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平　田博

摘要：国际新智缘政治是关于人工智能政治地理学的一项理论。它主要是根据人工智能分布的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人工智能因素视为影响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地缘结构重点是“四大洋三大洲”，但其资源基础从地理因素转为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综合因素。安全是国际新智缘政治主要的因变量，但新旧安全观正在进行博弈。威胁认知是国际新智缘政治的控制变量，但扭曲的威胁认知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国际新智缘政治中竞争性与合作性同在，但存在世界被划分为两种平行和相互竞争的秩序的可能性。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激烈竞争将对国际秩序造成重大冲击，而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于军事领域将改变军队的作战和威慑样式。必须采用对立统一的法则作为全球化时代新智缘政治的分析范式，以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新智缘政治观。

关键词：人工智能; 国际新智缘政治; 中美关系; 国际安全; 信息社会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引领性技术之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AI）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取得迅猛发展。特朗普政府试图保持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和主导地位，同时对中国、俄罗斯等被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进行制约。这些因素导致了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出现。研究国际新智缘政治对于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影响的规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国际新智缘政治的概念

国际新智缘政治的概念源于地缘政治学。中国古代就有关于地缘政治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只不过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使用“地缘政治”这个词。在春秋时期，就有“借道伐虢”“唇亡齿寒”等与地缘政治相关的实际案例。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对当时的地缘政治态势进行了相对透彻的分析，并提出了适当的应对之策。近代地缘政治学起源于政治地理学。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包括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德国地缘政治理论等。二战结束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兴起，其中包括分裂世界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明冲突理论、单极理论、多极理论、整合理论等。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些中国学者推出智缘政治的概念，指出在知识经济社会和信息社会，各国通过智力资源竞争来谋求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1998年，张蔚斌和马磊提出智缘政治的概念，认为：“反映地缘政治现实的地缘政治学萌芽于农业社会，逐渐成熟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知识成为中心资源，它在信息时代的作用将超越土地的作用。在国际关系领域， 土地的主导性使命终将结束，地缘政治将衰落于信息社会， 日渐为智缘政治所取代。智缘政治将在诸多方面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①他们提出：“在信息社会中， 各国视智力资源为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 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和争夺， 通过知识的竞争来谋求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优势地位。”②2001年，程京武指出：“在知识经济社会， 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

的主要力量将是一个国家占有资源及利用资源的知识和技能。”程京武： 《从新加坡的发展看智缘政治的兴起》，载《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6期， 第29页。2008年，黎海波认为：“智缘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各国致力于科技的角逐和科技人才的开发。韩国和印度都是亚太地区信息技术和科技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它们不仅综合了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 而且融合了男性与女性两种角色。在发展内容上， 也突出了数学基础和信息技术高端两个极致， 体现出鲜明的‘智缘政治特色。”黎海波：《科技人才开发：韩国和印度的“智缘政治”特色》，载《当代韩国》，2008年第2期，第41页。

本文提出的国际新智缘政治是关于人工智能政治地理学的一项理论。它主要是根据人工智能分布的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人工智能因素视为影响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人工智能正在逐渐代替人来承担一些工作，将来可能达到与人的智力相似或相同的水平，甚至超过人的智力。人工智能作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引领性技术之一，将使制造业、运输业和贸易更有效率，提高农作物产量，为技术发展创造更多新机会，改变劳动力市场需求，促使人类对国家安全和现代军事结构进行根本性重新思考，从而使得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发生根本性变革，并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和战略格局。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

二、 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分析范式

传统地缘政治学推崇西方思想史中的认识论偏见，即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2123页。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导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之父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力的追求驱使的。”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Macmillan， p.8.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提出：“对一国来说，权力有一个适当的量，太大或太小都危险。”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118.在冷战初期及美苏争霸高潮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和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主导性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美苏关系缓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与新现实主义学派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由于多渠道联系的存在，国际组织可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迥然不同的重要作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页。从冷战结束至2016年，国际关系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产生了主导性影响。

特朗普政府2017年上台以来实行“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推行单边主义，退出一些现存的国际机制，如“巴黎协定”“中导条约”等，对中国、俄罗斯等被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进行制约。这使得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和传统地缘政治学开始回归。

