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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行动对外解密探析

2020-03-17凌步机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0年1期
关键词:游击战争野战军中央苏区

凌步机

中央红军野战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从决策、准备到集结、出发,始终实行严格保密,对于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的战略意图、行动方向和目的地区等重大问题,只有中央“三人团”成员参与研究制定,起初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不能参与,后期制定具体行动计划时才让朱德等参与讨论。直到中央红军野战军从江西于都出发时,红军师一级指挥员也不知道部队要转移到哪里去,不知道最终目标是什么。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更是不知内情。那么,中央红军野战军转略转移的战略意图、行动方向等重大秘密,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怎样的方式对外解密的呢?解密产生了哪些影响?笔者就已发现的一些历史资料对此做一探析。

一、战略转移行动对外解密经过

中央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行动对外解密是逐次实施的。最先是1934年11月1日向中央苏区全体红军战士家属(实际是向中央苏区全体人民群众)解密。解密方式是公开发表题为《红军野战军全体红色战士给中央苏区全体红军家属的信》。该信全文约2000字,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向中央苏区全体红军家属(实际是向苏区全体军民)公开通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未能取得胜利,为了粉碎敌人层层碉堡封锁线,到封锁圈外去进攻敌人,红军野战军已经从苏区出动,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到了敌人的封锁圈外,并且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此公开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和儿子们!粉碎五次‘围剿’的战争,已经到了最紧急最严重的关头。在五次战争中,我们虽然得到了不少的胜利,然而我们还没有能够把五次‘围剿’完全粉碎。现在万恶的国民党匪军,已经深入到了我们苏区的内部,占领了我们的兴国、博生、石城和汀州了,这是卖国的国民党军阀,得了帝国主义的帮助,才能够做到了的。

“我们为了粉碎敌人层层的堡垒封锁线,到封锁圈外去进攻敌人,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吸引敌人,减少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力量以保卫中央苏区,在敌人空虚后方创造新的苏区和壮大红军,使我们依靠着新的苏区和全国革命力量,胜利的由防御转入反攻,完全的粉碎敌人以堡垒主义为基干的五次‘围剿’,保卫苏区并开展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我们红军野战军便壮烈的出动了。

“现在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到了敌人的封锁圈外。我们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胜利,使南线大部分敌人仓忙溃退,恢复了赣南几百里路的大苏区,我们的胜利,使得敌人到处惊慌失措!”

二是鼓励和动员苏区广大红军家属紧急行动起来,加入游击队、游击小组,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打击进占苏区的国民党军和豪绅地主反动派,保卫苏区、保卫家园、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信中说:

“同志爷娘!同志哥!同志妹!要知道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是你们目前在中央苏区主要的战斗方式,是敌人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并且在中央苏区还有着英勇善战的一部分主力红军和地方基干部队,帮助和配合他们作战,你们要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坚持的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你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同志爷娘!你们还是力壮的就要加入到红军游击队和赤少队里去,去同敌人作战,年老了实在走不得路的也要做坚壁清野,做瓦解白军的宣传鼓动,尽力的慰劳红军!年青的小弟弟和小妹妹,要帮助爸爸妈妈做这些工作!为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大家要努力!

“同志哥!同志姊!同志妹!你们都是年轻力壮的,一点都不要犹豫的,立刻拿起梭镖、鸟枪、土炮和各式武器到红军中去,到游击队游击小组赤少队去!为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土地和苏维埃而斗争罢!”

三是告诉红军家属,红军出动到外线作战,与亲人的分别是暂时的,希望红军家属不要思念红军亲人,要等着红军的捷报,等着红军亲人们凯旋团圆。信中说:

“同志爷娘!同志哥!同志妹!我们就此同你们作暂时的告别罢!你们在这暂时的分别时间里,不要等待我们的家信,也不要思念我们!把你们想念我们的心思,化作同敌人斗争的热血!化作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仇恨!

