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榕

2016年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把珠海市定位为珠江西岸核心城市，提出要将珠海建设成国际化创新城市、生态文明新特区。2016年，珠海全市年末户籍人口114.78万人，常住人口167.53万人，同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达2226.37亿元。2017年，珠海全市常住人口176.54 万人，同年全市生产总值GDP达2564.73亿元。2017年，第一财经旗下数据新闻项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在上海发布了《2017 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在这个对中国338 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排名的“2017年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榜”中，珠海位列“二线城市”，和厦门、哈尔滨、石家庄等城市同处一个批次。2017年12月，广东省政府发布《广东沿海经济群综合发展规划（2017 -2030年）》，文件提出将以广州、深圳为主中心，把珠海、汕头、湛江打造成省域副中心城市。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珠海的地位与发展必将继续前行。就历史而言，北宋元丰五年（1082），前鄂州通判梁杞与时任广州通判的徐九思联名向朝廷奏本，请求设立香山县，但未获批准。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2）香山县终于获批成立。1953年，珠海县正式成立，1979年珠海市终于走上历史舞台。

从古至今，设县、升市背后关涉人口、经济、国防安全等诸多复杂因素，一个城市的发展也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生产或其他某一个因素的提升变化。审视一个城市在其历史长河中的变迁是我们了解、认识一个城市的途径，对于珠海这样一个城市，这一思路尤其必要。

变迁一：“沧海”——“桑田”

今日珠海就地理范围而言，指的是北纬21°48′到22°27′，东经113°03′到114°19′之间的区域，截至2017年末，土地面积为1736.46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76.54 万人。①中国珠海政府网站http：/ /www.zhuhai.gov.cn/sq/csgl_44622/zhgk_44623/201610/t20161009_14211935.html.由于珠海地处珠江入海口，基岩浅，来沙量大，珠江水系携带来的泥沙以基岩岛屿为沉积核心逐渐淤积扩展，连接成陆，所以与其他众多内陆城市不同，珠海地域的陆地面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尤其当我们将其放在中国极为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发现：“珠海”这块区域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海上岛屿”，而且“山海交错”，“岛屿众多”，只是在明清时，众多岛屿中的一部分才和北边陆地接壤。

根据学者肖一亭《南海岛民史前生态与文化特征》一文的研究，我们发现：

距今32，500—40，000年前，除唐家岩体、牛筋头岩体、黄杨山岩体等与现代基本一致外，其他平地则为河谷平原；距今22，000—32，500年前，第一次海浸沿河谷进入大陆，海浸方向沿现在的磨刀门水道北上，拱北、香洲、湾仔等沿海地带没入海中；距今7，500—22，000年前的玉木冰晚期为海退时期，海水逐渐退出大陆，至15，000年前最低海平面时期，海水全部退出大陆；距今5，000—7，500年前为第二次海浸时期，全市除丘陵台地外，其余皆为海水所淹没；距今2，500—5，000年前，金鼎、香洲、九州港及拱北沿海地区发生局部海退，原海相环境变为河相环境；距今2，500年前以来，又有较大规模海浸，除金鼎、拱北一代以河流作用为主外，其他地区仍为海水所浸；从唐代至德二年（757）建立香山镇，到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建立香山县，到明代以前，珠江口西岸现在的珠海、中山等地都还是海中的一群孤岛，明代到清初，香山一些主要的岛屿逐渐与大陆相连接。①肖一亭：《南海探古——肖一亭文物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6 -43页。

