芬婚后又在国家队打了3年篮球，直到离开，她一共在国家队搏杀了13个年头。1966年，本来可以留在国家队当教练的李少芬，执意回到广东，因为养母和公公、婆婆需要人照料。回到广东后，她一直在省队打篮球，直到1973年才退役。退役后的李少芬，曾任广东女篮教练、省体工大队副大队长、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副院长以及中国篮协副主席、广东省篮协副主席。年近80岁时，她仍然在为体育事业做贡献，担任广州市篮协的顾问。

8年蹉跎

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钟南山在政治运动中备受煎熬……

在那动荡的年代，北京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给钟南山安排了一个最革命的工作——烧锅炉。在那个年代，能够正常工作，能直接以自己的劳动为人民服务，都是要有政审资格的。有这种资格的，只能是那些根正苗红、又红又专的工人及贫下中农的子弟。尽管钟南山一心惦记课堂，做梦都在想着当医生，但是，能去烧锅炉，他已经是幸运之人了。

那个年代的锅炉是“八连通”，体积大，用煤量也极大，锅炉工要不停地往炉膛里送煤。炉子的温度特别高，烧锅炉的时候，温度勉强能够忍受，可是每天要清理一次炉膛，把炉膛里已经炼焦了的炉渣，用铁钩子撬出来，那个温度烤得人实在受不了，翻起的炉灰和烟尘，呼呼地往外冒……

钟南山要用斗大的铁锹，一锹一锹地铲起几十斤重的煤，双手握住锹把，往前走十来米，把煤甩进熊熊燃烧的炉膛里去，一干就是一天，几天干下来，钟南山就感到体力透支了。这份革命性的工作，在向他的体能极限发出挑战。

這时，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献血报名，是自愿报名，但那时很少有谁自愿。这是因为营养极度缺乏，即使不献血，很多人的体质都不够强壮，而献血之后，补养身体又无从保证。

钟南山主动要求献了400毫升血。本来按规定，他是可以休息几天的，但是，他白天献完血，晚上还是按时去值班烧锅炉。

他根本没有想到，此时的身体已经不能由他做主了。铁锹攥在手里，他都觉得特别沉重。他铲上第一锹煤，双手就不停地抖，虚汗顺着额头直往下淌。他咬着牙，告诉自己一定要挺住，因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更不能让人看笑话，其实，他跟别人一样爱国啊！然而，虚弱的身体使他无法支撑，不知不觉就昏倒在锅炉前，锹把砸在了他的腰上。还好，一锹煤没能甩进炉膛，否则，炉膛里喷出的火舌，不把他烤个半死，也会灼伤他。

1971年，有件事对钟南山的刺激很大，“刺激很大”的事，是他最终离开了北京。

那一年，北京医学院大力“抓革命、促生产”，开始把在工作中表现好的下派教职工招回来搞教学和科研。这对处于动荡不安中的人们来说，不啻是个好消息。钟南山一直很努力地工作，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他要求回来从事正常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这让工作表现优秀的他彻底掉进了冰窟窿。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他的爱人又遭遇了意外，李少芬在一次比赛中受伤，造成脑震荡，在家养病。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人急需人照顾。当时，爱惜人才的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省体委党委书记侯显堂，前往看望在家中养病的李少芬。他见她家中只有老人和孩子，就问李少芬：“你的爱人呢？”李少芬回答说：“在北京。”侯显堂当即就说：“为什么不叫你爱人回来呢？你们怎么能总是这样两地分居啊？”卧病在床的李少芬喜出望外，感激地连连点头。

部队的调令就是命令。钟南山非常喜爱北京，喜爱已经共事十余年的同事，但留在北京所遭受的痛苦，又使他不再犹豫。头一天发来调函，第二天钟南山就动身了。

想当初，他怀抱着多少喜悦、多少梦想留在了祖国的心脏，想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可如今，不仅理想没有实现，而且囊中羞涩，落得满身创伤。他甚至觉得无颜去见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与妻儿。

从婚后一直到1971年回到广州，整整8年时间，钟南山几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与临床工作沾边儿的事。

35岁，重新开始

初冬的广州，远离政治风暴的南国绿色，是那样地富有生机！满目的青葱，在不觉间悄悄地为钟南山卸下一身沉重。

见到钟南山时，李少芬发愣半晌：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让她年年等、月月盼的爱人南山？她半天说不出话。他真的回来了，真的再也不分开？她仔细端详着丈夫：他至少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又黑又瘦，衣服补丁摞着补丁，已经不能再破旧了;一双大眼睛，那曾让她心旌摇动的眼神，虽满含凄怆，却还透着那股拧劲儿，闪着不屈的光。

钟南山则无限怜惜地望着面前曾经叱咤体坛的爱妻。为了他，为了这个负担沉重的家，她担惊受怕，日夜操劳，虽年纪尚轻，却已是面带沧桑。

已经70岁的钟世藩老先生，这天特别高兴。他一大早就起来，还特意换上整洁的衣服。他站在儿子钟南山面前，像一棵挺立的松树。

晚上，钟世藩和钟南山聊到很晚。钟南山讲了很多他在外面的事，老爷子静静地听着，忽然插了一句話：“你今年多大了？”

钟南山马上回答：“35岁了。”

