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民族突发事件中，政府或媒体等修辞主体，都希望通过运用话语和象征这种“和平的修辞模式”，化解矛盾、引导网络舆情、建构形象、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这已经成为处理民族突发事件的有效手段。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要想取得预期效果，就要有修辞意识，增强修辞敏感性、关注公众核心诉求、细分利益相关者和培育理性认同。

【关键词】民族突发事件  网络舆情  修辞意识  舆论引导  修辞敏感性

近年来，我国民族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它不仅威胁着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公共秩序，也关系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移动互联网时代，民族突发事件发生时，社会公众纷纷在微信朋友圈、微博、博客等网络空间发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观点和看法，表明其态度、立场与诉求，从而形成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即时性、无序性、实时性、自由性和多模态化，使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呈裂变网状扩散，多元而偶然，把控和引导更加困难。

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产生和扩散是一个以话语冲突和调和为核心的动态博弈过程。肯尼斯·博克认为“人一旦运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①因此，网络舆情具有公共修辞属性。政府、媒体、“新意见阶层”等修辞主体都企图运用话语和象征来达到其目的，都期望借助蕴藏于舆情中的修辞原则组织、规范、影响或改变其他利益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可见，民族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是一种以“效果为导向”的话语修辞实践，以效果作为关注点的修辞意识贯穿舆情引导整个过程。修辞意识是指在舆情引导中的修辞主体意识、修辞策略意识、语体意识、语境适应意识、受众分析意识等。②修辞意识是制约舆情引导效果的首要因素，是舆情引导实施、监控、调适的必不可少环节。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要想取得预期效果，就要有修辞意识，增强修辞敏感性、关注公众核心诉求、细分利益相关者和培育理性认同。

一、增强修辞敏感性

切实的自然的舆情引导应该是“对应情境”的，引导者应根据公众的诉求变化，适时调整或改变引导方式及话语引导策略。这种 “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的行为与能力，我们称之为修辞敏感性。修辞敏感性强调对引导者、公众、舆情扩散具体情境的关注，具体包括对突发事件舆情类型和性质的把握、对公众诉求和心理的分析、對利益相关者的了解、对修辞引导策略的熟练把握和适时调整等方面。具备修辞敏感性的引导者比不具备修辞敏感性的引导者更容易被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也更容易获得最佳的引导效果。

根据引导者对民族突发事件修辞敏感性的高低，我们一般把舆情引导者分为自我清高者、修辞反映者和修辞敏感者三类。自我清高者不善于根据舆情扩散的情境和公众诉求适时调整话语策略和引导方式，常常错失良机，无法取得最佳的沟通和引导效果;修辞反映者能感知舆情发生和传播的变化、规律和特点，但是缺乏独立的分析和研判能力，往往不能确定舆情引导的立场;修辞敏感者则善于了解和捕捉民族突发事件的演进规律和公众心理，以人文关怀、情感沟通为前提，适时调整引导方式、议题设置和话语策略，常常能将引导者的理性说服和公众的情感认同自然地融为一体，让舆情引导具有了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从而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

在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中，修辞敏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民族突发事件的不同阶段，舆情引导的策略不同。突发事件发生时，时间紧迫、舆论场形成迅速、信息真假难辨。引导者应快速确立修辞立场、准确把握修辞时机，在尽快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尽快公布真相和澄清事实;民族突发事件爆发期，政府、媒体的解释性修辞话语可以还原现场、揭示原因、化解质疑和指责;民族突发事件消退期，善后是重心，话语应突出责任和人文关怀，修辞目的应以缓和、反思、问责为主要取向。其次，民族突发事件的类型、性质不同，危害和危机状况不一样，引导的要求和策略也不同。一般来说，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类民族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注重时间性和真实性，公共卫生类注重人文关怀和生命至上，社会群体类注重政策性和利益诉求。但总体上都要求“真相要跑赢谣言”“客观要先于主观”。第三，不同的情景、不同的目的，引导者可以选择不同的话语修辞引导策略。移动互联网时代，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修辞策略已经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单向的政治宣讲”，“客观动人”的话语引导策略更加注重沟通、对话和交流。合理的情感诉诸可以消除误会、消弭对抗、化解危机;理性诉诸客观、公允，可以澄清负面信息;人品诉诸可以取得信任、体现权威和公正。

总之，在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中，适时、适度的修辞敏感，可以提升引导者在危机情境中的影响力，增强民族和国家凝聚力，建构良好的主体形象。

二、关注核心诉求

对受众的研究，尤其是对其核心诉求的关注是传统修辞学“说服”和新修辞学“认同”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民意属性，一般都体现着某种民意诉求，主要包括利益需求和利益冲突的诉求，情感、信仰、价值取向的诉求和监督与批评的诉求。从是否关涉切身利益来看，民族突发事件网络民意诉求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两种：一是“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事件，如由于环境污染、企业改革、征地补偿、拆迁改造等引发的各类维权、上访事件;二是“无直接利益诉求”事件，如由执法不当、刑事案件等引发的游行示威等。这两类诉求，有的有组织，有的无组织。有组织的突发事件事态稳定，影响可控，可以提前防范。无组织的民族突发事件，尤其是“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类民族突发事件，偶发因素大、事态多变、可控性较差。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找准公众的核心诉求才能进行有效的舆情引导。

