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义 程 颖

一、引言

最近几年，国外文献对农民工群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工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利益表达机制(Kuang & Göbel，2013)。农民工广泛使用手机减少了对雇主的依赖，他们能够有效联系起来抵制资本势力的控制(Peng & Choi，2015)。农民工的居住地如“城中村”“民工村”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Xu，2008)，尤其是那些在企业中打工的本地农民工比那些外来农民工能够更有效地调动亲情网络和暴力资源来维护自己的利益(Paik，2014；Tang，2015)。即使随着农民工市民化进度加快，有些地方通过户口改革逐步把农民工转为市民，但是这些新市民在教育资源和机会方面仍然与原住市民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形成了农民工碎片化的组织团体，为他们的利益表达奠定了自我认同基础(Deng & Gustafsson，2013；Lan，2014)。有些学者注意到，人们对农民工的社会政治态度，如带有民族歧视的不平等态度(Howell & Fan，2011)会影响农民工利益表达行为(Huang，2012)；更多的学者从农民工的内心世界来解释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方式，认为农民工自我意识、愤怒(Pun & Lu，2010)等政治情绪是驱动农民工利益表达方式的重要因素。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法律和政治地位、身份有更清晰的认识(Pils，2007)，这也促进了子女的偏好重构(Eklund，2015)。虽然有些学者观察到农民工的利益追逐方式和策略，但是人们对隐藏在利益表达方式背后的文化心理仍然缺乏深入的探讨。农民工或者弱势群体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是如何动用合法性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