“哦，都35岁了，真可怕！”说了这句，老人家再没做声。钟南山一个晚上心里不停地在掂这句话的分量。父亲的意思一定是在说，都35岁的人了，还一事无成，只是不好这样责怪他而已。钟南山直到73岁，说起往事，还是不能忘怀父亲当年这说了一半的话的含义。

钟南山总是说，他的医学事业是从35岁才真正开始的。

第四人民医院当时是广州最小、最破的医院。钟南山回广州时，广东省军区领导让他随意挑一个喜欢的单位。钟南山觉得中山医学院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因为他的父亲在那里工作，而且那时钟世藩还是“牛鬼蛇神”，钟南山再到那里，肯定不妥。后来考虑选择广东省人民医院，这也是一家很大、很好的医院，但当时那里正搞医生下乡运动，钟南山和李少芬已经下乡锻炼太多次了，所以不想再下乡。挑来挑去，李少芬随手一指，与家一街之隔的这个占地最小、条件最差的市级医院——第四人民医院，就被选中了。

第一天上班，钟南山沿着一条小巷子，来到了又旧又破的第四人民医院。胸外科的一个主任很希望钟南山到他的科里去，钟南山也正好想搞外科。后来，医院革委会主任孙平说：“钟南山，你这么老了，还搞什么外科啊！”

孙平看过钟南山的履历，钟南山根本没有搞过临床工作，大学只读了3年半，后来又去学了一个生物物理的新专业。原来，钟南山是个对临床工作一窍不通的人。说白了，这样一个人，谁要了都没有用！孙平虽然嘴上留情没直说，可他那表情，让钟南山觉得比直说更令人尴尬。

人来了总要安排工作，钟南山的两个内科朋友就跟孙平讲情：“算了吧，还是让他先去内科门诊，外科肯定不行。”这样，钟南山有幸到了内科。

钟南山来到内科门诊的楼层，面前的一切实在让他心寒：有几把破凳子，医生就坐在那些破凳子上给病人看病。天花板上的吊扇摇摇晃晃地似乎快要掉下来。诊室内外的一切破旧不堪。

钟南山不由得心想，难道我就要在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很破的医院里混下去？30多岁了，还去重新学一个内科？慢慢跟着人家学？不行，我绝不能甘于现状！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一定要改变这里的面貌！

一生都不安于现状，不向困难低头，这是钟南山的个性。

他像初学识字的小学生一样从头开始，每天着了魔一般用功学习。在内科工作了两三个月之后，钟南山就觉得太单调了。因为来来回回都是开一点药，所以他就要求去急诊室。急诊室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刚开始去的时候，他对业务一点都不懂，但是，他想接受这方面的挑战。

去急诊室不到两周，一天，急诊室主任尤素珍叫钟南山出车接病人。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所以尤素珍让钟南山去处理。钟南山到了以后，看见病人的嘴边有血，就做了一般的处理，止血后把病人抬上了救护车。上了救护车之后，到了半路，这个病人又吐血了。当时，钟南山看了一下，血是黑红色的。他给病人补了液之后，就回来了，然后将病人送到结核病科。

尤素珍见到钟南山还夸他说：“好，你干得不错。”

留下这个病人，钟南山就回家了。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他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完成任务，还挺顺利。

第二天一大早，尤素珍就很严肃地找他训话：“你昨天接了一个什么病人？”钟南山说：“接了一个结核病人。”

“你搞错了！你赶快去那边病房，把那个病人接回来。病人在那边继续吐血，不是咳血，是呕血！”

原来，病人是消化道出血，而不是因为结核病咳血！

钟南山急忙将那位病人接到急诊室来。

病人已经很危险了，到了急诊室就大口大口地呕血。手术台上，病人的血压是零。医生直接把血打到病人的主动脉里，让他的血压提高了一点，然后马上开始手术。病人的腹腔被打开了，原来有一根鱼刺扎在了微小动脉上，微小动脉还在出血。因为采取了紧急的处理措施，这个病人脱离了危险。

这件事让钟南山受到了极大刺激，他名义上当了大夫，实际上却连咳血和呕血都分不清楚，这是医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常识。咳血是由气道咳出来的，呕血是由胃肠道呕出来的;而且一看血的颜色就应该知道，呕出来的血一般是黑红色的，咳出来的血是鲜红的。这给了钟南山一个很大的教训，因为没搞过临床工作，他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

从那以后，钟南山虚心求教，跟着帮他救了病人的内科大夫余真，认真学习钻研。余真每处理一个病人，钟南山都用心学，看她是怎么处理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处理。每次跟余真学完以后，钟南山晚上回到家里，继续看资料学习。他把每一个病人的每一次检查说明什么问题、余真为什么要做这个诊断、她用的是什么治疗方案等，都一一记录下来。

就这样，钟南山苦苦学习了三个月，笔记记了厚厚几大本。由于认真，他进步很快，三个月后，他逐渐有了经验。就连当初笑话他的护士长，也欣慰地开玩笑说：“钟医生，你不错啊，现在有主治医生的水平了吧？”

钟南山在急诊室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很快就成了熟手，活儿越干越漂亮。大家逐渐信任和欣赏他了，很多工作都放手让他去做。

事业起步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呼吸疾病研究水平非常落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全国没有一家像样的研究机构。

