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坤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西思想激烈碰撞，直接动摇了古老的宗法制度的社会根基，作为宗法制度主要象征的谱牒，去废存留，一时饱受争议。在不少革命人士看来，“原有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宗法制度，已渐渐失其时代的存在性，那么由宗法制度而形成的谱牒学当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失其存在的价值”①胡铭龙：《中国家谱学之改造》，《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家庭的制度存在一日，家谱也就一日不容废弃”②潘光旦：《家谱还有些甚么意义？——黄冈王氏家谱代序》，《东方杂志》1947年第12期。。况且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宗族本位社会，要实践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族主义，非“从改良族谱入手”不可③轼：《改良族谱的一个建议》，《史地论文摘要月刊》1936年第2期。。这种认识上的出入，反映出以谱牒为代表的宗法文化之于20 世纪初的社会变革仍具有现实意义。实际上，据今人冯尔康的考察，民国时期各地修谱活动不仅未曾中断，许多宗族还纷纷对家谱编纂进行改良，以期与时俱进。④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8 -314页。而既往研究不免受到趋新意识影响，侧重于考察通商较早和革命活跃地区，诸如江浙、闽粤、湖湘等⑤林济《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以近代湖北黄州宗族社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梁洪生《辛亥前后江西谱论与社会变迁——读谱笔记三则》，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7 -131页；蒋志华《试论民国时期广东家谱的编修特点》，《文献》2004年第4期；李现丽《民国家谱若干问题——以浙江地区为中心》，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于海燕《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瑞香：《家族改革论》，《童子世界》1903年第33期。，疏于对封闭区域的关注。像位于皖南腹地的古徽州，聚族而居，族各有谱，乃是封建社会晚期家国同构的典范。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徽州家谱编修改良举措的探讨①关于徽州家谱的内容演变，学界论述甚多。除一般宗族史的研究论著外，对本文颇具启发意义的有：唐力行《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徐国利《民国时期基层社会传统职业观的革新与保守——以民国徽州家谱的族规家训所见职业观为例》，《民国档案》2012年第1期；卞利《明清至民国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刊印、避讳及其家国互动关系初探》，载《族谱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96页。，有助于把握区域宗族演进的历史脉络，深化对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认知。

一、别开生面：修谱动因及价值取向

20世纪初，各种新思想、新观念不断由城市传入农村，撼动了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儒家文化和宗法观念。不少封建大家长对此有切肤之痛，他们感叹“自清之季，天道冥晦，蔑礼教，尚武力，平等自由之说肆为簧鼓，长幼尊卑之序弃若弁髦，人纪不修，恩谊寖薄，祸乱之作相无寻”②《（婺源）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卷首《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序》，1917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但又不得不承认，“诸君子深明敬尊爱亲之大义，惧甚平等同胞之颓风”③《（婺源）燉煌郡隐溪洪氏宗谱》卷首《燉煌郡隐溪洪氏重修支谱序》，1928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更令其纠结的是，“居高明者亦复粉饰涂附，掇拾补苴，恭然无挈领提纲之计”④《（婺源）星江单氏宗谱》卷首《星江单氏统修宗谱序》，1925年木活字本，苏州图书馆藏。。这些负面评价或有夸大之嫌，而他们对时局强烈不满的背后，隐伏的仍是传统宗族精英那种持续的焦虑心态和危机感。此时距离清朝灭亡不过数年，传统政治文化的根基有所松动而新的政治文化尚未成形，人们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纷繁复杂的景观，认识含糊不清，对于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政治主张及道德规范往往无所适从。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不少开明的宗族精英尝试接纳和响应“家族主义”“地方自治”及“爱国保种”等革命话语，对家谱的功能进行深刻反省，寻求家国观念与革命话语对接，以此彰显宗族的可塑性。受此影响，各宗族对修谱动因与旨趣的阐释出现诸多新义，倘若细细究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推广地方自治

