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

摘要：《离骚》不但借助了香草之喻和美人之喻，还借助了男女君臣之喻和求女之喻，通过整体思考和逐步递进，构建了一条借弃妇喻逐臣、借男女喻君臣的象喻系统，该系统不但具备庞大性，还具备统一性，可以使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的深层契合全面达成。该创作手法极具典范性，其实际的思维方式也是以象喻为主要核心，而且隐含了中国文化的阴阳以及男女等基本元素。《离骚》展示了此种象喻特点，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了相应的创作典范，即结合了其自身深厚且广博的思想内容，形成一种极大的典范性和吸附力，从而提升弃逐文学的高度，全面提升整体的艺术表现力。

关键词：离骚;象喻范式;文化内涵

《离骚》所指的象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依次为：香草之喻，美人之喻，男女君臣之喻，求女之喻。四个层面各不相同，侧重点也并不相同，实际内涵也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又存在相互依托和层进层深的关系。所谓香草之喻，就是对外在的物象过于瞩目，重点是借物比德;美人之喻就是由物而人，借助对美的张扬和护持，将自身的位置置于高处，体现弃而复求的思想;男女君臣之喻就是将家与国、伦理和政治结合在一起，重在提取和比照人物关系的相似性，借助虚实对接，进一步拓展弃逐事件的意义范围和艺术空间;求女之喻就是以寻找媒介为实际的出发点，既是直接求臣，又是间接求君，借助被弃者的追求过程，展现出诗人本身对于理想君臣关系的渴望。根据这四个层面可以发现，美人之喻与男女君臣之喻是最为核心的两个要项，前者主要提供了独特的女性叙述视角，并且以性别的层面为依托，使香草之喻和求女之喻获得了有力的支撑;后者则定格了国之君臣与家之夫妇的相似性关联，并且映射了中华文化的深层意蕴。与《诗经》进行对比，《诗经》仅仅应用了简单且局部的比兴手法，而《离骚》实际的象喻方式，不但涵盖了宏观的整体性思考，还开辟了新镜，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引用西方人的概念，可以认为其属于一种范式，简单来讲，就是弃逐文学的象喻范式。

一、缘于性别变换的香草之恋和美人情节

孤立地看待香草之喻，可以发现，其只是应用了传统的比兴手法，而且延续了儒家的“以象比德”方法。在《离骚》中，涉及的名花香草非常多，如木兰、江离、秋菊等，均属于诗人最爱之物，诗人与这些名花香草朝夕相伴，如饮食、种植、培育等，象喻其自身的品性高洁;而椒、荃蕙等，则隐喻党人和变易志节的朝臣。与此同时，王逸在评说《离骚》时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指出：“兰，香草也，秋而芳。佩，饰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洁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块，故孔子无所不佩也”。基于此，細微地展示了诗中对于“比德”方法的文化渊源。屈原之所以会借助“香草”之物比德，与孔子借“水”拟君子德行有极大的不同，但是在《离骚》中，屈原已经变身成为异性，即“美人”，因此，相应的爱好之物也会发生同样的转变，进而香草之喻融入了明显的性别因素。

在《离骚》中仅一见“美人”，即“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的“美人”究竟是指屈原，还是代指君王，争议颇多。王逸与朱熹都认为这里的美人主要代指怀王，将诗篇的上下语境全面联系在一起，可以进一步发现，其解释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之处。在《离骚》中，有这样一段话提及了“美人”，前言为“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后言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根据此可以发现，“余”与“吾”为所述者应用的主语，而且与君王并没有任何的牵涉。如果对于“美人”而言，其实际指的含义为君王，整篇就会存在扞格难通的问题。此外下一段才将诗意过渡到了君王的身上，即“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作者在提及君臣时，或曰“灵修”，或曰“荃”，由此可见，其与“美人”本身有着本质性的差别，所谓“美人”代指的就是作者本身。