人工智能革命将重塑各国的竞争力与全球地位，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色彩将更加浓重，国家的对外战略将更加强调权力斗争。现实主义理论是这一时代国际关系的分析范式之一。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一些跨国挑战。例如，恐怖分子可能利用无人机发动恐怖袭击或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网络攻击。而且，人工智能作为新出现的高技术，国际社会有必要为它的发展和使用制定共同的规则。这表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也将作为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分析范式之一。

要确立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分析范式，必须打破认识论中二元对立的偏见。在冷战结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不断增强。大国共同面临着各种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

全球化时代，新智缘政治的分析范式必须采用新的法则，那就是对立统一的法则。“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毛泽东：《矛盾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页。对立统一法则强调同一性，这与现实主义理论坚持的二元对立思维不同。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

当今世界，各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发展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有人工智能先发优势的国家，如美国和中国。如果政策对路，它们最有可能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中受益。第二类是資本和技术密集同时人口较少或处于减少趋势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它们既有发展人工智能的技术和资本条件，又能通过人工智能发展来弥补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总量不足或下降趋势等劣势。第三类是拥有更多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的国家，或重视信息技术、数学、工程相关专业教育并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它们具有一定的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第四类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它们可能面临人工智能和信息化鸿沟越拉越大的挑战。

在第一类国家中，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中，中美各有优势，美国的领先优势更多一些。这种地位差异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发生变化（包括地位的相互转化）。同时，中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又共存于一个大的共生系统中。它们将为人工智能这一新出现的高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制定国际社会共同的规则，也将为防范恐怖分子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网络攻击或用无人机发动恐怖袭击而进行国际合作。

中国正在努力与第二类和第三类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进行合作。美国则企图控制或主导这些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国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全球环境。但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放弃与中国公司在5G和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合作。这损害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全球环境，甚至可能使世界在高技术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分裂成两个不同的系统。这不利于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发展。

中国愿意帮助第四类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在帮助这些国家使用人工智能发展其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中国也可以扩大人工智能技术的市场，实现双赢。美国则以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和赚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并试图利用这些国家来制约中国。

三、 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分析变量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分析变量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分析变量有所不同，主要包括：

（一）核心自变量：权力

权力仍是国际新智缘政治的核心自变量，但其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

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权力。权力被看作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而且，权力不仅被视为国家行为的手段，还被视为国家行为的目的，甚至可以用国家权力来定义国家利益。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肯尼斯·沃尔兹认为，“国家权力是保证国家生存的最可靠手段：决定国家间争端之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国家拥有的实力”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79， pp.79128.。

在国际新智缘政治中，权力仍然是核心自变量，各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强国力。2018年，人工智能专家伊恩·贺加斯（Ian Hogarth）发表文章《人工智能民族主义》（AI Nationalism），其后，“人工智能民族主义”这一术语开始流行起来。在这篇文章中，贺加斯将“人工智能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新型地缘政治，因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而在发达国家中迅速扩张。”Ian Hogarth， “AI Nationalism”， https：//www.ianhogarth.com/blog/2018/6/13/ainationalism， 20180613.

但在国际新智缘政治中，权力的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首先，人工智能导致权力的内涵扩大。人工智能技术和设备史无前例的重要性可能使该领域的政策成为国家政策中最关键的要素。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使军事领域发生革命性的突破，而且具有多功能性，能够提升几乎所有后工业化领域平台和活动的效率。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导致权力的外延扩大，出现了特有的技术纠缠（technological entanglement）问题，即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在研究军民两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出现了与不同国家在利益和资源上产生密切、全方位交织的现象。也就是说，某个跨国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不仅可以军民两用，而且可能为一个以上的国家所使用。

虽然战略竞争在美中之间加剧，但美中分别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规模、整体国力和创新步伐等方面正在拉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距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两国的技术发展。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的一项研究认为，至2030年，人工智能技术预计能使全球经济产值增加15.7万亿美元，而美国和中国将占其中的约70%。布鲁金斯报告：《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中美关系》，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91272436_465915，2019年1月23日。

（二）主要因变量：安全

安全是国际新智缘政治主要的因变量，但新旧安全观正在进行博弈。

国家安全是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安全视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政治家必须首先予以考虑。这是因为，国际社会是无世界政府的，也没有超国家力量来维持国际秩序。因此各国会感到国家安全不时受到外部威胁，被迫时刻为自身的生存而斗争。肯尼斯·沃尔兹提出：“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用手段，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79， pp.79128.

