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泓 苏依纹

摘 要 档案馆正处于面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中，其职能正处于变革中的重构阶段。因而，本文提出档案馆应匹配国家建设的档案需求而明晰以公共文化事业单位为主线的职能界定。由此，基于我国社会转型的多重情境，档案馆职能将面向三层维度递进深化：全面守护国家信息资产的机构改革示范者、深度开发信息资源产品的文化产业引领者、协同构建信息空间的全球治理共建者。

关键词 档案事业 档案馆 档案馆职能 机构改革

Abstract Archives are in the constructing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and their functions are in the stage of re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archives match the archival needs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clearly define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as the main lin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multiple situations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functions of archives will be gradually deepened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model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comprehensively protecting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assets， the leader of cultural industry deeply developing information resource products，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co-builder that cooperates to build information space.

Keyword archival undertaking; archives; functions of archives; institutional reform

一、引言

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框架下，我国档案事业正迎来多样化的发展契机与挑战，作为主体的档案馆处于重新定位、设计、规划、行动实践中，以期对照人类世界需求完成优质转型。无论是机构改革与《档案法》修订呈现的内部情境亦或是西方探索档案馆3.0显示的行业趋势，均表明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职能发展应是档案强国建设所不可或缺的议题[1]。这关乎我国档案事业能否精准耦合我国乃至全球发展趋势，并在其中逐渐拓展档案事业领地、钻研业务水平，以此成为信息产业升级与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力量。《全国档案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与近年的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讨论内容都将提升档案馆的业务水平作为重要焦点[2]。因而，借助机构改革与《档案法》修订的节点，明晰档案馆以公共文化事业为核心主体的情势，以此为主线明确深化与拓展的脉络极为关键。

现有研究论述则主要集中于：一是机构改革背景下对档案馆文化事业机构属性的重申。以档案机构改革为契机，强调现阶段档案馆的文化事业机构属性，或从档案馆的内在性质与社会要求角度展开讨论[3];亦或从历史与现实维度进行分析，梳理了国际范围内档案馆公共文化事业属性的发展趋势与我国档案馆现阶段的政策定性、文化服务实践[4]。二是机构改革背景下档案馆行使行政与档案管理职能的矛盾现状、影响与对策研究。一方面，通过实际调研与文献分析提出档案行政监督职能弱化、档案馆与其他新型数据机构的职能关系冲突等问题，并从法律、行政体系、资源、人员层面提出对策[5][6][7][8]。另一方面，探讨机构改革作用于档案机构职能实现的积极影响，基于档案行政管理体制、法律政策等实践现状与研究论述分析了我国档案管理体系变迁、历次机构改革背景、目的、合理性与对档案行政管理机构职能的优化[9]。三是社会情境变化对档案馆社会文化职能的拓展与具体对策研究。例如，通过分析档案馆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脉络，推演数字人文研究对档案馆文化研究职能的影响与档案馆实现研究职能的具体对策[10]。同时，以档案馆社会职能拓展来验证、拥护档案馆的公共文化属性，如在公共档案馆理论与我国档案管理体制背景的基础上论述“公共档案馆”概念[11][12][13]，并提出关于公共档案馆职能拓展的具体路径[14]。

由此可见，学者们普遍着眼于“局馆分设”下档案机构两大职能分离问题，而关于档案馆公共文化职能、属性的探究却还未置于机构改革的背景之下。本文将展开机构改革背景下的档案馆公共文化职能界定研究，以期从理论上支撑档案馆以公共文化事业单位身份投入到社会转型的多重情境中。

二、驱动回归：国家建设的档案需求

我国档案事业长久以来在上升发展中服务于国家建设，依据国家需求变换形态与调整工作内容，由此领导权属与局馆关系处于动态变迁之中，亦反映了档案事业发展的灵活性。档案事业转型问题走进学术视野，已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互联网+”战略背景下档案事业转型的方向与路径的相关研究论述提出多元主体协同、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等重要转型方向[15][16]。作为档案事业的关键主体，档案馆在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全球关系都处于新转型期的当下，同样需要背负使命完成自我转型，国家建设所需的长久性可信信息资源和匹配的可信管理方法驱动档案馆更倡导公共与业务性的转向。

