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兴 和

“黄叶”是古典诗歌中用以呈现秋天光景并借此寄托隐逸意味的经典意象，至迟在中唐时期已露端倪。大历才子司空曙曾经写出“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名句(《喜外弟卢纶见宿》(1)司空曙著，文航生校注：《司空曙诗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约三百年后(1087年)，苏轼作了一首著名的题画诗：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2)苏轼著， 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36页。)

从此，“黄叶村”成为文士寄托乡居生活理想的乌托邦。苏轼之后，对黄叶隐居生活充满渴念的诗性心灵络绎不绝。比如，浙江石门人吴之振(1640—1717)因绝爱东坡名句而将家园命名为“黄叶村庄”，自号“黄叶村农”“黄叶老人”，并将毕生心血题名为《黄叶村庄诗集》(3)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5册。蒋寅曾提及吴之振的黄叶村及其诗学主张，详见蒋寅：《〈宋诗钞〉编纂经过及其诗学史意义》，《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44、248页。。山东潍县人刘鸿翱(1778—1849)晚年退居“黄叶楼”，亦自号“黄叶老人”(4)《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28册收入刘鸿翱《绿野斋前后合集》《绿野斋制艺》《绿野斋太湖诗草》。。

清末民初，“黄叶村”对于江南一带的诗人仍是一种神奇的蛊惑。比如，浙江嘉兴人沈曾植(1851—1922)曾为吴之振《黄叶山庄图》题诗，有句云：“世味消黄叶，人情爱故家。”“橙斋觞咏地，天半想朱霞。”(5)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272页。流露出对乡贤(吴之振号橙斋)的敬意和浓郁的乡愁。江苏周庄人叶楚伧(1887—1946)则在《满林黄叶闭门居》轴子中读出了黄叶隐居理想中的天下关怀：“出处之间自有真，且呼林壑与为邻。谁知枯坐如禅者，正是关心天下人。”(6)叶楚伧：《世徽楼诗稿》，北京：正中书局，1946年，第36页。但是，最具象征意义和现代意味的却是刘三与黄叶楼的故事。本文拟以《黄叶楼遗稿》为中心，展现一个开放、生动而诗性的现代心灵如何想象和构筑黄叶楼乡居生活之乌托邦，最后却遭遇毁灭的历程。

一、黄叶楼：僻处黄歇浦南的乡居乌托邦

清末民初，上海华泾有一座民居，被主人刘三命名为“黄叶楼”。刘三(1878—1938)，本名钟龢，字季平，晚号“黄叶老人”。刘三去世后，妻子陆灵素(1883—1957)自号“黄叶遗孀”，并将丈夫的遗稿命名为《黄叶楼遗稿》。可见，“黄叶楼”在刘三夫妇的生命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黄叶楼的地理位置有些特殊。黄炎培曾在《黄叶楼诗序》中说：“华泾僻处黄歇浦南，去沪市二十里，时未通车马。”(P3)(7)刘三著，陆繁霜辑：《黄叶楼遗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为避繁琐，本文凡引此书，只在引文后括号内标明页码。可见清末时期属于上海近郊(8)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前，黄叶楼一带仍属上海近郊，文革发生之前邹容墓还在一片农田的环绕之中。详参沈熙乾、李伟国：《从邹容墓说到同盟会早期活动分子刘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但是，黄叶楼离市区不远，门前又有一条河道直通浦江，交通便利。对于思想开放而又渴求宁静生活的刘三来说，这里既可与远东最现代化的都市声息相通，又可享受不受干扰的乡居生活，地理位置非常理想。1910年，蔡守曾在致苏曼殊的一封信中说：

昨日凌晨，坐小车往访(刘三)，经龙华镇、陈家桥、徐家汇，约三由旬，始抵华泾……是日薰风犹凉，沿途众缘照眼，野香扑鼻，红蟛琪登树而走，黄蝦蟆据草以跃，更有古冢蟠蛇，长可数尺。如斯景物，都平日甚少者。(9)转引自王长元：《苏曼殊全传》，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

寥寥数语，生动地刻画出华泾一带的风光。而黄叶楼所在的小院更是一个花木扶疏的诗意空间。黄炎培曾说：“君(刘三)家黄叶楼下，故有小圃，莳花，四时饶色香。”(P3)除了大量的草本花卉，黄叶楼中还种有樱花、红枫等木本花树。《黄叶楼遗稿》中经常出现与花木相关的诗作。比如，“黄叶楼樱花众頳”时，有诗云：“泥我分题飞白贴，有人偷赋比红儿。”(P34)枫叶红时，则有诗云：“一夜严霜成玉汝，几重嫣叶比花娇。”(P46)刘三对花木的热爱和知解不同寻常，从他的一段书札中可见一斑：

萱花耐久，叶最披猖。莲谱伙賾，自宜繁植。譬之儒分为八，佛离为三，各有渊源，难为轩轾。薇有二品，白妍于红。夏中建兰，要为独绝。前人谓酒能令人达，我于此花亦云。海棠哀感顽艳，最畏骄阳，若别辟一畦，间以玉簪数本，正如四围璎珞，端坐黄冠，秋色至此，叹为观止。鸡冠凤仙，无当大雅，有汲黯之戆直，乏魏征之妩媚。秋葵大瓣，朱色为佳。菊有定评，我无间言。梅有花实之别，苏常间有抝为盆景者，余家旧有千株，曾有句云：“苦恨寒花不自媚，尽情开与别人看。”然终不为惜也。杏李附庸，不能蔚为大国，玉兰辛夷，同根异色。木瓜颜如渥丹，亦一时之隽也。牡丹如徐庾骈文，微嫌繁富，顾嗜者独众。此外，鹃花大丽，来自异邦，不似客卿之无状，不妨并蓄兼收。(10)这是1923年刘三写给黄炎培书信中的一段。由于郑逸梅的摘抄得以保留下来，原函已不可见。详参郑逸梅：《题〈黄叶楼遗稿〉》，刘三著，陆繁霜辑：《黄叶楼遗稿》，第87—88页。

显然，刘三对花木的了解已经达到相当专业的程度，对花木的欣赏也已高度艺术化。无疑，莳花植树是刘三特别珍爱的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出他对生活的想象和对世界的理解。集中有《种树》一诗，值得解读：

种树情怀比举雏，盼成长大计非迂。五湖自办资生事，终羡当年范大夫。(P48)