一直致力于珠海历史研究的学者李世源也曾提到：“珠海早在6，000年前就为珠江口外岛屿与河口环境。现今的香洲、拱北在5，000年前才崭露头角。而珠海当时的主体是凤凰山、黄杨山、淇澳、桂山、三灶、横琴、高栏这些岛屿为主。”②李世源：《品味珠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北宋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在岭南道东莞县一节中曾写道：“香山，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③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19页。我们一般认为此处的香山即五桂山，所以按照本书描述，至少北宋时的珠海地域北端应还是一片海水。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原属东莞县的香山被划出，并把南海、新会、番禺、东莞四县的部分海滨之地划入，新置香山县，隶属广州府。吴水田、陈平平在《岭南疍民文化景观》一书中认为香山县的设置“说明南宋时期中山冲缺三角洲已延伸至石歧、港口一带，即东海十六沙和西海十八沙已经形成。”④吴水田、陈平平：《岭南疍民文化景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0页。而且本书还提到：“历史时期，岭南沿海部分陆地尚为海中孤岛，秦汉之前，珠江入海口深入今佛山一带……到宋代，广州城下仍被称为‘小海’，黄埔一带被称为‘大海’……唐代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尚为海域。”⑤吴水田、陈平平：《岭南疍民文化景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关于珠海地域古时环海的文献佐证还有很多，如嘉靖《香山县志》中有一篇宋代刘汉英撰写的《县令梁公德政碑》，文中记载：“广郡之西南，周行可四日许，有屿曰香山，环峦引海，旧隶于番、南、莞、新四邑间，绍兴壬申始割而邑之。”如嘉靖《香山县志》卷二中记载：“邑本孤屿，土旷民稀”、光绪《香山县志》卷二记载：“香山为省郡之外产，四面环海”、道光《香山志》记载：“广州滨海县七，而香山独斗出海中，勃郁灵淑之气”。

另外，学者陈志国在《濒海之地与盗寇之患：明代香山的空间格局与海上世界》一文中对比分析了嘉靖《香山县志》和宋代邓光荐《浮虚山记》一文中有关浮虚山记的文字，作者颇为细致生动地佐证了“香山置县之时，还是一群四周环海之岛屿，孤悬于大海边。”①陈志国：《濒海之地与盗寇之患：明代香山的空间格局与海上世界》，《农业考古》2018年第1期。浮虚山今天位于中山市阜沙镇，距京珠高速珠海收费站珠海中山交界处的直线距离约33.5 公里，现在已完全位于陆地之上，这对证明珠海地域原处海上较有说服力，为了令相关信息更加直观鲜明，下面是陈志国文章中的相关引文以及我们对今天浮虚山周边地形状况的卫星图片截图。

图一 今日中山市浮虚山区域地形图

图二浮虚山周边地形状况的卫星图片②图片来源：百度地图；网络图片黄春华摄。

文一：宋邓光荐《浮虚山记》：“番禺以南，海浩无涯，岛屿洲潭，不可胜计，其为仙佛之所宫者，时时有焉。未至香山半程许，曰浮虚山。山虎踞而凤翥，钟悬而磬折，苍然烟波之上，四望无不通。”③陈志国：《濒海之地与盗寇之患：明代香山的空间格局与海上世界》，《农业考古》2018年第1期。

文二：嘉靖《香山县志》：“浮虚山，在县北七十里，平洁峙海中，随波上下，因名。”

除了上述文字资料，我国古代不少舆地图、县志图对珠海地域地处海中的地理环境亦有体现，下面是我们对几幅代表地图中珠海地域的截图：

图三 明《坤舆万国全图》截图

图四 《舆地全图》截图

图五 明嘉靖《香山县志》舆地图

图六 《大明九迈万国人迹路程全图》截图

图七 《广东通志·广东全省总图》截图

图八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截图

从上述图片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的珠海地域在上述舆图中大都比较明显地处于海域之中，当然，我们亦需承认古代舆地图的客观精准程度和今天地图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珠海地域历代都远离政治、经济、人口中心，这种差距会显得更为突出，在图六明《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截图中就存在较明显的位置错误，但即使如此，这些在古代当时颇为重要、经典的舆地图亦有其自身价值，这些游离于大陆、位于海中的位置至少反映了当时世人对珠海地域的主观感知记忆与认识。为了弥补上面古图的不足，下面选图是当代地理学者韦惺、吴超羽2018年在《珠江三角洲沉积体与河网干流河道的形成发育》一文中使用的现代珠江三角洲及河网干道图，以及根据1，689 个钻孔资料绘制的6，000年前古珠江河口湾地图：

