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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设计需要有自己的语言

2020-03-25李立新

设计 2020年2期
关键词:转型价值传统

设计转型是设计价值的转型,在百年设计转型中,中國传统的设计价值系统在西方设计文化的冲撞下彻底瓦解了,而中国自身的新的设计价值观及系统尚未建立,处在西方现代设计价值的支配下。“在国际设计舞台的喧嚣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中国设计患了‘失语症。…李立新把中国设计产生自己的语言的希望寄托在设计实践上。“先由设计家在设计实践中有所突破,然后才能从理论上给予归纳总结。我想这个设计的语言并不是过去那种传统语言,应该是结合着现代的,融进了西方的,又立足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设计》 李立新

《设计》:您认为设计史的研究对设计文化的构建有哪些意义?

李立新:这个问题我也—直在思考,可以从几个方面谈,都很有意义。

首先是我对于历史上多元设计的一个认识。设计的不同是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设计,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这种历史一旦中断,其文化也就不复存在。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的观念只重功能与技术,并不注重历史文化,甚至有反传统的倾向,我们深受其制约与影响。直到现在,所谓的全球一体化加深了这种制约,致使中国设计中缺失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现在要找回自己的文化,需要设计史的支撑。这是意义之一。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实例。我们以前总觉得设计是外来的,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设计学更是西方传入的。对这个问题,我几年前从历史的角度写过一篇《中国设计学源流辨》,从中西设计的源头上辨识各自的异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寻找一门学科的源头,不是仅指学术学科的产生,最根本的源头是这门学科的社会实践、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设计学的社会实践是中国设计的本土实践,是中国设计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的。假如中国设计学术的源头不从中国设计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寻找,而向西方设计认祖归宗,那中国设计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树,中国设计文化的建构将没有了基石。

还有一个看待设计历史的视角,我也认为很有必要。这是从格雷戈蒂那里来的,他说,“历史是设计的工具”。在设计界,轻视历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设计的历史对于设计实践和研究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文丘里提出历史的文脉主义、装饰主义思想,就因为他具有历史的意识,历史上的设计智慧为他的设计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设计》:在这个迅速转型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待设计的价值?

李立新:价值与转型很有意思。在反思中国设计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设计价值。这是解决一系列设计问题的关键。但对设计价值问题的探讨,在西方也常常被忽视,而设计价值的冲突不只是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经济一体化带来了一系列全球化问题,但全球化并不能让“设计的价值观”完全一致,人类的文化与生活不可能一体化,总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

中国正经历着各种转型,社会、经济、文化等,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转型都是价值的转型,只有当价值系统更新了,转型才真正成功了。社会转型是社会价值的转型,在社会转型中摧毁了旧有的价值观,以新的社会价值系统的建立标志其转型的完成。设计转型是设计价值的转型,在百年设计转型中,中国传统的设计价值系统在西方设计文化的冲撞下彻底瓦解了,而中国自身的新的设计价值观及系统尚未建立。当然,目前并不是处在设计价值的真空地带,而是处在西方现代设计价值的支配下。

在这里我想提几位老前辈:陈之佛、庞薰栗、雷圭元、郑可等,虽然他们早年留学西方,深受现代主义设计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言必包豪斯”,他们在设计中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设计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所具有的设计价值,将外来“变异”成为本土设计的一部分,将民族性转为现代性。而这或许就是前辈们构建设计新价值系统的努力,可惜我们这一代人还缺少这样的眼光,还没有这种认识。

《设计》:您认为中国缺乏原创性的语言与理论体系,那么到底怎样的设计才是符合中国文化的设计语言和体系?

李立新:在国际设计舞台的喧嚣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中国设计患了“失语症”。其实,中国设计并不是没有“语”,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西方设计发展势头迅猛,我们被一些五花八门的“观念”和“国际奖项”弄昏了头脑,一部分是我们过去的工业水平太差,导致设计落后,近年来又过多地屈服于西方理论,总觉得自己不行,也无勇气和识见去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去梳理设计极高的传统工艺及其思维模式。

那么,怎样的设计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呢?我把这个寄托在设计实践上。先由设计家在设计实践中有所突破,然后才能从理论上给予归纳总结。我想这个设计的语言并不是过去那种传统语言,应该是结合着现代的,融进了西方的,又立足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我很期待,也许很快就会出现。

《设计》:您曾对多个国家进行考察,他们的设计史研究对构建中国的设计史体系有何启发?