肇兴于清末的乡镇自治运动对家族影响深远。当时便有学者指出：“二十世纪之时代为民族主义普及世界之时代，夫人而知之矣。虽然欲达民族主义必先革专制政体，欲革专制之政体必先由地方自治，欲地方自治必先由家族之改革，盖国也者合千万家族而成，而一家族即国之积分中之一分子也，不有家族安能成国？”⑤林济《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以近代湖北黄州宗族社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梁洪生《辛亥前后江西谱论与社会变迁——读谱笔记三则》，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7 -131页；蒋志华《试论民国时期广东家谱的编修特点》，《文献》2004年第4期；李现丽《民国家谱若干问题——以浙江地区为中心》，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于海燕《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瑞香：《家族改革论》，《童子世界》1903年第33期。一些州宗族精英深以为然，“群家而成族，群族而成邑，群邑而成国，故治国者当自家族始”⑥《（绩溪）余川越国汪氏族谱》卷末《跋》，1916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所以家族自治是地方自治的起点。要实现家族自治，需要强化内部认同，而修谱便是提升凝聚力的前提，这“与泰西各国以个人为单位者不同”⑦《（歙县）桂林洪氏宗谱》卷1《洪氏重修家谱序》，1923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倘若国人一味照搬西方经验，往往会适得其反。绩溪人胡晋接的感悟颇深，他被游学德国的朋友告知：“彼中物质科学进步几达极端，而举国先识之士所惶惶然，深忧大虑，认为方来莫大之危险者则人与人相接之仁心之日益沦亡，而举世相争夺以权力是已。”⑧《绩溪遵义胡氏宗谱》卷首《城东遵义胡惇庸堂续修宗谱序》，1935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况且中国宗族拥有丰富的自主管理经验，而这本身就是“自治”形态的体现。像徽州这样“僻处方隅，山水清秀，人才杰出，尤以氏族为先”，宗族组织化较高，“肇基于此，适合新潮流，既已合群，易于自治，与附唱高调者迥殊”①《（祁门）倪氏族谱》不分卷《续修族谱序》，1925年木活字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二）促进个人与团体进步

修谱者因同宗共祖的缘故走到一起，通过不断翻修家谱可以凝聚社会群体，为进一步提升家族影响力和社会的繁荣进步，发挥纽带和桥梁的作用。1928年，祁门文堂陈氏续谱，主纂者开宗明义地讲，谱牒对于家族而言“固根本要务”，但是“处此海通之世，种族之界说盛，合群之效力宏，忧时之君子每以保国、保种、保教相警告，则夫兴学育才与振兴农工商诸实业，莫不由一家一族之团结为基础。推暨合群之旨，以图富强而振国势，俾种族文化与欧美优胜共存共荣，岂如旧说尊祖云云者之狭义已哉”，所以修谱理念要与时俱进，“以发展群荣群力之事业”为主要任务，只有如此才能“谋而益卜，保世滋大矣”②《（祁门）文堂陈氏家谱》卷首《文堂陈氏家谱序》，1928年铅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类似的观点在1934年重印的《左台吴氏大宗谱》中也有呈现，族谱主编者之一、曾出任上海海关职员的吴絜华在为谱作跋时谈道，“顾往昔修谱之作，义在昭明地望，阐示宗法，区分贵贱，稽纠乱冒，政府资以选举，私室繇之论婚。第自改政以还，士庶跡泯，良贱同伦，族望阀阅已无足矜耀，唯先世令德贻谋，堪为子孙范式”，由是作序者希望族人“因玆谱书咸知振奋，繇是为继业绳武，联宗合群，以服事国家，显扬宗祖，不更懿欤”③《（休宁）左台吴氏大宗谱》下编《谱跋》，1924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这里的“显扬宗祖”已远非过往那么狭隘，它首先是以族人团结为出发点，强化组织凝聚力，使个人获得更好发展，成功立足于社会。要言之，这些凸显个人本位主义的修谱主张，一反过去家族本位主义的传统，反映了时代诉求。