倘若可以确定“美人”是诗人的自喻定，则在《离骚》中，“美人”就是最为核心的形象，通过“美人”可以进一步感受到诗人爱美求美的多元旨趣。首先，美女情结与香草之恋的执着。以诗人的角度来分析，在这世间，最为高雅清洁之美是女性的内外兼修之美，因此，与之相配的只有大自然中的名贵花草，将其冰清玉洁的品格表现出来;只有真正的美女才会如此执著佩兰戴芷，由此形成美女与香草之间稳固的关联。其次，全面展示与护持美女之美。在《离骚》中，虽然仅一见“美人”之词，但是透过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美女的气息和特点。诗歌的前半部分反复出现对名花香草的酷爱，即是应用了“比德”的手法，达到以物喻人的目的;在整篇诗歌的后半段，展现了美女之美的自珍和固守。最后，结合了美女与弃妇，使其融合为一体，深化人物美而被弃、弃不失美的品性，以象喻的层面为实际的出发点，揭示了逐臣的悲剧命运以及坚刚意志。美女和弃妇是文学想像的重要产物，主要借助象喻的喻体，所谓的逐臣代表的是现实中处于流放状态的作者，也就是象喻的本体。美女因为“美”遭受到了“众女”的嫉妒和愤恨，最终被已与之“成言”的夫君中道抛弃;弃妇虽然对自身的沦落感到非常悲伤，但是美女的初衷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仍然佩花结草。此种情形与屈原本身的被逐经历完全贴合，也与屈原被逐之后的心态紧密相扣。由此虚实的结合，性别的转换，不但导致香草与美人密切关联，还构成美女到弃妇的合理过渡，进而达到弃妇向逐臣的逻辑转换，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分析，则深层对接了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与此同时，还展现了外在弃妇与内在逐臣之间的象喻主轴。

二、男女君臣之喻的文化因子及其后先传承

以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为主要出发点，“一阴一阳之谓道”，通俗来讲，决定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核心要素就是阴阳两极，而且与其他领域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例如政治、家庭等。具体而言，在自然层面上，阴阳代表的就是天地和日月;在性别层面上，代表雌雄与男女;在伦理层面上，代表夫妇和父子;在政治层面上，代表君臣和上下。《离骚》展现了一套完整的宇宙、人伦以及政治秩序的发生论，不论是君臣、男女，还是父子和夫妇，其构建模式均为一阳一阴。阴代表的是服从地位的一方，具备柔弱的特性;阳代表的是统治的一方，具备阳刚的特性。因此，以阴、阳本身的性质不同为依据，则可以发现，妇与子以及臣均属于同一个系列;同理，则夫与父以及君属于同一个系列。而具体的系列内部，虽然人物存在极大的不同，但是整体的性质趋近相同。在一定情况下，不同身份者之间可以进行相应的置换，存在一种极为深刻的异体同构现象。

夫妇与君臣、妇道与臣道存在着一种异体同构的关系，所以，借男女比喻君臣，借弃妇比喻弃臣，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很多政治家以及诗者对其关注和采用。例如《卫风·氓》有这样一句“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其表面的含义是弃妇指责那位见异思迁的薄情丈夫，但实质上弃妇所指的是鲁国和四方诸侯，而“氓”则为晋国。

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化中，男女君臣之间的紧密对应是存在的，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以及传授过程中，形成一种认知和诠释系统。屈原在对前人承接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身的遭遇和感悟，进而重新整合了男女君臣之喻，借助篇幅的扩大，创作更为鲜明的骚体逐层诗。细细品读《离骚》文本，可以发现，屈原对于传统的承接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屈原应用“美人”进行自喻，以“众女”喻众臣，从传统的阴阳观念为实际出发点，进而达到落实男女君臣之间艺术性转换的目的。《离骚》中的“美人”，主要指内美与外美集合于一身，高洁不群，得到了“灵修”与之“成言”的待遇，但是在此过程中惹来了“众女”的嫉恨，则纷纷“谣诼”。根据此处可以明显感受到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对应关系，其不单单存在于屈原与“美人”之中，楚王与“灵修”之中，还进一步体现了屈原与楚王的知遇经历，将二者由忠到诽谤进而弃的悲剧命运全面表现了出来。而屈原本身处于弱势，又不愿与强势的一方合流，因此招来了众多的嫉恨，导致君主听信片面之词，进而弃逐屈原。