诗中透露出对范蠡的艳羡之情。“范式”生活之所以成为理想生活的范式，因为其中至少包含平安、富足和爱情等美好的生活要素，蕴含着刘三试图构建黄叶楼乡居生活乌托邦的核心理念。

刘三的婚姻堪称幸福。妻子陆灵素出身于青浦书香门第，同为南社资深社员。多才多艺，尤擅昆曲。据说每有佳兴，辄清歌一曲，刘三和之以箫，时人(比如柳亚子)比之为赵明诚夫妇(11)1947年5月5日，柳亚子曾在诗中念及刘三夫妇，将其比作赵明诚与李清照，有诗句云：“卷帘西风怜漱玉，明诚遗恨古今同。”参见刘三著，陆繁霜辑：《黄叶楼遗稿》，第84页。。陆灵素“原名恢权，字秀民，又字灵素”(P84)，曾在广明师范学校求学、皖江女校任教，是一位接受过近代思想启蒙的新女性。从刘三诗集中透露出的夫妻生活细节可以感觉到，由于思想契合，才情相当，刘三的家庭生活比较幸福。陆灵素也爱花，曾绘铅画海棠一幅，刘三为题诗云：

燕支欲压春婆色，馨逸能痗秋士心。刻意商量花性格，是花胎息独深沉。(P78)

“秋士”乃是刘三的自称，而“是花”则既指画中之花(海棠)，又是作画之“花”(陆灵素)的隐喻。因此，此诗表面上看是题画诗，实则是对爱妻的赞美与知赏。最可注意的是“馨逸能痗秋士心”一语，暗示着美好姻缘对于精神怆痛的非凡疗效。刘三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是相当满意的，有一次，老友蔡守为刘三夫妇治印数枚，刘三以诗酬答，诗中出现这样的句子：“泽中幸得逃名姓，知是名何更姓何。缄札呼妻欣共发，贪人得宝岂辞多。”(P30)隐微地将自己和妻子比拟为泛舟五湖、隐姓埋名的范蠡和西施。

在“朋友圈”中，黄叶楼中的刘三夫妇无异于幸福生活的样板。清末民初，不少友人曾与刘三夫妇有过美好的互动，甚至夫人们也直接参与进来，分享对生活的理解。比如，蔡守夫人张倾城曾赠刘三诗本一印，黄节妻子明明夫人曾绘“芦雁图”寄赠陆灵素。作为回馈，刘三则以诗作或字幅相酬。彼此交流的核心信息是对爱情和隐逸生活的向往与礼赞，比如“芦雁”便是一个江湖栖隐的经典意象。这意味着，在朋友们的心中，刘三夫妇幽居的黄叶楼堪称“神仙眷属”偕隐江湖的乌托邦。

参与乌托邦想象与建构的都是一时之秀，大多是南社的中坚人物。据陆灵素回忆，有一次，苏曼殊和马小进来访黄叶楼，晚饭之后，曼殊“索胭脂作画”，“且画且谈笑，顷刻成黄叶楼图。又蘸墨作横幅，笔端胭脂未净，枯柳残鸦，皆作紫酱色”(P87)。这是以绘图形式，将黄叶楼乡居生活理想形象化和经典化的历史时刻。《黄叶楼图》绘成之后，刘三在“朋友圈”中遍征题跋。柳亚子集中尚存题画诗四首(12)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1—212页。：

风雪残冬万虑荒，怀人感事两难忘。沉思黄叶楼头客，可似年时旧酒狂？

箧衍犹珍尺素书，未偿诗债又年余。文通岂为才华减，英气刘郎愧不如。

淡墨疏林黄叶图，阇梨才思古来无。海山正有扬尘感，消息沉沉忆曼殊。

吴侬旧住水云湄，泛宅移家感未涯。亦有荒寒图一幅，烦君健笔为题诗。

据马以君《苏曼殊年谱》可知，苏曼殊绘《黄叶楼图》的时间是1912年“6月中旬”(13)马以君编注：《苏曼殊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816页。。而柳亚子题诗“偿债”，则在1914年冬天。遗憾的是，曼殊画作已不可见，但它在柳亚子心中激起的回响却是复杂而精微的。可见，刘三夫妇所居住的黄叶楼及苏曼殊的《黄叶楼图》，蕴含着一批南社诗人对理想生活的浪漫想象。

二、黄叶楼主的文化理想和政治想象

除了花木、爱情、诗画，书籍也是构筑黄叶楼乡居生活乌托邦的必要元素。

刘三爱书成痴。经过毕生搜罗，黄叶楼藏书一度多达2 000余种、15 000余册，包括不少珍本和善本。从现存《黄叶楼典藏图书目录》可窥见藏书之赡富。藏天下珍籍于黄叶楼，与爱人共读之，是刘三对理想生活尤其是晚年生活的预设。1911年前后，他曾在一首诗中流露出此种念想：

误我儒冠二十年，成仙证佛更何年？羽琌设想原非谬，老任温柔奈少年。(P29)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刘三并非闭户读书、不问世事的自了汉。他的心中深藏着对现代政治的强烈追求。这一精神向度大大地拓展了黄叶楼乌托邦的思想格局。

清朝末年的刘三曾是一位宣扬铁血主义的革命青年，曾作诗云：“构新世界铁与血，孤灯焰寒心头热。”(《题江南陆军小学同学录》，P80)刘三早年求学于东京成城军官学校骑兵科，练就了过硬的骑射本领。曾作诗联云：“手种桃李真无主，旧穿杨叶真自知。”(16)此联集中未收，网上有手迹图片。在政治上，刘三渴求开放，反对闭关锁国，曾在一首论及赵武灵王和秦始皇的小诗中表露出此种主张：“关弓习骑改轻装，独上恒山制犬羊。毕竟养成排外性，笑他嬴政筑边墙。”(P8)在日本，刘三曾经加入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兴中会分会等进步组织。回国后，与秦毓鎏、费公直等人在黄叶楼创办丽泽学院，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和军事训练，暗中培育革命力量，直至被官方勒令停办。不久，因参与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被拘禁半年，获释后再度赴日，加入同盟会。

