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平

【关键字】广东抗先；青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抗日战争

目前，学界对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广东抗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①研究成果主要有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编：《抗先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义祥：《战斗在南海之滨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陈恩、唐健、温盛湘等：《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战斗历程》，《学术研究》1982年第3期；叶文益：《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抗战中的社会动员》，《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19年第3期等。现有的研究多从其组织创立及发展、国共合作、抗日救亡等方面着手，而对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活动则关注不够。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视角，考察广东抗先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由此取得的成效。

一、组织基础与统战策略：广东抗先的成立与发展

广东抗先的成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东青年中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广东抗先深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广州向全省各地迅速发展，成为推进广东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团体。

大革命失败后，广东地方中共党组织多次受到破坏。至1934年秋，除了少数与党组织失联的党员仍在自觉地工作以外，广东地方党组织已经基本停止活动，②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遭到重大挫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广东青年感到报国无门。广东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组织起来，以文学为武器，开展左翼文化运动，陆续成立一批革命文化团体，从事革命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宣传抗日和马克思主义。这些青年的组织和活动，形成中共外围坚强的左翼力量，他们后来绝大部分都变成了党的成员，有的人虽然未加入党，但为党的工作而被捕、牺牲或积劳成疾、病故。③广东、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编：《纪念吴华》，1989年内部编印，第220页。当时从事广东左翼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吴华、李克筠、唐健等后来都参加了广东抗先并担任了重要职务。1935年，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危急时刻，“一二·九”爱国运动在北平爆发。消息传到广东，学生遥相呼应，纷纷举行抗日集会、游行。广东当局为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在广州制造了震惊一时的“荔湾惨案”。青年学生吸取血的教训，以“更加深入，更加掩蔽，更为广泛地组织斗争”①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梁嘉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45页。的方式，开展青年运动与抗日救亡工作，积极寻求马克思主义。1935年8月，失联中共党员王均予到广州，以中山大学及国民大学的学生为骨干，建立了中国青年同盟（后改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地下秘密组织。同年10月，秘密组织突进社（简称“突进”）在中共党员何思敬教授指导下，由中山大学学生发起，成立于中山大学。其中，“中青”和“突进社”的成员梁嘉、李超、饶彰风、黄泽成等，后来都成为广东抗先重要的领导人。恰在此时，中共北方局派薛尚实到华南，重建华南地区的党组织。随后，薛尚实和王均予以“突进”和“中青”为基础，在香港、广州等地发展党员。

1936年秋，广东党组织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重建和恢复。②1936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在香港成立，标志着中断了两年的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机关重新建立。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临委改组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1938年4月，南委撤销，成立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简称“广东省委”）。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建立包括青年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失业青年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组织，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页。把青年广泛团结起来。七七事变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广东当局为了标榜抗日，出面组织了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等团体。中共广东党组织随即动员大批青年和党员参加了上述组织，还在广州的一些学校成立中大抗先、中大附中抗先、广雅中学抗先等青年团体。这样，广东的青运就处于中共领导之下。中共南委根据广东抗日青年团体缺乏统一领导、力量分散的情况，认为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全省青年运动统一起来。④陈恩、唐健、温盛湘等：《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战斗历程》，《学术研究》1982年第3期，第86页。1938年元旦，中大抗先、中大附中抗先、市学抗会、青年群社、救亡呼声社、青年抗日先锋团、平津同学会、留东抗敌后援会等八个团体联合公开发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大纲草案》，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随后，广东抗先在国民党广东省、广州市党部登记立案，并由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等担任指导委员。2月3日，广东抗先的领导机构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成立，它由各队部推出的19名代表组成。其代表都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并在工委会内部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直接接受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

