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欣 ，许永斌

（1．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2．湖南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衡阳 421002）

随着信息科技、知识经济、移动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科技在军工企业和民品企业中的应用图景愈加类似［1］，这就为军民融合协调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和条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战略方针，军民融合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全局性战略部署［2-3］。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是在军民结合创新体系的基础上，推进和提高我国国防军工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4］。随着军工企业和民品企业在不同情境下不断整合创新资源、提升产业持续性竞争能力、实现企业自身价值链升级进程的推进，军民融合型经济在提供技术转化途径和资源共享平台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加明显，因此积极探索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统一，服务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5-6］。为此，需要从理论创新方面深入探讨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解析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归纳出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绩效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力争为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提供指导。本文在理论创新方面进行尝试，考虑到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是一个由政府、高校、研发机构、军工企业和民品企业等多元行为主体交互的过程［4］，设计出涵盖上述多元行为主体的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以下简称四链）互动模型，以企业价值链为切入点探讨军民产业的价值融合途径；基于四链互动模型设计出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系统动力学协调度模型设计出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绩效的评价方法；最后结合实例分析，对基于四链互动模型的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方法进行诠释。

1 四链互动模型的构建和应用

1．1 四链互动模型的构建

军民融合既是军工企业与民品企业之间价值链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军工企业与民品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因此，除了价值链之外，军工企业与民品企业自身的产业链，外部环境中的政府相关部门、大学以及科研院所等因素都会对军民融合产业的协调发展产生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大学、企业是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的3个主要参与主体，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是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的4个构成链条。政府、大学、企业构成了三螺旋模型［7］，借鉴这个理论，我们将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的4个构成链条中的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整合为三螺旋模型。毋庸置疑，这3个链条（以下简称三螺旋系统）的运作势必会与价值链体系产生相互作用，且呈现出动态演化的状况。因此，本文构建出四链互动模型，如图1中左边展示了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三者的互动关系，右边解释了企业价值链的演化状态。

目前用于价值链分析的主要工具是微笑曲线，该理论由我国台湾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8］在1992年提出，并于2012年作出了最新诠释。微笑曲线理论认为，微笑曲线两端的技术研发和营销服务才是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中间的组装制造则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与之相对的是武藏曲线，该理论在2004年由索尼中村研究所的中村末广提出，认为在制造行业的业务流程中，组装制造流程具有较高的利润，而专利技术、品牌推广等业务的利润反而较低［9］。由此可见，微笑曲线与武藏曲线所主张的价值空间分布刚好相反，因此正好可以对不同情境下的企业价值链进行诠释。如图1所示，微笑曲线和武藏曲线分布展示出了技术研发、组装制造和营销服务环节的价值水平高低。

考虑到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最为明显和直接的协同与转化途径就是技术转化，因此本文以技术研发环节为例，讨论三螺旋系统与价值链系统的互动关系。图1中，实线表示如果企业技术研发行为处于武藏曲线上，亦即价值链低水平区间，此时就需要更多地与大学等科研机构产生协同效应，以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虚线表示反之，如果企业技术研发行为处于微笑曲线上，亦即价值链高水平区间，此时就需要更多地与其他关联企业协同和交流，以尽可能提升自身组装制造的能力。

图1 “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四链互动原理

1．2 军民产业价值融合途径：基于技术维度的解析

在军用与民用产业广泛融合的今天，军民产业价值融合越发重要；同时随着当前科技的迅猛发展，技术研发行为也成为了军民融合中最有力的黏合剂［5］，加快军民两用技术研发的融合亦成为了军民融合型经济的基础性工作［10］。为了从技术研发维度上解析军民产业之间的价值融合，本文导入了技术生命周期这一视角，具体对军民产业融合的时间触发区间进行分析。

技术生命周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Abenathy等［11］所提出，之后不同学者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归纳，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泰奇［12］认为，任何技术都会在其能够给客户带来的价值趋减时被更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新兴技术所取代，如此演化所形成的时间周期规律，即为技术生命周期曲线；Kim［13］认为，技术生命周期是技术研发行为在时间维度上所呈现出的满足市场需求状态的演进趋势。综合目前主流的研究观点，本文认为，与产品生命周期类似的是，企业的价值水平会呈现出规律性升高和降低的态势。由于在某些技术方面，军工企业和民品企业的起始时间可能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技术演化阶段上的差序格局，这也就为军民产业在技术转化方面提供了可能性。军工和民品企业具体的转化途径和时间区间如图2所示，对于处于成熟阶段的军工企业而言，其技术研发正处于高价值区间，而同时民品企业可能正处于低价值区间的成长阶段，因此就有可能实现军工企业高价值技术向民品企业的转化；而对于处于成熟阶段的民品企业而言，其技术研发正处于高价值区间，而同时军工企业可能正处于低价值区间的衰退阶段，因此就有可能实现民品企业高价值技术向军工企业的转化。

图2 军工企业与民品企业之间技术转化的时间维度特征

2 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和应用

2．1 四链互动绩效评价指标

目前对军民融合领域的数量分析和量化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主要研究思路聚焦于技术、工艺、制度、服务、管理等各个层面的整合分析［14-15］，本文也接受这一主流研究范式，在四链互动这一视角下，为了对指定区域的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化研究，仅仅构建出四链互动模型是不够的，还需要对4个链条上能够用于表征军民融合产业协调状况的因素进行整理和归纳，提炼出基于四链互动模型的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对此进行了尝试，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4个链条上能够用于评价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状况的因素进行了归纳，整理如图3所示［2,14,16］。