传统地缘政治学强调，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获得战略优势。例如，美国战略家丹尼尔·格雷厄姆1980年提出的“高边疆”理论宣称：“取得了巨大战略优势的国家，是那些能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如此。太空是‘高边疆，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必争之地。能赢得这一战略‘高地上决定性优势的是那些在征服太空領域表现突出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丹尼尔·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张健志、马俊才、傅家祯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6页。

冷战结束以来，追求“绝对安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这是一种旧的安全观，即传统安全观。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推行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的“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的。‘现实主义承认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中心作用，并承认主权国家是实现世界和平和清晰定义美国利益的最好希望。之所以说它是‘有原则的，是因为它通过在全球推行美国原则以实现和平和繁荣。由美国权力强化的美国价值和影响使世界更自由、安全和繁荣。”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0171218.根据“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特朗普政府在世界事务中实行“单边主义”，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高技术发展进行打压，并加快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军事。这实际上是在全球化的新时代运用旧安全观，是一股逆流。

与此相反，中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及其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新的安全观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上逐渐出现三种影响较大的新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和“共同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由日本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末首次系统阐述。这一“综合安全观”得到一些国家和专家学者的赞同，冷战结束后在世界许多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共同安全观”源于1982年时任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主持的非政府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提出的《共同安全：一种生存蓝图》报告。该报告认为，“避免战争，尤其是避免核战争，是一种共同的责任。世界各国的安全——甚至生存——是相互依赖的”“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Common Security ： A Blueprint of Survival， Simon and Schuster，1982，p.7.。这一共同安全观后来被欧共体和欧盟先后接受和推广。“合作安全观” 最早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于1988年提出，冷战结束后，该学会在1992年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合作安全”，推出了较为完整的“合作安全观”和“合作安全理论”。

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发展和总结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第46页。。1996年，中国率先提出“应共同培育一种新型安全观念，其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主张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唐家璇在东盟论坛外长会议强调：解决争端重在对话》，载《人民日报》，2002年8月1日第4版。。这是根据时代潮流和亚太地区特点而提出的。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安全观念的重大变革，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安全保证，应当作为21 世纪新型国际安全机制构建的理论根基。

（三）控制变量：威胁认知

威胁认知是国际新智缘政治的控制变量，但扭曲的威胁认知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威胁认知的核心是主观认知与逻辑推理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判断的结合。威胁认知可能被认为是有事实依据的，但实际上是基于对与对方意图有关的比较明确的危机信号的推论。威胁认知也可能被认为是潜在的认知，实际上是基于对对手能力的考虑或对某种环境的推断。威胁认知分为主动的积极行动和消极的被动感受两种。本文主要指后一层面含义，即对威胁的感知和认知（perception），指的是由于不同的利益需求、以往的经历和内在的价值取向而感受到的威胁，是对本国即将遭受损害的判断和预料。David Baldwin， “Thinking about Threa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71， 15（1）， pp. 7178.

美国一些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特别是军工复合体对冷战结束后大国威胁的消失并不适应。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方对中国可能挑战并取代其世界主导地位深感焦虑，甚至视中国为威胁，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制约，其中就包括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干预。美国已经将发展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特朗普于2019年2月签署行政命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计划”。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于2020年2月26日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计划：首个年度报告》。该报告总结了美国政府过去一年在实施“美国人工智能计划”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投资研发、消除人工智能创新障碍、共享人工智能资源等。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egy Policy， “Ameri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itiative： Year One Annual Report”，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91864999&ver=2393&signature=tUvk950vQ4px469Ytx0aDLV714v0vLHPzqRLRj0NlF18zffGCkNn6BxwM9uUYWrUNQwwx8cYnAtqB9KYEh9cfMPRFj G*TrlGx44pVZL4F1xRA20RjjEq82T6ig7S7n&new=1.美国国防部2014年发起“第三次抵消战略”时，就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作用，将其看作“能够改变战争特征”的关键技术，并将之列为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计划在2035年之前初步建成智能化作战体系，促使美军加速向智能化转型。美军2019年7月对外发布“战争云计算”系统招标项目，该项目的正式名称为“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计划”（英文缩写JEDI），价值100亿美元。《美军发布首个“战争云”招标项目 价值100亿美元》，人民网，https：//www.sohu.com/a/326065149_114731，2019年7月11日。根据该计划，美国将保持对“数据武器化”对手的技术优势。JEDI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建成足以覆盖从五角大楼指挥中心到前线士兵作战端的云服务。这迎合了美国一些对华鹰派和军工复合体的需要。而中国从未把“称霸世界”当作自己的国家战略，中国人感到担心的是，美国要阻止中国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门洪华：《新时代的中国对美方略》，载《中国战略报告》，2019年第2期，第233243页。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扭曲的、不符合实际的威胁认知，对于两国增进信任和沟通是很大的障碍，甚至可能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争。而且，美国将中国等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竞争对手，很可能导致其忽视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動恐怖袭击这一真正的威胁。