图九 现代珠江三角洲及河网干道图和基于1，689 个钻孔资料恢复的距今6，000年古珠江河口湾图①转引自韦惺、吴超羽《珠江三角洲沉积体与河网干流河道的形成发育》，《海洋学报》2018年第7期。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珠海地域接壤陆地的形成与海浸海退有关，亦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紧密相关，这里的人类活动包括珠江上游住民生产生活导致大量泥沙流至珠海入海口淤积成地，亦包括本地域住民围垦建造沙田等活动。据学者毛帅研究，“自996年，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修筑堤围的记载……堤围的不断修筑，加速了珠江三角洲河网水系的形成，也加速了泥沙在河床和河口的沉积，促使陆地迅速扩展，修筑堤围使得河道固定和简化，进而加速了三角洲的外伸……明清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围垦的大发展时期，平原面积不断扩大。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围垦经验的积累，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造围成田。在明代，西、北江三角洲的前缘已经推展到磨刀门附近，而黄杨山、竹篙岭、五桂山和南沙等岛屿已经与三角洲相接。”②毛帅：《溯源珠江三角洲的形成历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4日，第5版。2009年，珠海正式启动十字门中央商务区的筹备建设，而曾是“亚洲第一航道”的古十字门水道（今属澳门地域）本有外十字门，内十字门之分，但自20 世纪中期开始，由于珠海、澳门陆续进行的各种填海、路政等工程建设，十字门古道已不复见，这一变化某种意义上亦从属于珠海地域地貌的变迁。

变迁二：轻商——重商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珠海试办出口特区，自此，珠海成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四个特区之一。1980年5月，出口特区统一改称为经济特区。2009年12月，继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在珠海横琴挂牌成立。2015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珠海横琴自贸区正式挂牌。2016年，珠海全年国内贸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16.13 亿元，外贸全年进出口总额达2，753.05亿元。

今日珠海同商贸之间的紧密联系已毋庸置疑，然而和前面曾发生过巨大变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一样，珠海地域居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并非一直都如此重视、擅长于商贸，即使在离我们很近的1953年，珠海立县之初曾便使用过“渔民县”的名称，其定位则明确着眼于渔业和海防。

在现存数种香山县志中最早的明嘉靖《香山县志》中，卷一（风土志）曾记载：“邑民……惟事农圃”，其文下注解为：“土旷人稀，生理鲜少，家无百金取给山海田园。贫者佃富人之田，服其力役曰入倩，谓田主曰使头，自称曰田客，其后反以佃户之首为使头以别于田主。织缝贸贩东莞之民也，耕获版筑，新会之民也；斧斤木石，顺德之民也；皆皆愿觅为之，无务工商者。”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嘉靖）香山县志》卷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

而在该县志卷二（民物志）食货一章，则开篇写道：“食货出自民力分为九等，而工商游手之徒不与焉。一曰农人以殖百谷……二曰灶人以办盐额……三曰织人以成布帛……四曰牧人以蕃孳畜……五曰园人以毓草木……六曰渔人以备鲜错……七曰猎人以储皮腊……八曰市人以售酒食……九曰矿人以攻金石”②《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嘉靖）香山县志》卷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16 -318页。。通过行文，我们可以明显感知到工商从业者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处境。另外，据民国《香山县乡土志》第九章“实业”一章记载，宣统元年香山乡申报户口职业资料显示该地域总人口为370，570人，其中从商人口2，830人，务农人口为约20万，详见表1：

表1 宣统元年香山乡申报户口职业资料统计表③ 《香山县乡土志》，http：/ /dushu.qq.com/read.html？bid=793903&cid=24.