1971年，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征调治疗呼吸疾病的专家，因为毛泽东主席得了呼吸系统疾病。但是，当时的中国竟然没有这样的专家，而且很多大医院尚没有专业的呼吸科。于是，周总理号召全国医疗系统进行慢性支气管炎群防群治研究。

钟南山就是从那个时候，迈出了他医学生涯辉煌的第一步。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钟南山探究的触角伸向了多种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有关的领域。他对中医的疗法和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钟南山采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并和西医的局部性状治疗结合起来进行，认真地向小组里的老医生侯恕学习。钟南山在侯恕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一种叫“紫花杜鹃”的草药来配合进行中西医治疗。这样的治疗方法真的不错，显著有效率达到了50%以上。

1977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代表团来中国参观，到了广州以后，就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最后来到了钟南山所在的慢支炎小组。

对于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钟南山他们很有心得，所以抓住了这个仔细汇报的机会。讲完之后，专家的评价非常高，广东省卫生厅也高看了第四人民医院一眼：医院虽不大，却卧虎藏龙。于是，广东省卫生厅建议钟南山他们成立一个研究所。

钟南山一生的事业，自此真正有了根基。

钟南山带领他的呼吸科创建小组，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以最短的时间、最扎实的探索，实现了中国具有呼吸科室、具有基础医学研究环境的惊人成就。呼研所的创建，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传奇，因为将“无”变成了“有”，将“一”变成了“万”。

那个时候实在太苦了。钟南山记得，最先是抢救了一个呼吸衰竭的病人。他们买不起国外的呼吸机，国产呼吸机只有天津和鞍山的。那时的国产呼吸机很容易坏，有时候只用了一个钟头就自动停下，不能再用了，就得用手来操作。晚上，钟南山和侯恕、余真三个人轮流值班，钟南山成了修理呼吸机的好手。

病人睡覺的时候，呼吸机为病人送气，送气的声音很均匀，就说明机器是在正常运转。一旦声音突然变化，钟南山就嘭地一下跳起来，赶快去修理。他们就是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抢救病人的。

面对破烂残损的设备、简陋的诊室，钟南山竟然提出惊人的构想：实验室、病房、门诊和一个定点广州市郊的慢支炎医疗基地要实现一条龙。大家呆住了，眼睛却发亮了。渐渐地，他们拥有了现代医院最基础的雏形。那些艰苦卓绝却乐在其中的往事，成为了经典。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从一个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发展成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至2009年11月，它走过了30多年艰辛却辉煌的历程。

爱丁堡岁月

1979年，钟南山被派往英国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进行学习。他们一行16人，属于改革开放以后，被国家派出去深造的留学人员。其中，有搞航空的，是航空学院的院长;有搞数学的;还有搞原子能的。好几个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列车像一条粗黑的铅笔道，从中国的北京以北，向着苏联莫斯科方向延伸。

9天以后，钟南山到达英国。

他们一行16人到达伦敦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去见专家，而是先到伦敦西部的伊林学院学习英语，时间大约是三个月。

心急的钟南山一边学着英语，一边给他的导师——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的大卫·弗兰里教授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这位教授的期待。弗兰里在英国是著名的慢性病专家。钟南山与他从未谋面，但读过他的文章，非常敬仰他。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钟南山还没有收到弗兰里的回信。

这一天，弗兰里终于回信了，钟南山看到的是：“按照我们英国的法律，你们中国医生的资历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到医院进修不能单独诊病，只允许以观察者的身份，看看实验室或看看病房……”钟南山火热的心，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钟南山让自己的情绪沉静下来，冷静地进行分析：英国专家虽然傲慢，但是在学问面前，是绝无种族偏见的。他要把中国医学的优势和实际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不能让洋人这么小看中国人。

他初步拟了一个8000字的讲稿，内容紧紧围绕中国呼吸疾病的特点以及包括中医在内的治疗方法，他还请了当时住在同一宿舍的朱老师为他的讲稿进行指正和修改。朱老师是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的教师。

最后，钟南山采用了一个笨办法：把8000字的内容尽可能地全部背诵下来！他吃饭时背，睡觉时背，上厕所时也背，不错过一分一秒的时间……

一个多月以后，恰好是中国农历大年三十这一天的下午，钟南山的演讲即将开始。

教室里座无虚席。

钟南山带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和讲稿，走上了讲台。他从中国的传统医学讲起，讲中医与西医呼吸医学诊断相同的诊断方法，讲中医是如何观察病人舌象的，讲出了两者相通的理论。他说，当肺源性心脏病患者处于急性发作期，在没有对病人做动脉血气分析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中医的这一诊疗方法：观察病人舌头的颜色，以此判断病人缺氧和酸碱平衡情况。

他还讲解了其他方面，如中国古老的针刺麻醉。这是中国独有的医学瑰宝，在中国长期运用于临床。

钟南山刚一讲完，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留学期间，钟南山从浩瀚的资料中发现，研究一氧化碳对人体血红蛋白的影响，不仅符合自己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方向，也是弗兰里教授期待开展的项目。因此，他夜以继日地钻研，终于完成了对这项实验的设计。

弗兰里教授疑惑地接过钟南山的设计，看过之后握住钟南山的手，连连赞许：“OK，Doctor Zhong.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我支持你！”