四、 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基本逻辑

国际新智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有传承因素，但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时代，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基本逻辑必定与传统地缘政治有一些不同之处。

（一）国际新智缘政治的样式：竞争性与合作性同在，但存在世界被划分为两种平行和相互竞争的秩序的可能性

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进程中，美国依然是居于首位的军事大国和经济大国，但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压倒性优势。在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政府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和主导地位，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千方百计进行打压，这使得美国与中俄之间的战略竞争难以避免。例如，特朗普政府不仅禁止美国企业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华为公司出售商品和服务，而且向其盟友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拒绝华为公司的电信网络产品。美国政府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压华为公司等在5G及其他相关技术领域在世界上领先的中国公司。5G和人工智能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5G将使万物互联变成可能，人工智能将赋予机器人以智慧。二者结合会为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提升。美国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当前在贸易和技术领域政策的唯一目标就是：终结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创新—重商主义政策。……美国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士完全相信，与中国的人工智能战争已经打响。现在要做的事是让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这一点。”Parshat Miketz， The Birth of Nationalism， Random House， Inc.， 2018， p.219.这使得中美在战略竞争和博弈中可能走上“零和游戏”与“冷战思维”的道路，并可能使世界被划分为两种平行和相互竞争的秩序。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另一方面，国际新智缘政治中也存在某些合作性。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往应该保持理性和理智。人工智能学科的鼻祖之一、机器学习之父、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机器学习系主任汤姆·米歇尔（Tom M. Mitchell）教授认为：“希望我们保持理性、理智，不要因为恐惧而胡乱出手，我们似乎反应过激了。谁都想争当世界人工智能领头羊，无论是中国、英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有这个抱负是正常的，没有才奇怪。”《AI鼻祖：中美人工智能竞赛 白宫可能“反应过激”》，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站，https：//news.sina.com.cn/o/20191118/dociihnzahi1553929.shtml，2019年11月15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部副主任威廉·卡特（William Carter）指出，白宫对国家研发人工智能的关注源于“对中国的忧虑”。《中国砸巨资美国坐不住 白宫邀百位商业领袖讨论AI》，科技传媒网，http：//www.itmsc.cn/archives/view2143881.html，2018年5月10日。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主席、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指出，美国依赖中国技术专家，“人才层面的脱钩将伤害美国”。陈洋：《美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主席：勿中断与中国AI合作》，载《环球时报》，2019年11月6日第4版。

中美之间具有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走合作共赢新道路的基础。两国在科技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往已经比较深入。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中，中美各有优势。研究显示，在涉及人工智能基础层的算法、数据和算力三大关键要素中，美国在算法和算力上占有优势，巨头公司基本掌握着开元算法平台和场景丰富的算法能力。而中国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应用和数据资源。在全球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约4500家公司中，大约有50%在美国，1/3在中国。科睿唯安信息服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文献中高产国家/地区的竞争力分析》，2018年12月，第13页。这种中美互有优势的态势，既可能成为两国合作共赢的基础，也可能被美国所利用，着力“发展己之所长，补己之短”，同时联合其盟国和伙伴国家一起来挤压中国。如果美国这样做，就可能导致一种互害型的互动，直至形成两种平行和相互竞争的体系。这对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没有好处。

（二）国际新智缘政治的资源基础：从地理因素转为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综合因素

传统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它把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资源、经济实力、民族及战略军备等）视作一个基本因素。地理因素是地缘政治学的资源基础。