图3 基于四链互动模型的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2 军民融合过程中四链互动途径

为了更为明晰地分析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的4个链条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基于图3中4个链条上的绩效评价指标类别，对四链互动的具体途径进行解析。如图4所示，本文仅选择了4个链条上的某一种活动，对其与另外3种链条之间的互动途径进行阐述，其中粗实线表示政策链与创新链、产业链及价值链之间的互动途径，细实线表示创新链与政策链、产业链及价值链之间的互动途径，虚线表示产业链与政策链、创新链及价值链之间的互动途径,四链上的①②③④分别对应图3中的评价指标内容。可见“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四链之间存在着多种相互影响途径，这一点也与前文图1中的观点一致。

图4 军民融合过程中四链互动途径范例

2．3 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为了对军民融合产业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较为精确的测量，本文尝试引入系统动力学协调度模型进行研究。

2.3.1 评价指标的归一化处理

首先在所研究的行业和地域范围内，分析图3中4个链条上所有评价指标的统计数值或者专家评分值，取其中最大值作为基准数值，然后依据该基准数值对具体年度上各个评价指标的实际数值进行归一化处理。不失一般性，设三螺旋系统中评价指标的样本集合为：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中评价指标的样本集合为：其中：和分别为上述两个系统在第年度时的第和第个指标值；为系统中评价指标数值的年度个数；和分别为上述两个系统中评价指标的数量。根据指标的基准数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其中对于正向指标而言，计算公式为对于负向指标而言，计算公式为其中：分别为评价指标的归一化处理数值；为评价指标的基准数值。

2.3.2 使用条件熵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

2.3.3 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按照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权重数值，可以得到上述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分别为：我们借鉴物理学的系统动力学协调度模型，得到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协调度系数为：

协调度数值只是表示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而无法反映两个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即如果与的数值较小，则其协调度数值也可能较大。因此，还需要导入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以反映两个系统之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表1 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标准

2．4 实例研究

我们以湖南省某地级市为样本，对其区域范围内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尝试性的评价研究。为了更为全面和动态地反映样本市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年限范围为2012—2016年。

首先，我们将图3中的评价指标进行归类：凡是能够获得具体客观数据的指标，比如政府研发投入金额占财政支出总额比率（政策链）、科技活动人员投入强度（创新链），则按照研究年限的跨度范围选其最大值作为基准数值，按照前文所述进行归一化处理；而凡是难以获得客观数据的指标，比如单位资源投入在专利授权、技术升级、科技贡献等方面的增长程度（产业链），单位投入在军队保障、军事技术进步、装备应急生产能力、降低战争和动荡风险等方面的提升程度（军工企业价值链），单位投入在销售收入、税后利润、员工福利、客户满意等方面的提升程度（民品企业价值链），则采取专家评分的方法，对研究年限跨度范围内上述指标进行定性化评分，以此结果近似地代替评价指标数值，然后同样地按照前文所述进行归一化处理。

接下来，计算得出各评价指标的条件熵值以及两个系统的重要性权重值（见表2），以及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协调度系数、耦合协调度（见表3），并且根据表3数据绘制出了样本市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的演化趋势图（见图5）。

表2 2012—2016年样本市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

表3 2012—2016年样本市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从图5中可见，在本文所研究的5个年度之内，样本市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数值不断提升，亦即其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水平不断增强。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来分析：

第一，2012年，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处于基本协调状况，并且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发展滞后于地方经济三螺旋系统的发展；

第二，2013年，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提升到了协调状况，虽然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发展水平依然低于地方经济三螺旋系统，然而差距已经很小；

第三，2014年，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发展水平已经略微超越了地方经济三螺旋系统，同时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水平进一步稳定提升；

第四，2015—2016年，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发展水平继续领先于地方经济三螺旋系统，同时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稳步升高，并且在2016年已经接近了良好协调状况。

总而言之，样本市的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呈现出从基本协调到协调的相互促进状态。

图5 2012—2016年样本市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协调发展变化趋势

3 结论

3．1 结果与讨论

本文以“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四链互动为视角，选择微笑曲线和武藏曲线来表征企业的价值链态势，研究结果表明，微笑曲线和武藏曲线能够对不同情境下军工企业及民品企业不同业务行为的价值水平进行解释。

本文借助技术生命周期为分析工具，解析出军工企业与民品企业之间技术转化的触发时间阶段，研究结果表明，在技术演化阶段上具备差序格局的军工企业与民品企业能够在成长阶段、成熟阶段等时间区间内进行技术转化。

本文归纳和整理出了能够用于评价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并诠释了军民产业融合过程中的四链互动途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四链之间存在着多样性的互动关联。

本文导入系统动力学协调度模型，以某地级市为样本，对基于四链互动模型的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方法进行了例证，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该地级市在2012—2016年内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数值不断提升，亦即该市的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呈现出从基本协调到协调的相互促进状态。

3．2 局限与展望

本文对“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四链之间的互动范式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并应用该互动模型对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的模式以及绩效评价进行了理论解析和实证研究，虽然具备一定的创新性观点，但是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比如，未能对军工企业和民品企业价值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融合机制进行分析、所设计出的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尚显得不够全面等。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拟从如下两个方面对本文的局限性进行弥补和拓展：第一，借助质性研究和扎根理论方法对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案例分析，以对本文所构建的四链互动模型进行充实和丰富；第二，选取更长的时间跨度以及更多区域的军民融合产业样本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以对四链互动模型视角下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一个更为全面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