刘三在革命史上最著名的事迹是义葬邹容。

1905年4月3日，邹容瘐死狱中。刘三接到陈去病“乞谋片士”的来信后，慨然应允，与堂兄刘东海等冒险将邹容的遗骸秘密安葬于黄叶楼西侧不远处(即今之邹容墓园)(17)刘三后人《先父刘三收葬邹容遗骸史迹回忆》对此事有较详细的回忆，虽然时间明显有误，但营葬细节似可征信。详参《邹容集》附录《先父刘三收葬邹容遗骸史迹回忆》，张梅编注：《邹容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49、150页。。虽然刘三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未尝自伐”(18)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5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9页。，但消息很快在朋友圈中传播开来，为他赢得了“江南义士刘三”的崇高声誉。刘三义声的传播与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中坚人物和同人刊物《醒狮》杂志的揄扬有很大的关系。义葬邹容之后不久，柳亚子偷偷来到华泾，在刘三的导引下祭奠了邹墓。事毕，赠给刘三两首绝句：

风尘满地识刘三，我亦当年龚定庵。恩怨满腔忘不得，天涯握手一潺湲。

破壁谁能藏玛志，挥金差幸葬邹阳。江东侠客多情甚，伴我驱车吊国殇。(19)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第28页。

以上史实，特别是创办丽泽学社、谋刺端方和义葬邹容三件事迹，足以证明清朝末年的黄叶楼曾是刘三追求政治革新的基地。可见，看似幽静的黄叶楼，看似低调的黄叶楼主，其实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介入甚深。

不仅如此，进入民国以后，刘三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节操和独立的政治立场。民国期间，当初一起追求民主共和的朋友们纷纷“下水”，许多人不免“和光同尘”，但刘三的表现很不一样。以他的能力、资历和人脉，谋取一官半职并非难事，但他宁可自甘贫贱，长期保持着远离政治的姿态。有一次，朋友以其“不近政治为迂”，刘三委婉回应：“去鲁宣尼行似狗，避辽管子岂为龙。望云至竟惭霖雨，吹垢何由驭大风。”(P61)话虽说得低调迂曲，弦外之音则是：之所以不近政治，是因为政治的污垢太多了。可见刘三对理想政治有很高的标准，对自身也有近乎“洁癖”般的道德要求。晚年自号“离垢”，正是“道德洁癖”的一种表现。关于这一点，后文还有进一步的论述。

综上所述，可以论定，刘三是一位趣味高雅、思想开放、道德高尚的现代诗人，而他所想象的黄叶楼则是一个意蕴丰沛而美好的乡居生活乌托邦。

三、“我生蓬累悲荒落”：刘三的生存困境

现实生活中，乌托邦通常难以存在。对刘三而言，同样如此。首当其冲的障碍是生计问题。

刘三的父亲是布商，可能有一份微薄的家底，包括一座私宅(即黄叶楼)和几亩薄田，但还不足以使刘三衣食无忧。事实上，刘三不得不一面做着黄叶楼偕隐的美梦，一面辛苦地谋取基本的生存物资。在最困顿的民国初年，甚至一度卖花谋生。

好几位朋友都提及刘三卖花之事。黄炎培说：“君短衣斜笠晴雨中，卖(花)以自活，事绝雅，然太可怜。”(P3)姚锡钧也曾回忆：“民四五，君艺梅家园，鬻之沪市。”(P85)刘三自己的诗作也多次提及卖花之事。如，1914年，有诗题为“甲寅十二月，设售梅肆于昼锦里，五百冷友，散落人间，不胜离别之感”。诗云：“先生意兴日阑干，海角晴云照酒干。苦汝寒花不自媚，尽情开与别人看。”(P36)又云：“信知冰雪难论价，却割婵娟持与人。”(P36)对于爱梅成痴的人来说，为了生计而鬻梅于市是何等痛苦之事！刘三鬻梅大概是小规模的批发生意，但买种、栽培、转买，事颇辛苦，甚至某年元宵节还在外面鬻梅。然而，梅花值不了几文钱，他曾感叹：“兹游更负梅千本，售于人间值几文？”(P37)还曾感叹：“典尽寒梅未疗贫”(P36)。1915年秋，刘三赴扬州买梅，在夜幕中渡江南返时，“意为黯然”，禁不住感叹：“万种苍凉是牧之。”(P39)其中辛酸可想而知。刘三不仅自己卖花，还曾写信嘱咐妻子鬻梅度岁。据陆丹林回忆，1916年冬，“刘三在京，囊橐萧然，无从汇寄家用，便想到家园中梅正著花，可以取以应市。灵素因在棋盘街赁一铺面，居然权作卖花人。”(P87)岂料灵素不善经营，争不过市侩，最后不得不将梅花分赠亲友。总之，卖花自活足见刘三生计异常窘迫。尽管如此，他却经常周济友人。比如，清末民初，苏曼殊曾多次向刘三告贷，通常是他处告贷无门，最后才去找刘三，而刘三总能解他燃眉之急(25)比如，1906、1907年，苏曼殊几次在信中向刘三借钱。详见苏曼殊致刘三书信，马以君编注：《苏曼殊文集》，第475、485页。。

刘三一生清贫，大部分时间靠教书或笔墨求生。1906年至辛亥革命期间，先后任教于江苏陆军小学和浙江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陆军小学废弃，刘三成为失业人员。但他不以革命事迹自矜，辞谢陈其美从政之邀，一家生计陷于窘迫之中，这大概是卖花求生的原因。自1916年到1927年，刘三继续以教书为业，先后在北大、北平高师、镇江敏成中学、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持志大学讲授国学。1927年后，则以笔耕为生，历任江阴要塞司令部秘书长、江苏省革命博物馆编纂主任、江苏通志馆编纂。

为了生存，刘三不得不辗转于南北各地，诗中经常流露飘泊之感。比如，1907年秋，由南京转赴杭州时，他以诗赠别诸友：“江湖不尽分携感，系我劳劳此去情……北驾南舣成底事，只羸忧患未能平。”(P11)到了杭州，则又有诗云：“宁知饿死填沟壑，独理丛残到劫灰。”(P18)足见薪水相当微薄。他还说过：“出门惘惘今何许，来日汹汹我费猜。大宙未宁我道丧，菰中可许暂徘徊？”(P22)简直是凄惘伤心之语了。1920年代，他也曾写过“读书读律知何用，未塞京华旅食悲”(P47)的诗句。可以说，流离凄苦之音是贯穿《黄叶楼遗稿》的基调之一。