需要说明，民国期间包括清末时整个香山地域的商贸风气已经开始转变，但其程度还远未达到当代重商的程度，比如在《香山县乡土志》此表之前就有文写道：“商人则东南诸乡人多侨外营业，如谷都、恭都各乡，民以往南美洲者占多数。内地如石岐，商务本盛，近亦凋落逊前。澳门洋界以商务著名，近亦凋落，只赌场娼院占多数耳。虽设立商会，成效罕睹。惟香洲开埠，发达可期。”④《香山县乡土志》，http：/ /dushu.qq.com/read.html？bid=793903&cid=24.

根据现有历史文献，珠海地域和商贸有关的风气变化应发生在清朝中后期，据同治《香山县志续编》卷二记载，其时香山县出盐、蚝、蚝油、蚝鼓、虾蟹、虾羔、鱼、谷米、果菜、蚕丝、夏布，岁入达八百万两⑤转引自张华《近代中山城市发展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12页。。而到了民国历式金版《香山县志续编》：“县属商业，除澳门外，以城南石岐为总汇，各乡墟市，亦有号称畅旺者，如四都之榄边墟，大都之南萌墟，谷都之乌石墟，阛阓颇盛。榄都茧市，岁入百余万两。黄圃茧市，获利亦丰。香洲已自辟商埠。近闻淇澳近金星门亦思接踵，商业进步，当未有艾。至输出输入各品，则以水运居多。”⑥厉式金主修，汪文炳等纂：《香山县志续编》卷2“舆地·航路商业附”，收录于《中国地方志丛书·广东香山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67 页。文后还详细记录了相关具体商品的商贸信息，详见表2、表3：

表2 香山输出产品情况表⑦厉式金主修，汪文炳等纂：《香山县志续编》卷2“舆地·航路商业附”，收录于《中国地方志丛书·广东香山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67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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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香山输入产品情况表①厉式金主修，汪文炳等纂：《香山县志续编》卷2“舆地·航路商业附”，收录于《中国地方志丛书·广东香山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69页。

纵观珠海地域发展历史，沿海且毗邻澳门香港的自然环境应该是影响本区域商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在澳门正式取得居住权之后，澳门对珠海地域的影响遍及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这些影响十分深刻和巨大，甚至即使在明清政府颁布相关海禁法令后，珠海地域民间走私现象依然长期存在。

简单来说，历史时期的澳门对珠海地域的影响或许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了无数直接而易实现的“营利”之机，二是提供了当时颇为珍贵、在内地还极少普及且质量水准不低的外语教育之机，后者最典型的例子如：当时澳门教会学校马礼逊学校启蒙并培养了后来对整个中国都产生影响的当地幼童容闳、唐廷枢、黄宽等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又因为珠海地域住民长期为典型的移民构成，所以，虽然中国主流文化长期以“安土重迁”为主流价值观，但珠海地域很早便在文化中融入了勇于跋涉、探索、冒险的成分，比如晚清时中国四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席正甫）中三人即为香山县人，其中唐廷枢、徐润又为当时香山县中之今日珠海地域人。下面为我们对部分珠海地域名人离乡时间的统计梳理：

表4 晚清珠海地域部分名人离乡时间统计表

考虑到珠海地域极为有限的地理面积和人口总数，这些后来皆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著名人物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又由于本地风俗“重族”，尤其当时买办多为家族参与，所以这些代表人物不但对国家产生影响，其对珠海本土住民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

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从文化视角来看，珠海地域同商贸的关系很多时候更直接地取决于国家政治。

先秦时期，珠海地域居民一般被认为属于百越中的南越（族），但就整个岭南地区而言，人口、经济、文化真正发生质变应该始于秦军南征设立南海郡（公元前214年）。尤其当时不但最早由屠睢率领的50万军队在战后都留驻下来，而且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战后秦始皇又专遣一万五千“无夫家”女至岭南“为士卒衣补”。自此，随着历史各朝代统治力加强，以及多次大规模北人南迁的发生，岭南粤地居民整体分为陆居、山居、水居三类，但其中以中原转徙住民为主的陆民成了主体。

