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林

北平地区有三千家鸦片店

历史上，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占领中国，为了奴役中国人民，除了用大炮、军舰之外，还使用了毒品。日本帝国主义自然不会例外，它步西方列强后尘，把鸦片打造成了杀人凶器。

战后公布的资料证实，日本贩毒活动经日本内阁策划，由宏济善堂负责。宏济善堂是1939年4月在侵华日军配合下，由日本特务里见甫所建。宏济善堂是御用特务组织，专为日军筹备军费，仅1941年就卖了220多吨鸦片，赚了无数的钱。它们仅在北平地区的罪恶行径就怵目惊心。

据“老北京”的回忆，日本人是把毒品鸦片贩卖当成了“正经买卖”，产、运、销“一条龙”，每个环节都得到了日军的保护，而且成为了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两年之后，弹丸小国的日本在财力上已经感到困难，日本大藏省（财政部）根据天皇“御旨”精神，制定了“自备资斧”策略，即让被占领地区的人民供应其军费开销。而毒品交易就成了“就地征饷”的手段之一，正如著名学者于力所言：“利用侵华传统的成规，包庇和逼迫中日两国的流氓无赖和朝鲜一些可怜的投靠者贩卖金丹、白面、鸦片、吗啡，用以削弱中国人的精神体力，逼他们自己灭种。另外，用这笔收入补充军用。”

日本人贩毒牟利的勾当，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表面上公开“禁烟”和反对毒品交易，暗中却垄断毒品生意，他们变本加厉地在东北、华北及北平市内外大开大烟馆（土膏店）和制造白面（可卡因）工厂。据史料记载，仅北平地区至少有3000家以上的土膏店，遍布四九城乃至乡村。日军在炮声中不断制造大批的“大烟鬼”，日本人开办的“土膏店”公开贩毒，还外带发放高利贷，一些意志薄弱之人吸毒上瘾后，不能自拔，只能借永远还不上的高利贷，而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伤残日军也开大烟馆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军费更加紧张，除了在城内抢掠、搜刮民财外，还加大了贩毒赚取军费的速度，不但鼓励朝鲜人在北平多开“大烟馆”，还鼓励日本国民参加这项犯罪活动。贩毒利润高，且又有日本军人和日本浪人的暗中保护，毫无风险可言，“大利所在，人争趋之”，日本人干这种买卖是很积极的。日本侵略者为垄断毒品及掩人耳目，声称不许个人公开经营。为了制造更多的“大烟鬼”，使其利益最大化，日本人在北平城内外大建制造毒品的工厂作坊数十座。日伪时期前门外打磨厂、鲜鱼口发生的爆炸及失火事件，都与制造毒品有关。为了掩耳盗铃欺骗民众，日本人又下令将此类罪恶工厂迁到城郊的通州、门头沟、长辛店及丰台等地。

北平地区种植鸦片的不多，其鸦片主要来自日伪控制的内蒙、绥远和热河等地，而张家口和承德就成了主要转运站。其大宗货品有日本关东军“武装押送”，所以，北平的毒品生意十分“兴隆”，当然受毒害的人更多。

北平3000余家大烟馆中，大多为日本人所开外，有些则是朝鲜人经营。当时的朝鲜已被日本占领四十余年，虽有抗争的勇士，但参加日军及成为日军帮凶者也为数不少。他们与日本人有勾结，并配发警用大棒。有些大烟馆则是“中日合作”，由日本浪人和中国奸商合伙经营，主要开在前门外、崇文门内一带。这种大烟馆“十分阔绰，柜房、烟室、厨房应有尽有，都干净宽敞。很多是租用临街的楼房，烟室多设在楼上”，主要招待大汉奸和富商。还有一些小的大烟馆称白面房子，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蹬三轮、拉洋车和做小买卖的城市贫民。在大开大烟馆之外，日本人开的“居酒屋”、料理店和东单苏州胡同的日本妓院内，都有毒品买卖业务。

在东四豆腐巷内有一家大烟馆，老板是一個日本退伍军官，他在喜峰口战役中被自家的手雷炸掉了一条腿，在军部支持下开了只赚不赔的大烟馆，除了用毒品害人外，还搜集军事、经济情报。这家大烟馆因在开业的第三天，有一对中国老年夫妇相拥在门口吞食“烟膏子”自杀而成为“头条新闻”。老两口是开猪肉杠（猪肉铺）的，较为富有，他们的独生儿子娇生惯养，就是因坏人引诱抽大烟而倾家荡产，家业没了之后，儿子犯烟瘾没钱就投了故宫筒子河，走投无路的老两口在大烟馆门前自杀，亦算是对日本人的一种血泪抗议。

这段日军制造“大烟鬼”的历史不能忘却。

（摘自《北京晚报》2020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