在信息社会， 地理因素仍很重要，但知识和信息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中心资源，其作用超越地理因素。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将使空军、海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还将影响制电磁权和制天权。必须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结合，才能获得真正强大的竞争实力。在国际新智缘政治中，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综合因素是资源基础，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及其与人的智力资源的结合是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各国将拥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工具（包括武器），可以克服地理因素的阻碍，取得超越传统地理因素的成功。

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防疫和抗疫的生力军。拥有人工智能技术并将之应用于抗击疫情的国家在这一斗争中更快地掌握了主动权。首先，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定位疫情高发地区，大数据和云计算可用于疾病追踪的非侵入性测量，为大范围监控潜在患者提供帮助，有助于政府和防疫人员快速进行疫情筛查。其次，基于临床数据建立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帮助医生尽早识别高危患者，对症治疗，以降低重症患者的死亡率。再次，人工智能可用于发现新药和进行药物筛选。利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功能，可基于现有药物分子，结合药物的相似性、新颖性和多样性来预测潜在有效的候选药物，探索形成新药。此外，利用人工智能快速识别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片，有助于高效、准确地进行病情诊断。同时，人工智能远程问诊有助于迅速了解和分析患者的病情，可有效减少医护人员因近距离接触而被感染的风险。这些都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国家综合实力和新智缘政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三）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地缘结构：“四大洋三大洲”

英国地缘政治学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 （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认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枢纽地带，即世界政治的枢纽。”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3页。边缘地带理论赞同欧亚大陆的重要性，认为控制了欧亚大陆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命运，同时也认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就等于控制了欧亚大陆。这个边缘地带是从西亚、南亞、东南亚到东北亚的整个沿海地带。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海权理论认为：“若是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国，必须要掌握在海洋上自由行动的能力。”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一兵译，同心出版社，2012年，第234页。

冷战结束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地缘政治结构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进步。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地缘结构应该是“四大洋三大洲”（“四大洋”指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三大洲”指亚洲、北美洲、欧洲）。当今世界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中处于不同水平的前三类国家——有人工智能先发优势的国家，资本和技术密集同时人口较少或处于减少趋势的国家，拥有更多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并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在这“四大洋三大洲”。而第四类中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则在这一区域之外。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的合作首先发生在这“四大洋三大洲”。这里也将是世界人工智能技术竞争最激烈的区域。但也不应轻视除此之外的区域，如非洲、拉美地区等。中国对人工智能地缘结构的看法和评估主要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因此把非洲、拉美等地区视为“一带一路”的发展和延伸，在帮助这些地区的国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的同时，也致力于拓展相关技术在这些地区的市场化空间，以实现共建共享。

五、 国际新智缘政治的影响

（一）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激烈竞争将对国际秩序造成重大冲击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发挥引领和联结作用的突破性技术。在以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为突破口的信息社会中， 世界主要国家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及其与人的智力资源的结合为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 致力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通过竞争取得领先地位，以谋求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人工智能将从经济、科技、军事上改变国家间力量对比，成为在世界形势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技术。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人工智能是未来，不仅对俄罗斯是这样，对人类也是如此;谁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谁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Notes from the Frontier： Modeling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World Economy”， Discussion Paper， September 2018， p.1，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Artificial%20Intelligence/Notes%20from%20the%20frontier%20Modeling%20the%20impact%20of%20AI%20on%20the%20world%20economy/MGINotesfromtheAIfrontierModelingtheimpactofAIontheworldeconomySeptember2018.ashx.  约翰·维拉塞纳（John Villasenor）认为：“在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将与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人工智能注入革命性变化的那些领域所影响的。”John Villasen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Geopolitics”，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https：//chuansongme.com/n/2658153552353， 20181115. 在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的情况下，在国际战略博弈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得以产生。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战略博弈能力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升级而进一步扩大差距。在风险判断、策略选择、决策确定、执行效率和决策可靠性等方面，缺少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的行为体将处于劣势，从而使整个战略博弈过程失衡。