“你们等着看我们的胜利捷报罢!完全的粉碎五次‘围剿’,苏维埃在全中国胜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家庭团圆的时候。你们只要能和我们一致坚决的斗争,这个团圆的时候,一定是在不远的将来!”①以上所引用内容,均出自福建红色文物收藏家洪荣昌提供的《红军野战军全体红色战士给中央苏区全体红军家属的信》文物照片。

这封给中央苏区全体红军家属的公开信,既表达了红军指战员对中央苏区亲人们的深情厚意,又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心。这次发表公开信,没有涉及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的行动方向和目的地。

这封信应是红军总政治部拟写印发的。从文物照片判断,印刷这封信的纸张是苏区土产毛边纸,八开大小,印刷方式为竖排铅印。查红军野战军总部行军日程,1934年10月28日驻江西大余县杨梅城,10月29日至30日驻江西崇义县新溪,10月31日驻崇义县密溪,11月1日驻崇义县关田,11月2日驻崇义县文英,11月3日驻湖南汝城县热水。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韶关文史资料》第33辑《红军战斗在韶关》专辑,2007年内部编印,第55~57页。红军长征携带有铅字印刷的全套设备,是否在1934年11月1日后某一天驻扎时,临时将已拆解搬运的印刷机重新安装,用于印刷这封信?有这种可能,但在几乎每日都要行军转移的情况下,这样做极为困难。还有另一种设想,就是这封信是在红军野战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就已拟写、印刷,只不过落款日期选择在11月1日这一天罢了。事实上,此前由红七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6日从江西瑞金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前,就在瑞金赶印了160余万份宣传材料,包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口号》等,供北上抗日先遣队携带沿途散发。这些传单的落款时间是1934年7月15日。而这一天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瑞金出发已有十天时间,当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已经到达了福建永安县境。所以,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完全有可能出发前就在中央苏区提前编印好包括《红军野战军全体红色战士给中央苏区全体红军家属的信》在内的一批宣传材料供沿途散发。

这封信是通过何种途径公开发布的?当时在中央苏区继续出版发行的《红色中华》有没有公开刊登过?中央苏区红军家属有多少人看到过这封信?这些问题,目前因仅现此一件物照,资料缺乏,笔者尚难以回答,有待日后学界同仁继续发掘研究。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行动的第二次解密是1934年11月4日。这一天,红一军团军团部在广东仁化县城口镇召开全军团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会议。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会上说:“这次转移,军委十分强调保密工作。当前虽然没有跳出敌军的重围,但已经冲破敌军的两道封锁线。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要打到湘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造和发展新的根据地。”①练建安、詹亮浈:《铁血红二师——革命将士的长征战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参加这次会议的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说:“全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十一月三日,红一方面军在城口附近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大概由于红军主力转移已经无密可保,这时,上级才正式通知我们说,红一方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②李聚奎:《长征中的红一师》,《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红三军团和其他各军团是如何解密的,笔者尚未看到相关记载。但学界基本认可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向全体指战员解密的时间是在1934年11月4日前后。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记载:11月4日,“是日,红军各部队得到上级正式通知,红一方面军目前进行的战略大转移,是为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到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③转引自《韶关文史资料》第33辑《红军战斗在韶关》专辑,第57页。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一书中写道:“中央红军在过第二道封锁线后,转移的战略意图已经显示出来,正式下达通知,是为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④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 26~27页。

中央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第三次解密是1934年11月7日散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合署名的《出路在哪里》传单。这份传单共1200余字,主要揭露了蒋介石、陈济棠、何键等国民党军阀对广大劳苦工农大众的残酷压迫、剥削和镇压,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明确告诉深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剥削的工农大众“出路在哪里”。传单指出:

“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与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你们不但不要反对苏维埃与红军,而且还要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在一切方面帮助我们苏维埃与红军得到胜利!