（三）有助于培养爱国精神

为摆脱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精神，孙中山提出由家族变宗族，进而形成国族的主张。较之清末文化界倡导的“家庭革命”与“祖宗革命”学说④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5 -143页。，国族主义不但相对温和，而且贴合国情，受到一众宗族人士的响应。旅沪徽商、黟县人余绍曾就是孙中山国族论的忠实拥趸，他在为谱作序中坦承，“自国家主义输入中国，人每谓中国人无爱国心，以知有家族不知有国家，遂提倡国家主义，家族主义几为世所诟病，甚者且从而破坏之。谱牒之学，乃家族主义所赖以维持者也，当提倡国家主义之时，而以维持家族主义为急务，似非适于时世之所要求”。在他看来，“国者，积家族而成，有国然后有家，真爱家族者，未有不爱国家者也”，抛开家族主义去谈国族主义不切实际⑤《古黟环山余氏宗谱》卷首《环山余氏续修族谱序》，1917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曾出任皖南行署主任的戴戟，对抗战时期族人奋起修谱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今日者，固策励国族以抗外族之日，而国族者即家族之所集也。不团结国族，不能抵御外族，不先敦睦家族，则国族无团结之基础，更何恃以抗外族乎？”⑥《（休宁）戴氏荆墩家谱》不分卷《隆阜宗支戴氏族谱书后》，1939年抄本，上海图书馆藏。由戴戟所题名的《绩溪古塘派程氏宗谱》中，编纂之一程裕济除将国族论融入谱序之中，还强调“吾人苟能近秉国父之遗训，远溯列祖之忠贞，因之而精神团结，力量集中，对内借以兴邦，对外可凭以御敌。是此区区数册之成，洵可使散者合，涣者聚”⑦《绩古塘派程氏宗谱》不分卷《绩古塘程氏宗谱序》，1941年铅印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藏。。

（四）推动人类优生优育

中国优生学先驱的潘光旦先生曾根据一些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诠释西方的优生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术研究脉络。他在为《黄冈王氏家谱》作序时指出，近代倡导谱牒学应该致力于“培植谨始怀来的优生意识”“增进个人对于一己品性的认识”“帮助人类遗传的研究”“在史学研究之中多确立一个专精的部门”等方面，从而体现家谱“若干实用的意义”①潘光旦：《家谱还有些甚么意义？——黄冈王氏家谱代序》，《东方杂志》1947年第12期。，所论颇中肯要。这种将自然学科理论移植到人文学科之上的方法，在徽州地区也有反映。秋浦人许世英在1931年为休宁月潭朱氏族谱作序时寄语修谱者，“惟居今之世，治谱牒者宜一扫古今之陋见，不宜从吾国旧说，以别贵贱、明等威为重，亦不宜如欧美谱牒学家视为继产袭爵之证，诚宜以此为厚亲亲、别婚姻，发扬民族主义之先河”②《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1《序》，1931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至于修家谱如何促进民众优生优育，本科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柯靑柏曾说：“近世优生之学，以明察个人系统，审别其品性、职业、行事，以事研究。若修谱者严其谊例，明其系统，别其个性，俾览者一目了然，那么于明亲疏，补史料之外，又足供优生学的借镜了。”③《新安柯氏宗谱》卷首《新安柯氏族谱序》，1925年木活字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二、推陈出新：族谱内涵的不断丰富

民国代清之后，随着新制度的建立与社会观念的转变，过往的修谱经验显然有违时代潮流，致使家谱的记载范围和书写规则亟待调整。④陈建华：《中国家谱“书法”初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1929年，祁门沙堤叶氏在新谱例中提出：“祖立凡例，详审精密，规划綦严。但近来人事演进，文化日新，国宪既已变更，典籍讵无损益？虽云萧规曹随，守经尤贵通权。”因此他们将旧家规附在谱后，旨在说明“典型犹在”，而以后处理族务“须衡情酌理，审时度势，总以不触典宪，不辱祖宗，援先人之例而便通之，参族众之心理而酌行之”⑤《（祁门）沙堤叶氏宗谱》卷1《凡例》，1929年木活字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稍晚一些，替休宁孙氏纂谱的薛景渲在检阅旧家谱后说：“呜呼！国法、宗规每易抵触，旧章、新学尤多背驰，拘泥不可，放任不能。”⑥《（休宁）孙氏宗谱》卷1《续修宗谱序》，1930年木活字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看得出来，在民国许多修谱者眼中，“祖宗之法无不善，子孙守法无轻革也。若夫法虽善始而行之数百年，事所趋将有以穷其法者，此固立法时所未虑及也，厥惟有变而通之”⑦《（婺源）星江单氏宗谱》卷首《变通谱制议》，1925年木活字本，苏州图书馆藏。，求变的意愿跃然纸上。于是我们看到，许多民国家谱中有了过去谱牒所没有的东西，展现出新内容和新观念。

