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瑞琴

延安工作当劳模    主席接见受表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苗玉香各方面比较优秀，在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大姐的推荐介绍下，苗玉香于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全国各路的红军队伍陆续抵达延安，同时也有不少进步青年学生以及革命积极分子也到达了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的行列。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苗玉香调到医院从事洗衣工作。

洗衣工作很艰苦，洗衣工们要把伤员们替换下的衣服、床单、被褥以及血迹斑斑的绷带、纱布收集起来放到竹筐里，抬到河边去洗。冬天河水结冰，她们需要站在河沿上先将冰凿开才能洗衣服，浸透了血渍的衣物绷带是真难洗呀，洗衣的红军女战士们一个个手指头冻得像红萝卜，几乎失去知觉，苗玉香也不例外。她总是一大早就开始蹲在河边洗衣服了，双手冻得青紫青紫的，僵得不听使唤，把手从河水中抽出擦干，双手交叉放在胳肢窝里，用自己身上的体温来取暖，然后再继续干。有时候她在河边蹲得久了，冻得失去了知觉，站都站不起来了，但还是跟洗衣服的姐妹坚持着，反反复复揉搓，拼命地用棒槌敲打才能勉强洗干净，完成任务。洗衣一上午，胳膊又酸又痛，抬都抬不起来了，但大家从不叫苦叫累，以苦作乐。大家唱着革命歌曲，一路欢歌笑语，把洗好的衣物抬到医院的后院晾晒起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缝补打包消毒入库房。由于伤员多，需要洗的东西很多，工作量很大。

傍晚，医院的护士们换班就餐，洗衣班的姐妹们负责进病房安抚受伤的战士们。那时延安医院有很多受伤的战士，有的失去了双腿，有的失去了胳膊，有的失去了眼睛，有的全身裹满纱布……当时延安缺医少药，做手术只能靠坚强的毅力挺着。由于战争给战士们造成的伤害，使他们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忍受着巨大的折磨，苗玉香她们以极大的耐心和爱心安抚着战士烦躁的情绪帮他们渡过难关。

苗玉香她们还负责给伤员们喂饭，她们总是面带微笑，劝解着受伤的战士，很耐心地把医院里做的病号饭一勺一勺喂给他们。为了帮助伤员尽快恢复身体，吃过饭后，她们还帮助伤员洗脸、洗手、洗脚、擦洗身体，翻身按摩，直到医生、护士来值班了，洗衣班的姐妹们才离开病房去吃晚饭。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根据地也不断在扩大，党中央号召军民把几百里以外的地方也都开垦出来，以保证红军队伍的正常生活。部队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面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一面纺纱织布，以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

延安还开办了许多工厂，如制剂厂、被服厂、制衣厂、卷烟厂、冶炼厂、军火厂、烧砖厂、烧炭场、木工厂、食品加工厂、饲养场、手工厂等各种各样的经济实体。部队的每位战士擅长什么就发挥所长干什么，各尽所能。

在延安高高矮矮的院子里到处摆满着一台台纺线车，只要不下雨，战士们就人手一台纺线车，纺纱线搞生产，各个院子里到处都是吱吱呀呀纺线车的声音，大伙儿一边纺着线一边还咿咿呀呀唱着歌：“太阳出来磨盘大，你我都来纺棉花，纺呀纺棉花，一天就纺出二斤花……”悦耳的歌声和纺线车吱吱呀呀的声响汇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周恩来总理也曾坐在院子里和大家一块儿有说有笑地纺着线，大家纺线的劲头更足了。