广东抗先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之下，灵活运用统战与斗争的策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方针。广东当局各派系复杂，省市党部CC派系掌握民运的领导权，主要负责人是省党部主任委员余俊贤、书记长谌小岑、市党部书记长陈宗周。此外，省主席、政学系吴铁城，地方实力派第四路军余汉谋系的李煦寰，省党部特派员、“太子”派钟天心，都企图建立自己控制下的青年群众组织。陈宗周为了收买广东青运干部，找他们谈话，表示“每人每月发固定的生活补助”，但他们表示除在市党部任职的青年接受其补助外，其他一概拒绝。⑤《纪念吴华》，第243页。对于广东抗先总队长人选问题，广东国民党省市党部都示意以谌小岑兼任总队长，图谋包办青运，但遭到青年的抵制，经过说理斗争，最终以谌小岑信任的邓明达（中共党员）为总队长。广东抗先成立后，中大抗先还向国民党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献旗，以此表明广东抗先不是依靠国民党某一派系力量支持和某一人来领导的团体，这就减少了各派系的摩擦，促进各派团结抗日。广州沦陷前夕，广东抗先把临时召集的400多队员编成东江、西江、北江、中区四个区队，①《青年运动回忆录》第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75页。并争得广东省动员委员会的同意，将队员编为33个合法公开的战时工作队，同时仍然坚持广东抗先的名义。1938年10月27日，撤退到四会的广东抗先在凤凰村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工委会工作报告和工作章程，选定23名委员（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建立总队部。随后，第一次总队委员会议召开，邓明达当选为正总队长，梁嘉、陈恩为副总队长，并决定把队员有组织地分配到东江、西江、北江、中区各县建立队部，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除东江区队先行从广州撤离到东江外，其他三个区队分散到西江、北江、中区各县开展工作。同时，总队部派特派员到各地进行指导，在东江、西江、北江、中区成立总队部办事处，以加强总队部与区内各县队部联系。这样，通过灵活运用统战政策，广东抗先在全省几十个县建立了队部，在广大农村扎下了根，这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中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强的组织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中共“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策略方针，广东抗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对象是工农群众，并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的同情、支持。

工农群众特别是青年工农群众是统一战线中进步势力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对象。广东抗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并从理论上说明工农群众在抗战中的地位及青年学生与他们的关系。1938年2月，工委会在第三号通告上指出：“抗战最主要的生力军是农民”，“工人群众是民族抗战中的中坚队伍，斗争情绪最高涨，抗战的意识最坚决”，②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1983年内部编印，第27页。并在“发起宣言”中强调青年发动工农参战的责任，“我们更必须唤起工农大众，组织他们，并且武装他们……这是青年，每一个热心工作的青年责无旁贷的任务”。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5～6页。工委会成立后即对队员的思想和作风进行整顿，在组织上加强领导，有效克服了队员的关门主义思想倾向和组织涣散的状况，为队员密切联系广大工农群众扫除了障碍。利用寒暑假之机，广东抗先派专人协助工人组织一批与“御用工会”相对立的救亡工会，派出工作队到全省20多个县做宣传发动工作。广州沦陷后，广东抗先队员分散深入广大的农村，克服了关门狭隘和表面虚浮的弱点，在实际工作中与农民打成一片，“学会了多种多样与群众生活有密切关联的，能够团聚群众的方式”。④《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181页。在教育形式上，他们办夜校、识字班、讲座、读书、讲故事、唱民谣山歌、出版乡报圩报等形式，开展知识文化及政治思想教育。⑤曾庆榴、韩巨挺：《抗先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先研究》，第106页。根据各地农民风俗习惯、觉悟程度及当地政府对民运的态度，他们把不同层次的青年吸收到不同的组织，如农抗会、农民自卫协会、保乡会、自卫团、后备队、青抗、广东抗先等，或利用乡村原有的民间组织，如舞狮社、国技馆、兄弟会、姐妹会、功夫馆、大刀会等把农民组织起来，有的则建立经济性的组织，如合作社、挖金团、警报队、牛会、护耕队，发展农副业生产。⑥曾庆榴、韩巨挺：《抗先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先研究》，第106页。这样，队员在日常生活里与广大农民建立起根深蒂固的联系，“使他们信任与尊敬我们，从而接受我们的领导”。⑦《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168页。