最令人动容的是刘三在旅食生涯之中对黄叶楼和亲人的思念。《九日寄灵子》诗云：“愁来无绪去无端，入世才知度世难。情款愔愔将汝，西风恻恻逼人寒。小花临水争飞媚，浊酒盈尊故不干。手撷繁英当书札，殷勤重与劝加餐。”“著书岁月闭门多，笑比尧夫懒出窝。幸有素心容解语，每将短咏作悲歌。当筵雨急车初洗，归路云开鉴乍磨。多事频年髠鹊首，为人风浪渡银河。”(P26)这些都是极婉妙的情诗。为了生活，刘三不得不在外地工作，但他的心念所系则全在黄叶楼，春天时说“世乱但悲春畹晚”(P29)，秋天时则说“故园黄叶已成堆”(P18)。两地奔波使他对黄叶楼和爱人的思念更加缠绵热烈。情诗写多了，他曾戏言，“要侬删尽别离诗”(P30)。有时候，朋友混迹于风月场中，而刘三则须直面情感上的寂寞和生理上的压抑，于是跟妻子开起玩笑：“吴阊三月莺花多，吴娘窈窕时经过。风雨弥天人小极，辄欲尊前唤奈何。”(P42)诗中蕴含着含蓄温婉的性暗示，细味之，则又传递出李义山式的婉转流离之苦。

对刘三而言，每次离开黄叶楼都不亚于一场精神折磨。1922年，当他不得不去镇江谋生时，便给妻子留下一首七律：“惜别牵衣恋母慈，欲行转止意逶迤。道长命驾动千里，花发春明又一时。味狠终嫌京口酒，陆沉先没华阳碑。分无一事开怀抱，屋角寒梅笑向谁？”(P45)看似顾左右而言其他，其实所有被堆砌在此的词与物(母慈、道路、春天、京口的酒、焦山的碑、屋角的梅)，不过是为了掩饰或烘托出对妻子的情意。所以美好的人伦，尤其是和谐的夫妻感情，是黄叶楼乡居乌托邦中藏得最深和最富魅力的意蕴。然而，现实中的爱侣不得不承受人生的风浪。在刘三生命的后期，夫妇之情仍然坚牢，但现实的困厄也严重地侵蚀了本来应有的甜蜜感。约在1932年，他曾在一首词中感言：“衾拥如山，欲成好梦者般难，闲杀一双金翅蝶，流转花间。”(P80)可视作后期家庭生活的一种缩影。

进入1920年代之后，刘三的家庭负担逐渐加重。除双亲、妻子之外，家中还有不断长大的三女一子。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一向远离政治的刘三开始接受体制内的生活补给。1929年，国民政府筹备监察部，他被推为设计委员会委员。1931年，监察院成立，他出任监察委员。但在进入体制之前，刘三有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斗争。

仔细品味1929—1931年的诗作，不难发现刘三在出处之际的审慎与踌躇。自1912年到1931年近二十年间，刘三一直保持着不近政治的姿态。约在1930年，他看到南京政府中居然有扫街的职官，忍不住发表感叹说：“六代繁华迹已陈，所遗马矢与车尘。前箕后畚今为政，看杀嬉春袖手人。”(P81)足见此时的刘三在批判权力之荒诞、嚣张以及媚权行为之时，甘愿做一位政治的旁观者。但是，沉重的生存压力使他不得不寻求新的活路。与此同时，的确也有进入体制的机会。1930年左右，与刘三在南京过从或集饮的老友，多半是国民政府的高官，比如，时任江苏省主席的钮永建，时任司法院院长的居正，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马君武，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叶楚伧，时任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的劭力子，等等。集会诗句“簇门车马薜萝深，列坐簪缨世外寻”(P52)即微妙地透露出此中消息。刘三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手中握有一定的政治和人脉资本。比如，某次夜饮归来，碰到戒严，被迫下车，他忍不住写诗发牢骚：“一事差能胜李广，未曾自道故将军。”(P53)将自己比作落魄受辱的李广，虽说是为了表达内心的落差，却也暗示出他的身份意识。但是，对于是否动用这些资本，或用到什么分寸，他就特别审慎。江苏省主席钮永建请他游汤山温泉，他的感受是：“出郭车寻仄径行，陂陀时作不平声。在山泉热出山冷，珍惜当前一沃情。”(P54)虽然心里也有块垒，但他并不急于“出山”，他也深知人情资本在权力场中的微妙作用及其限度。与晚年柳亚子很不一样，刘三始终刻意与权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唯恐违背初心，也担心权力场中的风险。有一次，在与诸宗元和居正集会之后，他以诗奉答老友：“人物劣能当月旦，江湖深恐落风波……一事至今筹未熟，侧身天地悔蹉跎。”(P60)看来，虽然集会时他也曾放胆大言，但在是否“下水”的问题上，还是比较慎重的。

刘三最终还是接受了监察委员之职。监察院是一个处于强力机构外围的“清水衙门”(院长是他的老友于右任)，而监察委员则是一个类似于古代谏官的闲职。经过反复斟酌才接受这种职位，说明刘三有意将“自我边缘化”的生存策略进行到底。而犹豫与妥协一方面彰显出他对政治品节的苛严要求，另一方面也折出物质问题对他构成了强大的精神压力。

从任职期间大胆弹劾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病休时仍然提案弹劾渎职官员(26)据郑逸梅的回忆，刘三在病休时，曾目睹外人在沪郊赛马，踏坏庄稼，因县长不敢抗议，刘三愤而向监察院提案，请撤县长之职。详参郑逸梅：《题〈黄叶楼遗稿〉》，刘三著，陆繁霜辑：《黄叶楼遗诗》，第88页。、自许“浊流”(27)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监察官通常自许“清流”，而刘三则以“浊流”自许，看似自嘲，实则暗寓着他对监察院中污浊现象的嘲讽和抵抗。等种种言行来看，作为监察委员的刘三仍然保持着高度的道德自律和苛严的政治标准。换言之，即便进入体制内的边缘地带，刘三也并未违背自己设定的政治良知和道义底线。