最让大家记忆犹新的是延安的文工团表演的节目。他们编排了一大批革命题材的小话剧、快板书和地方戏曲，比如《白毛女》《赤叶河》《抓壮丁》《雷雨》《天仙配》《兄妹识字》《大开荒》《不怕牺牲》《爬雪山过草地》等，并巡回到各个部队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延安以及周边地区军民的热情和干劲，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为提高部队整体素质，中央在延安还开办了军政大学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识字班、医护班、特种训练班等等。苗玉香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参加了医护班的学习。1937年4月苗玉香被委派到中央后勤部被服厂一分厂任厂长，这个被服厂是专门制作军被、军褥、医用被单的。中央后勤被服厂共有四排简易的平房，苗玉香的一分厂占用了一排，一排分两个大车间，4个小车间。两个大车间用来缝被子，两个小车间是缝褥子和医用被单，另外两个小车间一个是库房，一个是值班室，住着三位男同志，晚上他们轮流站岗放哨，保护军用物资，这间房里还放着一台缝纫机，白天需要做针线活时，被服厂的女战士们都会到这里来做。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号召大家除了要有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的工作态度外，还特别强调提倡勤俭节约的原则，节约每一根线、每一根草、每一粒米、每一滴油……

苗玉香坚决响应号召，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她把裁被面、被里剩下的布头用缝纫机拼扎起来做成褥子，把更小的布头用缝纫机拼接成军用挂包给通讯员放资料，她还用巴掌大的布头拼接成门帘。

为了节约点灯的油，她带着战友们每天早早就去厂里工作，到晚上10点才收工，经常是没特殊情况摸着黑上床睡觉。每天苗玉香总是第一个到厂里，最后一个回窑洞，生活上细心照顾着每一位姐妹。在苗玉香的带领下，她所在的一分厂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且受到上级的表扬，她本人也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了中央机关组织召开的劳模表彰大会。

在表彰大会的那天，她作为女劳模代表坐上了主席台，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毛泽东主席和她握手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中午她还跟毛泽东主席同桌吃饭并留了影，这成了她终身难忘的记忆。

蔡畅大姐得知她当上劳模在千人大会领奖，非常高兴，赞赏并关切地说：“你总是先进人物，但也要多注意身体呀！”

参加革命亲人遇害    蔡畅大姐红娘牵线

苗玉香自1933年秋天跟着本家五叔逃离家乡到根据地参加革命以后，1935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就来到了她的家乡苍溪县高坡镇童家村对革命人士和红军家属进行疯狂报复和迫害。在村边的空地上他们把村民都聚集在一起捆绑起来，苗玉香13岁的弟弟被国民党从人群中拉出来抓壮丁，苗玉香的母亲拼命地拽着自己的孩子不肯撒手，他们就枪杀了她，她父亲一急就扑了上去，结果被疯狂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枪打死，弟弟见此情景，也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抓抢的手腕，那家伙恼羞成怒，大喊一声，冲着弟弟就是两枪，短短两分钟，苗玉香痛失三位亲人。

苗玉香得知这个消息时已经是1937年5月了。那天，她去看望蔡畅大姐，在蔡大姐家里见到了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本家五叔，当五叔告诉她走后家中发生的这个噩耗，她悲痛欲绝，抱着蔡大姐嚎啕大哭，想当年自己与父母不辞而别，如今却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悲痛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蔡大姐怜惜地给苗玉香倒了杯水，双手摩挲着她的头说：“玉香，我知道你心里苦，但你要坚强些，革命的队伍里本来就是一家人，每个同志也都是你的亲人和兄弟姐妹。再说了，你不是还有我这个亲姐姐嘛！”在蔡大姐和五叔的劝导下苗玉香才又重新振作起来，化悲痛为力量。在这以后的日子里苗玉香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

从此，蔡大姐更加关心苗玉香这个失去家庭的小姐妹，叮嘱她没事常来家转转，还经常塞给她点红枣核桃等好吃的。苗玉香也把蔡大姐和李富春两口子当作亲人一样对待。

蔡大姐与苗玉香长期相处中了解到，苗玉香未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在老家就曾有过由父母定的娃娃亲，是一个一块长大、比她长两岁的大牛哥，后来苗玉香跑出来参加革命以后，就失去了联系。第二年春天，大牛哥也当红军来到了旺昌县，两个相识、相知、相爱的人再次重逢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有空了就会坐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互相鼓励，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别提有多开心了。