中原群体的到来，一方面给整个岭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事实上，这些劳动力中亦有一部分是就是商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另一方面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变化从根本上为整个岭南包括珠海地域日后剩余产品积累、经济的发展打下基础，而我们应承认，这些改变正是直接源于国家顶层的政治政策。

关于珠海地域历史上的“轻商”，这一现象除了和中国古代漫长的“重农抑商”主流文化有关，同时更直接受影响于国家顶层多次闭关锁国，“禁海”、“迁海”政令的发布。清政府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及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七年（1678）五次颁布“禁海令”，更于顺治十七年（1660），康熙三年（1664）和十七年（1678）三次下谕强制“迁海”，严禁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嘉庆十四年（1809），清政府发布的《民夷交易章程》明确规定外商不准久住澳门，直接对澳门贸易产生消极影响。客观而言，考虑到珠海极为便于商贸往来的客观地理位置，珠海1953年建县之初，其渔业、海防之县的置县定位亦对商贸较为轻视，当然，这和当时建国初期特殊的国内外政治安全环境有直接关系。

统观历史发展，珠海地域从“轻商”到“重商”的转变并不是一次变迁，而且一个颇为漫长和曲折的过程，整体而言，明清时在珠海地域生产力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对商贸的重视程度比较突出，比如：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解除蕃舶禁令，“外国货物开始大量进入中国，香山因毗邻粤澳，洋货入墟，较他县为早。”①张亚红；《明清香山县城镇地理初步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7页。同年，清政府还在香山县濠镜澳的妈阁码头口（今属澳门）设置了粤海关的一个总口，这是香山县的第一个正式通商口岸。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实施新政，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第二年香山人王诜、伍于政等人筹划在距澳门13华里的下薛都海滩设置占地700亩的60年无税商埠，由于地处香山场和九洲洋之间，故名香洲埠，“香洲”一名亦由此而来。该计划于1909年得到清政府批准，并在1910年被清政府钦定为自由港。而且为了吸引人才，香洲埠当年还率先推行“廉租房”制度，一时间，从惠州、东莞、顺德、南海等地迁入大量移民，“前来游埠者不绝于途，人山人海，日开酒楼、泉香酒楼、合栈茶居等商业场所天天顾客盈门。”②李传忠：《香洲埠：百年前就蜚声中外——大小店铺近两千间电车绕埠、设想通铁路免税政策吸引海外华商》，《珠江晚报》2006年5月16日。虽然由于背后复杂利益冲突及突发火灾，香洲埠只存在了两年，但其影响十分深远。近代唐廷枢、孙中山等人亦曾先后计划在唐家环建港口和无税口岸，唐绍仪主政“中山模范县时”更是明确规划将唐家环商港定名为中山港，将唐家湾定为无税口岸，以60年为期，期满后归省政府管理，可惜该计划因1934年陈济棠发动兵变流产。

作为总结，我们或许可以说：随着珠海地域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提升，明清之后由于澳门、香港、广州等周边区域的商贸高速发展，发展本地商贸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内在需求，当其被政府顶层政策人为抑制阻挠时，除了社会各层面走私活动增加外，整个社会生产生活一般会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而且由于珠海地域一直有一定数量的流动渔民（即疍民），特殊时期亦会导致海盗、贼寇作乱事件的增多。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过由于国家安全等因素导致的早期商贸停滞阶段后，得益于邓小平及后来诸多卓越国家领导人的英明举措，珠海不但恢复了商贸的自由，而且得到了国家直接于商贸等诸多领域的大力扶持，继率先成为全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后，又成立了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横琴新区），而如今，珠海作为大湾区规划的桥头堡，大力发展推动横琴自贸区建设多年来一直是其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变迁三：南越（族）——新客家