这之后，许多烟民一下子成了钟南山的朋友，他们中有留学生，也有中餐店的老板。钟南山寻找他们，是为了让他们作为自己的检测对象，在吸烟的不同浓度下，分析一氧化碳对这些吸烟者的血红蛋白解离曲线的影响。但是，这样做之后，钟南山感到资料比较零散。

需要有个系统的观察，才算有足够的证据啊！怎么办？钟南山想到了一个最可靠的方法：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人体实验——

钟南山一边吸入含有一氧化碳的空气，一边根据吸入的情况不时地抽血实验……当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即相当于连续吸了50至60支香烟！而钟南山是从不接触香烟的。

“太危险了，快停止！”同行们惊呼。

钟南山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这个浓度还未使血红蛋白的解离曲线达到曲线的平衡段。于是，他断然摇头：“请继续进行！”

他继续吸入一氧化碳，直到血红蛋白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了22%。此时，钟南山已是头晕目眩。

实验终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同行被深深地感动了。

后来，钟南山因为此项实验，被邀请在1980年召开的全英医学科学学会上做报告。

中国人在慢性支气管炎方面的研究让英国同行耳目一新，中国人的勇气，也令英国同行刮目相看。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海外游子令人羡慕到什么程度？他们几乎就是“天外来客”的代名词。当时的钟南山，完全有机会留在国外。

但是爱祖国、爱人民，不是口号，而是付诸在实际行动上的。钟南山像一棵屹立在山巅的松柏，深深扎根在祖国的土壤里，任电闪雷鸣、风吹雨打，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丝毫不动摇。

1981年11月18日，这是钟南山结束在英国两年零一个月的进修，即将从伦敦飞回祖国的日子。此时，他刚刚度过45岁的生日。

美丽的爱丁堡满含挽留之意。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的同行，从专家到医务人员，一一与他道别。钟南山深情地谢绝了弗兰里教授和爱丁堡大学的挽留。這位曾经对钟南山失望过的弗兰里教授，在短短两年之后，就对钟南山赞叹不已，视其为难得的合作伙伴和最可信赖的朋友。

钟南山回国的心情格外迫切，他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把自己的成绩告诉祖国母亲！他取得了对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的杂志上发表;英国伦敦大学附属圣·巴弗勒姆医院和墨西哥国际变态反应学会分别授予钟南山“荣誉学者”和“荣誉会员”的称号。

归国的行囊，装满了沉甸甸的感慨。中国驻英大使馆交给钟南山一封信，是他的导师弗兰里教授写来的！弗兰里在信中这样写道：“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见过一位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

当选院士

钟南山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医学研究领域，逐步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在80年代末，他通过创制的气道反应测定法和流行病学调查，首次在国际上证实并完善了隐匿性哮喘概念。再比如，他阐明了肺内一氧化氮和内皮素平衡失调，以及多种原癌基因表达异常，在缺氧性肺动脉高压形成中的作用;在他的指导下，他的研究生创制了运动膈肌功能测定法;首次证实即使是早、中期的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有60%存在蛋白能量营养不良，并制定了补充其基础耗能的校正公式，研制出适合国人的营养素“优特利生”;在医疗上将各类型呼吸衰竭的抢救成功率，提高到85%以上。

正因为取得了这些成果，钟南山被聘为撰写联合国《全球哮喘防治战略》的中国代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并于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在防治特别是抗击非典时胸有成竹的钟南山。

1994年，组织上安排钟南山申报过一次中国工程院院士，没有通过。当时，他压根就没抱什么希望。

1995年，钟南山又被动员了三次，希望他能够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诚恳地说，自己差得太远了，根本不够格。

钟南山认为，选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都是年事很高的，有很多成就的。而自己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不多，只有一个三等奖，对他本人来说，当选院士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申报表还是要填的，这是组织的安排。

有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叫侯云德，一直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病毒所任职。当时，他是中国工程院医学卫生工程学部主任、评选院士的组长。有一天，他打电话到广州医学院问：“钟南山这个人怎么样？他的学术水平还有人品怎么样？”侯云德分别找了两位老教授，这两位老教授平时在广州医学院讲话都是不留情的、很厉害的。

其中一位教授回答说：“你问我这个钟南山，我觉得他不错啊，工作不错，对我们这些老教授也是不错的。”结果，侯云德就更认定钟南山这个“年轻人”了。

钟南山高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大家请钟南山发言，他并没有说自己如何欣喜或者自豪，而是讲了一个观点：“我们学校很小，水平也不高，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院校，但是我们这么小的院校也可以出院士。”

钟南山想说明的是，“人最重要的是承认落后，因为承认落后并不是坏事，是为了不甘落后。不要以为自己的条件差就不行，要自己创造条件”。

他说：“在我的一生里，这恐怕是一直占据中心的主导思想。”

非典袭来

非典——SARS，2012年12月出现于广东。它来势汹汹，难以医治。身为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医学院士的钟南山，此时深感责任重大与不安：用什么办法挽救病人？病人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中国首例报告的SARS病人，即非典病人，也是全球首例，他是广东人黄杏初。2002年12月15日下午，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当班医生叶钧强诊断其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

两天后，河源市人民医院再次收到一位症状相同的患者郭仕程。这两位病人都是在外地患病后返回到河源老家的。在用了各种退热方法及抗生素治疗后，两位患者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