苗玉香在红四军直属机关后勤部工作积极努力，还会做宣传鼓动工作，说服动员当地妇女走出家门加入红军从事革命工作;大牛哥也不示弱，在红军队伍里，不论学文化还是学军事技术都走在前面，拼刺刀、打靶、投弹样样出色。战友们都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可是好景不长，大牛哥在一次夜间站岗放哨时，正赶上土匪偷袭红军驻地，大牛哥发现后鸣枪示警，敌人一梭子子弹打过来，大牛哥中弹牺牲，这让苗玉香痛不欲生。她父母兄弟惨遭杀害，失去了亲人，这次又失去了恋人。蔡畅更加关心她，有意要帮助她走出困境，为她重新找到一个家，于是除了在苗玉香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对其关爱有加外，还为她在自己工作的圈子里寻找合适的革命伴侣，以使她能够摆脱失去亲人、失去恋人、失去家庭的痛苦。

当蔡畅发现当时的延安地方政府总工会主席管士全整天忙于工作，28岁了还没成家时，就积极出面牵线搭桥，把他介绍给了苗玉香。尽管当时的苗玉香觉得自己没文化配不上首长，但蔡畅大姐作为中央一级的干部，工作那么繁忙還这么关心她，把她的事情放在心上，心里特别感动，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交往和了解，最后在蔡畅大姐的亲自张罗主持下，他们结婚了。那一天，战友们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大家簇拥着一对新人祝福他们。

这时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管士全是延安地方工会主席，工作十分繁忙，婚后第二天就开始了工作。夫妻二人互敬互爱，丈夫工作之余还给她讲述革命的道理，讲全国的形势，讲日军侵华战争，讲如何领导全国的工人阶级进行抗日，讲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美好的未来，苗玉香跟随丈夫学习进步。

1939年春，根据抗战工作的需要，全国总工会派管士全去济南总工会担任领导职务，从此这对革命夫妻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只能牺牲小我，顾全大局。

在蔡大姐和被服厂姐妹们的关照下，苗玉香生下了女儿，起名管小林，在小林出生后的第三个月，管士全带着一小包花生和给女儿的小花裙礼物风尘仆仆回来看她们娘俩了。

苗玉香以为，丈夫这次回来会多陪陪她和孩子，没想到，丈夫说：“下午要找刘少奇同志谈重要的事情，明天就得回去了。”晚上很晚他才回来，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对妻女的恋恋不舍匆匆忙忙赶路去了。这一去管士全就再也没有回来。

延安的生活很艰苦，春天很冷，大伙儿对苗玉香和孩子都很照顾，厂里也让她天气暖和些、孩子大些再上班，但要强的苗玉香在孩子刚满月就重返工作岗位了。她总是把孩子哄睡后，两面一边一个枕头把小被子压实，就跑去上班了，回来孩子总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只好抱着孩子去上班，把孩子放到自己身边的棉花包上，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着。身边的姐妹和战友们也时不时帮着抱抱哄哄。转眼间，孩子一岁多了，延安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苗玉香领导的被服厂也抽出了一半人去参加农业生产了，留在厂里的一半人工作任务就更重了，苗玉香每天要照顾孩子，还要工作，白天晚上都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蔡畅大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一天，蔡畅大姐让通讯员把苗玉香叫到自己的窑洞，再次做媒，给她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军政大学学习的贺怀恩。知道蔡大姐的良苦用心，苗玉香经过了解，接触后觉得还不错就答应了。1941年11月1日，蔡大姐出面为苗玉香主持了第二次婚礼。

贺怀恩是山西蒲县人，上中学时就接触了进步思想，还在学校读书时就自作主张跟随进步人士秘密来到延安参加革命。他有文化，又善良，对苗玉香的女儿视如己出，给了孩子亲生女儿般的疼爱。在延安，苗玉香又有了温馨的家，从此她脸上又出现了笑容。

忙碌工作舍小家    热心邻居来相助

苗玉香再次成家后，在蔡大姐的帮助下，住进了中央机关的大排窑洞，跟何炳文、蒲文清一家成了邻居。何炳文是陕西西安长安县人，西安事变后由杨虎城将军派给周恩来副主席开专车，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频繁来往于延安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之间。