对于中间势力，吴华明确表示：“要善于运用灵活的方式与实际工作取得地方人士的同情与赞助，并取得他们的信仰与尊敬。”⑧《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168页。实际工作中，广东抗先每到一处，“在进行工作以前必须取得上层的同情与帮助，对民众的领导者，如乡绅或保甲长等更要进行虚心的说服工作”，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区队三个月的工作总结》，《惠州党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213页。主动上门拜访，进行统战工作。北江专区兼保安司令古鼎华，南路专区兼保安司令张炎，以及河源、博罗、新兴、龙川、中山等县党部书记长及各地不少乡长、保甲长，都对广东抗先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有的甚至参加了广东抗先的领导工作。如中山县县长张惠长“明令以抗先为全县青年统一组织”，①《中共粤东南特委工作报告》（1939年1月29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44）（甲41），1986年内部印行，第34页。并参加广东抗先，担任县总队队长，县属各区也纷纷成立广东抗先区队部，公推国民党区长和上层人物担任区队长，队员很快发展到3000余人，中山县队成为全省广东抗先人数最多的县队。根据中共中央“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的方针和广东省委的指示，广东抗先有计划地派出队员参加国民党军政工作及其成立的战时组织，如第十二集团政工总队、第四战区政治大队、广东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及广东省新运妇委会、广东省军民军站等。中共广东省委认为余汉谋是统战的“主要对象”。在广东省委的动员下，400多名广东抗先队员加入第十二集团政工总队，在所属的军、师、旅、团从事抗日宣传和政治工作，提升了军队士气和战斗力，得到余汉谋和李煦寰的称赞。对于华侨华人同胞，广东抗先本着团结抗日、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精神与之相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是由爱国青年侨胞组成、活跃在东江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在工作中，广东抗先派出干部支援东团的发展，在惠州和东团一起开展抗日宣传，在龙川以东团龙川第三队名义一起办“青年抗日游击班”，得到当地开明士绅的支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国民党内出现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倾向。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授意下，各县县党部捏造事实，开始攻击各地抗先。对此，广东抗先也加大了对地方实力派、开明士绅和社会人士宣传力度，向他们“报道真相，取得公道，同情支持”，②《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214页。至少在1939年，广东国民党方面还不敢公开明令禁止总队部，从而粉碎了广东顽固势力的污蔑之言和不轨图谋。

二、抗日救亡与青年动员：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广东抗先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积极学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战略方针、游击战战略战术等。广东抗先成立伊始，即以统战姿态出现，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己任。广东抗先在“组织草案”中规定，本队的性质“是一个广泛的、综合的、统一的青年团体，是一个实行高度民主集权的、半军事性质的队伍”，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111页。在“发起宣言”中明确工作任务时强调：“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英勇的青年战士到抗战的旗帜下来”。④《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7页。在不同时期，广东抗先宣传和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针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成立初期在发展队员问题上，广东抗先的一些干部和队员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一度出现少数人空忙和组织涣散的情况，受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的批评。广东抗先开展队内组织生活，开始统一思想认识。1938年2月12日，广东抗先召开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把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武装华南、扩大和巩固青年统一战线这两项任务作为中心口号向全体队员提出，并指出两者密切的关系，“要求实现武装华南这个口号，首先便必须扩大和巩固青年统一战线，必须把广泛的青年大众团结到青年统一战线上来，在统一的组织中，在统一的行动中，实现青年的武装”。⑤《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21页。广东抗先成立后，正是围绕上述两项中心任务，积极引导青年与工农结合，在抗战中发挥青年先锋作用，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广州沦陷后，12月16日，广东抗先总队部举行第二次委员会议（即总队部第二次扩大的会议），检查总队部成立以来的工作，确立今后广东抗先的总方针，号召队员和广大青年“到前线去，到军队中去，到敌人的后方去，参加自卫团，参加壮丁队训练，巩固和增强前线战斗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广泛发动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疲困敌人”，“本着一贯巩固团结、反对分裂的根本精神，和民主集中原则，团结广大的青年群众，帮助青年团体发展，为巩固广东青年团结与统一，展开强有力的广东青年运动而奋斗”。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108页。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广东当局试图以三青团统制、包办全省青运。这时，贯彻中共中央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揭露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迫害广东抗先的真相，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成为广东抗先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