特朗普政府千方百计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行打压，推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其推崇“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退出一些现存的国际机制，如“巴黎协定”“中导条约”等，使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制接近瘫痪，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同时，特朗普政府加快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使其有更多的手段和自信去进一步推行“单边主义”，与中国在高技术领域“脱钩”，进而使世界有可能被划分为两种平行和相互竞争的秩序。

（二）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于军事将改变军队的作战和威慑样式

特朗普政府正在军事領域加强人工智能的应用，这将导致美军装备逐渐出现革命性变化。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将是无人自动致命武器的集群式作战。从战争成本和作战效能的综合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将使舰母、F22战斗机等复杂而昂贵的大型武器平台优势大大减少，傅莹：《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8页。并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新的挑战。

首先，人工智能武器化将削弱核威慑，打破战略平衡。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2019年11月发布的《中期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重塑全球力量对比，就像19世纪电的出现对战争和社会的改变一样剧烈。例如，人工智能具有“大海捞针”的能力，应用在军事领域，不论隐形能力最强的核潜艇藏在何处，人工智能武器都可能发现其踪迹。如果配备人工智能的系统成功追踪并瞄准各国军事设施，那么核威慑就可能被削弱，这可能增加危机期间美国发动毁灭性先发制人打击的动力。《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中期报告》，360 doc个人图书馆， https：//www.360kuai.com/pc/9f47cb94e9d310edf？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2019年11月30日。英国专家指出，美中之间的竞争正在陷入彼此相互怀疑的“冰川时代”。有待发展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再次构成威胁，可能改变全球战略平衡。这是因为，新技术可以利用机器学习及其他以人工智能形式完成任务的电脑系统对核武装发动致命一击，而无须触发全面战争。《对人工智能的不同看法导致中美互不信任》，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http：//www.economicsejournal.org/economics/journalarticles？b_start：int=30，2020年1月18日。

其次，人工智能将重塑战争样式和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以网络聚能，靠的是信息和链接，与机械化战争以物释能和依靠石油、钢铁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旦战争进入智能化时代，将是用机器人打自动化战争，以智驭能。现在世界正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上，也站在又一场新军事革命的门槛上。在未来战场上，最重要的是建立智能决策辅助系统，该系统的决策和执行速度将远超传统战争中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在战争中，决策和执行最快的一方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劣势的一方难以形成快速和有效的“观察（监测、侦察）—判断—决策—实施”循环，被迫处于挨打的境况。Darrell M. West， John R. Allen，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howartificialintelligenceistransformingtheworld/.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融入武器系统的情况下，中美关系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困境。如果使无人武器获得自主行事的能力，将增加武装冲突的风险，这种安全困境就会进一步突显出来。

再次，军事智能化将成为大国谋取战略优势的新途径。人工智能可被用于打造由人类大脑远程控制的“机器人兵团”。这些所谓的“机器人兵团”实质上是各种可用于陆海空天战场的智能无人武器及其平台。当人工智能成为未来产生主导性、颠覆性和战略性影响的重要军事技术时，世界主要国家将致力于通过军事智能化来获得战略优势。自动武器系统（包括自动武器平台）将逐渐在战争中唱主角。未来战场上，无人机、无人坦克、机器人战士、无人潜艇等将大显身手，它们能够迅速发射致命弹药，克敌制胜。在无人潜艇和无人机的围攻下，战略导弹核潜艇很可能束手无策。作为庞然大物的航空母舰，也可能不是小小的、装备有远程导弹或激光武器的无人潜艇和无人机的对手。陆军士兵不能仅靠勇敢精神，而是必须掌握对付敌方智能武器（包括机器人战士）的手段和方法。

最后，滥用精准打击和定点清除能力将加剧地区动荡。美国把运用军事智能武器精准打击和定点清除作为震慑和消灭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特朗普政府将外科手术式打击与当前最新的尖端科技（大数据、无人机、人工智能、卫星定位等）以及强大的情报能力结合起来，发展出能够精准识别并击杀个别关键人物的军事打击手段，具有前所未有的定点清除能力。美国试图以精确斩首的威慑能力威慑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这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未来战争的形态与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例如，2020年1月3日，美国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使用MQ9“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发射四枚“地狱火”导弹，定点清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和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组织领导人穆罕迪斯。这是人工智能武器用于实战的经典案例，标志着美国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领域进入新阶段。《DARPA新任局长史蒂文·沃克博士指出：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现代战争》， http：//www.sohu.com/a/223451402_635792，2018年2月22日。