1937年4月何炳文开车送周恩来率代表团赴南京谈判。途中在甘泉县翻越劳山湫沿口山隘时遭遇土匪伏击，左小腿被机关枪扫射负伤后高位截肢，是特残军人，后来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怀下，何炳文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护士排长蒲文清结为革命伴侣。蒲文清，典型的四川妹子，非常能干，吃苦耐劳，特别乐于助人，每天除从事革命工作外，在家里要照顾何炳文和年幼的孩子，还喜欢帮助左邻右舍。自从苗玉香搬过来以后，作为新住户，她也关照着，正好他们也有个女儿，跟苗玉香的女儿小林一样大，两个孩子玩到一起，也不用大人操心了。

1943年12月，苗玉香和贺怀恩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取名贺小平。延安的冬天十分寒冷，苗玉香在寒冬腊月坐月子比较艰苦，每顿饭都是小米，有时候放些南瓜或者豆子，虽然熬好后上面浮着一层油皮很香，但蛋白质还是很缺乏，奶水稀少，被服厂食堂送来了两斤鸡蛋，这成了当时的宝贝，贺怀恩三天假满后就归队顾不上管家了。

贺怀恩自从结束了军政大学学习后就被组织分配到了文工团工作。组织宣传工作是他的主要任务，此时正赶上年关就更忙了，白天忙着排练，晚上演出。到了春节那几天就更忙，上午、下午、晚上，一天跑三个团进行慰问演出，一直忙到正月十五。开了春也不轻松，每天都需下队巡回慰问演出，他们经常晚上编排节目，白天在田间地头给官兵们演出，教战士们唱歌，很少回家。

贺怀恩上班后，苗玉香就下地自己干活了，隔壁热心的蒲文清经常过来帮忙照顾她。孩子两个月后，苗玉香也上班了。她带着大女儿上班，就把小女儿包裹好，放在炕的里面，两侧用枕头一压，就上班走了，中间再跑回来喂奶，掉个身就又走了，长期如此使孩子的成长受到了影响，营养跟不上，别人家的孩子早会翻身了，而她的孩子五个月了还不会翻身。每到逢十的日子，夫妻俩才有休息的时间，可以抱着孩子到窑洞外面晒太阳。八个月，孩子能坐起来了，学会爬了，苗玉香怕自己去上班孩子从炕上掉下来，就把两个绑腿缝在一起，一头拴在窗户的木条上，一头系在孩子腰间。孩子就在妈妈上班的时间里，自己在炕席上爬呀爬，自找乐子。一次竟然把炕席抠烂了，把抠下的席片片一个个塞进了嘴里，把嘴割出了血，幸好苗玉香回来及时，才没酿成大祸，那次把苗玉香吓坏了，为了安全起见，后来她找了大床单遮盖在席子上面并把四周缝好，还在炕上放了大南瓜供孩子玩耍，才避免了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孩子十个月大时，延安正赶上青黄不接、少吃没喝的季节，苗玉香没了奶水，只能靠喂饭了。好不容易挺到了秋收的季节，大人们又都被动员忙着收秋了，苗玉香更忙了，有时她忙得都顾不上回来给孩子喂饭。

一天，大风刮得呼呼的，寒流来了，大人们都受不了，更不用说不到一岁的孩子了。孩子发起了高烧，苗玉香赶到部队医院买了些药回来喂，但到第二天晚上病情更严重了，孩子呼吸急促，只是昏睡，苗玉香慌了神，后来邻居蒲文清跑到老百姓家里讨教方法，带来一位有经验的老乡用烧红的香猛扎孩子嘴巴两边口角旁的地仓穴才救了孩子的命。孩子就是在苗玉香两口子一天到晚的忙碌中、在邻居的帮助下度过了艰难的婴幼儿期。

服从组织调动    革命事业为重

中央在离延安150里的一个叫甘泉县下寺湾的地方办了一所“革命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这个学校的主要职责是安置和管理为革命负伤的伤残军人，并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这些伤残军人有的失去胳膊，有的失去腿，有的眼睛看不见，特别是有的精神还受了刺激，常常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创办这所学校，就是为了让他们有归属感，他们的生活有人照顾，他们的安全有保障。同时还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他们克服自卑心理，摆脱身体残缺的遗憾，激发他们身残志坚、乐观向上的生活積极性。