可以说，正是因为对完美乌托邦的强烈追求和骨子里的“精神洁癖”，刘三在面对时世时，采取了“自我边缘化”的策略。此种姿态导致了他与世界之间的扞格不通。为了求得基本的生存，他不得不承受流离之苦。早在1908年，他就写下了“我生蓬累悲荒落”(P80)的诗句。“蓬累”，语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28)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40页。几乎可以视作刘三一生生存状况之象喻。后来，他也多次在诗中提及落花、落叶等意象，如：“茵溷不教花堕落，但看花逐那家飞。”(P55)“花信堕茵兼堕溷，人还愁雨复愁风。”“夕餐荐菊谁甘共，夜泊闻枫索梦同。”“杨枝骆马成漂泊，沟水鱼鳞有是非。”“亦知在树难成实，多恐投荒踏作泥。”(P60—61)(29)1930年左右，刘三受诸宗元、马一浮落叶唱和的影响，和了四首落叶诗。1929年左右，马一浮在杭州与肇安法师、诸宗元、孙世伟有过落叶诗唱和。马一浮有和作11首。详见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35页。这些意象无不充满飘零无依之感。可见物质之困顿，身体之漂泊，乃至灵魂的煎熬，是诗人为保守心灵的完整而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然而，苦难正是高贵灵魂的试金石，正因为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其人其诗及其构设的乌托邦，才弥足珍贵。

四、“断送一生憔悴小楼中”：刘三晚年遭遇及乌托邦的毁灭

黄叶楼乡居生活之乌托邦不仅缺乏基本的物质基础，也在其他方面不断遭受沉重的打击，比如，人伦之痛。

1922年，由于父亲去世，刘三不得不放弃北京的教职，就近谋生。约在1926年，母亲病逝，继而爱女刘缃暴亡。这些事件毁灭了刘三对美好乡居生活的人伦想象。1926年10月，秋夜殛雷，刘三吓了一跳，认为这是老天对他的警示。诗语有云：“母丧女夺吾知罪，人虐天饕曷告哀？不分江河成日下，岂期枯槁有春回？”(P50)可谓沉痛至极。翌年，他又在一首诗题中说：“予自缃女暴亡，思之辄痛，放言作达，遇变则穷，知陷溺深者，非语言文字所能拔已。”诗云：“泪滴秋心欲碎，愁煎泪眼能枯。独夜剩栖老凤，重泉忍锢童乌？读画读诗读记，感乃不绝予心。难忘去年七月，骤失一颗明珠。”(P77)在生命后期，即便有爱妻相伴，黄叶楼的秋天也不再美好，因为人伦想象已经残破。

不仅如此，时代大环境也不断销蚀刘三的生活热情。事实上，由个人微观遇际的恶化所引发的消极感受，通常与诗人对时代状况的负面判断密切相关。比如，秋夜惊雷诗中的“人虐天饕曷告哀”和“不分江河成日下”，就隐微地透露出刘三对于所处时世的绝望情绪。

顾随先生曾说，动人的诗歌第一须有“生的享乐”，即“生的力量的活跃”，第二须有“生的憎恨”(30)顾随：《驼庵诗话》，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4页。，即源于理想的对眼前现实的强烈不满。刘三正好合乎顾随先生的论断：既有对乌托邦的强烈渴求，又有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从《黄叶楼遗稿》来看，刘三对大环境的判断基本上是负面的。清末时期，他有“弥天忧患”(P80)。进入民国之后，共和政体虽已建立，但仍与他心中的理想政治相去甚远。在意识形态上，他无法接受当局的专横立场。袁世凯统治时期，他曾感叹：“侧闻钩党犹瓜蔓，肠断天南杜叔荣。”(P39)1927年，异见人士张应春被秘密杀害，他也曾感叹：“天日晶莹照海湄，尚余刑赏费然疑。山阴冤狱犹堪忆，空剩秋风秋雨词。”(P57)将张应春比作秋瑾，强烈谴责光天化日之下的政治暴行。