（一）家谱中的新内容

摄影。过往家谱只有绘画肖像，随着西方摄影技术传入中国，许多家族顺应潮流，在新修谱牒中收录相片。在1924年编修的婺源《太原双杉王氏宗谱》卷首，印有“双杉王氏节度公修谱职员全体摄影”的照片，共十九人，皆着长袍马褂，每人胸前佩戴一块花瓣形的白牌，上面各书自身房分，如“肇勋”“德容”“德和”等，印制十分清晰⑧梁洪生：《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页。。上引祁门沙堤叶氏宗谱扉页也收录修谱人员合影，共七人，下面各书对应姓名与职务，自左至右分别为：编纂（向荣）、校对（惟逊）、司务（逢靑）、司账用（景辉）、校对兼司度支（汝钦）、编纂（韵虔）、编纂（勼圃）⑨《（祁门）沙堤叶氏宗谱》卷1《沙堤叶氏重修宗谱同人之影》，1929年木活字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而1937年编修的绩溪《程里程叙伦堂世谱》则分别收录有《叙伦堂摄影图》《明版世谱摄影》《辂公续修世谱影》，以及13 张坟图，更加专业地记录墓址四至、山向、字号及税额，既丰富了家谱的内容，也为家族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①《绩溪程里程叙伦堂世谱》卷首《目录》，1940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图例。这一时期由西方传入的平面绘图技术也被运用到修谱中。比如上述《程里程叙伦堂世谱》就按1：5步的比例，绘有祠堂及其产业平面图，详载“业主、字号、坐落土名、类别、地势、原有步亩数、现有步数、现有亩数、佃户姓名、住址”等项②《绩溪程里程叙伦堂世谱》卷首《目录》，1940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有助于精细化管理。来自同县的霞间高氏一派，在其新修支谱中，除了增绘有列祖坟墓平面图外，还延请专业人士以1：2000 的比例，绘制《霞间村境全图》，注明方向、位置、山脉、水道、来去路径、距重要据点之远近，并配以地图符号，如大路“|”、小路“┋”、庙宇“□”、小庙“【】”、路亭“◎”、土地“⊙”、桥梁“∥”、水井“#”、小岭“≈”等项③《绩溪霞间高垂裕堂支谱》卷4《霞间村图》，1934年石印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藏。。这与传统山水写意的画图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

学位。传统徽州家谱中，一般设有“仕宦录”或“科第录”，记载族中历代登科及第族人的名单、履历、科名、功勋等，用以标榜族望。清末科举停废之后，功名不再是读书人晋升的必要条件，只有进入学堂获得相应学位方可。由是人才评定的标准便与学位挂钩，拥有学位的宗族子弟自然成为家谱重点关照的对象。歙县《新州叶氏家乘》新修订的谱例中，向族人介绍了西方的学位体系，谓“自初、小迄中学，及两级师范、法政、铁路、农商各专校均称毕业生；大学卒业始有学位曰学士；再进而求高深之学有研究院，国内尚未创立，须负笈海外而肄习之，院中卒业曰硕士；再求精进，另设特班从事探讨，如新发明之论著或制作方能授为博士”④《（歙县）新州叶氏家乘》卷首《例言》，1925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在另外一些修谱者看来，西方层次分明的学位制度与科举系统下的进士、举人、生员等阶梯设计殊途同归，获得高级学位的族人与此前的“文武科甲”应一视同仁，享受附祀宗祠的权利⑤《（婺源）双杉王氏支谱》卷17《文会总览·祀典》，1946年铅印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藏。。