“你们的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家要齐心,要团结,拿我们的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去杀尽国民党军阀官僚,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⑤所引内容出自福建红色文物收藏家洪荣昌提供的《出路在哪里》传单文物照片。

这次主要是针对中央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途经地区乃至湖南全省民众进行公开宣传。

《出路在哪里》传单,也是竖排铅印,它与《红军野战军全体红色战士给中央苏区全体红军家属的信》一样,也应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发。查红军野战军总部1934年11月4日至8日行军驻扎地点为:11月4日进驻湖南汝城八坯田(大坪东北),11月5日进驻城溪,11月6日进驻厚溪,11月7日进驻大山,11月8日进驻延寿圩。①《韶关文史资料》第33辑《红军战斗在韶关》专辑,第58~62页。按常理,也没有可能临时将已拆解搬运的印刷机重新安装印刷这份传单。因此,它也可能是红军野战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就已拟写、印刷好,只是将落款日期选择在11月7日这一天。

二、战略转移行动对外解密原因

中央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的行动,为什么选择在1934年11月1日至7日期间对外解密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红军野战军已于1934年10月25日胜利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1日,红军野战军左、右纵队前锋红一、三军团已进抵湖南汝城县东部与崇义县交界的鱼王、热水、集龙一线,野战军总部(即中革军委总司令部)进驻江西崇义县的关田。当日,野战军总部命令一军团攻占城口,三军团攻占汝城,以突破粤、湘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4日,红军野战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在粤北、湘南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红一军团军团部已进驻粤北仁化县城口镇。②参见刘喜发主编:《红军长征全史第一卷:铁流滚滚——红一方面军战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9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万里长征第一站——红军长征在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127页。突破两道封锁线后,战略转移第一阶段安全突围目标已经达到,中革军委鉴于红军主力转移已无密可保,才正式向下通知说,中央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第二,中央苏区包括周边苏区留守红军、党政领导机关及广大民众,都迫切希望了解红军野战军出动的战略目的和战略部署。1934年11月4日,中共闽浙赣省委和军区曾致电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央红军成立野战司令部,突破南线敌人进占到大庾、五阳后总的战略及最近行动到底怎样?盼即尽可能电告我们。目前环境极端严重,敌人步枪[步]筑垒前进,活动范围缩小,究竟如何应付?无论如何请详细指示为盼。”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由此可见,如对红军野战军出动的战略目的和战略部署再不解密,将对留守红军和苏区军民今后的斗争和行动方向产生严重影响。

第三,红军野战军正由粤北向湘西南推进,这里是红军游击区,共产党和红军曾在这个地区开展过革命活动,当地群众对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有一定的了解,但了解还不是很多。红军野战军要突围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需得到粤北、湘南乃至湖南全省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个时候解密红军野战军的战略行动部署,公开散发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出路在哪里》传单,对于动员红军所到地区人民群众支持革命、支持红军,可以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红军野战军下一步行动的顺利推进。

三、解密后苏区留守红军的应对措施

众所周知,出于保密考虑,中央红军野战军在战略转移行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群众和红军指战员做充分的说明、解释和动员工作,不仅使参加战略转移的人员毫无思想准备,而且也使留守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未能及时做好应付局势突然恶化的各项准备工作。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对外解密后,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一是开始公开宣布红军野战军正在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1月7日,由留守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署名,公开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内容如下:

“白军士兵弟兄,多是工农出身,受了军阀压迫,开来进攻红军。长年离乡背井,永别儿女双亲,残杀自己兄弟,究竟为谁牺牲?修筑马路堡垒,天天辛苦不停,干饭两顿不饱,军饷尅扣干净。于今天寒地冻,棉衣还没上身,受尽官长打骂,当做牛马畜牲。可恨国民狗党,代表资本豪绅;出卖满洲华北,半个中国送尽;高叫无力抗日,屠杀革命人民。不管中国灭亡,围攻苏区红军。我苏维埃政府,工农自己政权,工人增加工资,八时工作一天,打倒豪绅地主,农民分地分田。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白军士兵弟兄,莫听军阀欺骗,切勿烧杀抢掠,你我本无仇冤;协同群众游击,大家打成一片;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实现自由解放,革命反日分田。工农兵大团结,胜利就在眼前。”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197~198页。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

该布告内容虽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士兵开展宣传,但它公开宣示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率“野战红军出动”,在苏区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这个信息在中央苏区是第一次对外公布。值得注意的是,这份中央政府办事处的第一号布告与毛泽东、朱德联合署名发布的《出路在哪里》传单落款时间都是1934年11月7日。这似乎不是简单的巧合,而可能是事先的安排。

