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炜成　陈嘉俊

摘要    村民自治对社会基础具有一定依赖性条件，随着我国乡村发展，应有逐渐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与之适应，否则治理结构将失衡。本文分析了广东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中动力机制失效问题，从新时代党的领导、利益相关和基层法治建设能力等方面展开研究，得出在一定的自治领域内，跟村民直接利益关联程度越高，村民自治就会更深入，这也是村民治理最根本、最重要、最关键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    村民自治;结构失衡;动力机制;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    F4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20）02-0221-0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目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是村民自治，主要通过“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来实现。但是农村参与积极性不高，基层法制建设落后、政策执行力不高等问题是乡村自治发展的瓶颈。无论是行政村还是自然村，社会动力机制完善，村民自治可以高效运转，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否则，乡村治理会进入瘫痪甚至失序的状态。

胡平江[2]认为基本单元的形成是国家权力和社会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有效性取决于治理主体是否独立、治理规则是否具有公共性、治理秩序是否能够有效供给3个维度。杜 鹏[3]认为国家政治应该从战略原则的高度和制度整体的层次调控村庄政治，修复并实现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的良性循环，维持政治系统的均衡。慕良泽[4]认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在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周学馨等[5]认为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以“三治”结合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选择”。马良灿[6]认为村社会良性秩序的维系和乡村居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以乡村组织建设为载体，将善治嵌入在德治、自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村治实践中，从根本上优化当代乡村治理体系。袁金辉等[7]认为乡村共治需要重构乡村多元共治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宏图早日实现。

总体来说，村民自治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通过伦理政策，阶级政策和土地政策的演变，乡村政治逐渐成熟，成为国家制度建设的产物。上述学者在战略高度、系统建设和有效性方面对农村治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没有根据不同经济情况研究发展多种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也没有进一步论述推动村民治理的动力来源和本质。

1    广东省中西部区域村民自治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在广东开放了广州、深圳、汕头、珠海等经济特区，广东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发达区域，其中有国家政策倾斜，也有广东自身的地理位置优势。在此期间，城镇化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改变了乡村的基础地位。如今，个体工商户、私营公司相继涌现，伴随着户籍制度进一步改革，人口自由流动更大，打破了过去的单一集体经济基础，许多年轻人外出务工，人口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村级事务已经不复从前的重要程度。而且村民对诸如文化、体育、医疗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大。村民自治受到了社会结构的冲击，集体产业流失或缺失，特别是在发达地区，目前村民自治正在经历一场革命。

2    广东省中西部区域村民自治动力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村民自治中存在民主乱象

从广东中部较为贫困的行政村来看，常因为集体经济水平较低，村民民主参政的積极性不高，或没有将空缺的集体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利用，造成治理水平低下。

2.2    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村民自治动力不足是政界和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8]。比如，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中，发现当家人缺乏积极性，安于现状，此为乡村自治内卷化主因。真实情况是村民本身参与度有限，村民大会召开困难，即使召开也是泛泛而谈，没有真正谈论村庄事务，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每次开会都成为“吵架大会”，特别是年轻一代不愿“牵涉”其中。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乡村治理从资源汲取型向资源输入型转变后群众工作越来越不好做。直接惠及当地村民的民生项目如修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无法在村庄内顺利落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集体利益关联失衡。

2.3    政府政策制订与执行的偏差

国家政府政策范围宽，通常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法。在更高层次的政策中，有些官员认为，如果政策对其不利，他们会尽量避免;如果与自身利益相关，则会积极实行。以前，广东中西部区域政策的实施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是现在，就地方而言，利益不仅是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也是个别官员的私人利益。归根到底是政策的监督与执行出现了问题。

2.4    基层社会法治建设不够完善

法治是一个包括一系列要素的制度。目前，宪法中许多要素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阻碍了基层法治的顺利进行。公民的法律素质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广东中西部区域某些基层群众的法治概念很差。有些人在自身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准确反映他们的主张，不会使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更有甚者，法律知识薄弱，诚信意识淡薄，推行法治阻力重重。

3    广东省中西部区域村民自治的对策

3.1    增强新时代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重心向治理属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落实“九个坚持”的各项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坚持党领导一切。换言之，就是要加强党对基层的治理属性，转变工作重心，让更多党的资源、人才下移基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对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

3.2    提高参与能动性，构建利益相关主体源动力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当前，利益联系理论已经与我国的基层社会自治理论互相渗透。中国村民自治的发生和成长，与利益关联不可分割，其决定今后村民自治的走向和发展的趋势。

对于广东众多较为贫困的中西部农村而言，加强农村经济建设，与其利益密切相关，更有利于提高村民的参与热情。而利益相关主体，可以归结为公共品供给。如广州市白云区镇湖村成立的村级公共基金会、华侨基金会，村集体承包地、村集体旅游公司的集体利益分配。其实，村民自治，归结到底，无一不是以“利益相关”作为“治理桥梁”。随着经济生产活动的多元化，人们的收入来源不再局限于村级集体土地本身。虽然物质性缺失，但是也会有诸如“公共服务”“公共物品”等来搭建“治理桥梁”。

3.3    规范执行力，多渠道监督落实政策实施

加强乡级地方政府对下级村治政策的执行力度，降低基层政权政策执行偏差造成的负面影响，增强基层居民的参政信心，主动公开关于上级政府政务信息、人员任命信息、财务信息等红头文件，开拓监督防腐防暴自治监督的渠道，如实施网络监督机制、信访举报制度、村干部定期述职报告等机制，接受基层居民的监督和建议，在保护基层居民的利益前提下，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

3.4    营造良好的基层社会法治环境，进一步加强基层法治建设

法治关键在于基层，必须以基层为基础，增强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法制观念，加强街道的学法守法普法教育宣传工作，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的普法竞赛，增强居民的法律意识，特别要发挥党组织在新形势下“德治、法治、自治”三者结合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村规民约在基层法治的执行力，进一步强化街道基层党组织对法治的统筹建设。

4    结语

新时代党的领导、利益相关和基层法治建设能力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党对基层的把控能力，从制度框架、执行能力、激励机制去分析，主打供给侧的新型社会关联。从党组织的社会精英阶层、利益关联的产业发展能力、基层社会法治建设等3个方面统筹构建新型的村民自治机制，基层治理中有效的“利益性”不仅是村民参与民主建设的吸引力，更是“原动力”。当前，根据我国社会治理的基础特点，可能进一步划小自治单元，将村民自治从民主选举向民主治理延伸，以谋求国家与农民在治理上的相对自主性和制度均衡。

5    参考文献

[1] 张承安，邹亚楠.国家治理贯通社区治理的本体阐释[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38（4）：78-80.

[2] 胡平江.“單元政治”：国家与社会有效治理的空间形态与规模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69-77.

[3] 杜鹏.论乡村治理的村庄政治基础：基于实体主义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4）：58-68.

[4] 慕良泽.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J].中国农村观察，2018（6）：2-11.

[5] 周学馨，李龙亮.以“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J].探索，2019（4）：156-163.

[6] 马良灿.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索[J].甘肃社会科学，2019（4）：154-161.

[7] 袁金辉，乔彦斌.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J].行政论坛，2018，25（6）：19-25.

[8] 贺海波.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0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