（二）家谱中的新观念

女权意识萌发。在强调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家谱不单独收录女性，即便家族谱世系记载女性，也只是男性的附庸，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随着西方自由、平等思想观念输入中国内地，尤其是维新派思想家不断宣扬男女平等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譬如，辛亥革命前夕纂修的祁门《韩楚二溪汪氏家乘》，编修者认识到“男女平权，虽正内外，而刚柔合德，原禀阴阳”，遂在新修谱例中规定“兹于支裔女界，傥（倘）有关风化者，无论室适，或如《周官》宋氏宣文等，比则附注于该父名下详载，亦门阅之光也”⑥《（祁门）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2《凡例》，清宣统二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民国初年，来自的黟县余攀荣也主张“男女平权”，认为旧时“重男轻女，陋俗相沿，即有淑节坤仪堪以转移分化者，亦为人知所不措意”，故在修族谱时专列《贤节》以表彰妇女，且注意搜集妇女有贤能之才者入谱传⑦《古黟环山余氏宗谱》卷19《贤节》，1917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这比过往家谱中专记节妇烈女，进步良多。除此之外，有些纂修者不再使用含贬义、分等级的字眼，在世系谱中取消“继配”“续”“侧室”“妾”等书法，并详书妻子与族女名字、学业及生卒年⑧《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4《世系图四》，1935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旨在淡化族人男尊女卑的观念。树立国民意识。一些徽州谱牒在其家族规则中灌输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像1927年编修的明经胡氏龙井西村派宗谱便指出，“国而忘家，忠之大者也。吾人生当共和时代，君主旧制久已革除，固无所用其忠，然爱国即所以尽忠”，鼓励子弟为国尽忠①《（绩溪）明经胡氏龙井西村宗谱》卷首《祠规》，1927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黟县）屏山朱氏重修宗谱》卷8《辑大洋派世系稿书后》，1920年木活字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藏。。至于何为“国民”，《府前方氏宗谱》编纂者申明“尊国家以尽忠爱”，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国民者，对于国家之义务，首重能爱国之热忱，代国家办事务必尽其忠，盖能尽忠爱于国家，即所以自爱其身家也”。这里明确提出爱国是国民的一项基本义务，做一名合格的国民必须具有公德心，只有“重公德”才能“全人格”，“所谓公德云者，即所谓众人之公益不可因侵犯，因私利而有害公众者皆不可为之”②《（歙县）府前方氏宗谱》卷首《祖训》，1931年木活字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藏。。

增强法制观念。家国同构的封建时代，宗族法通常被认为是国家法的翻版或补充。但新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再承认宗族法的效力，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针对亲属关系的法律法规，致使维系宗法制度的律条不复存在。面对宗族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不少宗族做出了妥协。1925年，新安柯氏族绅整理旧宗谱规训时发现，“原文颇多烦冗，又如奖励科贡诸生有花红银两等事，与现行法制不合，其处治忤逆、奸淫、盗窃等往往勒令自尽”，编著者遂“依据原文删其芜冗，补其阙略”③《新安柯氏宗谱》卷24《规训·后岸派柯氏族训引》，1925年木活字本，安徽省图书馆藏。。不唯如此，宗族组织还要求族人知法守法，如黟县环山余氏就申明：“继立关系法律，自应以不抵触《民法》者为限。”④《古黟环山余氏宗谱》卷首《凡例》，1917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来自同县的鹤山李氏则告诫族众：“近世嫁娶多早，此中有关男女寿天及子孙体气之强弱，现律亦有早婚之禁。愿我族人各体此意，斟酌适中行之。”⑤《（黟县）鹤山李氏宗谱》卷末《家典》，1917年木活字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更新教育理念。“科举既废，除学堂无进身之阶”⑥《（歙县）汪氏义门支谱》卷10《家训》，1918年木活字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不少宗族精英注意到，“现当欧风美雨潮流剧烈之时，天演竞争，优胜劣败，非具有相当学问，断不足生存于斯世，故教育尤当今之急务”⑦《新安柯氏宗谱》卷二十四《规训·后岸派柯氏族训》，民国十四年（1925）木活字本。。为鼓励子弟奋进，来自绩溪的盘川王氏及时修订族内的人才标准与资助举措，将“高等小学毕业生视廪附，中学毕业生视贡元，高等毕业生视举人，大学毕业生视进士，出洋留学毕业视翰林”，按例分授祭胙。又将原来贴补乡试、会试的盘费全部“移作学堂津贴”⑧《（绩溪）盘川王氏宗谱》卷5《祠规·辛酉修正规则》，1921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婺源县的双杉王氏也考虑到“现在民国成立，各种学校毕业者岁不乏人，若不略为变通，酌给津贴，何以振学风而鼓舞后进”，遂召集各房绅耆，重新规划由文会经管的科考经费，按毕业生层次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各校毕业津贴条例》⑨《（婺源）太原双杉王氏宗谱》卷17《文会总览》，1924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转变职业态度。伴随着新式教育的普及和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广大乡村与外部世界，以及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乡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也随之发生改变。对于普通族众而言，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正业观趋于解体，为谋生可以从事更多行业，以致宗族对族人职业的限制不断松弛。比如，绩溪县的坦川洪氏以为“人各有生，莫不各有所安之职业”，封建时代的“耕读传家”模式已与时代脱节，况且“生理甚多，岂必耕读两项，或为商，或为贾，或为卜，或为医，举凡讬一业以营生，精一技以糊者，皆所谓生理也”⑩《（绩溪）坦川洪氏宗谱》卷11《家训》，1927年木活字本，安徽省图书馆藏。。黟县的屏山朱氏秩下大洋支派明显察觉到在实业在族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从而主张在谱牒中“农工商贾与科甲仕宦等书，重实业也”⑪《（绩溪）明经胡氏龙井西村宗谱》卷首《祠规》，1927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黟县）屏山朱氏重修宗谱》卷8《辑大洋派世系稿书后》，1920年木活字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藏。。来自绩溪县的鱼川耿氏的耿介，颇具竞争意识，率先倡导在族中发展职业教育。在他看来，“近世文明日进，职业教育日渐发达。我国顺世界潮流，亦趋重于此，各省现正提倡职业学校，将欲驱普通平民群驱于职业之一途，甚盛事也”①《（绩溪）鱼川耿氏宗谱》卷5《祖训》，1919年木活字本，安徽省图书馆藏。，唯有如此，才能振兴宗族。