为教育青年和应对国民党当局反共形势，中共广东省委强调要树立“马列主义立场”，执行中央青委关于“用马列主义精神来教育青年”②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91年内部印行，第556页。的方针。在广州失守前，中共的报刊和马列主义书籍，如《群众》《解放》《新华日报》及《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传》《卡尔·马克思》等，在青年和抗先中得到了传播。广州沦陷后，全省各地的抗先通过组织各种政治训练班、夜校等形式宣传马列主义。如在新丰县，锡场区抗先队在当地办起夜校，使得学员有机会接触《新华日报》《八路军杂志》《论持久战》《资本制度浅说》《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列宁与十月革命》等，思想觉悟有了提高。③唐继仁、张文聪主编：《红星耀丰江》，广州出版社2010版，第27、28页。1939年暑假期间，潖江抗先支队在上四九中心小学办两期青训班，请知名人士主讲“马克思哲学、唯物辩证法”。④清远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连南瑶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清远文史》第10辑（抗战史料专辑），第94页。此外，对于个别青年，广东抗先内的党员还澄清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解释抗日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和马列主义的关系，进而引导其走向革命道路。⑤林浪主编：《雏鹰展翅趋鲲鹏》，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在救亡工作中，队员进一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通过上述形式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理论在青年中得到进一步传播。

广东抗先在宗旨中明确指出，开展“各种救亡工作，而以发动青年自己的游击队及协助正规军队武装民众的政治训练及各种作战需要为主要工作”。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10页。学习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武装青年是上述两项中心任务的重要内容。1938年1月26日，广东抗先组织300多名青年在广州近郊进行为期3天的大露营，举行了战斗行军演习，除钟天心、陈宗周、叶肇等当局党政要员参加并演讲外，还邀请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云广英、文化名流尚仲衣等到场指导，分别讲游击战问题和国内形势等问题。广东抗先属下的青年群社利用放寒假的机会派社员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利用晚上和农余时间进行各种宣传教育，帮助贫苦农民改善经济地位，迫使地主停止加租保障佃权，并在工作中发展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农村党支部。⑦《抗先研究》，第387～388页。日军大举侵粤后，广东抗先把全面持久抗战的理论和实践作为队内学习内容之一，并号召广大青年“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力量配合抗战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沦陷区尤其要组织“秘密的游击小组，协助武装队伍作战”。⑧《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129页。除了宣传上述内容外，总队部和各地方队部还对队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总队部第二次委员会议等会议的精神，提出战时纪律和保持优良作风；对群众宣传日本的侵略罪行、汪精卫的投降叛国行径、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害及其消极抗日的表现、共产党抗日英勇事迹等。

在传播方式上，广东抗先综合运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形式，形成宣传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人际传播，一般是指人们相互之间面对面传播、人对人传播。虽然全国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广东当局始终不承认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合法存在，中共组织实际上仍处于地下状态。①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5页。这意味着，广东抗先作为公开合法的团体，虽然能在抗日宣传中秘密和半公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抗日主张和言论，但毕竟不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这些思想。所以，人际传播的形式在广东抗先推进马克思大众化中起了特殊作用。如广东抗先曾派队员到协同和工会、榨油工会、机器工会等广州主要工会工作，“通过举办工作识字班、歌咏队以及同工人共同劳动、交谈，向他们传播抗日和革命的道理”。②陈恩、唐健、温盛湘等：《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战斗历程》，《学术研究》1982年第3期，第87页。又如，广州沦陷后，东江广东抗先区队在途经新江、翁源一带时，“深入田间帮农民刈禾，同农民交谈，晚上还深入家访，使抗日救亡道理家喻户晓”。③黄义祥：《战斗在南海之滨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学术研究》1981 年第3期，第31页。再如，1938年冬，在新兴县的开平广东抗先，深入到鹅石的大山中去，过着艰苦的生活，与矿工同食、同住、同劳动，在“三同”中对矿工进行抗日宣传。特别是对于实际工作中的优秀青年，广东抗先的领导干部还通过实行个别谈话、口头沟通的方式，进行个人辅导，使之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组织传播是指某个组织凭借组织系统的力量进行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首先，广东抗先发布了一系列通告和通知，相继召开广东抗先队部扩大座谈会、工委会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广东抗先临时代表大会、总队部全体委员会议等重要会议，做出决议，提出口号，明确工作任务和方针等，并通过组织生活和集体学习的方式进行贯彻。其次，组织形式多样的抗战文艺宣传和召开群众大会，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沦陷后的两个月，广东抗先在清远、高明、高要、德庆、云浮、郁南等县举行数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在清远、罗定、郁南、鹤山、高明、高要、开平等地总共演出戏剧25次。④《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94～95页。再次，开办短期政治训练班和夜校及识字班，对青年、工农讲解抗日道理，进行政治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明、云浮、鹤山、清远等县设立各种训练班，主要科目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理论、政治常识、政治分析、青年和农民运动等。⑤《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94～95页。在广大农村中建立200多所工农夜校，传播抗日道理和革命思想，一些地方的夜校已经“成为宣传、团结、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的基地”。⑥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1985年，第324页。