病情紧急！叶钧强亲自把黄杏初送往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12月22日，他又把郭仕程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很快，叶钧强这位最初接触非典病人的医生与河源市人民医院的其他6名医护人员，出现了与患者相类似的症状。

郭仕程从河源转到呼研所时情况“特殊”，不仅持续高热、干咳，而且肺部经X光透视呈现了“白肺”：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均不见效。

不寻常！

钟南山和他的助手肖正伦、陈荣昌等人做出这样的判断：这种肺病的毒性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仅来势凶猛，而且难以治疗。

作为诊治呼吸疾病的专家，他意识到了这个肺病严重的毒性程度——“它阴森森地扑面而来，让人如同身着单衫，伫立严寒”。

在医生们为这非同一般的病例寻找救治方案时，广东省内各地接连出现相同的病例，而且陆续有同样症状的病人被送到呼研所和广州市内的各大医院来，病情发展迅猛，在社会上引起了恐慌。春节一过，很多人在手机上转发着这条短信：广东出现怪病！

流传最凶的说法是：从顺德、中山传进广州一种怪病，潜伏期很短，一天就发病，很快就呼吸衰竭，无药可治，多名病人死亡。不仅如此，这种病传染的烈度极强，不管是谁，一旦和病人同乘一辆公交车，甚至和病人打一个照面，就有可能被传染。更为恐怖的说法是：十几名被传染的医护人员，上午得病，下午透视，肺上就全是白点，晚上抢救便已无效。总之，各路说法被传得有板有眼。

不多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病人越来越多，病情控制不住，呈现出家庭聚集性和医院聚集性传染。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广州市胸科医院等多家医院，收治的病人越来越多。

广东第一批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如中山二院，在毫无防范意识之下，很多医护人员被传染;中山三院，也出现了类似的内部人员感染，让人措手不及。

2003年1月21日晚，钟南山赶到中山，会同广东省卫生厅派出的专家组，对中山出现的这些病人进行会诊和抢救。第二天，专家们起草了《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将多日以来困扰着人们的“怪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

到2003年2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将发源于中国的非典，命名为“SARS”。

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大量的而且是大剂量的抗生素被用于緊急治疗。然而，这样的治疗，一直无效！

从2002年12月下旬医院陆陆续续接收病人，医生和护士就出现了感染，对重症疾病的治疗也成了问题。是继续用抗生素，还是改用皮质激素，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内部产生了争议。

因为皮质激素会破坏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从学术角度来讲，很多人都反对采用这种治疗方法。但是，不及时使用皮质激素，病人的感染中毒症状会进一步加重，缺氧也将更加严重……

是用抗生素，还是用皮质激素？对病人的救治手段一时难以统一。

之后，这一争执，随着非典疫情的蔓延而扩大，上升到整个学术界。当时凡是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从医院到科室都会出现这样的争议。

对于医生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要挽救病人的生命，他们急需一个可以遵循的主流声音。这时，每天奋战在一线的钟南山，以自己的威信，形成了对一个群体的影响力。

有着丰富一线临床经验的钟南山，最直接的判断是：这不是普通的肺部细菌感染。所以，他始终不同意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治疗，特别是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他主张根据病情的具体情况配合用药。

钟南山及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于病情发展很快的病人，首先要进行面罩无创通气，一是使病人得到充分的供氧，二是在早期避免肺泡萎缩及硬变;同时，对危重病人给予小剂量皮质激素，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再通过支持疗法，使病人度过疾病危重期。

在钟南山的指挥下，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逐步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案，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这套方案后来被多家医院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同时，在钟南山的主持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也很快出台。

“把重病人都送到

我这里来”

2003年3月初，是非典最严酷的时段，也是最为岑寂的日子。不知去路有多远，不知归路为何处。

广州6家专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已不堪重负，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倒下去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2003年3月17日，广东全省累计报告的非典病例在这一天首次突破1000例。

呼研所，一个坚固的阵地，倔强峥嵘，先后共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整个广东省，抗击非典的医务人员紧缺。

一线在告急！

各大医院在告急！

“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在危难之际，钟南山果决的声音，像攻城的大炮，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开辟了通道。

这句事后被无数家媒体，尤其是主流、权威媒体迅速传播的豪言壮语，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

在当时那般危急的情形之下，钟南山只为铁肩以担。

呼研所的医生和护士抽出人手，到各医院去把非典病人接来。

如果只有两个女医生时，抬担架是非常吃力的。男司机往往帮助一起抬，但是在上担架之前，三个人抬仍然很艰难，因为不是只抬病人，还有随着病人移动的救护仪器、针剂。

钟南山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幕：

“那个时候的感觉，看到自己的骨干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非常难受，又觉得现在真正的办法也不多，还要继续抢救病人。”

当重病人被抬过来的时候，他们的手硬邦邦的，神志不清，脑神经也出现了问题，一下子也無从判断他们是否被真菌侵犯了大脑，或者是不是由非典引起了脑部的病变。

必须赶快给这样的重病人脱去身上的衣服，但是衣服已经脱不下来了，病人的四肢都不能打弯儿了。最后，他们只好把病人的衣服剪掉。

“中山二院过来的病人，病情挺重的，终于醒了;中山三院过来的那个病人，病情也挺重的，也醒了……”