三、因时制宜：传统修谱组织的调适

古人修谱，大都讲求三十年一修，或四十年续编，民间更是流传有“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的说法。也正因为如此，按时续谱常常被视为宗族的头等大事。只不过，囿于宗族人力、物力以及时局的限制，现实中许多家族无法及时续谱，抑或百十年才能迎来重修的时机②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6 -187页。。而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争频仍，自然灾害严重，乡村经济凋敝，地方修谱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当然，倘若说时局动荡或财力不敷，家族尚且有一定回旋余地，那么修谱人员日渐凋零，则直接动摇了宗族修谱的基础。有学者指出，到科举一废，旧读书人老成凋谢，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联越来越密切，而与乡村日益疏远③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造成修谱人才稀缺。凡此种种，迫使乡村宗族不得不对旧有的修谱制度与组织做出调整。

（一）新的通讯方式

为及时、快速地发布修谱信息，不少家族纷纷改变以往走访形式，改用登报刊载修谱广告。以江南地区发行量较大的《申报》为例，就刊布过数以百计的修谱广告④康健、郭睿君：《晚清江南望族的修谱动员——以〈申报〉为中心》，《安徽史学》2017年第4期。，其中不乏来自徽州一府六县的宗族启事，玆整理如下表：

表1 清末民初《申报》徽州一府六县宗族修谱广告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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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早在前清光绪年间就有个别徽州宗族尝试在《申报》发布修谱信息。进入民国以后，发布修谱广告在徽州宗族中间蔚然成风。譬如，1922年《黟县横冈胡氏修谱第一期通告》即指出：“惟是支丁繁衍，派分十一，宦游经商，迁徙无常，不得不从调查入手，特先登报以代通讯。”①《黟县横冈胡氏修谱第一期通告》，《申报》1922年5月19日，第1版。稍晚一些的歙县石潭吴氏也声称：“开始编纂斯谱之际，即登新闻报声明，恐迁居远者不能周知故也。”②《（歙县）石潭吴氏宗谱》卷1《凡例》，1927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就连之前未留心广告的休宁月潭朱氏，在遭遇“各处支派经已函告，迄未答复”的尴尬之后，也主动“合再登报一月，以便周知”③《休宁月潭朱氏修谱》，《申报》1920年4月25日，第12版。。