由于现实中的政治污浊不堪，所以刘三要构设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作为精神的避难所。但现实的逼迫却无孔不入，因此，纵酒便成为逃避现实的重要手段，有时甚至演变为“行为艺术”(31)某次，在松江某酒家聚饮，遗其束带，留下了“飞靴解带”的笑谈。详参刘三著，陆繁霜辑：《黄叶楼遗稿》，第88页。。刘三贪杯，常以魏晋时期纵酒的名士自喻，借以表达对昏暗时代的回避与鞭挞。集中涉酒之诗甚多。“未平垒块宁逃饮，已厌兵戈尚恋生。”(P52)这是自比为阮籍。“妇语荒唐不可听，河山应鉴老刘伶。”(P19)这是自许为刘伶。在酒馆与叶楚伧、姚锡钧、高旭等人聚饮，刘三大言：“途穷但取眼前醉，世窄能容天外狂。敛衽出门作干笑，谁家新屋有微霜。”自序有云：“云升馆酒醒，晓色转苍，有庾子山人间何世之感。”(P24—25)这是暗引庾信《哀江南赋》，表达对时局之幽忧。最妙的是一首以刘公荣(刘昶)自居的饮酒诗。1929年左右在南京，碰见在国民政府中做官的老朋友们，聚会之时，刘三作了这么一首诗：“簇门车马薜萝深，列坐簪缨世外寻。待月未妨云叆叆，按歌无奈夜沉沉。思归张翰多同调，不饮公荣得我心。剩对故人搔白发，一弹指顷去来今。”(P52)《世说新语·任诞》载：“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32)龚斌：《世说新语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15页。“不饮公荣”透露出刘三对南京官场的微妙认识及其处世策略：既然老朋友们参与建构的南京官场并不干净，自己只好以纵酒的方式“杂秽非类”了。至此，纵酒演变成为躲避“腐化”老友的一种手段。当然，从根本上说，酒只是麻醉品，并无救赎灵魂的功能，纵酒恰恰是精神极度痛苦的一种表现。刘三也曾试图戒酒(集中有《戒酒一首》)，但最终未能戒掉。越到后来，酒越来越失去魅力和疗效。约在1932年，他曾感叹：“纵有糟床能葬我，总是无欢。”(P79—80)长期纵酒，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最后的死亡也与纵酒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战乱则是导致黄叶楼乡居生活理想破灭的直接原因。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齐燮元和卢永祥在江浙一带开战，战火烧到华泾，刘三不得不“仓皇将母携妻女”(P48)，逃离黄叶楼。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尤其是1937年的“淞沪会战”，对刘三的打击更大，最终导致了黄叶楼乌托邦的毁灭。1932—1938年间的诗作充溢着一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乱离之感，足见日本侵华战争给晚年刘三造成了致命的精神打击，彻底击碎了黄叶隐居之梦(33)日军侵华破坏的不只是刘三一人的黄叶隐居之梦。1938年，钱锺书从英伦归国途中，在埃及因睹落叶而想象江南之残破，不禁有无家可归之感。诗云：“试问随风归底处？江南黄叶已无村。”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4页。。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刘三正在南京，担心黄叶楼中的母柩被毁，试图绕道杭州回沪，没想到杭沪交通也因战事中断，结果被困在杭州旅舍。是年除夕，“栖迟旅舍，百感交集”，“行不得，睡无眠”，填词遣闷，写出了“最无聊赖是东风，断送一生憔悴小楼中”(P79)的沉痛诗语。避乱杭州时期的诗作流露出沉重的丧乱之音，而且高频率地出现杜诗语汇：“杜陵弟妹多分散，秦掾夫妻感远游。”“固知有恨关亲舍，便是无家惜此身。”“只许放歌酬白日，还须作伴慰青春。”“自迫残冬伤道茀，颇传连夕压天骄。”“此行端不为西湖，槃躄真成一腐儒。”“花应溅泪东风恶，茗肯留人白日徂。”(P62、63)由于回家之路被隔断，旅杭诗作中充满了对黄叶楼的挂念。即便身在湖山之间或宴席之中，寸心所系，全在黄叶楼。比如，弟子邀游葛岭，他却心急火燎地想要下山读报(“急欲城闉看晚报”，P63)。弟子请他吃饭，他却惦记着黄叶楼中的酸菜坛(“家风齑菜瓮，归梦牡丹亭”，P63)。朋友请他游钱王祠，却引发有家难归之痛(“重来我是难归客，怕听花门缓缓歌”，P63)。停战之后回到黄叶楼，看到楼中怒放的红梅和玉兰，却又感叹春天已过一半，喜悦与哀愁袭来，恍如梦寐(“犹及寒梅透骨红，更看木笔蠋晴空。一楼花雨刚春半，百结归心似梦中”，P63)。这些诗作清晰地呈现出刘三对黄叶楼的深情及战乱对他的精神打击。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刘三一家成为难民，蹴居于法租界华龙路元昌里华龙小学二部楼上(34)地点在今天的雁荡路56弄。参见张臻《刘三夫人和〈黄叶楼遗稿〉》，《民国春秋》1994第6期。，“小楼逼仄，几于不能容膝”(P69)。这最后一年的诗作充塞着丧乱之音。他在一首诗中说：“少可从军壮枕戈，晚逢丧乱愧如何。杜陵奔走空皮骨，剩对秋江哭逝波。”(P67)在另一首诗中又说：“谏果亦知回味苦，随人濩落到天涯。”自注云：“徐陵与王僧虔书：‘惟桑与梓，翻若天涯。’离垢今日颇有此感。”(P67)按，刘三避乱的华龙小学在今天的复兴公园北侧，离黄叶楼的直线距离不过12公里左右，但战乱却造成了咫尺天涯的心理距离感。

由于华泾沦为敌占区，在避难所中的刘三急切地搜寻关于黄叶楼的消息，可是得到的都是负面见闻。比如，省视大姊，得知姊家已毁，于是感叹说：“相对凄然各忆家，宵来劫火过龙华。”(P68)门人蒋大沂自苏州省亲回沪，专门绕道华泾，历时四昼夜，出现在他面前时，“宛然江南卖菜佣”，让他深受感动。带来的消息则是“城郭灰飞”“衣冠道尽”(P71)。最糟糕的是，黄叶楼内的藏书被辇运一空。一生心血，包括毕生收藏的书籍和近百种近代名家墨迹、画幅、金石、碑贴，尽付东流。这无异于致命的一击。刘三在最后时期提及黄叶楼和藏书时，无不带有椎心之痛。比如，“烽燧无端照海东，咸阳三月将毋同。腐心最是书千卷，饮恨难为酒一中”(P69)。憾恨到连酒都无法下咽了。

凡此种种，都给刘三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八一三事变”后，刘三忧愤不已，得了怔忡之疾，经常彻夜难寐。最后时期与朋友见面，“往往相对无语，家国之恸，见于颜色”，令朋友“竟难设辞，勉效坐忘而已。”(P90)他一向诗思敏捷，最后时期居然出现交白卷的情况。1938年夏，战火纷飞，热浪滚滚,逼仄的蜗居空间酷热难耐。刘三借助冰镇啤酒解渴，引发旧疾，于是一病不起。8月9日，台风来袭，病床上的刘三听着窗外的狂风暴雨，脑中系念着激烈的战事，“昏谵疑非人间”(P75)，十五天后便凄然下世。

五、“华龙劫后诗”中的不死心灵

1938年，刘三在《自题近作》中说：“老氏流沙孔九夷，逃荒心事几人知？他年若纂流亡史，应采华龙劫后诗。”(P72)明确指出，“华龙劫后诗”在其心灵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刘三为何如此看重“华龙劫后诗”？个人认为，除了记载战争的“诗史”意味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中蕴藏着一种不可磨灭的心灵之光。

“老氏流沙孔九夷”典出《史记》和《论语》。《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集解》引《列仙传》云：“(关令尹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终。”(35)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第2141页。又，《论语·子罕篇》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36)《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老子和孔子的典语含着这样一种意味：倘若世界幽暗，则有道者可另辟一世界以居之。刘三将避难华龙之绝境比作老子之西出流沙和孔子的将之九夷，亦具此等意味。将华龙旅次想象为战乱世界之外的荒芜之地，隐然以孔、老自居，无非是重申人心不死和正义终将战胜暴虐之信念，这正是“逃荒心事”之精神内核。所有“华龙劫后诗”中的心灵幽光，似可归结于此。