大众传播是个人或组织通过印刷品或其他媒介，有目的地向大众传递信息的过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理论宣传刊物，是广东抗先对队员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成立之初，工委会经常向队员介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以及《红色文献》等书刊，供队员们学习和研究，提高思想政治觉悟。⑦抗先队史编写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史》，《抗先研究》，第25页。1939年初，时任中共广东省委青年部长、广东抗先总队部委员的吴华从延安参加青年工作会议回来，带来《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和毛泽东著作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给党员和青年阅读。潖江、新兴地区的广东抗先队分别开设潖江文化供应站和“西江书店”，向群众发售和提供《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群众》《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创办刊物成为总队部和各地方队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政策的重要途径。广东抗先成立后，创办《先锋队报》，并继续利用属下的《救亡呼声》旬刊进行宣传。总队部迁到韶关后，将《先锋队报》改名为《广东青年》，并编印《抗先通讯》和出版《青年动向》（《大光报》副刊）。广东抗先中山县队部争取到了中山《民国日报》的半个版面来出版“先锋队”周刊。紫金广东抗先支队和茅畲广东抗先队分别出版《抗先圩报》和不定期刊物《茅锋》。东江办事处出版《抗日小报》。此外，广东抗先还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口号、出版墙报等形式，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如云浮地区的广东抗先通过大量张贴“海报”、写马路标语、在乡镇散发传单等形式开展宣传，并创办了名为《云浮抗先》的大型墙报，“每期都吸引了不少读者”。①何渭泉：《回忆“抗先”云浮独立支队》，政协云浮县委员会文史组：《云浮文史》第4辑，第12页。这些报刊及传单、标语等，或报道了抗战新闻、消息，或揭露日伪的罪恶，或指出青年运动的问题和动向，或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等，深深地教育了广大青年和群众。

各地的抗先队员大多是热情洋溢的青年，他们朝气蓬勃、斗志昂扬，能文能武、能写能唱，常常综合利用多种传播形式，形成宣传的合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三、理论武装和投身抗战：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下，广东抗先成为坚强有力的青年抗日团体，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大批的进步青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加入共产党，投身抗战洪流，有效地推动了广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广东抗先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组织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故在实践活动中显现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工作中，广东抗先力求建立健全的组织生活，坚持集体学习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在思想上克服关门主义思想倾向和虚浮空谈的作风，在组织上日渐完善和团结统一，在宣传上运用青年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与广大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广泛从事民众及地方团队的组训工作，塑造了许多不辞劳苦、英勇牺牲的典型事例。如中区的队部在党政当局领导下，开展组织，进行工作，是政府与青年精诚团结的模范；西江的队部能够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深入群众，推动帮助其他青年团体和农民组织的建立与健全，动员和团结广大的知识青年、农民青年，在群众工作上做出表率；东江的队部经过二千八百里的“长征”，在敌后动员和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的工作，是抗日行动上的榜样。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144页。尤其是在第一次粤北战役中，“曲江马坝、翁源各地队部协助当局疏散老弱，空室清野；潖江队员且奋勇歼敌；而参加十二集团军我政工同志，更于火线之下，不怕牺牲，传递命令，抢救伤兵；增城敌后我抗先同志，亦配合正规军、出击敌人”，④《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227页。为第一次粤北大捷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后的战争证明，凡有抗先组织的地方，都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行动”。⑤梅重清：《我参加革命初期的经历及台山党组织重建初期的一些活动》，中共台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台山革命回忆录》第12集，1988年内部编印，第3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抗先配合各地正规军有力打击了日伪嚣张的气焰。