梁合东被转进呼研所时，肺已经是硬的了。食水不能进，也不能入睡。有气进、没气出。他觉得自己就要到另一个世界了。

梁合东说，他当时知道钟南山是一位名医，非典之前就经常看到媒体对他的宣传，知道他是一位院士。梁合东在重症监护治疗病房一共住了20天，白天、晚上睡觉醒来以后，都好像看见他敬重的钟院士就在眼前。“钟院士一定有办法救我的！”这是他生存的信念！

“他们都戴着很大的口罩，后来听说口罩是三层的，一层不行，要三层。再后来，有了防护镜，还戴了帽子。”梁合东说，“尽管他们捂得这么严实，我觉得自己还是认得出哪个是钟院士，这个应该就叫作心灵感应吧。”

话到此处，梁合东用一只宽厚的大手轻抚一下自己的胸膛：“他一走过来，我就认出来了。有一次，因为病情的折磨，我很狂躁，现在我自己都还想得起来当时的情形。我当时就是出现了幻觉，暴躁不已，感觉有人在害我。所以，我把身上的管子全部拔掉了，那时浑身都是管子，包括输血、测血压等管子，然后就大叫。我后来听医生说，我的身体异常虚弱，激素用多了以后，就出现了狂躁。我夫人告诉我，当时因为我很狂躁，把整个ICU病房的人都惊动起来了。”

梁合东说：“谁都压不住我，因为我要甩开他们，邪劲特别大，五六个人都不行。

“后来，他来了。我的意识并没有完全丧失，我认准不会错的！钟院士又出现在我的身边，把我压住。我感觉，他其实并没有用太大的力气，可是我竟然一下子就安静了。”

“钟院士问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知道，你是钟院士。”梁合东深情地沉浸于往事之中。

“他按住我的身体说：‘那好，你知道我是谁，那你就要躺下来。”梁合东说，“然后，我竟然平静了，开始接受打针了。”

清醒以后的梁合东，被转到普通病房：“钟院士跟我说过，我是他所有非典病人中病情第二严重的。我真是很荣幸听到他这样说，也实在是非常幸运。”

2008年，《南方都市报》为改革开放30年新闻人物颁奖，报社请梁合东做嘉宾，为获奖的钟南山颁奖。大病痊愈5年之后，梁合东能见到他心目中的抗非典英雄——钟南山院士，是多么荣幸！颁奖大会上匆匆一见，多少话语积在心头，梁合东却没有来得及对钟南山说。他想再握一握钟院士的手，向他道一声辛苦，说一声珍重。

铁汉倒下

在连续抢救非典病人奋战了一个多月后，钟南山病倒了。他感觉自己的双腿、双脚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好像灌了铅，怎么也拖不动步子，已不是那个快步如飞的钟南山了。

随后，他发起了高烧，接着就开始咳嗽。他马上拍了X光片，左肺出现了炎症。

钟南山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停止工作。

钟南山如果住在自己所在的医院进行治疗，是最理想的。这里是治疗呼吸疾病的权威医院，有很多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他们都会细心地照顾他。但是，他不想这样。在这样的时候，他不能多为自己想——尤其是他不能躺在自己的呼吸疾病研究所。那样，对整个抗击非典的工作，影响就太坏了。大家的士气会受挫，对病人的影响也会很大。“怎么，连专家都倒下了？”病人会丧失战胜病魔的信心，他怕传到社会上去，影响稳定。

于是，他拨通了儿子钟惟德的电话：“爸爸要回家去养病。”

钟南山带着病走进家门，爱人李少芬最直接的反应不是自己会不会被传染。她对钟南山又怜又惜又疼，却不敢对钟南山多说半句，怕增加他的精神负担。

她的眼神明净而温暖，就像平时一样亲切地走近钟南山，如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钟南山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

在家里吊了5天针之后，他决定去复查一下。复查之后，查看胸片，他惊喜不已：肺炎的阴影没有了！5天的吊针，全部用的是普通的抗生素。钟南山心中有底了，他的病，不是非典。

一场大病，使钟南山的身体虚弱不堪：“我觉得非常疲惫，就像搬一座大山。”不得已，他又在家里修养了3天，然后拖着乏力的身子，往呼研所去，因为那里是战场。他的心，牵挂着他的呼研所，担忧着病人的安危。

走进办公区的楼道，他尽量让自己显得没事，没有“大病了一场”的感觉。他习惯性地用手向脑后梳理了一下头发，尽量像平时一样步伐有力、面带笑容。知情的部下见了他，既惊又喜，他们克制着眼泪说：“所长来上班了！”8天后，出现在部下面前的他，整整瘦了一圈。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领导如此憔悴，但是钟南山脸上的神情，显得很有力量。绝大多数同事不知道他得了肺炎，只知道他因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没有上班。

“所长来上班了！”整个呼研所医务人员的心，安稳了。钟南山又开始了他繁忙的工作。

在钟南山生病到病愈后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电视观众、普通百姓，那些在艰难时期习惯“听钟南山都在怎么说”的人们，突然在电视和其他媒体上找不到他了。就连媒体的记者，也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天，都没看到钟南山的影子。

钟南山呵呵一笑：“我不过是有点儿不舒服，现在不是出来了吗？”

2003年2月11日，为了安抚民心，钟南山受命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面对媒体，讲解非典的发生和病人的发病情况。这次，钟南山为了国家，讲出了自己必须负责任的一句话。