1946年6月，苗玉香服从组织调动，到荣校担任生活管理后勤部部长，肩负起了荣校休养员们的生活管理工作。尽管当时她觉得拖儿带女到新的岗位，远离丈夫，生活上会有更多的困难，但她还是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任务，告别了一直关心她进步成长的蔡大姐，依依惜别了生活上一直照顾她的蒲文清一家，骑着毛驴来到了新的岗位。

那时候的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儿子仅有1岁。

这里离中央机关远了，离爱人也远了，由于负责的是荣校的后勤生活保障工作，因此很繁杂，也很辛苦。没有过多的时间管孩子，苗玉香只能让大的看小的，有时候，苗玉香上班走了，大女儿就带着妹妹弟弟去到校外的小溪边玩耍，玩得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玩到天黑了，身上的衣服都又晾干了，也见不到妈妈回来。 孩子们每天就是在这样的等待中，眼巴巴地瞅着门口期盼着妈妈回家。

夏日的一天，苗玉香抱着小儿子去上班了，傍晚时分，姐妹俩在窑洞外面玩，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瞬间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了下来，姐姐拉着妹妹迅速跑回窑洞，外面接天连地的闪电，震耳欲聋的雷声，黑黢黢的窑洞里，吓得妹妹直往姐姐怀里钻，姐姐紧紧地抱着妹妹，她们眼睛里含着泪花直勾勾地望着门口，期盼着妈妈回家。许久许久，外面终于响起了脚步声，浑身上下被雨浇透了的苗玉香终于抱着小儿子回来了，好不容易收拾停当，吃过饭睡下，连绵不断的雷声让孩子们难以入睡，在妈妈的陪伴安慰下孩子们才逐渐安静下来进入梦乡。

天还没亮，窑洞外面的嘈杂声把一家人吵醒，原来苗玉香家右面的黄土坡在雨水的冲刷下塌方了，半个黄土坡滑下把坡下老乡的窑洞掩埋住，苗玉香顾不上管自己的孩子，迅速起身抓了顶草帽就头也不回地赶了出去。她冒着大雨带领着荣校官兵20多人和老乡们一起清理着塌下来的泥土，想要救出窑洞中的老乡，但无奈前面大伙儿清理走泥土，后面就又塌下来了，从天不亮挖到中午雨才停，但也没能救出被埋在窑洞里的老乡。那一天大伙儿都沉浸在紧张悲痛的气氛中。这件事给苗玉香敲响了警钟，为保证荣校休养人员和老乡们的安全，苗玉香带领大伙儿打木桩，对窑洞都进行了必要的加固。

作为负责荣校上上下下吃喝拉撒睡工作的苗玉香，为了做好教官和各类服务人员的后勤工作，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全身心把精力都投入到休养人员身上，也为了让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而残疾的休养人员能够吃好喝好休息好，苗玉香总是起五更睡半夜，呕心沥血地工作。

她把上级拨到荣校的经费总是算了又算，动着脑筋变着法安排好开销，让大家吃好喝好，安抚好这些受伤致残的革命功臣。正是苗玉香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那些在战争中受伤的休养人员不仅在体能上得到恢复，而且在心理健康方面也得到了抚慰，在荣校这个革命大家庭中，荣校的休养员们又重新找回了自信，建立起信心，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他们发挥自身优势，担当起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搓草绳、编草帽、喂牲口、剥玉米粒、挑豆子、磨豆腐等，有时还帮着学校教职员工和服务人员照看小孩。苗玉香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她的三个孩子大的看小的就成了生活的常态，即便丈夫贺怀恩回家一趟也总是来去匆匆。 他们夫妇二人均是以革命事业为重，尽职尽责做好革命工作。

为了弥补对孩子们教育和陪伴的缺失，苗玉香总会在百忙中挤出一点时间，带着孩子们一起到村边走走，爬爬黄土高坡，看看小溪流水，采野花玩耍，使孩子们能够在艰苦岁月里，在有限的时间段享受着母亲给他们带来的温暖。