其中不少修谱广告或一再展期，或同时刊登几份报纸，为的就是尽可能地扩大宣传范围。因为修谱者们明白，近代城市与工商业的繁荣，大大加速城乡人口流动，像徽州这样高度流动的商业社会，搜集家谱资料的难度自然非比寻常。来自绩溪明经龙井派胡氏一派就反映，在整个修谱过程中，迁居外地的“百余派中，远者登广告，近者颁知启。阅近年余，所与修者，只临近各派，希望之心，有所未逮”④《（绩溪）明经龙井派胡氏宗谱》卷首《凡例》，1921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为避免类似情况出现，许多宗族采取补救措施，诸如依托市区家族店铺建立联络据点，用以收发修谱材料，方便旅外徽商掌握家族修谱动态。譬如，黟县屏山舒德舆公派下修谱，“通信处设上海后马路润昌栈舒维汉，汉口黄陂街致祥钱庄舒慎修，芜湖元康钱庄舒紫封舒振庭，安庆恒大钱庄舒景濂，景德镇龙船衕舒实斋”⑤《安徽黟县屏山舒德舆公派下修谱》，《申报》1919年11月9日，第1版。。又如绩溪城北唐氏修谱广告规定，联络地址“上海盆汤弄鼎丰园唐君杏卿，或杭州荐桥直街菜场西首十三号门牌律师唐君礼南”⑥《徽州绩溪城北唐氏修谱广告》，《申报》1920年7月1日，第8版。。不难推断，像上海、杭州、汉口与芜湖等这样的城市，水陆交通便利，加之开埠又早，四方商贾云集，信息流通较快，自然能够节约修谱时间。

（二）修谱组织的调适

民国年间，受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与西方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影响，徽州宗族传统修谱管理模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管理职能部门的创新与权责固化的进一步深入①徐彬、祝虻：《清代以来徽州家族修谱谱局管理模式研究》，《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比如“筹备委员会”“修谱委员会”等富有现代气息的修谱组织应运而生。1946年，婺源双杉王氏刺史公房全体开会决定，选举成立“修谱委员会”统筹全局，并推选王申农等10人担任委员，包括主任1人，文书股3人，校对股3人，庶务2人，会计1人②《（婺源）双杉王氏支谱》卷首《民国丙戌届修谱名次》，1946年铅印本。。绩溪鱼川耿氏虽沿用旧式谱局组织，但内部分工更加精细，分设修谱“干事”与“职员”两级，各司其职。如干事中的“总理（总理谱局一切事宜）”“文牍兼收掌（主管函牍，誊录谱稿，并收掌一切簿册）”“司账（专管进出账目，不管银钱）”“管钱（专管银钱，不管账目，惟放债须与司账斟酌，一体担承）”“查账（查核账目，每年一次）”“调查丁口兼经收（开录丁口，兼经收丁银及一切款项）”等等。这种依靠传统经验为指导的管理模式虽然不够科学，却是近代修谱组织模式改革的真实写照，尤其从谱局到修谱委员会的发展，反映出旧家族因应潮流的姿态。

这一时期修谱人员的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既有旧式绅士，也有新派文人，诸如前清秀才、商界精英、小学教师以及政府职员都曾广泛参与其中。譬如，在新安柯氏的修谱的修谱团队中，出任“总理”者之一的柯立功，曾充任歙县东乡茶业维持会会长，林业公会评议员，歙东乡农会干事员，半溪小学校董兼教员，出任“总纂”的胡祥木，是前清邑庠生，优廪生，历任绩溪县佐治员，署第二科科长，县志局编辑员，旌德县市立亲逊学校长。③《新安柯氏宗谱》卷首《修谱名目》，1925年木活字本，安徽省图书馆藏。他们虽是旧知识分子出身，却普遍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包括民主、科学、自治等先进观念的流播，易于将之融入家族文化之中。