在林雄主编的《经典广东》一书中，作者曾写道：“改革开放以来……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大家背井离乡到这块热土上工作生活，安居乐业，成了继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大民系之后的第四种人——新客家人。”①林雄主编：《经典广东》，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5页。珠海，作为一个曾经历沧海桑田自然变迁的地理概念，即使在广东这样一个普遍具有较突出移民特点的省份里，其移民特征依然十分醒目。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结合《说文》“戊部”及相关卜辞，春秋战国时岭南原始居民“越”、“百越”的前身很可能是一个惯于使用斧形工具的群体。自战国以后，中原人一般泛称岭南等地为：“百越”、“越”。②廖国一：《论古代南越与中原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2期。而当时的珠海地域，从大致范围来说，应属于南越，如《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中南海尉任嚣临终前对赵佗说：“南海僻远……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西汉孝文帝时，赵佗见到使者陆贾，上书提到：“……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

关于古越人的特征与习俗，除了《汉书·地理志》云：“（粤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食用门·异味》云：“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广东通志》及《广西通志》还提到“粤人俗鬼”、“粤祠鸡卜”、“越人信神而易杀，傲化而偭仁。俗好游，惰男不知力，田女独苦井臼；贪口腹，遇墟日辄酗酒餍肉，滥费不思积贮，婚姻不用媒妁。”③吴水田、陈平平：《岭南疍民文化景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 -37页。

吴水田、陈平平在《岭南疍民文化景观》书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张寿祺、黄新美等人曾根据实地调查和样本测量，对珠江口疍民的肤色、毛发、面形、腿形等体质特征做了详细说明，证明疍民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后代。④吴水田、陈平平：《岭南疍民文化景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3 -24页。根据珠海市2017年发布的统计年鉴，2016年内珠海市常住人口167.53万人，其中流动渔民人口（即疍民）8，894人。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疍民采取了诸多帮扶措施，如斗门南澳村的建设，不少疍民选择上岸居住生活，所以我们不能说珠海地域疍民仅八千余人，但应该承认，在珠海地域今天具有明显不同于陆上居民习俗文化特征的“疍民”已为数很少。

作为补充，需要说明，由于“疍民”一词在历史上长期带有贬义和歧视色彩，1934年，民国时的广东省民政厅专门发布《严禁压迫疍民恶习》的训令；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广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提高水上人民地位，取消侮辱水上人民“疍家”的称呼》的决议；1951年，广东省政府明文下令取消侮辱疍民为“蛋家”的称呼，此后，在政府公文中，内河疍民被称为“水上居民”或“水上人民”，沿海疍民被称为“渔民”或“流动渔民”。⑤吴水田、陈平平：《岭南疍民文化景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5 -46页。

关于珠海地域的移民情况，首先，据《保昌县志》（保昌即今天广东省南雄市）记载，在公元前306年楚灭越时，有一族越人逃到了丹阳皋乡，改姒姓为梅姓，当秦兼并六国时，这支越人先后经过零陵、台岭（大庾岭）到达岭南，其中有一人叫梅鋗，此人为有名姓可考的最早一批定于粤北的北方（江南）移民，可视为北人南迁之始。⑥《珠玑南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中原住民大规模迁入岭南，我们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屠睢率领50 万大军平定岭南。秦划立南海、桂林、象郡三个新郡之后，不但剩余大军留下驻守，之后又应赵佗之请遣派一万五千女子来岭南，而且据《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记载：“秦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不过，根据葛剑雄等学者研究，从各方面看，这一阶段的移民在南越并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代表性的证据有西汉初年陆贾出使南越时，赵佗“椎结，箕踞见陆生”，自己承认“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此外，《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2）南海郡人口为94，252 人，而珠海地域其时属于南海郡。

葛剑雄等学者在《简明中国移民史》中认为汉人南下第一次高潮是“永嘉南迁”及其余波，第二次是安史之乱后，第三次是靖康之乱以后。而黄晓东在《珠海简史》一书中则明确提出“珠海外来人口的开始进入，大抵见于东晋末年。时江南孙恩、卢循农民起义因被镇压而转战东南沿海……失败后……同分散居住在珠海（当时尚未成陆）的百越人一起艰难生存……历史上大批移民迁入珠海地区是在宋代……南迁者相携就道，从珠玑巷入粤者，大抵留居在西江下游和沿海（即今日珠三角）地区。”①黄晓东：《珠海简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页。