他以自己院士的声誉做担保，告诉大家：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皮质激素之争

“你认识钟南山？那好，你问问他，非典期间，是他说的非用激素不可。这么多人都股骨头坏死了，他倒成了英雄，他忍心吗？”

说这话的是北京某大医院的一位医生。她的同事因为参加非典病人的抢救，被重度感染，所以用了皮质激素，后来股骨头坏死，从此靠轮椅生活。

事实上，这如同将一个屎盆，扣在了钟南山的头上。这个事实有澄清的必要。

激素是有副作用的，但为什么还要用激素？不管它是常識，还是在喉的骨鲠，缘由必须明确，因为那是一份对于良知与公正的交代。没错，当大剂量、高倍数的抗生素在临床上被宣告无效，钟南山和广东省所有的专家，就开始面对空前的难题。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肺炎，不是一般的感染，疫情带来的病例数每天都在攀升。的确，是钟南山和与他意见一致的专家在这时提出必须用皮质激素，控制病情，保护病人。

激素所起的作用是减轻肺损伤。由于非典造成的损伤首先是一个异常的肺部免疫炎症过程，使用激素治疗是为了减轻这种免疫炎症，减少肺损伤。但过量地使用皮质激素容易引起继发感染和骨代谢损害，所以，使用它要讲究技巧。换而言之，使用皮质激素，要选择合适病人、合适时间、合适剂量，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非典时期，很多病人一经发现，就已经处于危重状态：肺组织变硬，不能自主呼吸，需要医生立即为病人通气。但是，在使用气管插管进行人工通气时，随着病变的演进，肺部会继续发展为纤维化，低氧血症会进一步恶化。使用激素之后，病人肺部的这种损伤就会被抑制，再通过免疫调节的过程和辅助的治疗措施，可以使病人的肺部逐渐恢复正常。

广东省是最早发现非典病情的，所以在临床治疗中最早使用皮质激素。尽管当时有一段时间，对使用抗生素还是使用皮质激素的争论比较激烈，但广东的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还是坚持使用了皮质激素。

广东使用皮质激素治疗非典患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被救治的病人中，出现股骨头坏死的，仅为2.6%，在全世界是最低的……

2003年1月下旬，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吴华医生被非典病人感染了。4天后，吴华作为病人开始住院。她立即被注射了大剂量的抗生素，但是，无济于事，高烧照样不退。这就再次证明：以往的常规抗生素治疗无效。

这时，吴华自己要求使用皮质激素，却不获准，为她治疗的医生坚持继续使用抗生素。

值班医生不给她用皮质激素，她就叫主管医生来开药。主管医生的态度很迟疑，说是要请示，还要观察。她于是央求着说：“你们不给我用皮质激素，我就会死的，一点儿胃口都没有，人累得不得了。”

“那时，我基本上一个星期都没有吃东西，一碗稀饭吃两三口就吃不下了，你说怎么能有力气呢？”吴华回忆道。

2003年1月31日，农历除夕。这一天，吴华的要求终于得到了特许，她非常高兴。上午用了皮质激素，到了下午，人就感觉舒服了，不再那么憋气了，还能跟着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唱歌。

“医生见我用了皮质激素，效果不错，就放心了，继续用。”

吴华已经不能确切地记得那时医生开了多少激素给她，她说好像是30毫克，有很多片。她偷偷地把它们装起来，开始几天，每天吃4片，后来则改为每天吃3片。

别的非典病人用了皮质激素后变得胖胖的，吴华却瘦了。钟南山去查房，纳闷儿地问她到底有没有吃皮质激素。她说：“我不敢骗您。我一开始是每天吃4片，吃了3天就改成每天3片了。我觉得自己很好，没问题呀！”

后来，吴华告诉钟南山，她确实恢复得很好，一点儿气急的感觉都没有，走路快步如飞都没有问题。

“皮质激素是有副作用的，给病人用，要按不同的体质分别对待，掌握一定的量和不断调整、控制用量，才能将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吴华说，“只有在激素用量不合适的情况下，副作用才会产生。”

吴华说，广东的非典病人之所以绝少出现股骨头坏死，毫无疑问是严格控制了激素用量的结果，是得益于广东有钟南山这样的呼吸疾病的专家。此外，有呼研所这样的专科医院，它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是技术力量深厚的医院加研究机构。

广东的抗击非典战役，之所以能够夺取最后的胜利，有两大“利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钟南山始终叮嘱医务人员根据病人的病情，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剂量，科学、合理地使用皮质激素，这就有效避免了更多的伤亡;另外一项就是在火线创造了“无创通气法”，运用这一方法，减少了病人的痛苦和死亡率，避免了更为严重的继发性感染。

以上措施，由广东省卫生厅于2003年3月9日以《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文件形式，下发广东各地市与省直、部署医疗单位。这是钟南山以及广东专家组对抗击非典所做的重要贡献。

英雄凯旋

有的人很少流泪，那个时候却会泪流满面;

有的人很少动心，那个时候却会怦然心动。

在那充满疑虑、充满期待的日子，

有一个人让我们踏实，让我们感动。

这是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主持人敬一丹的开场白。

片刻空旷、令人期待的领奖台上，英雄来了，他向观众深深鞠躬。观众目力所及的舞台不过10米，但是，每一步对于钟南山来说，饱含着多少艰辛与困苦、多少承载不动的欣慰！他将一只手臂扬起，向台下的观众欢呼示意，他的神态亲切、平和。