李立新:西方设计史研究是中国设计史研究的参照系。我曾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设计史系前主任潘妮·斯帕克一起参加过一个会议,她是班纳姆的学生,是欧洲最著名的设计史家,她的设计史关注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短时段”,研究中表现出层面的“横向模式”,如她的著作《设计与文化导论》,她还研究设计与性别等。她说她的研究已向前推进到巴洛克时期,准备再推到文艺复兴时期,她的同行还没有这样做过。

西方设计史研究的是工业化后的现代设计史,并将设计史纳入视觉文化的研究之中,更像是设计理论的研究。中国设计史以研究“长时段”为主,古代设计史是重点,是“纵向模式”研究,我们可以学一学那种“横向模式”,将历史上的设计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消费相结合。我们的断代史类似这种模式,但没有为阅读提供一个理解物质文化的环境,这是需要学习的重点之一。我想,这样的纵横交叉可以突显出中国设计史的史学特色。

《设计》:中国的设计学虽然在快速的发展中建立,但和国际水准还有很大差距,您认为我们还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

享立新:设计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时间很短,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首先是立足中国实际,把握中国设计的实践逻辑,这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具体地说,需要从西方设计到中国设计的转换,在实践中推进中国设计的发展。作为后发的设计大国,中国崛起必定意味着“设计语言”与“理论话语”体系的重建,让西方设计在中国转化,包括范式的适用和文化融汇。

其次要寻找更广阔的学科合作与渗透,确立设计的主体性实现方式,这是学科建设过程中,在中国设计的现代性方面进一步探讨的理论动机。以上两项涉及到中国设计学科的方向问题。

再次是需要在结构上完善,包括设计内外领域的拓展等。比如,设计与政策、设计与数字化、设计与影视、设计与人类学等都可列入学科结构加以深入研究。中国设计学将在学习西方、发扬传统、承继并创新中自成特色,与西方设计学界的平等对话是可以期待的。

《设计》:现在提倡大设计的理念,您如何从哲学的高度审视设计的本质?

李立新:“设计”主要与人类的衣、食、住、行、用有关,这是从设计存在的性质看的,按照这个性质,设计的本质应该是“创造生活”。如果说设计已不再是过去的造型、色彩、功能、审美,而扩展为数字、虚拟、交互、服务,我认为这很好,也很及时,这是设计随时代进程必然会产生的。但现在所谓“大设计”的概念并不仅仅指这些,所谓“大”,就是超出了原来设计所涉及的范畴,不再做生活、材料与学科的分类,而是如系统设计、智能设计、战略设计等,几乎无所不包。而当一门学科无所不包的时候,学科定位、范畴、目标也将模糊不清,甚至混乱,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当今,技术的进步与更迭正在重塑设计结构与人类生活,打破了既有的学科边界,打破了原有的共同体边界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无所不包的设计行为重新分配了话语权力,对社会群体、设计心理、协调合作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的设计群体对设计终端有着巨大的差异化选择和应用取向,进一步强化了设计分化的形态。按照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从事物所固有的根本属性看,设计的本质依然是“创造生活”,因為它存在的性质没有改变。

《设计》:请您介绍下您主持的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设计思想及其当代实践研究”,目前所取得的成果?

李立新:这个项目有4个子课题,都以“传统与创新”为主题,建立传统与现代的深度对话合作,开展了多层面的合作尝试。目前提出:在设计领域要建设设计共同体,重构中国设计价值体系;以传统造物思想启迪现代创新设计,重在构建设计创新实践平台;激活中国传统中的优秀设计思想和理念,展现中国人的设计智慧,以传统设计智慧驱动当代设计创新发展。并通过本土设计培植,推向国际交流平台。

三年来,课题组系统整理中国传统造物思想,将古代与现代放置于一个统一的研究背景与语境下,初步勾勒出中国造物体系的发展框架,并以传统和地域特色,重点打造了2017年“江苏发展大会”的整体设计;“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启迪现代创新设计研究”专题的18件作品参加了在山东烟台举行的“2019世界工业设计大会”,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将手工艺结合传统遗产,探寻中国设计的国际化与市场化,以陶瓷、木工、首饰等实践作品多次参加国际重要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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