学者仲卫红在《珠玑南迁》一书中亦提到：“南宋末年珠玑巷民的南迁，可能是历次南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临安陷落以后，那些从临安撤出，随陆秀夫等人迁往崖山一带的南宋军民，就有几十万人之众。”②仲卫红：《珠玑南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0页。文中总结道：“历史上汉人的大规模南迁，都是因为中原地区沦入北方草原民族之手，而不得不随着政权机关南下。因此，南迁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汉人传统地域沦陷的多少；当中原沦陷时，就迁到长江以南；当长江流域也陷落时，就迁到珠江、闽江流域……当宋廷风雨飘摇的时候，大批的汉人也势必向珠江三角洲一带迁徙。”③仲卫红：《珠玑南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0页。民国历式金版《香山县志续编·卷三·舆地（氏族）》中较为详细梳理了香山地域宗族迁徙情况，下面表5 是我们从中就今珠海地域范围内挑选具有代表性的相关资料做成的表格：

表5 珠海地域部分氏族迁徙情况统计表

需要说明，《香山县志续编》中梳理的香山县珠海地域迁徙氏族远多于上表罗列的数量，这些迁来的氏族很多后来人丁兴旺，如表中的北山（乡）杨族在县志撰写时（始修于1900年，1923年刊成）已历二十四代，丁口达一千八百余人，后来叱咤商场，富甲一方的名人徐润就是表中碧岭徐族后人。除了北人南迁的三个高潮期，从整个中国移民历史来看，北人南迁的情况在其他时期也一直存在，比如元明交叠之际中国移民特征以内聚为主①葛兆光、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1页。，但此时亦有北人南迁至珠海的情况，最有名的例子如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一书开篇时记载：“先世居河南陈留，为淮水所出之地也。至宋季，有延祚公者，隐居乐善，子广达、广德二公，遭元季之乱，流离相失，久之始遇于广州之香山。盖广达公已自河南而南雄，而番禺，而香山，凡三迁矣。初寓雍陌长埔，后卜居于前山，寨占籍焉。”②徐润撰，梁文生校注：《徐愚斋自叙年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此外，从民系视角来看，“广东是我国汉族民系分布情况非常复杂的一个省份，省内居住着广府系的大部，客家系和福佬系的部分。三大民系的形成，是中原汉族与岭南土著长期融合的结果。这种融合早已有之，而较大规模的融合则始于秦征岭南，经过两晋、两宋、明末三次移民高潮（来自中原地区，还包括楚、吴越、闽等岭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广东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持粤方言，在广东三大民系中分布范围最广。”③林雄主编：《经典广东》，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2 -53页。珠海地域属于广府文化区，而广府人的来源“并不是秦汉时的百越土著，而是不断南迁的汉人……所谓广府人，就是明代以后我们对这些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民风民俗的移民后裔的统称”④仲卫红：《珠玑南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9页。。所以，针对秦汉早期乃至先秦时期的百越之南越住民，我们可以说，广府人亦是移民，亦是“客家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珠海地域住民的重视和扶持日益加大，1952年12月渔民县成立，宝安、东莞、中山3县所属海岛为渔民县的行政区域；1953年4月，渔民县正式定名为珠海县，并将中山县属的中山港乡、东莞县属的万顷沙等地、岛划归珠海县；1953年5月，珠海县正式成立；1979年3月，珠海县升级为珠海市，根据1994年至2017年发布的诸本珠海统计年鉴显示，1979年珠海的年末户籍人口仅为360，742人，当年无迁入人口和迁出人口统计数据。珠海地域的迁出入人口资料统计始于1985年，下为珠海1985至2016年每年人口迁移趋势图以及1985年至2016年珠海常住人口、流动渔民人口等资料统计表：