纵观广东抗先队员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民族解放、社会幸福”而战，为“抗战建国利益”而奋斗，“并无丝毫自私自利”。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227页。由于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广东抗先得到群众的拥护，在社会中的威望日隆，许多地方民众“只〔不〕知县长为何人，抗先到各地去，民众尽力扶助，甚至汽车上坐车不要钱，旅馆中警察不检查，民众中有了纠纷也多向抗先、青抗、妇协要求援助解决”。⑦《张文彬关于广东抗战形势、统战工作及军事工作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0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华南抗日游击队》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938年12月，广东抗先队员已发展到四千多人，“分布全省东、西、北三江及中区、南路各地，港澳与南洋、安南各地亦有若干同志在各当地工作”。⑧《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137页。这一时期，队伍的成分由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变为“以广大的青年农民占大多数”。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文献选编》，第210页。至1940年1月，全省抗先队员已发展到一万多人，通过广东抗先开办的民校约有五万人之多，通过广东抗先组织的妇女团体约有七千人，农民抗敌同志会约三千人，自卫团约二千人。②《广东青年工作报告——广东青年运动的概况及党的领导方针》（1941年1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甲38），1986年内部印行，第119页。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进步队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入广东抗先队的党组织，并在全省展开建党活动，帮助各地恢复、重建和发展党组织。如在西江地区，党组织和广东抗先队员以省动委会战时工作队的名义，通过省动委会的关系“去开展各县抗先及农抗的组[织]，在群众运动中发展党，使党在各县生根”。③《中共西江特委工作报告——西江工作环境、党的组织和统一战线问题》（1940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44）（甲41），第202页。在广东省委青委工作的一位同志指出：“广东的党可以说大部分是在青年运动的工作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党员大部分是青年党员”，“估计约占党员总数60%以上”。④《广东青年工作报告——广东青年运动的概况及党的领导方针》（1941年1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甲 38），第 137～138 页。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一份书面材料，也指出：广州“党的发展与‘抗先’发展是密切联系着的”，“‘抗先’是红了的团体”。⑤张文彬：《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抗日战争发展、各政治派别关系、党的工作》（1940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甲37），1986年内部印行，第198页。

上述情况引起广东当局的警惕、仇视和恐惧。为了限制和打击广东抗先，郁南、台山、中山等县的国民党当局宣布解散广东抗先的县队，但立即被当地几百名以至几千名群众包围，提出质疑和抗议。在全体广东抗先队员参加三青团的要求遭到多次拒绝后，1940年4月，广东当局明令解散广东抗先，对总队部和各地抗先骨干撤差免职、匿名恐吓、强迫离境，甚至武装威胁、暗中追踪、非法逮捕。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无谓牺牲，在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下，各地广东抗先停止了活动。尽管最终遭到强制解散，但在两年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广东抗先在贯彻执行统一战线过程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不仅获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迅速壮大了共产党队伍，而且也争取到社会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左派的认可和同情。广东抗先解散后，队员坚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改变组织和工作形式。大部分队员在中共领导下，或在国统区坚持抗战和青运工作，秘密和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或进入到共产党建立的华南抗日根据地参加华南各地的人民武装，经过锻炼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斗士。一些优秀分子还走上广东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

广东抗先是以统战的姿态出现进而发展壮大形成的全省青年抗日救亡统一团体。他们综合运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传播形式向广大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得到青年的广泛欢迎、拥护，并得到许多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的同情、支持。大批进步青年接受中共的指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加入共产党，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抗战斗争，成为党和革命事业的骨干，有效地促进了广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