中国人民的抗战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国民党大军压境延安，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下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实现战略性转移。苗玉香的爱人贺怀恩随着他的部队南下，去解放江南、打淮海战役去了，而苗玉香则带着几个孩子和上级派来的30余名保护荣校的学员、教官、服务人员，安全撤离的年轻战士，以及荣校工作人员共200余人组成了独立大队，在一名叫赵山的指挥员的带领下，骑毛驴、坐火车、步行，躲过敌机的轰炸，历尽艰险，终于安全到达了河南的牛头寨。

经过实地考察，这里可供部队集中居住的房子几乎没有，不仅分散而且破烂不堪。赵山指挥员先把一部分身体较弱需要照顾的同志安排到离牛头寨五里路北面小山下的延安医院。然后就把全校能干活的人都组织起来，新盖房屋，修缮住房，荣校大部分同志才算有了家。不仅如此，部队还把晒麦场上两间大仓库进行了改造，开了窗户。按照上级安排，一间安放了两台土制的制烟机，购回几麻袋烟叶建成制烟厂;一间堆放上棉花、布匹成立被褥厂。由于战事紧张，苗玉香又白天黑夜干上了她的老本行，當上了被服厂的领导，制作军用被褥和医院用的床单等床上用品。长年累月为革命操劳过度的苗玉香，加之河南牛头寨生活条件艰苦，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组织上就把刚从战场上解放过来的15岁的苦孩子田双河派给她当了警卫员，使苗玉香能够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转眼间到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大家的第一感觉是苦日子到头了，解放区到处都洋溢着欢庆胜利的热烈气氛。部队指战员都统一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绿色新军装，左胸都佩戴着醒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标牌，腿上扎着绑腿，头上戴着有红五星的军帽，真是威武极了。而在这个时候的重庆，还处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

苗玉香所在的荣校是属于第二野战军的编制，全国一盘棋，听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调遣，要解放重庆，苗玉香又带孩子们随部队启程，向四川重庆出发。这个时候苗玉香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

11月中旬，第二野战军47军由涪陵北渡长江迂回重庆，12军从重庆江津之间渡江，西进直指壁山向重庆侧后迂回。第11军进入长江南岸包围了重庆，直捣蒋介石老窝。11月30日凌晨老蒋坐飞机逃往成都，重庆解放了，从此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重庆解放以后，苗玉香的荣校人马随着二野进入重庆，先安置在歌乐山一个小山下面，他们收拾了一下国民党留下来的简易军营房和茅草屋就住了下来。

春节前苗玉香的爱人贺怀恩下江南打了胜仗回来了，而且被调到重庆工作，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还有三天就过年了，荣校春节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意义非凡，特别费神。苗玉香给大伙儿精心安排着节日的生活，要让大家享受到解放后第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眼看着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中午时分，苗玉香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被大伙儿用担架抬着送回了家，她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把孩子们吓坏了。

贺怀恩伸出手，摸摸爱妻的头和手腕，还好体温脉搏都有，经过抢救，苗玉香终于醒过来了，大伙儿嚷着要把她送医院，可苗玉香说：“大过年的不想麻烦大伙了，过了年再说吧。”就把大伙儿都劝走了。

苗玉香躺在床上不停地呻吟着，一直挺到了大年初四才住进了二野的医院，从此再没能走出医院。1950年7月26日下午6时，苗玉香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33岁。从此，她的四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母亲，当时最大的只有7岁，最小的仅有2岁。

追悼会上由当时任二野政治部主任的刘华清致了悼词，肯定了苗玉香作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非凡女性，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蔡畅同志为此发来了电函表示沉痛哀悼。追悼会后将苗玉香安葬在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

 2009年，苗玉香烈士遗像被收录到《巾帼英雄（四）》纪念邮册中

就这样少小离家，经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走来，历经坎坷的苗玉香奉献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永远地长眠在了歌乐山下，她留给后人的是永远坚守革命理想信念，巾帼不让须眉，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革命事迹。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苗玉香革命烈士遗像被收录到《巾帼英雄（四）》纪念邮册中，充分肯定了她投身革命，为国家、为民族和为穷苦大众翻身求解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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