二是开始在留守红军和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内部传达贯彻1934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训令》的内容和精神。中共中央在10月8日《训令》中指出:为着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主力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后去进攻敌人,创建新的苏区,以吸引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于主力红军周围,使中央苏区内部的红军、地方部队与广大群众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这种战斗的方式,就成为党目(前)的行动的方针”,“中央苏区党的一切组织在中央这一总方针之下,自己各种工作所环绕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②《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156页。这个《训令》标明发布的时间是“1934年10月8日”。实际上因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生病,该《训令》直到10月20日也未正式定稿向中共中央分局发出。③1934年10月20日《朱德关于赣南军区地方部队配合野战军突围战役致项英电》中说:“训令因李德同志病,尚未写,新的组织俟突围后发表。”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175页。该《训令》明确要求:“中央分局在主力红军突围以后,应该适时的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广大的解释工作,解释主力红军突围而向敌人后方去进行反攻和扩大有生力量,将要极大地壮大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解释主力红军在敌人背后的□□反攻,是可以吸引极大部分的敌人离开中央苏区,而有利于苏区内部的红军游击队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④《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159页。红军野战军转略转移未公开解密前,中共中央是不允许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向苏区留守军民对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进行公开宣传解释的。1934年11月1日《红军野战军全体红色战士给中央苏区全体红军家属的信》的发布,表明红军野战军已从中央苏区胜利突围。留守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抓住这个时机,开始公开地宣传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重大意义,以及目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广大干部战士认清形势,坚定革命信心,同时开展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着重反对“失败主义”和右倾逃跑现象,努力巩固部队。1934年12月26日,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央军区政治部编写印发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对中央苏区红军野战军突破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了如下解释:

“第一,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回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这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方法。第二,这样的行动将在离开堡垒的地域中得到许多消灭敌人的战斗机会,解除敌人的武装,壮大红军,在广大的新的区域中散布苏维埃影响,创造新的苏区,将发动并依靠新的苏区中更广大的群众斗争的力量,更有力的进攻国民党的统治。第三,这样的行动也无疑的将吸引中央苏区的敌人于主力红军的周围,而极大地便利于中央苏区内部红军和地方部队与广大群众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所以这种战斗的方式就成(为)党目前的行动方针。”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210~212页。

1934年12月29日,项英又以中共中央分局名义,召开瑞金、瑞西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项英作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报告,分析了粉碎敌人“清剿”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提出了粉碎敌人“清剿”的若干措施。②《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224~231页。

三是调整了留守苏区的党组织领导机构,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地去加强领导。1934年12月底,中央分局派张鼎丞回福建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任新成立的中共瑞西特委书记,领导瑞金、瑞西和西江3县游击战争;另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任中共省委书记,调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派原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任中共公(略)万(泰)兴(国)特委书记,派少共中央分局的李鹤鸣到胜利县领导游击战争,调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罗孟文到赣县、杨殷苏区,任新成立的中共杨赣特委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原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李乐天和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杨尚奎、少共赣南省委白区工作部长刘新潮(刘建华)等,在于都县小溪成立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和信康赣雄军分区(后改称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以李乐天为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率独立营700余人,挺进到信丰县油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四是加强对游击战争的布置和领导,对苏区、敌占区和敌人后方等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项英在1934年12月29日召开的瑞金、瑞西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在即将被敌人占领的基本苏区,“群众游击战争应该是大部分能够拿武装的基干部队与敌人作战,其他不能直接作战的,要全部积极参加侦察、交通、救护、宣传、瓦解白军、坚壁清野、破坏敌人的道路及运输等工作,来协同与配合作战部队的行动”;“每个区应有一个基干部队”,“现有的基干部队一方面要巩固,另方面要大大扩大起来”;“党的支部应成为乡的游击战争的指导者与领导者,党应使每个党员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参加游击战争”,“每个地方党应领导游击队坚持在当地斗争”;“要反对游击队守口防敌,反对把游击队变成机关保卫队……只有积极行动经常穿袭堡垒,不受敌人封锁的限制,打击与消灭敌人,才更能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要“彻底的正确的进行坚壁清野工作,准备持久战斗”;要“巩固内部,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消灭敌人的内应,使敌人孤立”等等。对于被敌人占领区,项英要求:“被占领区原是我们苏区地方,应建立秘密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各种斗争到武装斗争,与我们的游击战争配合起来。县区党组织部应有专人管理被占区工作。”③《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228~231页。中央军区还建立了若干条通往敌占区的秘密交通线,以便及时掌握敌占区情况。为了提高游击队负责人的游击战术水平,中共中央分局在于都县宽田举办了数期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时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邱世桂回忆说:“十一月间,我到宽田的龙泉迳参加游击训练班。游击训练班是中央军区举办的,由龚楚给我们讲游击战术,项英给我们作报告,讲形势和任务。这次是专门训练我们瑞金县的游击队干部……训练时间为期十天左右。训练班结束后,各自回去开展游击战争。”①邱世桂:《我所知道的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江西党史资料》第2辑《中共中央分局资料专辑》,1987年内部编印,第188页。

