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程

一、引言

近年来，建设回应型政府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府回应(Responsiveness)，是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对公民的利益诉求进行吸纳并回复的行为，覆盖了政治体系的“输入”“转换”“输出”三个系统过程(伊斯顿，1989)。输入是指利益诉求的吸纳与汇集，输出则是基于利益诉求而作出回应，包括话语性回应、行为性回应和制度性回应。众多学者关于政府回应的研究更多聚集在“输入”与“输出”这两端，认为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的回应策略呈现出被动性回应(李大芳等，2011；李严昌，2012)、选择性回应(张华等，2013)和行政吸纳性回应(王清，2015)三种回应方式，而中间的“转换”环节则鲜有关注并缺乏实证检验。中间的“转换”环节是党政系统进行信息处理和决策的过程，也恰是领导注意力分配的过程。

在政府大规模应用信息技术革命以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公民被吸纳进数字政府的治理框架中，网络民意是社会民意在互联网中的聚焦，成为当下政府回应的主要对象。不少政府利用互联网构建了“市长信箱”这一解决民意诉求的新治理工具，以更高效地实现权利救济和冲突消解。我们对市长信箱运作的观察，不难发现市长信箱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了行政主导下的大规模的民意吸纳。现实中，市长并非真正介入每封来信的处理，市民来信由办公室专人受理后，重大复杂信件会被呈递给市长，并由其做出批示与回复。那么，大量的信件诉求进入信箱，为什么有的得到领导批示，有的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