这种需求来源于多个方面：新时代文化战略中，中国故事发现与讲述、科研信息化有赖于国家各类建设主体从政府到公眾个人各类形式记录的创建与保存，从而为中国故事提供源源不断的记忆资产，为科研、教育工作提供信息化、网络化的研究基础设施。而档案馆作为记忆机构、历史文献机构，是不可缺位的参与者、奠基者，广州市档案馆开发“广州记忆”数字文献资源库及其他档案馆数字编纂成果均属于此类实践。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加持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数字中国建设需要信息为资源与资产作为载体，更需相应的管理方法确保信息贯通于各领域所需活动中，例如“互联网+政务”不可离开电子文件与档案的配套支持，档案工作相关数字转型已纳入政策文件中，《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总体方案》《2019年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要点》要求加快建设统一的数字档案系统，“电子归档实现率”作为评价指标纳入省大数据管理局正在研究制定的《2019年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评价指标》[17]。再如，依据新修《档案法》草案与近两年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18]，“数据”是我国“档案”概念的新增要件，国家数据资源体系构建需要档案机构与其管理方法的嵌入，数据资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公共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开放;我国立足全球视野所倡导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主权同样要求有效的信息治理来增强数字经济内生动力，保障从国家到个人的信息空间，从而向国际强调中国网络主权，为国际互联网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这些国家倡议显示，国家建设不仅需要长久的、连续的、高质量可信的即获得档案化管理的信息资源，有赖于更加普及与深入的档案化管理方法嵌入其中，也由此需要有档案馆这样的单位基于历史优势明确作为公共事业单位承载业务，钻研以面向资源和资源管理开发这两大主线提供支持，也为其自身优化拓展核心职能提供方向。

三、职能拓展：档案馆的多重递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档案馆深刻定位为文化事业单位并不是简单回归，而是多层次拓展职能内容，借势成为重要信息与记忆领域的领先者甚至主导者，以促进档案事业与社会的全面融合。

1.机构改革的示范者：全面守护国家信息资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推进着身负统筹三大发展资源之一的信息资源相关部门的重构，由此驱动档案馆以业务能力为核心坚守作为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职责。一方面，档案机构改革推动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的回归。随着档案行政监督职能被弱化的可能性逐渐增强，为确保顺应改革趋势最优履行职能与为档案事业发展获取话语权，档案馆应展开“收、管、存、用”的业务能力建设与升级[5]。另一方面，对应其他相关机构，在协同互补中达成国家信息资源管理机构群的建设。在数据机构和网信部门面向大数据、“互联网+”、智慧城市、网络空间等相关国家战略，新建或拓展职能，图博面向公共文化服务留存各类信息资源的同时，为免除信息孤岛如政务数据和历史档案的资源割裂、新型档案如档案数据或网络信息缺乏充分的档案管理能力、档案缺失可持续资源导致增量有限等风险，尤其在信息管理相关部门在国家层面管理对象的法律界定不清、各地区管理对象上存在交叉、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职责划分不明的情况下，档案馆在业务方面的历史优势应得到承接与深化，为建立职责分工的协商协调机制奠定基础[6][7]。

由此，档案馆从历史保存端延伸，面向公共服务达成国家信息资产守护者的职能确认，从而确保有意识、有能力、有资格面向社会捕获与可信保管对国家、社会和单位、个人具有利用价值、应当归档保存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信息。例如，数据机构当前的职能主要是立足中短期的现行整合、共享、开放而缺乏面向风险管理的数据资源长期保存考量，国家图书馆等主导的国家数字记忆互联网信息保存项目正由于任务的复杂性需要多方社会化的参与，档案馆若能发挥业务优势，将充分借助面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整体转型升级的发展契机实现档案事业的又一轮新突破。再如，贵州的扶贫项目明确提出要积极形成与利用扶贫大数据，这一项长线工程亟待档案馆的助力，前提则是档案馆能立足新情境形成资源捕获与保管的优化模式。反之，若未能领会档案馆回归公共文化事业单位作为业务精尖体的发展机会，那么将在国家信息资源管理体系构建中错失稳固历史守护者和数字转型的机遇。