央视“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给予了钟南山这样的颁奖词——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他冷静、无畏。他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对灾难。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出他的人生准则和职业操守。他以令人景仰的学术勇气、高尚的医德和深入的科学探索，给予了人们战胜疫情的力量。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取得的是一场真实的胜利，是盛况空前的洗礼。

面对非典这个人们并不熟悉的病毒，无论是天降大任的中流砥柱，还是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勇敢地站在最前线，并不因为怕感染就从阵地上撤退。

“这个是我们的本行，是我们本身的职责。”历史作证，这是钟南山的由衷之言。

经历了阵痛之后，中国，安全地度过了2004年的春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初一场猝不及防的新冠肺炎袭击了中国武汉，乃至全球。钟南山再次出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1月，人们即将迎来春节假期，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武汉暴发。随着春运的到来，疫情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1月23日，大年三十前一天，武汉“封城”。不久，紧挨武汉的黄冈“封城”，远在千里之外的温州乐清市、瑞安市、永嘉县也相继“封城”……庚子大年，烟花爆竹沉默不响，大江南北一片寂静。人们关在家里，不再相聚相庆，不再串门拜年，喜庆之气被疫情冲得踪迹全无。大大小小的城市街道静悄悄，人影难觅。

在这个超长的、闷守在家里的春节假期，每个人都经历了慌乱、紧张、惶恐、惊疑甚至沮丧的心路历程。而年近84岁的钟南山，如同定海神针，给慌乱中的人们以镇定和希望。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到的：中国人一直都是幸运的，他们总是被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这一次，钟南山和17年前一样，还是最勇敢的人之一。

最实际的告诫

自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每天新增的病例数不断刷新，人们有很多问题希望钟南山给予解答。1月28日，媒体采访钟南山的一段9分钟视频引发刷屏，钟南山在视频中集中回应了很多群众关切的问题。

彼时，全国已有31个省级行政区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力应对自武汉蔓延的疫情。人们最大的疑问是：疫情在全国范围内暴发了吗？这一答案关乎每个人的安全，关乎我们当下的生活，关乎接下来几个月的经济与就业。猜测和疑虑让人惴惴不安。钟南山以可靠的事实依据告诉我们，还是局部大暴发。“全国防控措施启动很快，抓住了两个要害，一是发现早，二是早隔离，这是现在最原始最有效的办法。我们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措施，但病例数还在增加，从1月20日前后200多例到目前（1月28日）4000多例。它是什么态势？是全国大暴发、全国的多点暴发，还是局部大暴发？我的看法是局部大暴发。除了武汉以外，广东病例数居全国第二位，207例，我不太同意这是一个全国多点大暴发，现在还是一个局部大暴发的态势。”

这一判断就像一颗定心丸，全國各地乃至全球华人将物资源源不断地寄往武汉，从中央到地方到部队都抽调出骨干医疗队伍驰援武汉。控制住武汉的疫情，这是一场关键的阻击战。

钟南山也提醒人们，自1月28日起，之后的7到10天，是疫情防控最为关键的时期，如无必要的话，不要到处走动;一旦发热，尽早去医院，不要抱侥幸心理。当天，很多省份尚未出台延长春节假期的政策，仍有不少人需要返程。如何避免返程高峰带来的疫情暴发，如何做好自我防护，万一发热到底去不去医院，这都是大家急于得到答案的问题。钟南山告诉人们：“返程春运涉及千万人数回流。但我不觉得返程春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完春节，如果延长几天假期，就超过14天了，如果感染了病毒的话，病就有了，在当地治疗了，没感染也就没有了。”“公共卫生事件，包括过去的鼠疫、流感、埃博拉也是这样，都存在不注意的情况下互相传染的问题。现在我们启动了一级响应，目的就是减少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家里、外出都戴口罩，尽量减少传染的机会，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对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到处走动，特别是武汉这一带，要非常严格地执行，这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发烧的症状一定要去看，看发热门诊，不要抱侥幸心理，不要在家等，等下去如果真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可能有20%的几率发展为重症。这样的情况下，失去救治机会就来不及了。”

钟南山将这次疫情和17年前的非典做了比较。2003年，非典疫情持续了五六个月，这一次，他认为不会持续那么久。“早发现，早隔离，这两条做到了，我们就有足够的信心防止疫情大暴发或者重新大暴发。”

2月2日，当最新研究发现粪便中也可能存在活的新型冠状病毒时，人们再次感到了紧张。钟南山又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通过粪口传播，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在患者的粪便里发现了病毒，但粪便里带的病毒有多少，粪便是否传染病毒，还需要一步步调查。在湖北、江西的一些地方，确实有使用便桶的习惯，还放在鱼塘里洗，这些要引起防控部门的注意。”

“肯定人传人”

钟南山不是一个喜欢出现在媒体上的人。《环球人物》记者在与他的几次接触中，都察觉到他身上有种异乎常人的紧迫感。他觉得年龄渐长，时不我待，还有大量的科研工作、病人需要他，他的一分一秒都太宝贵了。但是，社会责任也是一个医者的担当。这一次，在国家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再一次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最早在镜头前对人们提出警告：肯定人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