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福育，李 娟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并呈现“L”型特征，这表明传统的单纯依靠增加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无法持续，因此寻找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新动力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在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创新。然而，该分析框架忽略了文化资本的影响，事实上文化资本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韦伯曾明确指出西方各国经济快速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精神”[1]。Greif和North等学者也认为文化通过影响正式制度构建进而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2-3]。

文化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其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文化资本是创新的重要源泉，是经济保持活力和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此，学者们围绕文化资本的内涵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于文化资本内涵，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理解。部分学者侧重于文化资本中的“文化”因素，强调特定国家或个体独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等文化特性。Bourdieu在其《资本的形式》一书中指出文化资本存在三种形态：体化状态、物化状态和体制化状态，文化资本通过时间积累和代际传递进行积累、转换与传承[4]。Turner认为文化资本是各个不同族群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5]。郝大海认为文化资本是人们对上层社会文化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包括各种符合上层文化的行为举止、风俗习惯以及态度等[6]。另有部分学者侧重于文化资本中的“资本”属性，重视文化资本在经济和财富上的价值增值作用，指出文化资本与传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资本”性质类似。Throsby指出文化资本是一种以资产形式表现的文化价值的积累，文化资本可以引起商品和服务流动从而使价值得到增值[7]。James认为那些能够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等资源并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文化因素均可以视为文化资本[8]。王云、金相郁等认为文化资本是由文化价值积累而成的能够带来收益、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双重属性的财富存量[9-10]。这些学者均认为文化资本和其他形式资本一样具有创造价值和使财富增值功能。

关于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影响，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研究。Currid研究发现文化资本积累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1]。何文章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方面界定文化资本核算范围，进而利用中国2000年—2014年各省市的数据实证研究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结果也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促进作用[12]。刘改芳等通过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文化资本与资源诅咒之间关系，发现文化资本积累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13]。李娟伟等基于中国1997年—2012年省际数据，应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证分析结果也认为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面影响[14]。张梁梁和王凯华等其他学者的研究均证实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15]。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学者们关于文化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上述文献均是在线性分析框架下展开讨论，而忽视了文化资本积累带来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此外，关于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缺乏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将文化资本纳入到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中，应用汉密尔顿函数探讨文化资本的积累引发文化产业部门和非文化产业部门在经济系统中所占比例的改变，从而剖析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路径。最后，本文利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数据，通过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文化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二、理论模型

(一)基本假定

(1)

其中ρ代表贴现率。

关于生产部门，本文将投入生产的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文化资本积累对于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具有显著外溢效应。一方面，文化资本积累有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积累有利于教育发展，从而提高劳动者素质。相应地，生产部门也分为文化产业部门和非文化产业部门，两部门的产出均依赖资本的投入。

文化产业部门的产出YC是文化产业部门资本投入kc的生产函数。文化产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c=f(kc)=(k-kc)β

(2)

其中yc=YC/L，且0<β<1。

整个经济系统的总产出是物质资本投入kp和文化产业部门产出YC的生产函数，相应的总产出函数为：

(3)

其中y=Y/L，且0<α<1。

此外，我们假设经济系统只产出产品y，而y既可供家庭消费，也能供厂商进行资本积累。这里我们假设物质资本存量在所有资本品中所占的比重为θ，即：kp=θk，kc=(1-θ)k，0<θ<1。

此时经济系统的总产出函数可以改写为：y=f(kp)=φkα+β(1-α)，φ=θα(1-θ)β(1-α)。其中总产出f(kp)的一阶、二阶导数都存在，而且f′(kp)>0，f″(kp)<0。

(二)文化资本积累的多重均衡

各个时期的物质资本投入是经济系统的总产出减去家庭的消费、文化产业部门的投入以及自身的折旧，因此各个时期物质资本的积累为：

(4)

其中常数δ代表资本折旧率，且满足0<δ≤1。

这里我们假设代表性家庭通过选取不同的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来达到其终身效用极大化目的，即：

(5)

(6)

那么代表性家庭最优化问题的现值汉密尔顿函数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

H=u(c(t))+μ(φkα+β(1-α)-c(t)-(1-θ)k(t)-δk(t))

(7)

其中λ代表共态变量，是资本k的影子价格，则代表性家庭效用极大化的一阶条件如下：

u′(c)=c-σ=μ

(8)

对应的欧拉方程为：

(9)

横截性条件为：

lime-ρ tμk(t)=0

(10)

对上述方程进行联立，可以求解出关于变量k和c的微分方程，进一步得到最优的消费路径和资本积累路径：

(11)

(12)

(13)

(14)

方程(13)和方程(14)共同刻画了经济系统的长期行为。

以上分析说明，随着参数θ取值出现变化，即经济系统中非文化产业部门和文化产业部门的比重发生改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均衡点的转换，即k*并非参数θ的单调函数，两者之间是非线性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历程中，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从而导致文化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可能处于不同的均衡状态，即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存在各不相同的鞍点均衡。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实证分析中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考察对象是中国30个省市(重庆市数据不全，被排除在外)，样本区间是2010年—2017年。