五是组织坚壁清野。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机械设备在1934年11月间就秘密埋藏于宽田、上堡一带山区。②赖绍尧:《红军长征后的中央政府办事处》,《江西党史资料》第2辑《中共中央分局资料专辑》,第182~183页。1935年1月,又将中央被服厂的100余台缝纫机等设备埋藏于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深山密林中。同时动员群众将水源破坏,将粮食和砻、碓、风车等碾米用具分散隐蔽。

六是疏散红军伤病员和老弱病残人员。主力红军撤离苏区时,留下2.5万余名红军伤病员在中央苏区。1934年12月28日,项英在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由十月二十日到现在出(院)四千余人,残废与重伤已分散到群众家里,瑞西地区还有八九千轻伤病员,赣南河南共有一万以下,杨赣二千以下,兴、胜之间千余人。”③《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222页。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将这些一时难以痊愈出院的伤病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中。赣南省和于都、瑞西等省、县党政机关对妥善安置这些伤病员非常重视,做了大量工作。留在苏区的红军家属,如毛泽东的岳父母贺焕文夫妇及儿子毛岸红(即毛毛),林伯渠、邓子恢、刘伯坚、陆定一、古柏等人的儿女,傅连暲的妻儿和邓颖超的母亲等,都分别妥善疏散到白区或群众家中隐蔽。

上述措施,对于留守的中央分局和红军帮助苏区军民稳定情绪、认清形势、明确今后的任务和方向、转变斗争方式、夺取游击战争胜利,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得益于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行动的公开解密。

四、结语

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1937年12月7日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三年游击战争情况报告时说:“野战军出动的准备工作,确实做得相当的充分而周到……对于苏区的各种准备,特别使他能适应新的时期到来,继续的保持斗争下去,这些最低的必要工作,可说事前没有计划到的,即我有些布置也是极其微弱,固然我们为保持军事秘密保证野战军的安全出动,不能公开的进行各种准备,最低限度也需有必要的布置,人员准备和一切新陈交代的布置,党内和群众中事前的准备,和一切部队的加强和必要的军事准备,这是必要和可能的,可是事实上是处于相反地位。”历史事实的确如此,正是由于强调保守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行动的军事秘密,才导致留守苏区的党政机构和红军部队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可见,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行动在1934年11月1日开始对外解密,对中央苏区留守红军的斗争影响必然重大。不过直到此时才公开解密,未免失之于迟。正如项英所说:“至于在部队和群众中的政治动员,正因为保持军事秘密起见,在野战军未突击[围]以前,没有公开的宣传,野战军突围以后,才正式宣布进行解释,自然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不明确的,特别是进行游击战争的教育,更是差得很,甚至有些地方(如江西省苏之博生、兴国、洛口等县区及石城、赤水一带)我们的宣传与解释还没有进行与深入群众之前,敌人即进占这些地区,一切工作自然不能及时转变遂遭打击,而很快的失败下去。”④《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498、487页。尽管如此,中央红军野战军战略转移行动在1934年11月初实施解密,仍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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