其次，屈原身为逐臣，对于自身与弃妇等同的身份和命运有着超越他人的体验，更加认识到男女君臣之间的相似性关联，进一步强化了《离骚》中男女君臣之喻手法的自觉使用。王夫之在《诗广传》中解释，“臣之于君委身焉，妇之于夫委身焉，一委而勿容自已，荣辱自彼而生死与俱”。根据此可以发现，古人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妇与臣二者的关联性，屈原在遭到弃逐之后，则落实了这一文学创作层面。《离骚》中的夫妇关系，实质上对应的就是君臣关系。而且在《离骚》中，屈原重点反映了男女与君臣、弃妇与逐臣之间的关联，并且应用了象喻手法，使创作层面圆满呈现。简单来讲，从《离骚》开始，“家之弃妇”与“国之逐臣”的结合由隐晦逐步走向了明朗，由局部转向了整体，由随意转向了自觉，因此，实际的典型范式意义诞生。

三、“求女”内涵及其象喻特点

在《离骚》的后半部分，“求女”情节贯穿其中，不但起到了对男女君臣之喻的延续作用，还进一步展现了中国文化中的阴阳观念，因此，构成了这首骚体逐臣诗象喻系统的另一个关键。

对于“求女”这一部分的内容而言，前人论述各有差异，有人称之为求贤君者，有人称之为求贤臣者，不仅如此，还有人认为是为楚王求贤妃等。但是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为楚王求贤妃这一论说颇为荒谬，与通篇毫无关联，将其刨除。此外，楚国只有一君，又谈何四处“求女”，因此，“求女”泛指求贤臣。这类贤臣在阴阳系统中与诗人相同，都属于“阴”这一系列。以政治层面为实际的角度进行分析，则与诗人自身有着志同道合之意，而且可以通过自身的媒介作用，使遇合于君的目的得以达成。王逸注“哀高丘之无女”句日：“女，以喻臣”“无女，喻无与己同心也”;注“相下女之可诒”句曰：“言己既修行仁义，冀得同志，愿及年德盛时，颜貌未老，视天下贤人，将持玉帛而聘遗之，与俱事君也。”其意大体是准确的，“求女”最为直接的目标就是臣，而君则为间接的目标;又可以说第一阶段的目的为求臣，而第二阶段的目的则为求君。在品读《离骚》的过程中，结合屈原的经历，则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在《离骚》文本中，诗人总结了自身早期与“灵修”的“成言”，到后面的“离别”导致自身的弃妇命运，最为关键的就是“众女”的“谣诼”。逐臣要想重新获取君主的信任，最为首要的就是打通中间的环节，找到真正了解自身且可以向君主关说的贤臣，进而揭露群小，杜绝谗言，确保君主看清真相。与此同时，文本中的弃妇要想使自己的夫君可以回心转意，就要找到有异于“众女”的“女”。

此外，还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诗人在直接求女和间接求君的过程中，都借助了“媒”与“理”这样的中介，所异之处则是在“求女”时借助了一些鸟类进行象喻;但是对于间接求君而言，“媒”与“理”并没有直接表現出来。换言之，诗人将“女”喻指为贤臣，又以“女”对可通君侧的“媒”与“理”进行喻指，使“女”本身充当两种含义，构建了《离骚》男女君臣之象喻范式的补充和展示。

四、结语

本文主要对《离骚》的象喻范式与文化内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离骚》主要的中心内容就是逐臣的遭际和自我的求索，此种象喻范式和文化内涵，与以往的楚地文学有极大的不同之处，极为独特，将香草美人作比，借助特定物象，同时应用比兴、暗示等方法，委婉表达主体的情感。此外，《离骚》展示了此种象喻特点，以此为实际出发点，创作范式一经出现，就结合了深广的思想内涵，吸附力和典范性极强，为后世带来了极为深远的昭示作用，不仅如此，还以承接前人为基础，提升了弃逐文学和艺术表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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