变量Y代表总产出，实证分析中为各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GDP(亿元)。变量KP代表物质资本存量(亿元)，本文参考张军等提出的“永续盘存法”估算各省市的实际资本存量[16]，其测度方法为：KPi，t=IPi，t+(1-δi，t)KPi，t-1。其中IPi，t为第i个省市第t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KPi，t为第i个省市第t年的物质资本存量，δi，t为第i个省市第t年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我们假定资本折旧率为每年10%。

变量KC代表文化产业部门的文化资本存量(亿元)，其估计方法和物质资本存量KP相似，KCi，t=ICi，t+(1-δi，t)KCi，t-1。其中ICi，t为第i个省市第t年的文化产业部门资产投资总额，KCi，t为第i个省市第t年的文化资本存量，其初始值设定为物质资本存量的1%(2010年末值)。

变量L代表劳动力投入(万人)，是根据各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年末社会从业人员总数计算得到。

实证分析中各个变量均进行了价格处理(基期为2010年)，而且都转变为对数形式。表1给出了实证分析中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表1 模型各变量的统计特征表

(二)模型建立、估计和检验

由于文化资本的积累将导致文化产业在经济系统中所占比重发生变化，而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将引发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改变，为此，建立如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来刻画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NYi，t=α+μi+β1LNLi，t+β2LNKPi，t+β3LNKCi，t(qi，t≤γ)+β4LNKCi，t(qi，t>γ)+εi，t

(15)

其中参数γ代表发生机制转变的门槛值，qi，t代表门槛变量。本文所选取的门槛变量qi，t为CS，即文化资本在总资本存量中所占比重。这也意味着文化资本积累将导致经济结构变化，从而使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不相同。

在对模型(15)进行估计之前，我们先根据Hansen的做法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门槛效应[17-18]，并将检验结果列入下表中：

表2 面板数据模型(15)的门槛效应检验表

注：***、**、*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后表相同)。

表(2)给出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模型(15)存在且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图1 面板数据模型(15)估计得到的门槛参数图

(三)模型回归结果探讨

以上检验显示，反映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15)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对应的门槛值为文化资本存量占所有资本存量比重为0.47%。于是，实证研究中将模型(15)改写为下述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LNYi，t=α+μi+β1LNLi，t+β2LNKPi，t+β3LNKCi，t(CSi，t≤0.47)+β4LNKCi，t(CSi，t>0.47)+εi，t

(16)

对面板门槛回归模型(16)进行估计，同时实证分析中也给出了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

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实证分析中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进行估计。表3给出的估计结果显示：

劳动力投入对总产出增加有促进作用。劳动产出弹性约为0.11，说明劳动投入增加1%，总产出将增加约0.11%。

物质资本投资对总产出增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物质资本产出弹性约为0.25，说明物质资本投资增加1%，总产出将增加0.25%。

文化资本积累也可以显著地促进总产出增加。文化资本产出弹性约为0.18，说明文化资本投资每增加1%，总产出将增加0.18%。

表4 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面板门槛回归模型(16)的结果和线性回归模型并不相同。由表4的结果可知：

劳动力投入对总产出增加有促进作用。劳动产出弹性约为0.12，说明劳动投入增加1%，总产出将增加约0.12%。同时，物质资本投资对总产出增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物质资本产出弹性约为0.30，这说明物质资本投资增加1%，总产出将增加0.30%。该估计结果和前面线性模型比较接近。

文化资本积累对总产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无论是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文化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比重低于0.47%)还是文化产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文化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比重高于0.47%)，估计得到的文化资本产出弹性均为正数，即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影响存在多重均衡，即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有所差异。在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文化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为0.19，表明文化资本存量每增加1%，总产出将增加0.19%；当文化产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此时文化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为0.21，表明文化资本存量每增加1%，总产出将增加0.21%。

上述结论与靳涛等学者观点相似，他们也认为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影响具有门槛效应[19]。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是源于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非线性、动态发展历程。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各个因素之间的影响是相对稳定的，这就导致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容易形成多重均衡现象。

当一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时，文化产业发展并不成熟，此时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较小而且会挤占物质资本积累，因此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较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将大量资本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文化产业发展上。反之，当一国(或者地区) 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民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此时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较大，投资文化资本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文化资本纳入到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中，应用汉密尔顿函数探讨文化资本积累引发文化产业部门和非文化产业部门在经济系统中所占比例的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最后，基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数据，通过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在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文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

该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中国由物质资本推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需要寻求经济增长新动能，而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资本积累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加大文化资本投资、促进文化资本积累、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加大文化产业方面投资，促进文化资本的积累。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有利于文化知识的传播，而且通过报纸和书本等平面载体的传播可以提高人们受教育程度，这些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从而有效促进文化资本积累。

第二，促进文化产业与科技、金融和互联网的融合。文化产业在科技和金融助推下，将传统文化产业和各种新创意相结合，不仅有利于实现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文化资本积累，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

第三，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实证分析结果再次证实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源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加大教育投入不仅有利于文化资本积累，而且可以提高劳动者教育程度、知识水平，这些可以解决劳动者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无法接受以较高的工资雇佣较低效率的劳动者问题，从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