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琼

1981年3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新疆考古所）李征先生收到新疆大学职工张逌捐赠的六页手抄经书，清点后悉数收藏于新疆考古所。此六页手抄经书，以汉文正、反面书写，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共十二面。因文书无题目、印章及题记等信息，故经文名、年代、抄写者、译者等内容不详。这里拟从经书内容、捐赠背景等方面对经书作初步分析。经书内容及译者

六页十二面经书皆楷体书写，未点句读，从其清晰的书写内容来看，所录为佛经片断。

经比对查找，发现此六页十二面手抄经书系《大乘入楞伽经》卷二《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二》及卷三《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三》的部分内容，记叙佛与僧的对话，从不同方面论述、例证佛理。六页经书编号中的正、反面与经书实际正、反面相反。编号K1（b）反面、K1（b）正面、K2（b）反面、K2（b）正面为连续段落。

七卷本《大乘入楞伽经》，为唐武周时期于阗僧人实叉难陀译成。《宋高僧传·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记载，实叉难陀，又名施乞叉难陀，汉意为“学喜”，“葱岭北于阗人也。智度恢旷，风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异学。天后明扬佛日，崇重大乘，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叉与经夹同臻帝阙，以证圣元年（695年）乙未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本，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译成八十卷。圣历二年（699年）功毕。至久视庚子，驾幸颍川三阳宫，诏叉译大乘入楞伽经。天后复制序焉。……长安四年（704年），叉以母氏衰老，思归慰觐，表书再上，方俞，敕御史霍嗣光送至于阗。暨和帝龙兴，有敕再征。景龙二年（708年），达于京辇，帝屈万乘之尊，亲迎于开远门外”。公元710年10月12日，实叉难陀圆寂于大荐福寺，圆寂时身体呈右侧侧卧，双腿双足迭起，为佛教著名吉祥卧。

年代考证

在印刷术发明前，经书均为手抄。随着佛教的兴盛，唐代抄经活动更具规模，组织构建官方抄经机构，规定抄写字体，规范抄写流程，注重培养抄经人员。公元7世纪前后，雕版印刷术发明并逐渐成熟，其后200余年普及应用，渐次出现《赵城金藏》《高丽藏》《碛砂大藏经》《房山石经》等刻本经书，逐渐代替了手抄经书。

此六页十二面经书为手抄经书，文书卷面清楚整齐，字迹工整规范，行文稳健大方。每页6列，每列24—29字，格式统一。楷书在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官方推崇和重视，在科举考试中明确要求必须以楷书书写，如《新唐书·选举志》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伴随楷书艺术的空前发展，出现了以欧阳询（欧体）、颜真卿（颜体）、柳公权（柳体）为代表的一大批书法家。

从形制看，六页文书每页页面第三列界线约三分之一处有尺寸近乎相同的圆孔；圆孔四周留有空白，当为书写时，书写者刻意留出，用以装帧之便。六页经书中仅有K1（b）、K6（b）两页圆孔透空，其余四页只在纸面圈出圆孔。此类装帧形式应为“梵夹装”。隋唐时期，“梵夹装”伴随佛经传入中国。“梵夹装”在印度多书写于贝叶上，中国纸书仿此装式，将纸裁成需要的长方形纸条，在每页第三行的界行线上，距上边栏三分之一处，距下边栏三分之一处，各留一个圆孔，用以穿绳编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认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也流行贝叶形的梵夹装写本，纸叶为长条形，藏文是沿长边横着写，汉文则是沿长边竖着写。一般的贝叶在长条状纸叶左右中间部位，有两个圆孔，以便系绳，汉文写本有时只钻一个孔，或者仅仅划出圆孔，而不透空”。梵文与汉文稍有差异。此外，他认为还应注意写本正、背面的关系。正式书籍和写经，不论儒家经典、佛教和道教文献，背面都是不写其他文字的。但吐蕃时期，由于纸张缺乏，出现背面抄写，更有甚者，利用官方文书背面抄写经书。

此六页十二面经书，均为正反抄写，每页内容正、反相续。鉴于上述分析，结合佛教发展背景、经书特征等因素可以推断，此手抄经书文本极可能成书于唐代。

出土地点

高昌（吐鲁番地区）是古代西域佛教中心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设立西州前，吐鲁番已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梁书·高昌传》载“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周书·高昌传》称“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

自20世纪50年代始，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地区发现汉文文书万余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高昌故城曾出土经书，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是回鹘译经的例证。从考古发现来看，目前出土、留传于新疆的汉文佛教经书不多，此六页汉文经书，极有可能出土于吐鲁番地区。

文书来源

此六页十二面文书为张逌先生所捐赠。据张逌自述，其父张其英生前喜好收集古籍文书，但“文革”过后，所藏多失，仅有部分珍贵文稿幸得留存，此六页十二面文书为其中之一。

张其英是民国时期新疆杨增新政府后期的一名普通官员，他的父亲张绍伯曾是杨增新治理新疆时期的重要僚属，在喀什噶尔中俄通商局任过职，还曾任首任蒲犁通判、迪化府知府，辛亥革命后任臬司、塔城参赞兼外交局长等。张其英，19岁时经父亲推荐，拜杨增新为师，成为其门生，二人交往颇密。杨增新曾对他的作業和文稿做过详细的批注和修改。杨增新治疆期间，好收藏文献古籍、佛经文书。西南博物院及重庆市博物馆所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汉文写经《妙法莲花经》《大智度论》上有杨增新的题签，此外还有“敦煌张某赠予杨增新”等字样。据此可以推测，张其英所收藏的六页十二面《大乘入楞伽经》残卷，极可能为杨增新所藏，后转赠给爱好藏书的张其英。诸种巧合机缘，古经得以保护、留传，最终入藏于新疆考古所。

新疆考古所收藏的六页十二面手抄汉文经书，是新疆地区多民族文化交融、多宗教并存的历史见证，也是我们今日研究佛教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资料。前辈不畏艰难、困顿，珍爱文物、促其传承的精神，亦应是我们后来者在文物传承中所应承继的品格。

（作者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