核心诉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初始阶段，公众的核心诉求是对相关信息的渴求，引导者应及时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扩散阶段，情绪宣泄可能成为核心诉求，所以对事件的分析和解释成为必须;爆发阶段，公众可能面临心理危机，这时候就应该加强人文疏导;消退阶段，深层追问成为主流，引导者应该加强反思的力度。

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多源于利益、情感、价值、信仰、伦理等方面的冲突。舆情引导者必须了解公众的核心诉求，搞清楚其诉求指向，找准“痛点”。在扎实研判的基础上，直击公众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任何偏离和缺乏人文情怀的回应都会适得其反。

三、细分利益相关者

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不同于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传统个体修辞，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指向，折射出公众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相关是影响其形成速度和强度的关键要素。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利益相关者是指影响网络舆情发生、扩散、演变的个人、组织或群体，也指受网络舆情演变影响的个体或组织。主要包括发布信息的个体或组织，表达态度、发表评论甚至付诸行动的网民、意见领袖、媒体以及采取干预措施的政府部门等组织机构。

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产生和扩散过程实际上一直伴随着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根据介入程度、相关度和影响力，可以把相关利益者分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潜在利益相关者。事件发布者、意见领袖和政府部门是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他们与突发事件相关度较高且深度介入，对网络舆情形成、发展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是应该首先被关注的利益群体，他们利益诉求的满足是平息舆情的关键所在。③网络新媒体和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为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他们在舆情的萌芽阶段参与度不高，随着舆情发展，其相关度、介入度、影响力递增。对其介入的时机和方式、议程设置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管控，可以发挥其正面引导、逐步平抑舆情的积极作用。转发分享者、关注和评论者等一般网民是潜在利益相关者。他们个人影响力弱，与突发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利益诉求不明显或者是间接需求，通过高度参与、推动突发事件妥善解决，他们的利益诉求才能实现。

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公众的利益诉求、价值和道德追求。在网络舆情引导中，细分利益相关者和不同利益群体，善于分析关键性的矛盾和冲突，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在制度层面体现公平与正义，才能妥善疏导舆情。

四、培育理性认同

民族突发事件之所以发生，认同感的缺失是其深层原因之一。公众的从众心理和同情弱势群体的心理经常导致舆情单一化和情绪极端化，非理智的心理和行为不但没法达成认同，甚至还会演变成恶性群体事件。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培育公众的理性认同，是有效引导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重要途径。

“认同”是著名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的核心观点。他认为修辞主体可以使用语言等符号取得受众支持并认同其观点、态度、思想和行为。修辞认同的实现有不同的修辞策略，主要包括基于双方共同情感建立的“同情认同”、基于双方共同反对的东西形成的“对立认同”以及无意识或潜意识形成的“无意识认同”。“认同是主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④在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公众诉求呈现的多是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社群圈子认同和国家认同等问题。自我认同其实就是利益群体或阶层归属问题;社会认同是指社会主流舆论或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舆论的认可、支持和赞许;社群圈子认同是指抱团、群聚的网络民众因拥有相似观点和立场形成的休戚与共的想象共同体;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某一国家的基本制度、历史文化、领土疆域、治国理念、价值信仰等的情感态度和接受行为。在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中，处理好“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对实现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再到想象的共同体、国家认同，公众利用网络平台将自身的态度、观点和立场通过情景置换、“是我群体”和“非我群体”分和立获得民意支撑和舆论扩散，形成一种替代性的“狂欢”和“全民运动”，进而完成网络舆情的修辞认同。再通过将事件建构为威胁个体及集体的“象征现实”聚合危机意识，将个人参与共同体荣辱直接关联等方式强化这种认同。一旦这种操作偏离理性，劝导和支配将变得无效，事实真相也不再那么重要，价值认同与社群圈子归属将成为网络舆情走向的决定力量。

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中的认同直接影响着国家稳定、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础。舆情的平抑、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一个具有高度理性的价值理念。在网络新媒体和后真相时代，依靠平等对话来谋求价值认同、身份認同与“无限信任”，已经成为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中的“软管理”。切中公众心理，积极进行双向沟通与对话，提高公众的理性认同能力，调动一切可能的“认同”因素，才能找到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新思路，才能达到网络舆情引导的预期目标。

总之，修辞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话语或其他象征手段来影响他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在民族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具体实践中，我们还存在修辞敏感性不强、情感诉求缺失、利益相关分析不足、理性认同培育水平不高等问题。因此，网络舆情引导者要增强修辞意识、提高修辞素养、注重多元修辞引导策略的运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认同，才能起到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美】肯尼斯·博克等著、常昌富等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②惠东坡.修辞传播：传播效果研究的重要课题[J].国际修辞学研究，2015（3）：77-87.

③郑昌兴、苏新宁、刘喜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分析模型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视阈[J]. 情报杂志，2015（4）：71-75.

④周宪.文学与认同[J].文学评论，2006（6）：9.

作者简介：惠东坡，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视听传播学会常务副会长

编辑：徐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