（三）促使形成中国特色国际新智缘政治观

人工智能技术、设备和产业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中国特色的国际新智缘政治观。与传统的地缘政治学不同，同时与美国一些人士死守的“零和游戏”和“冷战思维”完全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中国特色国际新智缘政治观应突显开放性、良性竞争、合作性和制度性。

习近平主席2018年9月在致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贺信中阐明了中国关于人工智能的立场和态度：“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握好这一发展机遇，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探讨。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习近平致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贺信》，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17/c_1123441849.htm， 2018年9月17日。这实际上指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条崭新道路，即构建人类人工智能命运共同体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性主要包括：

其一，开放性。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产业发展依赖于世界各国的优势互补、合作共享。因此，世界各國应在开放的环境下推动和规范技术提升，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交流和人才交流。在人工智能治理上需要集合各国的智慧与经验，保持开放性，实现有效、有序的全球治理。中国在人工智能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弱。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有话语权，进而加强话语权。中美关系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面临巨大的压力，但这也为中美两国提供了合作机会，尽管这种机会是潜在的。最重要的是，两国都不能以“零和游戏”和冷战思维去看待双方关系。中美都需要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两国竞争中的作用。

其二，良性竞争。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良性竞争，不能搞“唯我独赢”的恶性竞争。竞争各方应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人工智能发展应服务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福祉，其设计与应用须遵循人类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符合人类尊严和权利。人工智能技术须用于和平目的。为此，应致力于提升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倡导和平利用人工智能，防止开展致命性自主武器军备竞赛。人工智能不得用于伤害人类。世界各国都应该重视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所具有的潜在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影响国家安全，而且会影响国际安全，必须加强人类对人工智能应用的监督。人工智能的应用越广泛，越应该强调系统的安全性、可控性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尽力保护个人隐私，防止数据滥用和泄露，千方百计保证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性以及可追溯性。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必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相适应。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可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因此，必须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产生的有社会价值的创造物的知识产权归属，严格执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其三，合作性。人工智能应造福人类发展与和平，不应成为地缘政治工具。在全球化时代，技术封锁和垄断不可能得逞，开放合作有利于促进各方发展。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形成的超级权力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具有潜在风险，需要各国合作应对，所以合作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是一种刚性需要。中国已经在数据和市场等方面形成了一定优势，但在智能硬件、算法框架、原始创新等方面较领先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愿意在既竞争又合作的框架下，更加主动地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开展合作，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正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研究报告《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中美关系》中所指出的：“在人工智能时代，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在技术发展或国家实力方面赶上美国或中国，而美国和中国各自都无法主宰或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如果双方互相吸取信息领域的经验，便都会获益，但如果明面上陷入对抗或冲突，则都会受损。”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中美关系》，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91272436_465915，2019年1月23日。

其四，制度性。人工智能加速发展会使人类社会在未来面临一系列具有高度挑战性的问题，因此需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构建，以保障人工智能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应创设合理机制，使更多人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享受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便利，缩小而不是拉大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繁荣应服务于全人类。同时，必须形成人工智能的安全评估机制和对其进行管控的能力，逐步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政策体系以及法律法规。目前，国际上的领先国家已经在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话语权。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包括各国主权平等、禁止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带来许多安全和治理挑战，这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本着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的理念，世界各国尤其是中美等大国，应该基于平等协商的精神，共同探讨构建各利益攸关方都能接受和遵守的人工智能国际规则。

New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geopolitics means that in information society with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breakthrough， countries regar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combination with the resources of human intelligence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tituent element of state power and seek a dominant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taking the lead in the competition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geotectonic focus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geopolitics is the four oceans and three continents， but its resource base has been changing from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to the comprehensive factor with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s the core. Security is the main dependent variable of new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geopolitics， but the old and new security concepts are playing a game. Threat perception is the controlling variable of new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geopolitics， but distorted perceptions of threat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world peace and security. There is coexistenc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geopolitics， but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worl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arallel and competing orders. The fierce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have a major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ilitary will change the militarys mode of operation and deterrence.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must be adopted as the analytical paradigm for a new intellectual geo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us new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geo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form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geopolitics; ChinaU.S.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society

王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