2.文化产业的引领者：深度开发信息资源产品。在社会强烈的数字文化与信息资源需求之下，档案馆亦将深化资源服务者的内涵，深化利用端以提供多元和充分的产品与服务，同图书馆、博物馆等记忆机构协同为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者，贯通于文化产业之中。简言之，设计与部署多层次服务体系是档案馆贡献于文化产业的关键，从而引领记忆与信息机构的发展。

一方面，现代公共服务体系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政府信息的资源与方法支持，数据、信息、档案、图书等方面的顶层倡议，如《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全国档案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同样显示出部分规划对照公共服务需求。这均为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凭借从中央到地方的档案官网在国家信息资源集成的基础上形成分布式与集中式兼具的开发中心。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面向不同社交媒体创建不同品牌和宣传策略的档案信息产品。其中，美国更致力于协同全国的档图博机构建立以名人为基础的社交网络化档案资源，这有赖于档案资源的深度整合与组织。再如，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在图书馆的助力下，结合档案与口述史成果进行舞台剧创作，来推广档案利用。对档案的加工深度还将随着社会智慧化建设的深入而有更高要求，也将是驱动档案馆走向智慧型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信息资源产业发展迅速，这为档案馆提供了公共属性与市场化模式借鉴兼具的业务升级思路，以强化信息资源产品与服务。在此思路下，信息就是资源和资产，档案馆应把握住发展趋向，积极收集优质信息，并通过主动开发以更大程度挖掘其价值。以跨界融合的威尼斯时光机为例，档案馆作为主导方，协同历史、人工智能、语言学等领域的专家，重现中世纪的“谷歌地图”和“社交网络”，核心是威尼斯档案馆的档案资源和档案工作人员对于档案开发利用各方需求的明晰，由此档案馆既可以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亦在市场化环境下被赋予了信息资源产品原材料供应商、开发商和销售商多重角色。更加通用的路径可借鉴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家档案馆，或是开辟专门的网上商城，开发与售卖具有档案元素的文创产品;或是开放档案同商业组织，如与家谱企业进行合作，以多边市场的运作模式吸纳运营资金的同时形成信息产品。

3.全球治理的共建者：协同构建信息空间。通过网络设施的逐步完备与跨国企业提供各类网络应用性工具，在保障网络主权的前提下，基于互联网的档案互信互联互通是未来的必要趋势，以服务于国家、地区、组织、机构、群体以及个人信息空間的相互关联，各类主体能够同步的数据与信息素养包括档案管理素养，是网络空间得以有序化的重要因素。由此，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不仅是档案资源的提供者，亦要将档案管理本身面向社会予以输出，从而成为档案环境的建设者、档案文化的培育者、档案管理的倡导者、档案能力的培训者、档案实践的指导者，从而拓展档案馆的职能方向与钻研取向。

外国学者特里·库克在2010年就明确将档案的未来预测为初生萌芽的社会/社区范式，即在档案馆辅助下的人人都是档案员[19]。我国以冯惠玲为代表的学者在相近时间提出记忆将从由国家书写转向社会书写[20]。在国内外逐渐显现的社群档案馆、个人存档等实践与研究，尤其是立足于以社交媒体为代表性应用的互联网更印证了上述预测。然而，如同上文所言，社会多元群体在档案意识与能力上的局限使得当前这种范式仅有星星之火，燎原之势需要的是档案馆能在复杂的社会与数字情境中构建出匹配社会需求的业务能力。这样的趋向显示出档案馆不仅成为国家记忆与信息资源的守护者与开发者，是促进更多基数和群体受益于数字转型的参与式档案管理融合于全社会的赋能者，更是以信息资源及其管理方法为专长的全球治理的共建者，也才能使档案领域获得社会建构中更多的参与空间和话语权。

四、结语

总言之，在我国深化改革与转型的背景下，档案事业发展契机与风险并存，以资源和管理方法专长的深造而构建出充分业务能力应是档案馆变革的焦点，从而立足新形势面向未来打造更具创造与拓展性的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由此深度服务于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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