在战乱中的避难所，刘三与亲友互动频繁，特别是与沈尹默“论诗说剑”，相亲相慰，诗心不死，令人动容。随着朋友之间的频繁互动，刘三悲怆冰凉的心灵逐渐回暖，蓬蓬然又有了生气。比如，临近岁末，老友黄太玄之婿刘伯年画椽、柏、水仙、青果见贻，刘三以诗相酬：“黄椽苍柏水仙花，腊尾春天共一家。谏果亦知回味苦，随人濩落到天涯。”(P67)诗味相当苦涩。沈尹默读到此诗，以诗相赠：“清新词句赋江南，濩落随人谏苦甘。诗酒正堪驱使在，弥天四海一刘三。”(P68)沈尹默的赠诗在刘三心中激起了持久的回响，催生了一系列的唱和之作。刘三第一首次韵诗云：“知君刻意褚河南，一艺从头识苦甘。若赌真书君第一，试言隶草我无三。”沈尹默书学褚遂良，故有此语。妙的是诗后自注：“王僧虔答齐高帝问，君正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三，陛下无第一。”(P68)在称赞朋友的同时，刘三对自己的书法当仁不让，老友之间的斗趣让前作中的阴霾一扫而空。腊月廿三日，亲友挤在华龙小学楼上为刘三庆祝六十寿辰，刘三又次韵一首：“跼蹐还同住道南，客来能识菜根甘。百年难报亲慈爱，风雪催人过廿三。”(P69)沈尹默读后，复次韵二首，其二云：“不采兰根笑所南，从容慷慨意弥甘。双星伴月中天丽，四拜陈词愿只三。”(P69)暗用郑思肖露根兰之典，翻转了战乱流离之悲，而变为温煦之祝词。沈尹默画竹相赠，刘三再次次韵酬谢：“昔年接席客宣南，馋口能言比肉甘。不谓老饕胸有竹，兼工聚五四攒三。”(P71)因为沈尹默先以“说得刘三比肉甘”之语调侃刘三，刘三才以“老饕”一语反唇相戏。此类玩笑既风雅，又温暖，令人感动。刘三还曾作南韵诗安慰妻子：“试从城北望城南(谓难民区，自注)，得茹秋荼比荠甘。且共耐消寒九九，会须重径三三。”(P71)化用《归去来兮辞》，为妻子勾画出重建故园的愿景，以激发她共克艰难的信心。

亲友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心灵契合，通常是诗人战胜困厄的精神支柱。1937—1938年，刘三和沈尹默的唱和不仅呈现出友情的温暖，甚至也微妙地呈现出两对夫妇之间的精神感通。大约在1937年，沈尹默曾作“春蚕词”若干首，借此抒发蜇居上海的种种心绪，特别是对其妻褚保权(1903—1990)的柔情蜜意。第一首是《蝶恋花》：“人面花光相映发，脉脉佯佯，人与花无别。密意醲情和酒呷，东风沉醉芳菲节。 几度名园惊蛱蝶，南国佳人，标格真奇绝。仪态万方风与月，相逢疑是骖鸾客。”(37)上海书法家协会编：《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沈尹默》，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23，32页。沈、褚结缡于1930年代，相差二十岁而情感深笃，故《蝶恋花》中有此等艳语。褚保权曾抄录丈夫词作制成春蚕词册，沈尹默在册页后题有一首绝句：“柔桑食尽丝缠尽，投釜牵机一任他。等是此身非我有，不须辛苦作飞蛾。”(38)上海书法家协会编：《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沈尹默》，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23，32页。刘三题签，并依沈尹默原韵和诗一首：“缠绵况味知何似，之死诗人咏靡他。身后是非谁管得，不须临镜蹙双蛾。”(P67)“之死诗人咏靡他”乃是经典中的海誓山盟，语出《鄘风·柏舟》：“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翌年(应是1938年)，刘三又题绝句一首：“此身正似蚕将老，坡老真为我赋诗。翻恨吐丝丝不尽，从容慷慨两难时。”沈尹默最欣赏的是末尾一句，“谓末句可刊一印”(P67)。可见，刘三对沈氏夫妇的情感生活有比较深度的理解与知赏。同样，沈尹默也曾以诗画的形式介入刘氏夫妇的情感世界，如上文提及的祝寿诗中就有“双星伴月中天丽，四拜陈词愿只三”的祝福语。在“孤岛”上海避乱的诗人是极其痛苦和绝望的，倘若没有夫妻之间的精神契合，无论是刘三还是沈尹默，恐怕很难鼓起勇气生存下去。这大概是沈尹默激赏“从容慷慨两难时”一语的根本原因(39)网上有拍卖行提供的沈尹默手书《春蚕词册》照片，后有汪东、沈禹钟、白蕉等人的题跋。1953年，汪东题诗云：“叶饱缠绵吐不穷，一丝一线付吴侬。待看鸳锦裁成日，始信春蚕作茧功。”1956年，沈禹钟题诗云：“认是游仙事却真，花前消尽旧时春。相思比似乌丝茧，何处重寻织锦人？ 赋就风怀韵欲流，晋唐书势亦无俦。书家别稿成双绝，按拍难消万古愁。”1963年，白蕉倚醉跋曰：“乌有同命，茧有同功，悲欢离合，铸梦无穷。”复缀词云：“人有同心，白头如新。”题跋均以沈褚情感为中心，足见书家对春蚕词之主旨别无异辞。网址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07990848/。。而刘、沈二人对彼此家庭的知解与祝福，则是朋友之间共克艰危的一种表现。

身陷“孤岛”的刘三对抗战从未失去信心。《入晚又得一首》诗云：“未信周家替，从知德凉。弱嫌强者食，仁与暴相妨。南国先亡象，东方旧有狼。春秋重施报，九世予齐襄。”(P73)从诗中可以析读出刘三对时局和战争结局的深刻思考：虽然日本早有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所谓“东方旧有狼”(40)“周家”和“南国”显然是指中国，“”和“狼”则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斥责。《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言：“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0页)刘三曾在次韵沈尹默诗作中说“六合塞豺狼”，也是以“豺狼”咒骂日军(刘三著，陆繁霜辑：《黄叶楼遗稿》,第72页)。)，虽然中国在抗战之前已陷于积弱之中(所谓“南国先亡象”)，虽然暂时敌强我弱，但就像齐襄王收复失地一样，中国必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刘三的这种判断，来自于对正义(所谓“仁”“施报”)必将战胜暴虐(所谓“暴”“德”)的坚定信念。临死之前，刘三在病中吟诗，仍有“杜陵日夜望中兴”之句(P75)，显示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必胜的坚定信念。这让我想起刘三的老友陈独秀。在抗战最艰难的1942年，陈独秀同样处在贫病交加的绝境之中，但同样从未气馁。在陈独秀最后时期所作的几篇雄文大作中，同样闪烁着人心和人性的力量与幽光。