（三）编纂技术的革新

清末西学东渐，铅字排印技术随之传入国内，在此后的家谱刊刻中得到推广应用。在1914年《歙县迁苏潘氏家谱》付梓之际，主纂人表示：“家乘理宜锓版（即雕版），此次因卷帙无多，分授合族亦不踰三十部，故权用西法铅印。他日重修，允当付之梨枣，用垂不朽。”④《歙县迁苏潘氏家谱》卷首《凡例》，1914年铅印本，苏州图书馆藏。究其实，与其说家谱分量少适宜铅字印刷，毋宁说铅字模块拥有回炉重铸的便利，如此一来，不仅节约了延请谱工专门刻版的开销，也大大降低了他人滥印作伪的风险。对此，《新州叶氏家乘》讲的更为明白，“旧谱专诚镂印，刷毕事告庙焚毁，以杜偷印，今则以铅字聚珍版印刷，因（叶）为鸣经理中合印书公司事务，得指挥、监督、校勘、纠正种种之便利，每页印成随即拆毁，亦可免滥印偷漏之弊”⑤《（歙县）新州叶氏家乘》卷首《例言》，1925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有些族谱因出版数量有限，为满足更多族人使用谱牒的需求，还创制出谱牒的普及类读物。1921年绩溪宅坦胡氏在《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九卷本付梓之后，主纂人考虑到“吾族宗谱告成，捐赀购领者凡五十余部。然族大人众，势难普及。领谱者各自珍藏，又不轻易与人翻阅。未领者依然向隅，岂非恨事”。便择取各卷精要，将“祖系纪略歌”“通冥赋”“明经胡氏诸贤事略”“祭文录”“统宗谱诗文摘录”“附举家杂仪礼一条”“旧谱规条”汇编《族谱便览》一册，作为《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的通俗读物，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出售给族人⑥戴圣芳：《民国绩溪宅坦〈胡氏龙井派族谱便览〉简述》，《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6年第5期。。无论从实用性，还是普及范围来说，宅坦胡氏《族谱便览》可谓徽州谱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四）藏谱理念的突破

明代以后，家谱通常被认为寄托祖宗的灵魂的载体，严禁私下传阅。这当然不过是一种托词，其真实的理由可能是担心流传出去，会给别有用心的人造成“冒宗”的机会，或者是因为修撰时的牵强附会、自吹自擂，给外人提供谈笑之资。①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9 -157页。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学者对家谱学术价值认知的加深，不少高校及公立馆藏机构开始向社会广泛征集宗族谱牒，并借助时髦的政治话语动员地方家族捐谱，介绍馆藏的诸多便利与优点，以消除家族防伪冒滥的疑虑。揆诸史实，这一征谱活动得到了部分开明宗族的响应。比如，由歙迁杭的新州叶氏一脉，在1925年编修家谱后，众人商定“此次共印五十部。四十八房各藏一部外，尚余两部。即用诗、品二字编号，以诗字号交江南图书馆，品字号交浙江图书馆分别保存，俾垂永久”②《（歙县）新州叶氏家乘》卷首《例言》，1925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余 论

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广大中国内陆地区，整体上说仍属于传统社会的范畴，但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开始对它产生广泛的影响，使基层社会最为稳固的社会组织——宗族再难像过去那般超然地存在，从而在家族观念、礼仪教化方面发生改变亦可预见。需要注意的是，广土众民的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空间差异十分显著，其地方宗族发展状况亦是如此。以本文探讨的徽州为例，在20 世纪30年代徽杭公路通车之前，交通闭塞，“到处还是充满着封建势力、宗法观念，落在时代的巨轮后，犹豫徘徊”③佚名：《封建势力氛围中的徽州农村》，《新安徽》1936年第4期。。这一点在民国徽州家谱的演变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可以说，上文所谓的谱牒“改良”更多的是一种局部的、渐进性调整，而非整体的、突破性的质变，折射出近代徽州宗族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倘若进一步检视民国时期各地家谱的编修状况，内容上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现象状态，乃是一个普遍性趋向。只不过，诸如江浙及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开埠较早，思想观念更新快，使修谱者易于吸收新理念与新技术，在修谱中显示出敢为人先的态势④叶舟：《近代苏南族谱的改良》，《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即便与徽州经济水平相当的湘赣等地，由于近代以来革命斗争十分活跃，区域内宗族的修谱动因，也较多与战乱联系起来，谱牒编修的政治化色彩浓厚⑤梁洪生：《江西谱牒与地方社会文化变迁——〈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自序》，载《中华谱牒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6页。，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差异。在这种差异的背后，正是一系列外力冲击下，近代中国宗族历史转向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历史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