图十 珠海市1985 至2016年人口迁移趋势图

表6 珠海1985年至2016年常住人口、流动渔民人口等资料统计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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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6我们可发现，珠海市在1985 至2016年间，迁入人口770，970 人，共迁出人口259，000人，这32年减去迁出人口数的净迁入人口为511，970人，超过51万人，而当我们考虑到珠海2016年年末户籍人数为114万余人，以及1985年之前未统计的迁出入人数和迁出人口中的原住民人数，珠海地域的移民人数比重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突出。

在历年珠海统计年鉴中，我们还发现：从1985年有迁出入人口统计数据开始，至2010年，整整16年间，珠海迁入人口不但远多于迁出人口，而且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之差都高于当年出生人口数，而其间珠海出生人口数最低一年为1985年的6，881人，最高一年为2010年的12，448人。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作为和珠海原住民“最亲近”的群体，流动渔民人口数量亦体现在珠海历年年鉴中，但从1979年至2016年这38年间，流动渔民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86年，人数也仅21，336人，相当于当年年末户籍人口的5%，人数最少的一年是2015年，共有8，715 人，相当于当年年末户籍人口的0.8%。而且，从1991年开始，珠海流动渔民的人数已明显比当年迁入人口数量还要低。

小结：变迁与文化传承

经过从“‘沧海’到‘桑田’”——自然环境，“轻商到重商”——社会风俗及经济政策，“南越（族）到‘新客家’”——人员构成这三个视角对珠海地域历史文化简单梳理后，我们应该承认：至少就人民生活、地区经济发展而言，今日的珠海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珠海。

有史以来最广大的陆地面积，最顺应且最鼓励扶植商贸发展的经济政策，最庞大且最多元的居民构成——这些都是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动力与保障，如果再考虑到珠海地域历史上长期交通闭塞、盗贼频繁侵扰的社会状况，今日的珠海更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

然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我们亦应该认识到这三大变迁，不仅仅是物是人非的变迁，更多的是“物非人非”的变迁。这种长期、巨大而且一直在发生的变迁为文化的驻足沉淀与传承带来了其对应的挑战。比如：“沧海桑田”的变化不难被人理解，但由于人类个体生命在这一变迁所需时间长度面前过于短暂，想要真正感受体验这一历史变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一般只能借助较为形象、直观的考古发现或视频图画资料予以弥补，而这一领域对于珠海来说，无论是在博物馆建设还是在考古遗址发掘、开发方面，都任重而道远。

又如：居民构成、移民特征这一方面，“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①葛兆光、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6页。。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其本身对文化融合、改良、激发民族文化生命力是有其积极有益的一面的，但像珠海这样一个一直远离文化、政治中心的地域发生如此大比重、长时间的移民情况，如何剥离不同文化并清晰总结其不同时期文化内涵特征，是颇为困难的。

至于商贸政策方面的变迁，其文化传承视角下的最大问题倒不在于史料的保存和整理，事实上，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后来各城市统计年鉴制度的出台与不断完善，我们对相关经济具体政策、指标数据的保存和传承整体比较完备和成体系，但恰恰这个方面依然有问题，或者说有两点需引起关注：

第一，对比于客观、科学的数据指标的不断完备、体系化，我们反而有可能忽视或弱化对特定地域不太好量化、不太好数字化的人文精神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举个例子，比如：中国古代历代史书、县志都有观善恶、张教化、考盛衰的初衷与内容，远如《史记》中的列传，近如嘉靖《香山县志》中的第六卷“黎献志”、光绪《香山县志》卷十六中的“列传·忠义”等等，而现在我们对于此类内容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梳理传承，应该说还不算十分理想。

第二，作为经济特区，珠海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目共睹，近年来同港澳的深入协同发展亦与时俱进，珠海居民的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整体亦不断提升，但客观而言，在承认上述意义、利处的同时，重商机促商贸的大潮流亦给社会文化带来了一些隐患或问题，如义利关系问题，如暴利之下的治安问题等等。

当我们在具体传承与发扬本地域文化时，如何能客观公允、全面系统地面对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审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