六、“世事无常人有素”：终章的一点感念

孤岛之中，逼迫刘三的不仅是充塞人间的战乱，甚至也不乏人心之纷扰。集中有《无端二首》，出语蹊跷：

无端沟水忽西东，谣啄凭渠谥懒龙。省识虎丘岩畔石，更休饶舌学生公。

不如淮上柳河东，笑杀云间陆士龙。我自闭房窥秘记，只论丁女与壬公。(P74)

又有《答客问仍用前韵》一首云：

故居已失让西东，旧好难逢腹尾龙。世事无常人有素，漫凭通介论徐公。(P75)

显然，三首诗指涉的是同一事件。事情之曲直已难考证，然而可以断定，在如此艰难的孤岛中，居然还有人谗毁刘三。面对谗言，刘三不屑置辩(所谓“更休饶舌学生公”)，任人訾议(所谓“漫凭通介论徐公”)。面对播散流言者，刘三敬而远之(所谓“无端沟水忽西东”)，冷齿笑之(所谓“笑杀云间陆士龙”)。面对纷扰复杂的人心和人世，刘三以素心相对(所谓“世事无常人有素”)，唯求闭户自修而已(所谓“我自闭房窥秘记，只论丁女与壬公”)。按，“丁女”与“壬公”即火与水，典出苏轼《真一酒歌》：“壬公飞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尝。”(41)苏轼著， 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第2210页。这是东坡晚年谪居海南(或云惠州)时的悟道诗。1938年三伏天，面对战火和流言，刘三闭户自修，只论水火，不顾其余，似已进入类似于《真一酒歌》所说的“跏趺牛嚼安且详，动摇天关出琼浆”的“湛然寂照”之境。“世事无常人有素”亦是此种心境。“素”，即内心的纯洁与贞吉。“人有素”，是有定力、守贞吉的心灵境况。《易·履》曾以“素履”为物象，对此境况作过极精妙的譬喻与释解：“素履往，无咎。”“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王弼注曰：“履道恶华，故素乃无咎。处履以素，何往不从？必独行其愿，物无犯也。”孔颖达正义亦云：“既能谦退幽居，何有危险自乱之事？”(42)上文均引自《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4—76页。《周易》所说的“素履”与“贞吉”，与刘三最后时刻的心境颇为相似。在“飞瓦昆阳战”(刘三绝笔诗语，P75)的战乱背景下，虽然黄叶楼已经毁灭，虽然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刘三仍然没有放弃对正义和道德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刘三妻子陆氏亦字“灵素”，号“素园”(43)请参曹伟明：《剑胆琴心的南社伉俪》，《联合时报》2015年6月5日，第6版。。可见，“素”对于刘三夫人而言，也有特别的意味，而陆灵素也的确有一颗抗拒苦难、坚守“素”心的灵魂。刘三死后，陆灵素自号“繁霜”(44)“繁霜”，蕴含孤苦之意。《小雅·正月》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念我独兮，忧心京京。”老杜晚年亦云：“艰难苦恨繁霜鬓。”陆灵素晚号“繁霜”可能与此相关。，或“黄叶遗孀”，足见她承受着非同寻常的苦痛。但她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做了一件别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即辑成《黄叶楼遗稿》。刘三生性通脱，“所作诗文，辄随手弃之”(P90)，而陆灵素则深知刘三文字的重要性，偷偷收藏了一些文稿。抗战爆发，刘三以为毕生诗作连同藏书一起毁于战火，故有“华龙劫后诗”之语。刘三死后，陆灵素冒着生命危险，潜回黄叶楼，居然在破纸堆中发现当年潜藏的诗稿。可惜“散失大半，残缺不可复识”(P91)。于是她与女儿“惨然相对”，钞录成册。由于无钱出版，便将诗稿寄给柳亚子，请他在香港出版。没想到香港沦陷，诗稿全部丢失。悲痛之余，陆灵素一边抚育孩子，一边多方搜寻丈夫遗作。由于字多残缺，有时候不得不凭记忆默出。因为担心不合原意，便请刘三生前老友黄太玄予以鉴定。重辑工作完成之后，四处寻访刘三好友，遍征题跋。凡斯种种，大费周折，不过是“以慰季平在天之灵耳”(P90)。此情此意，令人感念不已。

从题跋来看，刘三的朋友们在面对《黄叶楼遗稿》时，无不流露哀惋空漠的情绪。沈尹默说：“藏息华泾，爱满楼秋趣，顿惊黄落”，“恁年少豪情，总还空漠。”(P82)柳亚子说：“帘卷西风怜漱玉，明诚遗恨古今同。”(P84)姚鹓雏说：“忽有悲欢心上过，屡看名字在遗篇。”(P85)汪东说：“只青山在，黄叶落，小楼空。”(P86)1947年秋，陆灵素在黄叶楼中，一边校勘丈夫遗稿，一边追念往事，填了一阙《水龙吟》：

朔风黄叶飘萧，挑灯重勘遗稿漏。窗前惨绿，松阴疏竹，秋光依旧。桃李当年，荫遍江右，无言搔首。忆年年尽有，人来墓畔，争相问，诗刊否？

今昔空禅参透。记西湖酣饮长昼。笙歌聒耳，微波鱼逗，流光飞走。世态炎凉，不堪想象，泉台知否？老翻嫌寿，每深宵兀坐，抚龙怜凤，泪垂襟袖。(P89)

未亡人之诗沉哀至极，不堪卒读。可以说，没有刘三的黄叶楼形同废墟。但是，“世事无常人有素”，正因为陆灵素一缕心念未灭，刘三心灵的吉光片羽才能重见天日，并未湮没于历史的废墟之中。黄叶楼之乌托邦看似毁灭了，却又未曾真正的毁灭。

陈寅恪曾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4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8页。刘三夫妇的憔悴忧伤，及其在困苦中的坚守，同样蕴含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理性。知识人的憔悴与坚守，原于内心深处对乌托邦的浪漫想象，即对正义、道德、爱情及诗性生活的强烈渴求，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与尊严。通过考察《黄叶楼遗稿》，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性心灵所想象的乌托邦或许可能毁灭，但诗性心灵对于乌托邦的想象绝不可能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